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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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指导精神和原则上，思想道德可在目标及政治层面保证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正确方向

提到“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我们会联系起“国家治理”，在论述国家治理体系时曾阐述二者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的这段阐述指出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分支。借助这层关系，我们在研究思想道德在目标及政治层面对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作用时不妨参照其在目标及政治层面对国家治理方式改进的作用。2001年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从上述提出“以德治国”，对“以德治国”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把思想道德引进到国家、社会治理领域来，我们强调并希望发挥其两重作用:第一重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来引导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第二重则是将思想道德外化为具体规则来规范民众的行为。第一重作用应是首要作用且为更重要的作用。作为被包含层面的“社会治理”，我们也应看到并重视思想道德在目标及政治层面保证治理方式改进的正确方向。社会治理的目标简单而言就是促进与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在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道德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它所形成的价值理念追求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起着看不见的指引作用，并且这种指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行为取向与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重视思想道德在目标及政治层面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作用，实质上是在指导精神和原则上，保障社会走向稳定与和谐发展的方向，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在实践应用上，通过强化思想道德对行为的约束和规范，思想道德可外化为社会治理的具体途径

我们对思想道德的定义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原则和规范行为。我们对法律的定义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国家统治工具。由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总称。思想道德与法律同作为社会的重要规范，由于法律有特定与详尽的条文规范，且有一系列完备的国家强制部门和机关的保障实施，因此在我们的思维中，法律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而且因我们更能直观看到法律的实施结果和作用，所以也更重视法律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具体途径作用。然而我们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法律和思想道德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很容易将思想道德归纳到这一领域，却很难将法律归纳到意识形态领域是因为，对于法律，大家更容易联想到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是法律部门，联想到具体的强制机关。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律部门、强制机关皆在法的精神下统建，且立法、执法、守法、法的惩处等行为皆需要反映和维护法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律规范和思想道德规范的运行都是在意识领域的一定精神统领下开始的，思想道德同法律一样也可以具体为可操作的具体规范途径。第二，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思想道德观念。因此我们看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思想道德观念会有差别，从而外化的规范行为也可能存在差别，但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皆不缺乏将思想道德意识外化为具体规范，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作出要求与起到规范的效果。举例来说，中国古代有《三字经》、《弟子规》等，《三字经》将思想道德意识外化为民众在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具体行为要求: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当顺叙，勿违背。《弟子规》也具体提出了学童的生活规范: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现代，我们也同样将新时期的思想道德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要求，并提出了具体模式让民众参照与模拟实践。如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短短二十字也是针对公民的具体行为提出的规范要求，极具现实可操作性。因此我们不应被法律与思想道德二者执行力度的差别，或是违背二者付出的“成本代价”差别所蒙蔽，忽视思想道德的具体途径作用。

三、在评价机制上，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及成果可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改进效果的重要评价指标

社会治理是一个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过程的有效运行达到社会的稳定、可持续以及和谐发展。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我们怎样去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达到了稳定、可持续以及和谐发展。换句话说，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社会治理是否科学，是否做到了有效运行。衡量社会是否稳定、可持续以及和谐发展时，我们经常会首先想到并采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然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能完全代表或完整体现到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从哲学上说，社会现象分为两大类，物质现象和意识现象，因此我们观察一个社会，应该全面考察这两大块，缺一不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经济物质得到巨大丰富的时候，邓小平和党中央就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这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中，关键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两手抓”的内容和涵义。并提出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是社会主义精神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环节。精神文明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直观体现着社会的发展水平。而衡量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通常是社会的思想道德。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总是最先从社会思想道德风尚中表现出来。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因素具体到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社会的发展水平愈高，其思想道德建设状况也愈好。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完全可以也更需要将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建设的成果，作为我们是否采用了合适的方法，是否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评价标准。在新时期为了促进社会建设和发展，我们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因此我们更需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及成果严格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改进效果的重要评价指标。思想道德对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支撑作用在实质上体现及发挥了以思想道德的柔和方式展开社会治理，体现了社会治理中“以人为本”的宗旨，并能最大限度协调人民群众的利益冲突，达到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国内改革各项任务必须牢牢把握工作总基调、宏观调控思想，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肯定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任何时期，任何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探索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过程中，极需重视及发挥思想道德对其的支撑作用。

作者:向婷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