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道德建设思路4篇

导语：职业道德建设思路4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第一篇

一、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公务员是从事国家公共管理活动的政府部门行政人员，并且拥有国家赋予的公共权力，他们是社会上一个特殊群体。在社会中，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在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规范中居于首要地位，也是社会的主体性道德规范。公务员能不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以身作则，呈现的道德面貌怎样，这些方方面面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古代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比偃”。把这句话翻译成通俗的语言是：官德和官风好且正，就会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从而影响社会道德向积极向上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形成良好的民德和民风；假如官员道德败坏，官风不正，就会使社会道德、公民道德滑坡和民风败落。因此，新形势下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显得尤为意义重大。

（一）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是贯彻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重要举措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同志将干部道德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强调：“坚持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以德兼备”的用人导向。然而，有关我国历史上有关党选干部“以德为先”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沿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时期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和“又红又专”的思想；邓小平时期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时期对领导干部德方面提出了三讲“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时期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而国家又把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以此国家公务员在印发给各省区市和国家部委的国公局发（2011）10号通知中也指出，此次《大纲》正式为了落实同志讲话的精神，并明确指出“要把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二）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有利于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社会公德建设和家庭美德建设构成了我国公民社会生活领域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对于开创我国经济转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公务员职业道德好与坏直接影响公民道德和社会风气。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国家公务员是社会的政治精英，其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楷模，对公民道德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并且也代表了社会较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国家公务员作为一个群体，由于其特殊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性，他们的职业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和体现了整个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而作为普通人民群众往往从国家公务员的言谈举止、一举一动中来感知社会的道德取向，并以此来判断或调整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我们可以把公务员职业道德看成是风向标，它引领着社会公民的道德方向，如果公务员的道德水平提高了，那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也会提高，还可以净化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可以提升。

（三）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可以防止和减少公务员腐败

公务员是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在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中，要行使公共权利，并且这种权利是政府和人民赋予的，权利的行使不能违背政府和人民的意志。而权利又往往被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秉公行使权利可以服务人民群众和造福全社会，反之则会为某些人提供以权谋私、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机会。所以，为了保证权力的廉洁性和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务必做到人民权力为人民。国家除了加强立法对公务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外，还必须筑起思想道德的防线，使广大公务员在新形势下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

（四）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可以提升公务员队伍自身建设

在社会管理创新活动中，公务员是创新的主体力量。应该用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和更新自己的理念。孔子在《论语》中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曾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强调了一个人道德品行的重要性。国家公务员应该以中国传统人士的优秀品格为榜样，有用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净化自己交友圈，做到“慎独、慎微、慎初、慎交”，养成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里状态和道德情趣，坚定的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和高贵品质，从而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情况及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大的变化是我国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也在不断的推进，文化领域方面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完善。我们在享受改革的成果时，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下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问题，尤其是在道德领域，比如最近几年来不断发生的“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彩色馒头事件”和地沟油事件等，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充分表明，社会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笔者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自我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也绝不可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目前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公务员道德主流表现是积极向上的，绝大多数公务员都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清正廉洁，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公务员，成为新时期公务员的楷模。另外，平等与民主的观念蔚然成风，竞争与效率的观念逐渐提升，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创新观念更是普遍加强，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攀上了一个新的顶点。但是我们看到积极变化的同时还要看清现今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和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仆意识淡化

公务员从事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活动，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在行驶权力的过程中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目前在新形势下，有些公务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远，不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公仆意识明显淡化；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的增多，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政府公务员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把群众放在心上；有些人好说空话，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没有时间观念，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费旅行等等。

（二）求稳怕乱，不思进取

有些公务员的思想表现的不是积极创新，而是墨守成规；不是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建设上和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上，而是力求在自己的职责和工作范围内不出差错。因此就机械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们不能创造条件加快发展，而是即使有了发展机遇也不去主动抓住，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严重的挫伤了当地群众的积极性。

