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认同危机与德育观念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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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校德育关注最多的是德育体制改革及德育理论的探讨，常常忽视了我们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个体。目前许多道德教育不能结合学生的自我感，却集中在规范要求和道德判断上，很少考虑联系青少年生活中道德认同形成的因素。青少年道德心理存在认同危机意识，突出的表现在对道德价值态度的消极认识，缺少生活的目的感，表现出团伙行凶闹事、性骚扰、自杀、破坏公物行为、学校考试作弊、旷课、无秩序行为等等。此外，学校道德教育的许多方法，如价值澄清、亲社会技能培养、道德讨论训练、科尔伯格的道德二难与公正团体程序以及公众美德的范例等，这些教育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方法之间在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既缺少相互联系，又没有为青少年生活行为的核心成分提供一个清晰、具体的指导取向。此外，学校也忽略了青少年进行持续的道德目的感参与的服务，学校开设的社会服务性学习课程较少，在道德教育上需要一个轴心，那就是如何把学生道德价值观整合到他们的道德认同中去。

一、道德认同的危机

(一)主我与他者的危机米德认为，自我在婴儿早期并不存在，是通过与周围的社会符号互动而产生，离开社会不可能有自我。自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不仅是个人的、心理的，而且更是社会的，自我发展离不开共同的符号系统。个人的力量来自个人与社会的相互确认［1］，以自我身份感为关键内容的当代认同其实是用“主我”的眼光去审视“他者”，是以“我”为圆点去看待他者。一般而言，“主我”与其审视对象———他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向度:一是涉及到“主我”与“客我”的关系;二是涉及到主我与非我的关系。前者是自我的一种深度感和向内感;而后者则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多的是主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认同就是这些关系中的“我”的位置感和归属感。

(二)道德的表层危机

1．道德身份的丧失现代认同是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当代社会中，作为认同重要标志的自我身份感有逐渐丧失的危险。而人的社会属性在某种意义上直接体现为人的身份感。而道德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指人们的道德资格和道德地位，即在道德领域中属于何种类型，如我是有道德的人、道德欠缺者、道德低下者、不讲道德的人［1］。当个体对角色期待成功时，他们作为道德行为者将体会到一种效能感，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就能获得自我认同。现代人们在沉思“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2］，在寻找“现代人丢失的拐杖”。而现代认同危机则是人的自我身份感的丧失，是“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3］。自我身份感的丧失表现为个人的无意义感，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一个人感到无价值的倾向不断增强［4］。社会认同的直接对象是人的行为的普遍和客观的社会意义。当代认同是人的一种意义感，在对“我是谁”、“我在哪里”的追问中，真正的认同表现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并在对象身上发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

2．道德失范社会道德信仰危机通过道德失范呈现于现象界。社会既有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道德失范内在地隐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们行为层面的不合某种道德规范;其二，人们内在精神世界中意义系统被破坏、动摇。道德失范就是对原有的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系统怀疑、动摇乃至否定，出现了规范要求的“真空”，是一种行为规范的空虚状态。这导致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方面出现困惑，具体表现为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其根源在于道德失范为道德价值标准多元化的存在和滋生提供了生存空间，人们感到无论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滋长，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冷漠，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蔓延污染了社会环境。

3．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融合社会道德信仰危机虽然是一个价值判断，但它首先是一种现象性描述。按照黑格尔的认识，信仰“是对本质的纯粹意识”，“信仰的对象即是本质”［5］。简单地说，信仰就是对存在意义的主观直接确定性，是对某种存在方式或存在意义的认同。当代认同危机体现为对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动摇。在认同危机状况中，人们对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产生了危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认同给个人提供了意义、目的和方向。”道德焦虑表现在它所追求的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观格格不入，实质就是“欲行恶而不敢，欲行善而不愿”。

