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思想及德育启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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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梁启超为实现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公德思想。梁启超的公德思想以“利群”为核心内容，以国家思想、合群爱国、权利、自由、自尊自治等为具体内容。梁启超的公德思想启示我们在今天要充分发挥德育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切实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社会主义公德教育。

［关键词］梁启超；公德思想；德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道德意识淡薄、政治意识麻木，国家政权风雨飘摇，中国被迫开始近代化之路。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在出走日本期间，不断思考救国救民道路，提出“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即要实现救中国就必须实现国民的自新自救。因此，梁启超认为，国民公德的培养是培育新民、实现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因此，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提出了在当时振聋发聩的公德思想，这一思想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对于德育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梁启超公德思想的提出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已经初步完成了其现代化进程，他们为了抢占更多的世界市场向当时落后的东方国家发起进攻。沉醉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清政府对于外来侵略反应迟钝，穷于应付。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对外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蚕食鲸吞，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对内贪污腐败、统治腐朽。在经济文化上，小农经济逐步瓦解，文化教育僵化衰败，整个大清帝国摇摇欲坠。在这个民族危亡之际，时代精英纷纷提出自己的救国救民方案，中国因此被迫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清政府地主阶级的精英阶层最先体会到中国衰败的阵痛，于是作为应对西方挑战的应急措施，地主阶级的政治精英开展了以“勤远略”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旨在以军事工业的现代化带动和促进现代民用工业的发展，实现“自强”，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序幕。但是在这一现代化活动中，地主阶级的精英们始终没有条件突破传统性的束缚，只能在传统的制度和心理文化的土壤上嫁接先进的技术，最终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而最终破产。作为对洋务运动的否定和发展的维新运动，则是试图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向深入发展，其中政治体制的变革最引人注目。维新派试图学习日本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但是由于社会利益错综复杂，加之近代国民缺乏民族国家观念，特别是顽固势力囿于封建统治秩序，使得政治变革在短时期内迅速地积累起了大量的矛盾。地主阶级顽固派为了避免政治秩序的失序以及对自己统治的威胁，残酷镇压积极的维新分子，这一推进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化尝试也只能在内部因素的破坏下以失败告终。至此，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的以工业化和民主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在失败后，梁启超出走日本，“对梁启超来说是个人的一大不幸，因为这使他失去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其改良主义理想的机会和权力。但从思想方面来说，流亡是一次意外的良机，由于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2]梁启超在日本期间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化进程受阻的原因，将近代政治精英们对器物和制度层面的思考延伸到对人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自我剖析和建构。他开始将变革中国、实现救亡图存的期望转向了普通国民，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提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将培育新民作为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的重心还原到社会主体的现代化。梁启超提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可见，公德的培养成为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逻辑起点。但是，中国社会深受儒家传统道德文化影响，强调对人独善其身以及私人与私人之间的道德教化，而忽视对于涵盖社会和国家间公德关系的教化，在几千年的教育中“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1]例如，《皋陶谟》的九德，《洪范》中的三德，《论语》中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忠信笃敬等等，都导致社会“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1]在这样的道德环境下，“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1]广大国民纷纷秉持束身寡过主义，缺乏公共意识，认为于集体无害便是一种德性，只享受群体赋予的权利而不尽己之责任，梁启超将之比喻为“无穷之债客”，对于集体“日夜蠹食之而瓜分之”[1]，从而造成国民一盘散沙的状态，国家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而日渐衰落。除却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一直将宗法等级制作为社会制度的核心，形成了以家族聚民的传统。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使得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具有不可分性。几千年来，公共生活领域的缺失也造成了近代社会公德捉襟见肘的不堪现状。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中国近代以来被迫地卷入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当中，面临着社会方方面面整体的、剧烈的和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逐渐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趋向于开放的经济状态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中的自给自足成分，打破了狭隘、散漫的生活状态，加之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中国近代社会商品的交往逐渐产生，与此相关的社会公共生活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地扩大。从社会结构来看，每一次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都逐步消解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政治制度，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向着近代民主化的方向逐步前进，这使得社会中的各个基本领域从政治领域的强制统合中逐步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不可分性也不复存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已经不能束缚于单一强制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社会公德成为保障社会公共生活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梁启超在当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公德”思想。