（三）个人利益至上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期，涉及到改革的某些重要领域，一些公务员不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每每遇到事情，首先考虑个人利益，放弃考虑集体利益和全局利益，不能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些公务员对于有关国家制定的政策、文件以及上级领导的指示，其中认为对个人有利的就执行，对个人不利的就歪曲执行，甚至采取‘上有对策，下有对策’的执行方法。

（四）以权谋私，损害党的形象

近些年来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有些公务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大搞权钱交易、涉及面广，腐蚀性强，危害性大，贪污受贿、暗箱炒作，使得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公务员权力腐败的后果是严重的破坏党的纪律，玷污了党的纯洁性，损害了党的形象，污染了社会风气。

三、公务员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分析

1.社会转型期，受多元价值目标的冲击和影响。我们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存在着新与旧、传统与现实的斗争，新旧观念相互交融和激荡，人的内心出现了价值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人容易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旧的权威和道德逐步退出，而新的权威和道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形成一种“道德真空”。在外界激烈的变化冲击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下，一些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基础开始动摇，产生了价值的偏离和信念的危机，具体表现在对党纪国法制裁存在侥幸心理，对利益诱惑存在不平衡心理，对不良风气存在从众心理，对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存在逆反心理，从而在职业道德方面产生了失范行为，甚至产生了腐败行为。

2.道德机制建设不健全。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关键时期，党和国家很也认识到了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的紧迫性，也采取了许多形式，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缺乏法律制度框架的约束。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大多数的价值观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而道德准则被遗弃，在现实的社会利益中失去了践行的动力，再加上道德又缺乏科学的评价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所以行为好的道德不能及时的受到奖励和赞扬，而行为不好的道德现象得不到严厉的惩罚和批评。另外我国还未建立长期的公务员道德教育和培训机构。

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夯实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的思想认识基础

1.树立正确的思想导向。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首先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进一步巩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起来的世界观、人生观。曾指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首先，这就是要求我们在教育培训的过程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公务员的头脑，要求广大公务员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其次，广大公务员还要拥有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要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把自己的工作和远大的理想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2.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公务员职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公务员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都是受托于人民的，他们必须在职业道德的规范的要求下，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自觉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本着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始终认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按人民的意志办好事、办实事，自觉做人民的公仆。

3.加强勤政廉政的思想意识。勤政廉洁是对公务员业务素质和敬业态度的要求，这就要落实到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中，使广大公务员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通过长期有效的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和多层次的廉洁教育，同时还要加强严格的岗位轮训和培训，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职业观，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正确处理好权力和义务的关系，使每位公务员都能够充分的发挥敬业精神。通过学习培训，能够使得广大公务员立足岗位、胸怀大局，以高度的责任心，在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创造最大化的工作效率和业绩；认真负责地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在行政活动中洁身自好和严明公正。

（二）加强制度建设

没有一套严密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就很难落实到工作中。因此，制度建设是提高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根本保证。首先，要认真执行有关公务员的招考制度和录用制度。公务员的引进渠道以及公务员的招考范围和录用条件直接影响着公务员素质的高低，因此要真正从源头上提高公务员的自身素质。其次，要贯彻执行公务员的问责制度。公务员在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中要自觉遵守法律规定，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对公务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施行问责制度，并且落到实处，这样有利于公务员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最后，要认真贯彻落实公务员的年度考核制度。根据《公务员法》的有关内容完善以工作实际为核心，以德、能、勤、绩、廉为主要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着力提高公务员考核工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把干部的选拔任用条件与公务员考核的结果结合起来，使其发挥最大的效果。

（三）健全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监督机制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教育是基础，管理是关键，监督是保证。监督既是一种民主权利形式，有事一种权利运行机制。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会滋生腐败，只有加强监督，才能有效做到防腐拒变。监督机制有着法律所不可替代的功能，它能够弥补法律上的缺陷和不足。目前我国的行政监督主体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还有外部包括社会团体、公民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但是从实际的监督情况来看，并不是每种监督主体都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要使各种监督主体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做到如下几点：首先，应当使监督机构保持独立性。例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职务，能够独立的行使权力。他是从政府外人士中任命的，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之外。其次，充分重视群众的监督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实现多角度的立体的监督。最后，应设立专门的公务员职业道德管理机构对公务员道德进行监督。

