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教育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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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势差出发，论述了中日教育交流对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包括促进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了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女子教育实践产生了影响这三个方面。论文指出，清末民初中日两国教育交流的全方位展开对中国女子教育思想的确立、学制体系的建立、女子教育模式的形成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日邻邦，一衣带水。作为在文化上与古代中国有着渊源关系的日本，其女子教育形态在封建社会中表现出与中国高度的相似性：教育形式均为足不出户的闺阁式教育；教育内容也均以儒家“三从四德”的品德驯育为主，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日本的女子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模仿中国而成的，因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两国的女子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为接近。然而，到了19世纪末，由于推行不同的文化教育政策，两国的女子教育出现了不同的态势，形成了客观上的势差。这种势差成为后来中日两国女子教育模式输入与输出的客观基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的学习日本的热潮中，通过教育交流的渠道，处于高势中的日本女子教育思想理念、体系制度通过大批东渡游学的学生、一些前往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政府官员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本教员等传播至中国，奠定了中国现代女子教育的模式基础。本文着重探讨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给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一、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势差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后在教育上实行文明开化政策，于1872年颁布了第一部《学制》，规定不论阶级、性别与出身，到了一定年龄必须上学，所谓“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从而使得日本女子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1878年(明治10年)，全日本有1866名女教师，575112名女学生。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却仍然停滞在“足不出户”的闺阁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在整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中日女子教育的许多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水平上的势差。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将这一时期内两国女子教育的一些主要事件发生的年代进行对照列表(见表1)。由表1，我们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主要的九项事件中，除了教会在中国开办女子学校比在日本要早约26年外，其余八项事件日本均先于中国发生。中日相同事件间年差最大的为43年，最少为7年，平均年差为26．5年。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从女子教育发展的实际层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女子教育的确已经不再同日而语、等量齐观。昔日从中国引进女子教育思想与内容的日本，到了19世纪末，其女子教育发展已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二、中日教育交流与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

在几千年自我封闭式社会中，中国女子教育一直是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的“闺阁式”教育。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轰开以后，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才开始发生无可抗拒的变化，女子教育也开始了其漫长的近代化过程。如果我们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22年不分性别的学制之确立作为整个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的主要阶段的话，那么应该说在此期间的中西教育交流都对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有着相当的作用，而其中影响最为强烈当属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教育交流。以下着重从女子教育思想、女子教育制度以及女子教育实践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中日教育交流促进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将日本的女子教育发展情形及女子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东游日本的留学生和早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官员。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状况和女子教育思想的宣传和传播。

留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自己的所见所思，从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个体组成的，国民“人人当受教育”。许多留日学生迫切感到中国应重视国民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们通过报刊等宣传阵地，积极宣传“国民教育，视人才教育尤重，无一人不为国民，即无人不当受国民之教育”。大胆提出要重视女子教育，解放妇女，使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女子世界》发刊词说：“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它提出解放妇女的重要途径是普及女子教育，认为：“中国女子不受教育，责在男子；农工商而不受教育，责在士林；士林而不备普通教育，责在乡先生；乡先生殷殷于教育，而不得教育之目的及方针，责在留学界。”一些女留学生更是现身说法，呼吁中国也应提倡女学。曾于1904年留学日本的秋瑾，通过组织女子革命团体、创办女报、发表演说等形式积极宣传女子教育。她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号召二万万女同胞进学堂求学，以增进知识、掌握技术，自己养活自己，从“奴隶”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她还把女子受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她说：“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她把女子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如果说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情况的宣传对当时的思想界起到了启蒙作用的话，那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官员们的记述则印证了女子教育在日本的发达程度，促进了教育官员们对女子教育问题的思考。

1902年，为制定《学制》，清政府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吴与日本前山阳女学校长望月与三郎讨论过女子教育问题。望月与三郎力陈兴女学的重要性：“固国础之道，在于育英。育英之方法不一，大设学堂，虽谓良法，抑亦末也。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须造贤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已。故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贤若孟母，而后有亚圣。世之顽冥者，以之为迂远，徒盛男学堂，以欲养成人才。而入学堂者，其心不纯，其知不明，屈干朽木，何以得为栋梁也。先生明敏，既看破此理，尽贵国百年之长策，可不以女子之教育为急务也哉。”吴汝纶回国后，将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的情况写入了《东游丛录》，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6年，中国派提学使张骞、李宗棠及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为此日本帝国教育学会专门召开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共同参加的讨论会，会议深入讨论了中国提学使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教育问题，中心议题是中国教育的普及，日本学者们的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强制推行；第二是培养师资；第三是提倡女学；第四是统一国语。会议的纪要刊登在1906年3月11日的日本教育公报上，这些文字记录反映出，这一时期女子教育问题是中日教育交流中常常涉及到的话题。

