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德教育培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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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重点论述造成我国社会公德不良现状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搞好社会公德培养教育的5点建议。

关键词公共道德社会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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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人类正欲以崭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我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鼎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盛时期，卫星上天、南极考察、经济腾飞、体育中兴……然而，在物质文明昌而盛之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提出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社会公德的培养和教育的问题。

一

社会公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客观标志。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公德便伴随人类走过漫长历史进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在社会公德上也在前进和完善，从而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不断更新。生产力推动着生产关系由量变到质变，由此带动包括道德在内的整个庞大的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使社会形态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更迭。然而生产力仍发展与人的发展互为前提。人不仅是生产的主体，而且是政治主体、文化主体、道德主体。公德作为道德的一种基本类型，有其独特性。而其特殊之点在于公德具有着恒广性。任何昌盛发达之邦，所有文明繁荣之国，无不将社会公德培养教育崇尚遵行放在治世重要位置。列宁曾经指出：社会公德是“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见《列宁选集》第三卷P247）。物质文明愈发达，道德水准就应愈高，社会公德崇尚就愈盛。小而言之，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处理日常生活关系时，要遵守共同生活准则，这样才会使人在社会上正常工作生活。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就已有了“以父为义，以母为慈，以兄为友，以弟为恭，以子为孝”的较为系统的伦常道德。至于日臻完备的道德体系，全于孔孟：孔子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语；孟子有“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之言；清代思想家颜元曾有“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修，心尚礼则心泰”的话。外国思想家如古希腊以来的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也有过道德阐述。苏格拉底曾有“知识就是美德”的道德箴言。由是观之，社会公德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公共生活中所形成的，保证社会正常秩序的，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最起码、最简单的道德准则。它不是一定阶级特有的行为规范。它不但有广泛的社会性，而且具有国际性。试想自古至今，从中到西，文明礼貌，尊老爱幼，讲卫生，睦邻居，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无不立为金科玉律，被世人共同遵行。社会公德乃道德之核、道德之基、美德之本，渗透于人类社会的诸层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此道德之根本，才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可有人的发展与生产发展的共同辉煌。纵观我国文明史，昔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景观；横觑欧亚诸国，今有西方文明，日韩中兴，经济腾飞，文明发达的美好现实。然则无不以修德养德，恪守公德，遵行公德作为治世基础、为生产发展的促进和保障。公德的建设、培养、教化也是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英、德等国不吝惜在社会公德教育上投巨资，使本国公德建设达到相当高水平。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崇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注意培养国民公德意识。新加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德教育，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双管齐下，以强化国民公德感，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资料表明，新加坡等国的做法使得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道德状况良好，犯罪率下降，社会安定，精神面貌好。新加坡已成为一个富饶、文明、礼貌的国度。还有如瑞典、挪威、奥地利等国，也被公认为文明国家。

古人有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人尚且能如此，可是何以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却出现了物质文明日益发达情况下的社会公德“礼崩乐坏”的现状呢？

二

造成我国社会公德不良现状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其中有历史的、社会的，还有来自思想的。

1．历史上盲目地“破旧”，造成了使宝贵的文化遗产惨遭涂炭和摧残甚至毁灭的厄运。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旦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之时，生产力就会冲破桎梏，带来变革。在变革中，旧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就是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生产关系变革的需要。道德应属上层建筑范畴，社会公德这一内容具有一定的惯性，在变革中应保存下来为新的生产关系、基础所用。但是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使得应保留的内容和应解除的内容一道统统被抛弃、被砸烂。致使宝贵的、合理的成份，优秀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更多的是精神财富被抛却，如泼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砸烂“孔家店”，一概否定儒家思想，使可资师法的精华全部否定。孔子提倡的许多公德观念原本是合理的，现成的都被撇至一边，或大加挞伐，带来认识上的盲从。