作者：王利敏刘江茹工作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第二篇

1《准则》颁布前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状况的简要回顾

20世纪末，关于图书馆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大部分文章主要探讨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含义、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内容、图书馆职业道德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培育途径等；从研究人员的组成成分看，基层图书馆工作者们似乎更热衷于研究图书馆职业道德，而业内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却留墨不多；从研究的层次水平看，多数文章局限于从馆员品行规范、道德修养的角度研究如何规范馆员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如何维护图书馆在社会上的服务形象等，职业道德建设在相当程度上被异化为对馆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由于讨论此类问题对研究者的专业水平要求不高、学术研究门槛较低，因而出现了较多低水平重复研究。在《准则》出台之前，关于图书馆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因难有新意而始终居于图书馆学研究的边缘地带。

2《准则》颁布以来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新特点

《准则》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继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后，针对图书馆行业的自身特点而制定的行业自律规范。在当时推进全社会道德建设的大背景下，《准则》给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带来了一股活力，使得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问题再次得到业界的积极关注。随后一些文章对《准则》的意义、指导作用、贯彻落实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很多人期待《准则》能如一剂猛药彻底改善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的面貌。但也不乏一些保持着冷静思考的专家学者，在对《准则》的出台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对其内容流露出遗憾甚至直接表达了不满。与以往乏善可陈的研究内容、循规蹈矩式的研究方式不同，这次由《准则》引发的对图书馆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充满着理性和思辨色彩，充斥着思想和观念的交锋。

2.1由对《准则》内容的商榷引发对职业道德建设状况的系统反思

许多专家学者对《准则》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黄俊贵先生在肯定《准则》的基础上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对《准则》的体系规范、内容界定、语词表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3]。赵亚兰、陆自荣对图书馆研究中“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从“‘伦理’和‘道德’区分的角度”、“‘职业伦理’与现代化关系的角度”、“强调制度规范约束作用的角度”和“国际惯例的角度”建议图书馆研究使用“职业伦理”来代替“职业道德”[4]。程焕文先生则大声疾呼：图书馆职业道德是21世纪中国的基本图书馆精神[5]，他认为，“理性的图书馆事业空间应该是以图书馆职业道德为底线，以图书馆法律为上线的一种‘规范场’。这种‘规范场’既是图书馆本质特性的体现，也是图书馆的基本精神，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缺少的恰恰是这种‘规范场’和基本精神。”[5]同时他又批评道：“《准则》依然离世界图书馆员职业道德的要求相去甚远，令人不知所以。因此，如何建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规范场’，如何让中国图书馆事业真正迈进世界图书馆精神家园的门槛，这既是我们必须理性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5]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对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状况的焦虑和殷切期待。张靖、吴顺明则通过对29个国家的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进行统计和比较后，得出“我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中关于‘知识自由’的表述是有所欠缺”的结论[6]，认为“维护知识自由、图书馆自由是图书馆员职业道德中最为重要的原则”[6]。而张世良则从“图书馆职业道德功能定位不准”、“图书馆职业信仰模糊”、“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主体不明”及“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安排不足”4个方面对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反思[7]。不论是针对作为规范体系的《准则》内容进行的商榷，还是针对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现状进行的反思，都似乎在表达一种强烈的信息，即图书馆界决意抛弃以往那种关于职业道德言之无物式的政治式话语，转而要以多元化、国际化的观念和视野，积极借鉴国外同行们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的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和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健康发展。正是这些先驱者们的执著追问以及多元化思潮的反复碰撞和激荡，一些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相关的理念不断地被引进、被应用，职业道德研究的方向也日渐明晰，并恰逢其时地融入到当时的关于图书馆职业精神及图书馆精神等研究潮流之中。