总之，无论是留日学生还是东渡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政府官员，他们在对中日两国教育的直观比较中，都显露出对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程度的惊讶与赞赏。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女子教育的情况进行宣传，推动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2．中日教育交流影响了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

学制即学校教育制度。它是国家通过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等来规范和指导教育的实施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学制在本质上是统治者教育意志的集中反映。

我国近代学制始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及两年后颁布的《癸卯学制》，但是，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尽管此时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女子学校教育的最早形式——教会女子学校和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堂已分别于1844年和1897年出现，并且在20世纪初，有相当的女子学堂遍布大部分省，然而，清政府在制定《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两个学制时，仍然因陈袭旧地将女子教育排除在外。到了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女子学校的建立才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虽然在这两个章程中女子教育只是被限定在小学和师范这两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它却使得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章可循，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其后，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提升了女子教育的层次，开始将女子普通中等教育纳入学制，从此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便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最后，1922年的《壬戌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从而使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基本形成于1907年至1913年期间。这一阶段也正是清政府全面学习和模仿日本教育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国内一些教育书刊对日本女子教育的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不仅使人们了解到日本女子教育的情况，也使人们对日本女子教育制度有了初步认识，为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1901年由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发起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刊的教育杂志。此杂志在1901～1903年刊登了大量有关日本学制的译文，成为中国制定近代学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间也刊登有关日本女子教育制度的译文，如《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明治30年)、《高等女学校令》(明治32年2月)、《高等女学校学科及程度规则》(明治32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生徒卒业生服务规则》(明治30年)等。驻日参赞黄遵宪从1879年开始撰写的《日本国志》，1893年访日的黄庆澄所记述的《东游日记》，都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学制和女子教育学制。学制的颁行使日本教育迅速走向普及，当时日本的寻常师范、师范学校等均已男女同校。日本还专门建立了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女学校。这使中国人认识到建立女子教育学制的必要，使沉迷于封建传统观念中的中国各界人士大开眼界。

此外，留日学生回国后，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起了极大的主导作用。由于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因此在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很多留日学生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代领导人物。在教育界，许多留日学生身居要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留日学生中曾经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有：范源濂、黄炎培、汤化龙、汪大燮、汤尔和、黄郛、章士钊等等。此外，各省教育司官员也多为留日学生，如沈钧如(浙江教育司司长)、计宗型(浙江省视学、浙江教育厅长)，胡家祺(山东教育司司长、教育部秘书)、李元鼎(陕西教育司司长)等。在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司(厅)任职的留日学生有权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各抒己见，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产生影响。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中，留日学生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实践。该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除大学不设女校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均可设立女校。比起1907年的学制，女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充分体现了留日学生提倡的教育思想，说明留日学生对制定该学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该学制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壬子癸丑学制》一直沿用至1922年，推动了民国初年教育的发展。

3．中日教育交流对女子教育实践的影响

清末的中日教育交流通过以下三种主要形式对女子教育实践产生影响：女子留学日本，留日学生回国后创办女学，日本教习亲自来中国指导女子教育或任教。

(1)留学日本成为女子求学的一条途径。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封建礼教、道德的严重束缚，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少数大家闺秀能受到教育，也不过是在闺中涉猎文史，玩习诗词，在狭小的闺房里度过人生。在20世纪初年的庞大留日学生队伍中，数以千计的女性冲破封建阻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涌现出像秋瑾、何香凝那样的女中豪杰。据统计，从1901年到1939年，陆续从日本32所学校毕业的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11966人，其中从14所女子学校毕业的女留学生共222人。这还不包括大批的速成留日学生和学习普通学科的留日生。

当时在东京的一些女校，因中国女留学生迅速增多，还分别成立了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科和速成师范学堂，专门接受中国女子留学生。如创办于1899年的实践女学校从1901年起开始接收女留学生，次年，又有10余名中国女子就读于该校，随后，创办者下田歌子便开设了清国女生部。其他如东亚女子学校、成女学校、东京女医学校等也都接收了很多女子留学生。