二、学校德育管理变革的思考

(一)奉行主流道德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同一性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念日益消解，影响力越来越小，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同一性的混乱，采取干预措施促进个体同一性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必要。青少年是社会变化的指示器。目前的研究是要以社区而不是学校作为切入点，青少年在这种场合下他们会把抽象的观念变成道德行为。基于社区的道德教育，早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就强调要引导成人和儿童积极参与法律和社区习俗活动。在近代，道德教育也被经常安排在家庭、邻里、工厂、教堂，这有利于积极同一性的形成。这就需要社会主流文化为青少年提供一套清晰、稳固而又一致的行为体系、期待和社会标准，共同来整合形成同一性。所以社会机构必须提倡一致的价值观和标准，从而和青少年的期待保持一致，所有成员必须参加社会有益活动。青少年道德教育计划需要联络父母、教师与邻里，应该让不同的机构有对话的机会，形成一套标准作为道德的指示器，这种共同的规范标准通过整个社会共同体来实现，在认识上须与青少年自我期待一致。因此，主流道德文化必须重视为青少年提供一个成为有责任市民的道德核心要求，集中于共同一致的问题，从而把青少年导向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如诚实、礼貌、宽容和仁慈的追求［6］。

(二)价值定向的教学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的成功克服，关键在于重新寻得或重建一个与现代性社会相一致的存在目的，并以这个存在目的作为终极价值指向统摄人的存在。道德信仰就是这终极价值的目的与理想。正是这终极价值的目的与理想，给人的全部现实生活重新赋值。“价值定向”指青少年为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选择自己所属的价值信念，以指导个人的道德行为。若个人对价值理念缺乏定向，将导致价值混淆，对自己和社会产生怀疑和不满，无法确定其生活意义，使自我迷失。如果一个人把一种价值生活方式看作他们同一性的必须，他们就会感觉到应该做出道德行为。青少年个体面临的危机就是同一性危机，在价值观冲突上表现为观念定向与价值混淆，如果个人对道德判断、宗教信仰、政治理念以至人生目标等有自己的立场观念者，其同一性较为成熟。知道自己是谁、欲往何处去并了解自己的生存意义，就会容易获得自我同一性，将带来“忠诚”的美德，使人忠于某种价值观或信仰。艾里克森将青少年期称为心理社会合法延缓期(moratorium)。这种“心理社会合法延缓期”，是允许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义务的人有一段拖延的时期，或者强迫某些人给予自己一些时间。青少年利用这一段时间，可以触及各种思想、人生观、价值观，经过多次尝试选择，最终确立自我同一性。艾里克森建议青少年拿出一段时间———“如果有钱，去欧洲旅行;如果没钱，就在国内转转。暂离学校，找一份工作;暂离工作去上学，休息一下，闻一闻玫瑰花香，以此达到自我了解”。因此，教育活动中，要通过自我观察来实现自我同一性的统合。如用自我陈述法，让学生联想我是什么样的人，要通过分析自己的活动结果来实现自我同一性的统合，如未来自我形象设计:“长大了，我将做什么?”，还要通过认识他人来实现自我同一性。

(三)树立同一性获得范型要引导青少年对各种价值体系的自我探索，帮助他们认识到各种价值体系的优缺点。青少年对自己未来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完全凭空臆想的，在他们心中一般会有一个值得效仿的对象。如果我们的社会能为青少年提供一些他们认为值得效仿的成人榜样，就可以借此引导青少年去学习，使青少年自发努力成为他们所尊崇的对象。相反，如果社会中没有这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榜样，而有的只是被炒作得令人眩晕的明星，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指责青少年去追星呢?最重要的是，教师和其他成人要成为坚实的成人榜样。著名哲学家查义斯•泰勒对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引导我们按照我是谁的发问方式谈论道德方向?”［6］青少年经常面临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冲突，许多人失去了指导他们从青少年走向成人的传统社会支持。角色榜样失去了，这种分裂对青少年的发展是有害的。

(四)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机制有善不赏，君子必稀;有恶不惩，君子必猖。有恶必罚，千百年来已成为老百姓心中的道德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社会中，每个或者大部分讲奉献的人都得不到好报甚至尽遭打击报复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一个缺乏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的社会。重建道德的善恶因果律，建立起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社会机制，健全各个方面的制度，起到扬善惩恶的作用，从而让道德精神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