2.2由对“职业”语境的阐析上升到对图书馆精神等层面的不懈探索

《准则》中涉及图书馆“职业”的词汇有3处：“确立职业观念”、“规范职业行为”、“树立职业形象”。但对于其具体含义，《准则》本身没有给出更多的注释，因而对这3个关键词的理解，让人感到“失之笼统，语焉不详”[3]，虽“几乎涵盖了整个《准则》内容，而又未知所指”[3]。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人们从上下文的联系中做出一种判断，即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与“图书馆职业观念”、“图书馆职业行为”以及“图书馆职业形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尤其《准则》中把“确立职业观念”放在规范中的首条，足以可见它是图书馆员规范职业行为和树立职业形象的前提条件，也是职业道德规范中的核心内容。这是否暗示着，无论是在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客观上都需要首先解决职业理念上的一些问题，需要用一种先进、理性的职业价值观去指导和规范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实践和研究。在这一点上，《准则》表达上的意犹未尽恰恰为深入研究职业道德问题留下了思考和拓展的空间。现在看来，那些后来居上的关于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精神等问题的研究之所以相继发力并渐成气候，一方面符合学术研究中人的认识在螺旋式上升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们也正巧迎合了图书馆职业道德在研究和实践层面对理念和精神的迫切需要。当然，理论探索之路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当“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精神”等概念争先恐后纷至沓来之时，学界却因理论准备不足而陷入了思想的迷茫之中，后果自然不言而喻：一方面因研究风气上的喜新厌旧转而对图书馆精神等开始了追风式的探讨，另一方面因遭遇理论发展瓶颈而导致对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的日渐式微。很多人心存疑问：“图书馆职业道德”与“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精神”究竟是什么关系？图书馆员究竟应悉听“精神”的召唤还是遵从“道德”的驱使？一般的基层图书馆从业者或许对这些经院式的概念之间的内涵差异感到不以为然，但学者们对这种不同概念间的区别和联系显然更为敏感，并有义务为众人指点迷津。肖希明教授撰文指出：“图书馆的职业精神，就是图书馆从业人员在对图书馆整体利益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对图书馆职业所承担的社会义务的文化自觉，是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职业观、价值观”[8]；“职业道德并不等同于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往往需要以某种条文的形式来指导和规范图书馆实践中的行为，常常体现为一种外力的约束。而职业精神则是图书馆这个职业所秉承的价值观，是一种对职业的信念和追求，是没有外力约束的人的心灵世界的展现。与职业道德规范相比，职业精神处于更高的层次。只有深刻领悟了图书馆职业精神，才能自觉地恪守图书馆职业道德”[8]。他不仅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还给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职业精神是“凌驾于”职业道德之上的。李超平则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道德规范是图书馆精神的实践方式”[2]。范并思教授是关于“图书馆精神”讨论的积极倡议者和组织者，他认为“可将图书馆精神定义为图书馆人对图书馆事业的人文理想的一种认同”[9]，并且一直尝试着如何将宏观视野的“图书馆精神”聚焦到图书馆活动的具体领域中，“图书馆职业精神”正是他在与其他学者的讨论中偶然发现的一个研究切入点，并携手其他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图书馆职业精神”的讨论。讨论的结果不仅拓展了以往学者们对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思维，并且“有助于我们从‘职业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现代图书馆精神”[10]。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拨开了介于“图书馆职业精神”和“图书馆精神”之间的一层迷雾，使我们的认识变得豁然开朗。总之，学者们对图书馆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及图书馆精神的多角度阐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这一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和研究的发展路径。从他们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共识：职业道德是图书馆员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素质，也即程焕文教授所称的“底线”，或称“21世纪中国基本的图书馆精神”，舍此就不必奢谈图书馆职业精神和图书馆精神；而图书馆职业精神特别是图书馆精神，它们是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内核，对培育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高屋建瓴式的指导作用。也正基于此，《准则》中把“确立职业理念”置于首位，这里的“职业理念”，就是指图书馆职业精神和图书馆精神，它们是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和研究中应当恒守的精神坐标和价值准则。