2．浩劫式的冰期——“”——过后思想道德大陆的沉降带——文化、道德的裂谷，已然横亘在行将跨入21世纪的国人的面前。“”造成的空前灾难、思想混乱、文化断裂，伦理道德在劫难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壕堑式关系之上已然构筑的通衢拦腰被斩断，形成民族伦常的不相沟通、难以逾越的断桥。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应发展，社会公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辩证性在于通过善恶斗争表现为曲折式，螺旋式的上升、否定的过程。而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并非抛弃，而是扬弃。新旧公德之间有着继承的关系，表现出历史发展的一贯性，成为人类社会公德统一发展链条中的相联结的环节。人类社会公德是对它以前优秀道德遗产继承的产物。如对封建的“孝”的规范，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否定，而要具体分析。

3．一些人头脑中残存着错误观念，认为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既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别的就可以放弃了。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工作上不去，或者下坡也无妨。基于这种将经济建设与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相对立的思想，形成整个社会较普遍的“悖谬”，势必出现恶性循环式的阵痛，甚或出现改革的道德代价、文化代价。此悖谬夸而大之，则是：要发展生产，就必须牺牲公德，就必须牺牲良心，就必须牺牲文化。而要保持公德水平、良心标准，文化结构，就不能进行改革了。于是一是精力光用于赚钱，全力以赴创造利润，举国经商，根本不顾及其余；二是公德等意识形态领域少有问津、倡导不利、不予投资。这悖谬并非今人发明，早在战国时就“有机事必有机心”、“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的论断，以此“证明”社会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堕落，从而拒绝使用先进机械。18世纪西方思想家也曾哀叹“人的道德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反而有所降低”。其实这悖谬割裂了改革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辩证关系，甚至将改革与其对立起来，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改革就其广义而言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体，而发展生产力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或曰狭义的改革。谈改革，决不能将发展生产力与其他方位的建设和发展相对立。发展生产与道德完善，是有联系的，是互为前提的，而又相矛盾的。然而，改革的结果不是必然道德沦丧，反之改革的结果也不会使道德水平自然而然得以提高。生产发展可推动人类道德趋向完善，而生产发展也会促使某些人某种道德观念淡漠。消除这种改革与道德的“悖谬”仅从提高生产力方面进行孤军奋战、单方位出击是难以达到目的的。首先，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所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道德所表现的则是人与人的价值关系，是人类认识、支配和改造自己的能力。所以二者虽相互联系，但又不可划等号。如前所述，物质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必然带来道德进步，借改革之机，乘人之危，坑蒙拐骗，丧尽天良之种种现象虽然不能说就是改革的必然产物，但起码证明了改革不会自动带来道德繁荣。其次，改革推动了生产发展，但是由于除旧布新之间的时间差，以及人们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的情况之顽固，生产发展也不能自发推出新的标准。改革与道德循着各自轨迹发展，不采取措施促进道德的进步，使其跟上改革步伐，适应改革需要，就会人为地加剧改革与道德的距离，使“悖谬”加深。另外，改革与道德的相互影响并非径直的、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要通过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才能发挥作用，没有这些中间环节，或中间环节出了偏差，就会造成人为的道德退步。

4．域外文化因素的渗入，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碰撞，碰撞的结果，造成价值观念、思想方式，道德标准等一系列的裂隙和崩塌，尤其是有毒文化的侵蚀和渗透。统计表明，优秀文艺作品率极低，使得被教育者无所适从，盲目接受，以致形成观念形态的痼疾，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荣辱错置。开放国门，使得被教育者得以频繁接触种种传播媒介，视野变得开阔，知识面宽，对新事物、新观念特别敏感，对于培养竞争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大有裨益。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他们通过传播媒介，窥视了世界上的隐秘。过去，社会信息系统与官方信息系统是一致的，被教育者毫不怀疑它的正确性、权威性。而如今，这种信息的垄断已不复存在，被教育者可以与教育者同时获得同样多的信息，当他们发现从媒体中所获得的信息与从教育者那里得来的信息不相一致时，他们宁可相信媒体。因而对于心理塑造，人格形成，标准的确定，规则的遵守，无不带来无法弥补的缺憾和损害。