二、梁启超公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利群”是梁启超公德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的精神实质。梁启超在《论公德》开篇从道德所具有的功能入手定义公德：“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1]“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1]梁启超将公德与“群”这个概念紧密结合，强调每个人都为了“群体”变得更好而努力的德性就是一种公德，并将公德作为一种打通“个体”和“群”的联系，实现“个体”到“群”、“国”这样一种集体、群体转化的一种重要精神要素。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而不群，禽兽奚择”[1]，“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1]正是公德内在“利群”属性，使公德实现了“分子与分子之间的连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3]成为人们实现群之的关键要素。可见，在中国近代社会，要真正建立一个社会群体，改变社会中一盘散沙的局面，就离不开公德的维系。同样，梁启超考察分析了英国、法国、美国的道德状况，指出群体具有文明和野蛮的差异，不同时间和不同的民族所适用的道德也有所差异，但是道德的最终精神都在于“利群”，都是从“一群之利益”中生发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在中国要发明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要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为最终旨归。“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1]可见，“利群”是梁启超提出的公德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准则，包括国家思想、爱国合群、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争取自由、自尊自治、进取冒险和尚武毅力等内容在内的公德的其他基本内容都是由“利群”这一纲目生发出来的。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4]中国“家国同构”的特殊社会形态，使人们认为国家仅仅是家族的延伸，是某一王朝家庭的私有财产，而缺乏对于国家的正确认知，从而严重阻碍中国发展为一个近代国家。于是，梁启超首先提出了“国家思想”这一公德的具体内容。“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4]他将社会成员置于近代国家的语境之下，强调国家是人民的公共财产，人民构成国家且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享有管理一国事务的权力，将社会成员从臣民意识的幽禁中超拔出来，让人们真正树立起“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4]的近代国家观念，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这一国家观念始终强调国家第一位，人民心中要时刻装着自己的国家。与近代国家思想相伴而生，梁启超同样将利群爱国也纳入到公德思想当中，指出“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神圣之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5]梁启超正是通过赋予公德以国家思想和利群爱国的集体主义观念，利用公德消除宗法伦理对社会成员个体的消极影响，逐渐培养建构近代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美德。“自由”在西方新伦理中是一种基于对个人主义信仰的个人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也。”[1]“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广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五常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约束而已。”[6]个人自由是指个人不受他人压迫所具有的为人的资格，是人生存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和人的天赋权利，同时也是近代欧美国家的国民立国的本原。尽管“自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无疑属于西方伦理中的“私德”范畴。但是，梁启超出于对于“群”这一集体主义的关注，通过个体与团体的论证，从特殊的公德范畴来规定自由，强调：“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1]“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由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1]他认为，国家自由是个人自由之前提，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这就将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发展为“群”这一集体主义框架下的伦理取向，这也是梁启超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为建立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发明的公德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自由相似，权利在资产阶级新伦理中，也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个人权利。但是，梁启超“将权利看作是人格的一个基本内容，根源在于他认为一个强壮的国民才能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国家。”[2]出于对于国家这一“群”的发展需要，梁启超对于个人权利进行了集体主义的辩护：“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4]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逆来顺受的人生观导致了中国人缺乏权利观念，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中日益衰败的一个重要根源。梁启超通过将“权利”纳入到公德的范畴，试图改变国民根深蒂固的退隐和屈从的性格，从而使个人的权利既是相对于群体的权利，也是相对于国家共同体的权利，成为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实现“利群”的内在价值观。梁启超公德思想中的履行义务、自尊自治、进取冒险和尚武毅力思想也都紧紧围绕着“利群”这一精神实质。通过这些内容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公德不同于我们国家今天所倡导的社会公德。梁启超所提出的公德是一种仿照西方新伦理而发明的一种新道德，他将属于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毅力、独立、自尊、权利等私人范畴的道德通过个体与团体的论证纳入到了特殊公德的范畴。正如学者张灏所说：“当梁倡议将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公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他关注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2]这是梁启超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公德殆阙现状，用以挽救国民公共精神、构建能在塑造国民素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公德”的全新界定。这一公德内容包含着两个层面的价值指向，一是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进步;二是推进社会团体的团结和有序运行。梁启超所提出的公德实际上是针对当时中国“家族伦理稍微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的现状提出的一种促进群体凝聚力的道德价值观：“梁启超的公德观有两个核心元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爱国心’，一是‘公共心’或‘公益心’；一是国家伦理，一是社会伦理。”[7]