3跨越与升华：对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与研究前景的期待和展望

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的研究历程与我国新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历史一路相随，交相辉映。这一阶段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高歌猛进、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理论加速发展时期，关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关于读者权利的研究、关于图书馆人文精神的研究及关于图书馆职业理念的研究等，都在大踏步地向前拓展自己的研究疆域。多元化思维的碰撞、多样化理念的交融，使不同领域的研究既相互交锋，又相得益彰。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和研究氛围下，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自然也不能置身其外，它不断地从图书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中汲取养分，不断地在内涵和外延上扩张自己的“领地”，原来传统的和僵化的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已经不能包容现代图书馆理念所赋予它的新的责任和道义，惟有站在“图书馆精神”这个“价值高地”上，才能正确理解在新世纪图书馆职业道德所应承担的职责和使命。因此，构建一个既能吸纳传统的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的精髓，同时又对原有规范进行科学扬弃的具有现代图书馆精神指导的图书馆职业道德体系，已是大势所趋、万众期待。近10年来，关于我国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精神等研究的风生水起，以及我国图书馆人职业理念的国际化接轨，为我们建立这样一个职业道德规范提供了理论烘托和环境支持，每个图书馆工作者都应义不容辞地为构建这样一座职业道德“大厦”添砖加瓦。未来的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应该在图书馆职业精神和图书馆精神等的引领和指导下，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通过去粗取精、吐故纳新，使新的职业道德规范真正成为源于图书馆员心灵的道德标尺和行为指针。回望10年，如果说以2002年《准则》的出台为分水岭，我国图书馆界开始了从传统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到现念意义上的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的转型和探索的话，那么，以对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精神等的发力研究为标志，一场具有科学的图书馆理念指导的现代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正方兴未艾、任重道远。这必将是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的又一次时代跨越，是基于图书馆职业精神和图书馆精神的再一次理念升华。

作者：于厚海工作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图书馆

第三篇

一、律师职业道德之界定

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各行各业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所谓律师职业道德，指的是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当信奉的道德准则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的综合反映，也是纯洁律师队伍、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推动律师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重要保证。由于律师的使命在于维护人权，实现正义，所以，各国法律都对律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各国有关律师职业道德同其他职业的职业道德区别来看，律师职业道德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律师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具有统一性。社会道德是律师职业道德形成的基础和依据，律师职业道德属于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是对社会道德的补充。所以，两者的基本精神和宗旨是一致的。

第二，律师职业道德一般是由律师行业的自治性组织——律师协会制定，并反映绝大多数律师的意愿。律师作为独立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是不受国家职权干预的。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律师的使命是保护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为了更好履行使命，就不应该受到国家机关监督或惩戒的压力”[1]。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律师的自律组织来制定律师道德规范。

第三，律师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强制性，违反职业道德的律师应受到两方面的制裁。一方面是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另一方面是应受到一些特殊方式的惩处。比如，在律师的信誉声望方面的下降，业务活动受限等等。因而，对于严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律师，应由有关律师组织对其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二、大陆法系国家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借鉴

