德育教育管理论文
时间:2022-11-22 10: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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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育中管理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人们在道德教育中惯于强调社会道德规范的整体性灌输,却很少关注人,尤其是人的认知发展的阶段性和管理性。这种“人本缺失”的德育观,过于青睐德育在目标、内容、评估和对象要求等方面的整齐划一,却忽略了接受主体在认知方面的可能性和如何根据人的认知与成长规律来对以上内容做相应调整的可能性。在这里,德育教育中的管理性让位于“千人一面”式的强整体性,结果竟是这样,德育视景中对管理性探究的搁浅和缺失,使德育实效性的发挥大打折扣。
在德育认知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劳伦斯?柯尔伯格看来,人的道德成长势必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的有阶段的连续过程。道德教育是要以人的道德认知发展规律为前提和基础的,关注人的德育成长的富有“管理性”的逐次阶段推进是德育教育不容忽视的心理学视角。很显然,德育是分阶段、分管理的,任何带有整体主义倾向的千篇一律式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而管理性的要义主要是解决在教育的不同阶段上,如何使德育目标、内容、评估和对象要求等方面和人的认知与成长规律相互匹配的问题。如此看来,突出和强调管理性在德育视景中的地位和意义对于增强德育的实效性,推动德育发展来说便显得尤为重要。
二、实现管理之间对话和跨越的两种途径
发展是道德教育的目的。既然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社会和人的发展,那么德育视景中把对管理的关注点由静态的探究和分析转向动态的逐管理之间的对话和跨越,可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环。杜威指出:“没有一种学科,它自身自然地或者不顾及学习者的发展阶段,就具有固有的教育价值。”德育作为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自身的教育价值,就得以人为切入点并与人的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紧密相联。从这一点上说,德育在目标和内容等方面的管理性,无非都源于接受主体的道德认知发展的管理性。为此,在德育视景中探讨实现逐管理之间对话和跨越的问题,实质上是在探讨人的道德认知发展的阶段性过渡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德育教育中,理性认知和实践是道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实践是道德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道德功能的发挥和意义的展现离不开道德实践层上“怎样做”的问题。道德的发展有赖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是个体自然本能的展开,也不是单纯环境强化的产物,而是个体与社会道德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强调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不懂得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实践意义,也就不可能确实把握人的道德发展的源泉和机制。杜威的名言“教育即生活”更充分地回答了个体社会道德体验对道德发展的意义。柯尔伯格认为道德的发展乃源于社会冲突情景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除此之外,哈贝马斯还提出“商谈(话语)伦理”主张通过交往行为过程中的对话和相互理解来达到实现道德发展的目的。所有这些,尽管名目繁多、形色各异,但都充分肯定了道德实践对道德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说,社会实践构成了道德发展的“助推器”,没有实践活动的介入与推动,道德的阶段性发展也就不会实现,从而本文所提到的管理之间的对话与跨越也就无从谈起。
三、德育教育中“管理性”的意义所在
人是道德教育的对象。从横向看,德育中的“管理性”问题源自由于各自所处的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所带来的个体差异性;从纵向看,它又归因于人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可以说,在德育视景中探究“管理性”话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意义深远。
(一)有助于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现代社会,随着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增强,传统德育那种只给“现成结论”而不加分析,只注重对道德规范的单向植入而不考虑教育对象的要求和接受能力的做法,由于缺乏针对性而收效甚微。与此相反,“管理性”的提出,则在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点上,很好地考虑到了教育对象的可接受性,对德育目标和内容等各方面的管理细分有助于“量体裁衣”“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个体对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唤起他们的道德自觉意识,从而增强德育实效,促进道德发展。
(二)有助于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道德实践的不断发展。
在德育视景中,管理划分的立足点在于人身心发展的规律性,各个管理阶段都是与不同个体的道德现状与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这里的管理是对道德个体要求的关照、意愿的满足和主体性的认可。与传统德育在目标上的笼统性和内容上的强体系性比起来,现代德育观中的“管理”具有很强的主体亲和性,更有助于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增强。这是因为它转变了过去那种把预设的社会道德规范当作德育起点的思路,真正把人作为了道德教育的切入点,并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个体在道德认知发展上的阶段性,突出了一定的人本道德理念。除此之外,德育中“管理性”的出现,使德育的目标得以具体化,内容得以明确化,这样更有助于道德实践的发展。这是因为德育的目标和内容越是细分的,就越容易实施。有理由相信,管理的这种实践亲和性定会不断推动着道德的发展
(三)有助于发挥高一级管理的激励功能,促进个体道德发展。
管理是呈显见的梯度排列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的发展表现为通过理性认知和实践的途径,低一级管理阶段向高一级管理阶段不断推进的过程。在这里,高一级管理阶段是从低一级管理阶段发展而来的,它在内涵上包含和整合了低一级管理阶段,因而它对道德个体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激励作用。事实上,高一级管理的这种激励很容易在道德领域形成“比超赶帮”的优势,激发和增强个体的道德自觉性,调动他们投身于道德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促进个体道德发展,实现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和谐和安宁,以促进社会的健康和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3]柯尔伯格著,魏贤超,柯森等译,道德教育的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李萍,现代道德教育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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