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教育特性与我国德育研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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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的宗教教育代表西方文化特色，而宗教教育在西方的道德教育中影响很大。文章仅从宗教教育过程中的神圣性、精神性及环境的营造角度分析其给我国德育带来的启迪。

[关键词]宗教教育；德育；神圣性；精神性；环境

在西方，道德教育初始是由宗教教育承担的，时至今日，宗教教育虽经历了世俗化的改革，但是其对道德教育的影响还是很大。学习和借鉴西方德育的历史经验和优秀传统之时，了解宗教教育的特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从宗教教育注重神圣性看我国德育

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在《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兼论学校德育的相关问题》一文曾系统解释过宗教道德的神圣性的具体含义。他认为道德之路的神圣性表现为宗教信仰对道德生活准则自上而下的“核准”和道德生活对信仰对象自下而上的道德追求。所谓宗教信仰对道德生活准则的“核准”，实为道德生活寻找绝对或终极价值的支持，只不过在宗教中，这种绝对价值的支持表现为神对人的规定而已。例如耶和华于火中降临西奈山顶，召摩西上山传授十诫，并通过其向教民宣讲教规和道德禁律。他把这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核准。

同时他认为自下而上的核准也有其逻辑性。“我是被派遣来完成道德的”——不管穆罕默德真的说过此话没有，不同宗教中超验者也的确是道德上的完成者。他说：“实际上，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都是一种道德完善者的象征。神是人本质的异化，所有一神教体系中都存在人把自己的全部本质对象化而形成的全知全能全在的神。神作为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面对现实中的人时，就会使人有一种对现实人性的不满足感和向上的趋动或追求(成佛、成圣等)，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以求成佛、成圣等。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信仰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也就是道德人格不断完善的修身过程。自上而下的核准让人觉得自己的德行是听从神的指引；而自下而上的追求则是走近神之境界。前者使人有一种德行的信心，后者使人有一种修养的至境。两者路径不同，但是信仰者都在自己的道德实践中分享了神性，因而会产生一种主观上的神圣体验，而这一神圣体验即是让信教者有了生活上的意义体验。因此，神圣体验不仅会提升信徒的价值生活质量，而且会从内部强化进一步成为践行道德原则的动机。”

檀传宝教授对宗教道德神圣性的解释和分析，对于今天我们的学校德育有很大启发和借鉴意义。正视目前学校德育效果不是很理想这一紧迫的现状，虽然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从社会历史、现实、国际大背景及青年学生的自身生理和心理等原因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可是从德育的最终目的或实质来看，与当前学校德育缺乏理论内容、方法的神圣性解释有关。缺乏这种精神意义上的神圣性，德育效果自然不好。神圣性的缺失表现在部分教师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方法不信任，导致教学方式土的照本宣科，而且会把这种情绪或思想传达给学生。有的教师甚至连马克思的著作都没读过几本，就在讲台上对其进行批判和肤浅地讲授，这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作为教师，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者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仔细研读马克思的著作，给予其客观公正的评价才是正确的。而表现在学生身上，一味追求功利，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精神内核的吸收和内化，有些对道德戒律或是道德原则嗤之以鼻，做道德的叛逆者，而不是守护神。鉴于此，从宗教教育对其信仰者的对“上”和对“下”的神圣性的培养带来信仰者内心的遵从出发来看待今天的学校德育的神圣性的缺失，应该培养学生对美好道德的神圣性的追求，而这种精神的境界的归依是道德自由阶段的重要体现。

道德只有在人们心中是神圣的、崇高的，人们才会自觉践行。道德教育也应该注重培养道德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性，否则道德教育和道德本身就会失去尊严，也会失去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因此真正的道德境界该是道德达到自由阶段，这样一个从无律、他律、自律到自由的阶段是人类道德追求的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而达到真正的自由带给人的是快乐是无限的。尽管学校德育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宗教道德教育，但是在如何使道德学习主体获得价值信仰的信心和道德实践的神圣性等机制方面有相似之处。现代社会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有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倾向，将许多反映人类尊严的价值还原为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关系和对感性生活的追求，其结果是使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成为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的确立过程，缺乏深层次的价值归依，从而使道德教育成为一种非精神的运动，这是现代道德教育的最大病痛。因此，不少教育学家呼吁道德教育要“回归宗教”教育，虽不能说应该全面接受，但如果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讲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从宗教教育注重精神性看我国德育

西方早期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宗教教育来担当的，虽然宗教的产生，有人认为是因为对残酷现实的无可奈何而反过来追求宗教信仰以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因此必然带有一定的阶级阴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和革命的现实性与紧迫性，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宗教对人的社会关照，“宗教是精神的鸦片”这句被无数教科书引用的经典名句在今天看来似乎成了我们评价宗教的消极作用的重要依据，诚然宗教的社会作用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宗教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人民举起大旗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为什么宗教能够为下层人民揭竿而起而助威呢?笔者认为宗教能带给人的道德意义上的“善”最重要，早在中国古代不少农民起义就是利用宗教进行宣传的。但是在中国的传统上，与西方相比，宗教的文化底蕴和氛围还是相形见绌的。这与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有很大关系。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宗教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马克思曾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d''''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而恩格斯则干脆指出：“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马克思和思格斯对于宗教复杂性的估计和忠告至少在中国，在一段时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乃是我国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和在处理问题上出现许多失误的根源之一。由于宗教现象的复杂性，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及其实践，所以并没有解决宗教信仰方面的所有问题。在这里作者无意对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宗教传统作出孰优孰劣的判断，只是想从宗教教育关于人们的精神性涵盖这一角度来考察这种精神性对今天德育的意义。