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律师职业道德的法律规定，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现总结如下：第一，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各国要求律师不能私下直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其受理案件应当通过律师事务所进行。第二，无正当理由，律师不得拒绝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如：日本律师法规定：律师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对办理依据法令由官公署所嘱托的事项，及依据会章的规定由所属律师会或日本律师联合会所指定的事项，不得拒绝。法国、卢森堡等国的法律均有类似规定。第三，律师应当提供称职的法律服务。即律师应具有接受委托业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而不能接受他没有能力完成的业务。遇有这种情形，应尽快告诉委托人自己不能胜任，以便让委托人另行委托其他律师。第四，律师应当为委托人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具体包括：（1）律师应当使当事人对事态有适当的了解，并使其尽快满足对有关材料进行了解的合理要求。律师也应在适当和必要的限度内，就事件向当事人进行解释。以使其能够对相关事项作出恰当决定。（2）律师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研究案情，并为维护委托人利益而进行出庭或其他活动，及时告知委托人案件进展情况。（3）非经委托人同意，律师不得让别人替他办理委托人委托他办理的案件。第五，律师必须严守秘密，除非征得委托人同意。在法国，要求有关人员遵守秘密的规定是一项普遍的绝对的义务。这一义务产生于《刑法典》，而专门适用于律师执业的法律对此也作了特别强调。根据1972年6月9日的第468号法律第80条的规定，律师绝对不得泄露任何涉及职业律师秘密的事项。对于违反此规定的行为，无论实际后果如何，都按“既遂”处理。第六，律师不得从事对委托人不利的活动。这是律师职业的性质所要求律师必须遵守的规则，因而为各国所普遍确认。律师不得接受与正在承办的案件利益相反的另一个案件，不得同时为诉讼利益不同的人辩护；不得在与委托人依法解除委托关系后在同一案件中接受对方当事人的委托；不得就受委托的事项从对方接受利益，或向其要求或约定利益，不得与当事人进行商业交易，不得有意获取某种与当事人利益相抵触的所有权、占有权、证券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2]

三、我国律师职业道德的相关法律规定

1990年10月，司法部颁发了《律师十要十不准》，对律师的职业道德作了原则性规定。1993年12月27日，司法部颁发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对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96年10月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第5次会议又通过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2002年6月26日，司法部转发执行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律师法》，对律师执业道德有了更为完善的规定。根据新《律师法》的规定，律师的基本职业道德包括：信仰法律、人格独立、程序公正、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我国于2012年10月26日再次对《律师法》进行了修订，并已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当中明确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根据新《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呈现以下特点：（1）律师应当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服务，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2）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接受监督；（3）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和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注重陶冶品德和职业修养；（4）律师应当诚实信用，严密审慎，尽职尽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5）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6）律师应当尊重同行，同业互助，公平竞争，共同提高执业水平；7、律师应当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切实履行会员义务。

四、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完善之思考

为了建设一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律师队伍，维护好律师在社会上的信誉，提高律师的社会地位，树立律师的良好形象，既要有比较完善的职业道德规范，又要经常地对律师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这是非常有必要、有意义的。

（一）要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培养律师的荣誉意识。律师是市场经济运转过程的中介人和监督者，律师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的职业道德直接或间接地会涉及到国家、单位、投资者、债权人等各相关方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社会的道德风尚。如果每一个律师在从业活动中，都能正确行使自己的职业权利，履行自己的职业义务，自觉遵守其职业道德，那么，律师就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产生一种健康向上的促进作用。律师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责任，他要求一个法律工作者对委托人必须尽到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尽职尽责的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这又是在要求律师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明确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业务，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不断提高执业水平。律师应当珍视和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注重陶冶品行和职业道德修养。

（二）突出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核心作用。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一般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律师拥有较为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技能，因而具有预防、疏导和解决涉法社会矛盾的专业优势，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必须引导律师深刻认识自身的职业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努力增强律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3]可以说，律师是我国法律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必须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以职业道德入手规制律师的职业行为，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对此，我国很多法学家都对通过建立法律共同体实现法治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例如，贺卫方教授始终在积极呼唤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改造社会、改造权力，推进法治的实现。强世功博士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呼吁：“所有的法律人，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对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历史、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对这个共同体的现状、社会功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团结起来，抵制专断和特权，抵制暴力和混乱，维持稳定与秩序，捍卫公道和正义，实现改良与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这些观点，笔者都认为律师应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律师也必须以此为任。综上所述，有关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完善，我们在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的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凡事有利必有弊，必须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建设中所存在的优点、缺点所在。然后对症下药，以促进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迅速完善和发展，为净化律师职业市场作出一份贡献，早日同国际律师行业接轨。