5．不容忽视的负面教育和腐败之气荼毒侵蚀，造成极其可怕的虚伪人格。负面教育来自自发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社会上的种种现象都可以是活生生的教员、教材，与正面教育形成极鲜明的两军对垒。教育者长年累月、苦口婆心的教导，会被社会腐败现象，绯闻丑态，或“新民谣”给抵销；正面进行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负面却进行注重实惠、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教育；正面进行的是坚持原则、捍卫真理的教育，负面给予的是注重关系，明哲保身的教育；正面教育是执著的人生观，负面教育为玩世不恭；正面教育要遵守社会公德，讲文明礼貌，负面教育影响人不守交通规则、不爱公共卫生、顶撞老师、忤逆父母，吃点亏就采取报复手段等等，诸类现象暴露出正面教育的脆弱和素质问题。教育者讲违心之言，导致受教育者从小就形成虚伪人格，在公开场合冠冕堂皇，背后别行一套。这样，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不信任感，这自然涣散人的斗志，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对被教育者的完善人格、品德修养，乃至世界观形成极为有害。

6．缺乏维护社会公德配套的法律措施。一个社会的风气如何，一个国家的公德面貌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该国家能否有效地进行社会调控，以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整体。那么道德调控究竟具有多大作用？其调控作用的效果多大？这其中经济调控和法律调控也在起着事关重大的作用。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类型，起着一定作用，但决不是万能的。它一方面受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另一方面还要有法律来做保证条件。没有法律的道德至少是软弱的。因而公德的建设要有法律做坚强的后盾。只有严刑峻法，建立起完整的社会法律体系，社会才会发展；同时强调修德，只有突出道德调控，才能淳风化俗，保证社会安定与发展，而法制与修德又必须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正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因而法律手段和道德修养两者应相辅相成，互为保障。这样才会使公德和建设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三

公德的培养教育是一项事关重大的事业。因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项事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就已明确了全体国民共同遵守的国民公德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公德培养教育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公德教育建设得好，整个社会人与人关系就和谐美好，人人心情舒畅，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同时改革开放也要求社会提供一个和谐生动的公德环境，来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公德的教育又是社会其他道德培养教育的基础，因而全社会都有责任将公德建设搞好。

第一，应完善公德教育一整套制约机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构筑起强国的堤岸。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部门都要将这项事业行之有效地统领起来，曾经有人提出设“道德法庭”，这种提法虽说不够准确和妥善，但起码反映出一种社会伦理、心理上的需求和趋向。政府应该有这样一种职能机构，这样的机构应发挥作用，来调整、规范、监督、检查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淳化民风，净化社会风气。要有一系列措施。比如设置机构、开设学校，办学习班，制订道德规范，考核评价标准，精神及物质褒奖制度等。

第二，整个社会要大张旗鼓营造一种氛围，正本清源，肃清“”造成的思想上的余毒。从党做起，带头反贪、肃贪，给全国人民作榜样，端正执政党的形象，端正政府的形象，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第三，把教育者的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成人的公德教育刻不容缓，全社会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拉响公德教育的警钟——救救社会公德，教育者绝不能坐等自己被别人教育，而要主动学习，主动修养。我们不能等待先有一批达到理想人格的教育者，再由他们去培养被教育者的人格。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教育者的身教的重要性要引起高度重视。公德教育者同时又必须是示范者。一言一行可资效法，具有较高公德评论价值。成人要与学校中的学生一道补上公德教育课，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净化社会风气的“活性碳”，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没有污染的社会。

第四，要建立社会评审体系和制度，整个社会对每个公民进行道德评价。一是定性评估道德操守；二是量化评价道德表现；三是自评、自省，倡导“三省吾身”，提倡长善救失和修养践履，促进每个公民的公德意识的强化。

第五，政府要花力气在社会公德教育上投资，广开渠道兴办公德教育事业。在这方面，国外一些成功经验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