宗教教育的精神性内在地包含了对人生的关照。檀传宝教授认为，首先无论“天堂”的奖赏，还是“地狱”的惩罚，其奖惩的方式都是精神性的。因为人生在世，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结局。直面死亡，人就必须考虑自身在虚无中的状况。所以死后的奖惩是虚幻的又是极端的，它使人的精神无处逃遁。而那些相信天堂、地狱存在的人，就可以凭此终身行善，即便未来的奖惩是虚幻的，其心灵也仍然是有所寄托，其行为也必然是有所规范的。其次，天堂、地狱、最后的审判等还有精神的“极值性”。如B·威尔逊说：“再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宗教的目标是极值性的，它的实现没有极限。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达到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的旅途。”

宗教对人的终极关怀层面毋庸置疑。而目前德育中基本的关怀都不够，尤其大学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很大，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中的解惑越来越少了，何谈终极关怀，尽管如此，终极关怀也不能局限在哲学领域的反思，必须付诸实践。反思当前德育突出的问题是德育目标缺乏精神终极关怀。德育在其目标上大多重视“规范”教育而忽视“关怀”传达。麦金泰、弗罗姆都指出过，在西方社会，“自我中心”放弃对人格心灵美德和终极关怀的追求，强化防御性外在规约的外在偏执，似乎现代道德蜕变成一种纯形式的消极性规范，甚至是某种纯法律、纯商业性的契约。然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减轻其沉重的精神负担，反而成为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病，如人格商品化、精神分裂症、实利主义、自我定向等等，使人们心灵困惑和精神忧虑日益严重。郑永廷教授在《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思想道德外在化的趋势。这种现象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不同程度上存在，人们往往把思想道德作为外在行为的一种规范，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的内在的需要，甚至把它作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人生的一种美好崇高的信念。也许与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社会公共规范的严格遵守是集体主义的要求，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生活并不富裕，人们偏重追求物质利益是可以理解，就需要用完善的社会规范伦理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道德作为维持人们之间良好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尚未把它作为内在真正的美德追求。反映在道德教育上，灌输的是完善的社会公共规范要求。此外，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全球化条件下，多元价值取向与一元价值理解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在道德教育中表现为过分地强调规范伦理，忽视内在价值信念及伦理的追求。我们当然不能用宗教的方式去解决终极价值的危机及其对道德教育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必须作出的抉择是如何使学生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只有个体建立了自己的终极价值体系，并真诚地追求这一价值目标，才能在具体的道德法则的遵守上做到“相尔在室，尚不愧于屋漏”。

三、从宗教教育注重隐性环境设计熏陶看我国德育

西方主导性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典型的表征就是高耸入云的类似金字塔式的教堂设计，使很多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一走进这一高雅神圣的殿堂时总会不由自主在心地升起一种敬畏感、神圣感，好像神灵就在高高之处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让人不敢有丝毫的放纵。道德教育氛围可谓是神圣、和谐与美的化身，带给信徒对神灵要求的道德原则的敬畏。从内到外、从远及近的视角观察，至高与至善的神圣性处处流露。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把神灵的教导内化为信徒心中美好的道德。

这种良好的教育效果难道不也是我们的德育所追求的吗?近年来，关于德育隐性资源的开发利用引起理论界和教育部门的重视。从基督教教堂的设计的巧妙性与很强的教育性，反观到德育中，必须注重德育环境开发与创设，注重环境的隐性作用。西方人走进教堂顶礼膜拜的同时也是进行道德洗礼。物质文化所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止于外观的美丽和豪华，更多地是烘托出一个民族的伟大、聪明、勤劳的优良品质。面由民族的自豪油然而生起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比从书本上教授的道德原则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就精辟地论述了教育与人的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教育离不开环境，如何把教育理念渗透、隐含在环境中，通过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是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此处的环境包含的不仅仅是物质环境，还有社会的大环境以及学校的小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环境，首先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充分发挥和调动本民族各种形式的文化力量，同时也要借鉴人类共同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提高德育的实效性，使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能体会到美德带来的快乐和愉悦之情。但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理论为指导，在充分认识宗教的阶级根源和本质的基础上研究西方宗教道德教育环境，吸取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因素，这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环境，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道德理论体系都有一定的帮助。看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的文化传统，有很多令世人仰慕的文化瑰宝，也有很多具有历史纪念和教育意义的事件和名胜古迹，因此用心挖掘民族文化的精髓，寻找道德依赖的文化之根，应成为道德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