作者：沈展昌工作单位：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第四篇

一、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

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意义重大。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具体表现为偏重政治原则教育，轻视对学生的医德教育;偏重技能教育，弱化人文教育，轻视对学生“以人为本”的医护理念的培养;过分倚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效，忽视了全员教育;偏重于在校期间的教育，忽视临床实习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提高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围绕专业特色，注意寻找政治、道德知识与医学知识之间的结合点，在完成政治引导、道德培养的基本功用外，加强对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而职业精神和人文素质教育也正是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具体做法是:寓爱心和责任心教育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加强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其次是强调全员责任，发挥专业课教师的独特作用。第三是营造积极向上、“医”色鲜明的校园文化，为医学生的职业素质养成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营造良好的氛围。第四，强调职业精神教育的完整性，充分利用好实习阶段，促进学生医学职业精神从知到行的转化。

二、如何理解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在医学院校中的作用

医学院校承担着培育高等医学人才的重任。长期以来，医学院校一向重视对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以及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思潮的相互激荡;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新的医学观愈加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条件下，“看病求医”的医患关系越来越向合约式医患关系转化。这一切都对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现实社会中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和不断被曝光的有悖医德的人和事，也从反面证明了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的重要性。此外，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在医学院校中的作用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明确了医学院校的教育目的。通过在医学院校内开展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人文精神也得到了全面培养。基于这种认识，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已经成为了医学院校的重要教育内容之一，对医学院校的教育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作用来看，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使医学院校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目的。其次，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促进了医学院校的教育发展。在医学院校中，通过对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医学生的整体素质获得全面提高，使医学院校的发展更具有潜力。从学生培养的角度出发，学生的素质越高，给学校带来的积极影响越大，对学校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强。所以，在医学院校的教育过程中，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促进了医学院校的教育发展。再次，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提高了医学院校的教育质量。从目前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的现状来看，学生的整体素质获得了全面提高，对医学院校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保证了医学院校的教育效果，促进了医学院校的发展。从教育效果来看，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提高了医学院校的教育质量，对医学院校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目前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目前医学院校普遍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并认识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没有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的有效结合，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一)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原则教育，轻视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教育

从目前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看，更加偏重于原则的教育，对思想政治原则的教育占据了主要内容，对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没有得到全面的重视，开展手段和开展效果未能达到预期。考虑到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必须对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关注实践技能的培养，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关注不够

在医学院校中，考虑到医学院校的现实教学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为教学任务服务的，在教学任务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的前提下，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向实践技能的培养方面倾斜，由此产生了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关注不够，有时甚至产生了轻视。在这种状态下，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培养手段和培养效果上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现状，认真开展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三)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必要的手段，对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仅仅依靠课堂教育

从目前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来看，仅仅将课堂教育作为主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在教育手段选择和创新上还比较欠缺，不能够完全满足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需要，制约了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培养的效果，影响了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为此，在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积极开发新的教育手段，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使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取得积极效果。

(四)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注重在校期间的教育，对实习期的职业道德素质培养不够

对于医学生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素质培养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除了在校期间做好培养外，还要在实习期重视对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但是从医学生的实际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来看，目前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只重视在校期间的教育效果，对实习期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了医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效果不理想。

四、如何正确处理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从医学院校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情况来看，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要认清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切实提高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质量，满足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一)认清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在医学生的素质教育中，应认清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应将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来开展，通过提高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教育的质量和人文精神培养的效果，达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目的。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引起足够重视

从目前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看，在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方面之所以没有取得积极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对医学生的重要意义。所以，在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对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拓展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满足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的需要

由于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出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目的，应积极拓展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满足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的需要，使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更加明显，提高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教育的整体质量，发挥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四)认真做好实习期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工作，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考虑到医学生的实际学习特点，在校期间的学习虽然是学习的重要阶段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实习期的教育才是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和人文精神的重点。基于这一认识，在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阶段，应认真做好实习期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工作，并积极开展人文精神的培养工作，满足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作者：张大斌工作单位：辽宁医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