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德育管理规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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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益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将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管理作为该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备前提。“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1]同理，作为进行科学研究、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重要场所———学校，管理活动更是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学校德育过程中，健全的教育管理制度，可将师生的活动组织协调起来，预防、减少或杜绝德育活动中失序或无序的状态，高效地完成既定任务，实现共同目标。反之，倘若管理制度不健全或存有漏洞，则会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德育资源的浪费，导致德育管理效率低下、流于形式，甚至出现严重的教育事故，弱化管理育人的功效，影响整个学校系统的正常运转。因此，加强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是学校德育的重要课题。而要不断完善学校德育管理工作的制度安排，就要分层次推进，从德育领导制度、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制度和社会化参与制度入手，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和长效机制。

一、从静态到动态：德育领导制度的设计

领导制度包括由谁来领导、怎样选择领导和如何领导等内容。对学校德育领导制度的设计，也要依循这三个维度展开。

（一）建立学校的法人制度，提高学校德育管理的自主性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领导权集中在各级政府部门，由谁来充任领导往往是政府部门说了算，政府部门与学校之间形成了绝对的领导与被领导的静态的、定型的格局，各级各类学校缺乏领导和管理自主权，存在责权脱节、管得过严、统得过死的现象，不利于调动各级各类学校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德育领导制度经历了校务委员会制、校长责任制、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当地党委及主管教育的行政部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革命委员会制、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等多种形式。这几种领导制度，在不同时期曾对学校的德育管理起过积极作用，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弊端。特别是当前我国高校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虽然确定了党委在管理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体现了党委统一领导的基本精神，但在这种领导制度下，容易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责分离的现象，仍然不能满足学校德育管理的需要。“一方面党政不分，职责分离、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党委对德育的领导仍湮没于行政事物之中，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得到切实加强；另一方面，由于实际工作中自然形成一种校长管行政，党委管政工的‘双轨制’格局，表面上看，似乎加强了党委对德育工作的领导，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出现‘两张皮’现象，德育工作成了党委政工系统的事，教学行政部门只管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不问政治；德育工作在人、财、物等基本条件上得不到保障，政工队伍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2]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革新思维，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建立学校法人制度，“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推行学校的法人制度，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3]。在学校内部的领导制度基础上，成立德育领导小组，完善党政协调机制。在中小学，继续坚持和完善校长负责制。在高等学校，尽快建立和健全党委、校长及教职员工组成的动态的德育领导制度。如此，既保证了党委的统一领导，又体现了党政的分工和协调，是一种全方位、全员的、机动灵活的德育管理制度，有利于提高德育管理效率。

（二）完善对校长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从我国学校德育领导制度的演变过程看，除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局动荡时期外，其他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发挥校长的作用。历史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学校，校长是灵魂。如，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对北大的整顿和改革，改变了北大积弊已久的陋习，促使北大走上兴盛发展之路，便是典型表征。由于校长直接肩负着学校德育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因此，一所学校的德育管理水平如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所学校的校长称职与否。因此，建立和完善校长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就成为领导制度安排中的重中之重。首先，在对校长的选拔制度上，要坚决摒弃任人唯近、任人唯亲、论资排辈的错误做法，按照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校长。其次，在校长的任用制度上，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组织部门委任制、公开考任制、公开招聘制、民主选举制以及吸收前四种校长任用制优点建立起来的综合制。第三，在考核制度上，完善校长培训制度，建立校长任期考核档案，以“德、能、勤、廉、绩”作为考核的标准，促进校长的自身成长和发展，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和专业化的校长队伍。

（三）建立服务型的德育领导制度在传统观点看来，领导和被领导者是一种上传下达、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如，有些学校或校长将校长的管理和领导理解为“校长说了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全国特级劳模、全国优秀班主任魏书生曾说过，当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当班主任是为班委服务的，当校长是为副校长服务的。这体现了“管理就是服务”、“领导就是服务”的全新理念。这种理念也是教育领导制度所必需的。为此，德育领导者一定要摆脱管理式领导、指令式领导和控制式领导的静态思维，确立体现时代特色的、与时俱进的动态的领导理念，准确领会、积极推进与弘扬服务性的领导风格和管理艺术。因为领导集体拥有这些理念并身体力行，可获得一种道德权威，这对提高管理成效尤为重要。诚如美国当代教育管理学家托马斯•J•萨乔万尼所指出：“服务式领导和道德权威之间具有一种紧密的联系。道德权威十分仰赖劝导，而劝导之根是理念、价值观、本质和要旨，它们共同界定了团体的目的和核心价值观。服务式领导虽然是通过服务于他人来实施的，但它的最终目的是把自己和其他负有责任的人置于为理念服务的位置。”[4]