一些日本教育家还亲自来中国考察中国的教育情况，回国后积极促进日本改进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如实践女学校的创办者下田歌子亲自来到中国，与奉天、湖南、江西等省约定每年接受一定数量的女留学生，进入实践女子学校师范科学习。

虽然女留学生们接受的主要还是封建教育，但毕竟女子留学为她们开辟了一条求学的途径。如东亚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教授普通学科，培养女子师资。该学堂设有本科，修业年限为2年。另外，还设有两个别科：音乐专修科和游戏体操专修科，修业年限为6个月，所学课程主要有修身、日语、教育、英语、数学、地理、历史、家事、图书、音乐、体操游戏等。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些西方近代先进思想不可阻挡地冲击着中国女留学生们，使她们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认识到女学的重要性和振兴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进而推动她们创办报刊杂志，撰写文章，极力呼吁女学的重要意义。

(2)留日学生积极兴办女学。清末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因不愿委身于清政府办的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学校，其中有女子学校。1905年，杨白民在上海创办了城东女学，该校始设小学，继设幼稚园，师范专修科国文、算术专修科和音乐图书专修科。留日学生周剑南回国后，变卖自己家的田产，于1905年在长沙创办了周南女校，是为湖南第一所女子学校。就读于实践女学校的黄宪诂回国后创立了私立隐珠妇校。另外，1910年王季鲁创办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女子体育师资的学校。

留日学生兴办学校对清政府兴办学堂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对后来创办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化学校积累了办学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照。在客观上也就给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方向、趋势及具体图景等作了一定的示范。

(3)女学的兴起和日本女教习。自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后，女子学校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并渐有女学校设立。但是，由于中国一向不提倡女子教育，清政府又规定男教师不能在女学校中任教，因此，女学开办之初师资十分匮乏，一般是采取聘用外国女教习的办法解决问题，其中主要以聘用日本女教习为主。据记载1909年前后，聘请日本女教习的学堂有：务本女学堂(上海)、四川女学堂(北京)、慧仙女学堂(北京)、内城女学传习所(北京)、淑慎女学堂(北京)、南京女学堂、南京高等女学校、辨敏女学堂(南京)、安徽女师范学堂(安庆)、惠与女学校(杭州)、湖北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武昌)、成都女子师范学堂、广学官立女子师范学堂(广州)、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吉林女子师范学堂、福州女子职业学校、毓正女学堂(蒙古喀喇沁)等。可见当时日本女教习在中国分布相当广泛。

根据日本外务省《清国聘本邦人名表》所载，1908年～1910年三年间，日本在华女教习为60人次。较为有名的如河原操子(她原在日本横滨大同中学当教师，后经下田歌子推荐，先转到上海务本女学堂，后任教于蒙古喀喇沁王府的毓正女学堂)、服部宇之吉夫人繁子、岛居龙藏夫人君子等。她们所开课程不仅有日本语，还包括算术、体操、音乐、美术、手工、保姆养成等。日本女教习来华任教，对改变旧中国轻视女子教育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她们开风气之先，走进例属中国男人占据的教育世界，为中国妇女做出了榜样。

清末民初，中日两国的教育交流全方位展开，对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第一，在日本的影响之下，“贤妻良母”思想被确立为当时女子教育思想。1885年日本森有礼文相提出以“良妻贤母”为日本女子教育思想；而在中国，1897年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的提法是“相夫教子”，虽然两者意思相近，但是“良妻贤母”这一表述的目标意义更为明确、清楚。后来日本的“良妻贤母”被引进，并改为“贤妻良母”，成为当时的女子教育思想。第二，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学制体系的建立。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学制体系，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方法上，都与近代学制一样有模仿日本的明显痕迹。第三，影响了女子教育的模式，比如注重师范教育，注重女子操行和品德的培养，女子教育的目标以家庭为指向等。总之，起源于西方的建立于女权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女子学校教育经日本“和魂洋才”的改造，形成了以“贤妻良母”为宗旨的女子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女子教育价值观基本吻合，因而也易于为中国的统治者所接受。这使得封建教育领域中最后一个堡垒——女子教育在全方位学习日本的过程中终于被打开缺口，从此，中国女子教育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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