三、梁启超公德思想对于德育的启示

（一）充分发挥德育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但是，国民的精神道德素质却依然禁锢在传统封建道德的桎梏中，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为此，梁启超提出培育发明公德，从而培育具有民族国家意识和理性的新民以适应国家发展要求。在今天，我国顺应时展大势，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推进这一历史进程，避免重蹈覆辙，首先就要实现人民思想道德上的现代化，从而顺应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因为人的思想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进一步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更是现代化的内在目标。”[8]因此，德育要挖掘并培育现代化进程下经济关系所需要的道德信仰、符合现代化政治治理模式的道德理念，以及与这现代化相向而行的价值理念，从而培养受教育者的现代化思想道德。例如，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情感认同等。现代德育也要培养受教育者在实践当中，能够做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从而实现人思想道德的现代化，实现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人的现代化。（二）加强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德教育。中国在近代社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起步，使得当时中国的社会公共领域逐步从私人领域中分化出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公德”的匮乏，已经不能适应这一社会转型的情况，从而导致社会生活领域道德的缺失和道德信仰的贬值，严重阻碍了健全国民人格的养成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大力提倡培育公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体制的转型。相对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催生了人们的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变，也实现了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合一转变为诸领域分离，为人们的实践活动营造了愈加广阔的社会空间。正是在这种社会公共空间中，更加需要公德发挥其调节和规范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正是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不断的多样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地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多元利益和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公共精神培养受到影响。这就致使在社会公共领域，某些人对于自身的异化现象熟视无睹，以至于轻视社会公德，例如，老人跌倒该不该扶、疫苗造假等等社会现象时有发生，从而产生公共道德困境。因此，为了加强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公共精神人格的培养，确保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秩序，就要不断加强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德教育，不断培养公民公德。一方面，培养公民的公德要注重发挥学校和专门机构的宣传、教育等引领作用。要发挥学校在培育学生社会公德的主阵地作用，根据学生的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和道德教育规律开展公德教育，向学生传递公德知识，选取经典案例分析，培养升华学生的道德情感，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实践，践行符合公德行为。在社会中，有关部门机构通过各种媒体途径，构建社会公德教育网络体系，推广社会公德知识，制定明晰的社会公德标准、宣传社会公德规范，从而实现积极的价值引导。另一方面，公德也应该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实现学校、社会、家庭的三位一体教育。在公德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德育的环境，加强社会公共领域建设，完善体现群体公共利益的各项规则，为公民践行公德提供客观支撑，以实现与公德教育之间的同频共振。（三）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德育。梁启超所提倡的公德以“利群”为本质内涵，以爱国合群、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争取自由、自尊自治为具体内涵。这一公德观念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倾向和民族国家意识，最终的目的是凝聚集体力量，增强社会和国家的实力。梁启超所提倡的公德实质上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要求，提出的一套适应转型和国家近代化进程要求的价值体系，以引领公民的道德培育和发展，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求。这一思想给予今天道德教育的启示是，要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德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发展。“公民道德教育就是对公民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而道德既是一种社会性、全局性的规范，也是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9]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价值观念相互交织，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求德育寻找教育对象的共同价值取向，培育全体社会公民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10]“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1]因此，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置在思想道德教育的制高点位置开展德育，增强德育的感召力，进而推动公民思想道德的提高和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为人们在德育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基础；也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思想资源，丰富德育的内容以及形式；最后，也要为受教育者提供在实践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条件，使受教育者在实践中，接受核心价值观引领，以此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易鼎鑫.梁启超选集（下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2]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3]黄建跃，黎红雷.走向公德养成论———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J].现代哲学，2012，（05）：117.

[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7]陈弱水.公共意义与中国文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楚绪磊.论梁启超的公德观及其现代意义[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09）：24.

[9]王传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民道德教育[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4，（02）：47.

[10].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造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人民日报，2014-10-16.

[11].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N].人民日报，2014-05-05.

作者:高宇 张长虹 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