二、从单一到综合：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管理制度的部署

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是学校德育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维系学校管理活动正常开展的枢纽。传统的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管理较为单一，更多地拘泥于学校内部，而对外部的制度建设以及校内外管理制度的协调程度关注不够。只有从多方入手，统筹规划，有效协调学校与政府、学校内部之间的德育管理职能和措施，构建符合社会期望、遵循德育规律、契合学生道德需求的管理制度，方能使德育管理走上规范化和正常化的发展道路。在对学生道德教育管理制度安排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完善教育立法，建立党和国家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宏观管理制度我国有关教育法律法规是各级各类学校道德教育管理的制度依据，是规范学生行为、促进学生良好道德品质养成、提高学校德育管理水平的有效保障。“教育法律在教育道德的完善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组织各方面力量去实现教育崇善的理想，提供消除教育中的丑恶现象的武器，把教育的道德规范、原则加以普遍化、制度化，以促进其巩固、传播和执行。”[5]早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教育管理要从完全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方面发展，指出地方可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和修改相关规章制度的决定。“过去国务院或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通用的教育规章、制度，地方也可以结合当前工作发展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决定存、废、修改，或者另行制定适合于地方情况的制度。”[6]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学校管理的宏观领导。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执行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今后，要按照“管理育人”、“环境育人”和“服务育人”的宗旨，健全教育法规体系，给学校更多的自主管理权，避免管理规章制度的单一化、划一性，消除不分情况、不顾实际的“一刀切”管理所致的流弊。如在赋权的前提下，一些诸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西北边远地区的学校、民办学校、高职高专等，可依据本校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在严格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与政策的前提下，制订因地制宜、适切本校学生道德发展的管理制度，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二）建立统筹协调的德育管理体制承前，在学生道德教育管理制度中，既有来自国家制定的教育法律和道德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小学德育纲要》《中学德育纲要》等法律中有关管理的规定，又有学校内部的管理制度，如学生守则、考勤制度、纪律制度、先优评选制度、卫生制度，等等。面对如此众多的管理制度，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极易造成制度的重复建设、相互抵触和制度泛滥，这是低效德育管理的症结。因此，一方面，要协调国家和学校制定的管理制度。在健全党和国家对德育宏观管理的前提下，学校制订的管理制度不得与教育法律相违背，从而统一标准与尺度，使管理活动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要促进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协调，以防内耗。学校在制订每一项德育管理制度时，必须组织由校办、学生处、教务处和保卫处等机构组成的专家论证委员会予以充分论证，广泛征求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意见建议，确保制度制订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班级制订规章制度时，也不能仓促出台，要通过访谈、问卷、实地调查等多种途径与手段，调动师生参与的能动性，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使各项管理制度既能反映师生心愿，又具有与学校德育制度相配套的特色。

（三）健全学生日常管理制度学生的日常管理是学校德育管理中最基本的工作，也是最棘手和最复杂的问题。没有明确、规范的诸如请假制度、奖罚制度、考试制度、安全规章等日常管理制度，不仅无法保障管理活动有序开展，而且会削弱师生对德育管理制度的执行力。为此，日常管理制度的条款要用通俗、简明易懂的语言表述，力求简明扼要，切忌笼统与繁琐，易于学生理解，便于学生记忆和执行。日常管理制度要保持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样才有利于贯彻落实。当然，提高日常管理的效率，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还需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所以还要加强管理队伍的自身建设。虽然在前文我们提出了全员德育管理的思路，但不能忽视德育管理专业队伍的建设。与其他人员相比，专职管理人员在管理知识、经验和技能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只有将专职、兼职和其他教职工队伍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避免陷入“人人都是德育管理者，人人都推卸德育管理责任”的被动和僵化的局面。

三、从封闭到开放：社会化参与德育管理制度的安置

德育管理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是家庭管理、学校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有机组合。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他将学校比喻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学校即社会”的响亮口号。而杜威的学生、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则提出“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这种观点摈弃了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要求现代教育面向社会，建立一种与学生实际生活联系的新式教育。无论是杜威“学校即社会”的观念，还是陶行知先生“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尽管两者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共同之处都在于，他们都将研究焦点放在学校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上。这种认识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是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从当前和今后教育管理的发展方向看，建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结合”的社会化参与管理制度，不仅必要和可行，而且相当紧迫。然而，目前我国许多学校尚未完全摆脱仅靠自身力量进行管理的陈旧意识，背离了学校德育管理现代化和开放性的诉求。要打破封闭，走向开放，必须贯彻德育管理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原则，充分发挥家校连贯、同心同德、整体管理的作用，步调一致地做好对学生的德育管理工作。

（一）建立家长委员会制度家长委员会由学生家长推选有教育经验或有威信的家长代表组成，其主要职责是代表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管理提出建议，并传达学校对家长管理孩子的基本要求，保持对学生道德教育管理要求的一致性。由于目前我国在校生大都是独生子女，许多家长对孩子倍加呵护，溺爱有加，不能按照学校的道德准绳教育孩子，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在学校井然有序的管理活动中，孩子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但由于一些家庭“重养轻教”，没有配合学校进行道德教育的管理计划和实际行动，如此，在家庭中，学校的一切规范或规章制度都随之消失，不仅无法强化和巩固学校的教育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抵消学校德育管理的效能。还有一些父母对孩子处处迁就，甚或教孩子如何逃避学校规章制裁和道德责任的技巧，滋生了学生校内外表现不一的“自我保护”行径，“培养”了孩子见机行事、看风使舵、言行错位等不良人格，阻滞或延缓了学校德育管理活动的拓展与延伸。因此，督促家长配合学校教育子女，就成为家长委员会的重要使命。

（二）建立以校长为首的协调委员会制度协调委员会由学校德育工作小组的领导、学生思想政治处主任、学生管理办公室主任、院系政治辅导员代表、班主任代表、专兼职德育教师代表与学生代表组成。协调委员会负责向家庭和社会宣传国家的教育法律和学校的教育管理制度，关注家庭和社区对学校管理制度的态度，沟通学校与家庭、社区的信息交流渠道，健全德育的评估体系，做好对家庭和社会教育的指导、协调工作。尤其是要建立学校与家庭、社区的互访制度，互通情报，促进交流，指导家长和社区合理教育学生，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系统综合一致的教育影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学校要主动同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密切合作，使三方面的教育互为补充、形成合力。要通过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长接待日等形式同学生家长建立经常联系，大力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吸收家长参加德育过程。建立校外教育网点，使学校德育向校外延伸。要依靠关心下一代协会、社区教育委员会、校外德育辅导员等各种社会性的青少年教育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动员、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学校做好德育工作。”[7]（三）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制度社区环境是一种重要的德育管理资源。“社区环境与作为学校德育宏观环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要素不同的是它既是后者一定时空的沉积，对学校德育传承后者的诸种影响，构成学校德育的中介环境，又因不同于一般社会宏观环境而具有的自身的社会文化特征从而具有环境影响的独立个性，成为学校德育的直接影响源。”[8]要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制度，切实发挥社区环境对学校德育管理的积极效能。

社区教育委员会由社区教育部门领导、社区办事处主任、社区学校校长代表、社区文化站站长与社区居委会干事代表等人组成。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学校德育管理的要求，积极开展社区教育，提供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在社会实践中砥砺学生品性，并通过定期会晤制度、谈话制度以及收发文制度等形式，鼓励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学校德育工作，做好德育管理的信息沟通与协作互动，实现社区、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一体化，为学生道德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总之，只有秉持开放的视野，健全德育管理网络，拓宽德育管理途径，建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德育管理制度，密切学校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从而保证三大教育及其内部的各个环节协调一致，才能形成管理合力，发挥整体效应，塑造学生完美个性，使之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