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艺术道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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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宋建林工作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启蒙主义大旗的引领下，贯穿在这一阶段的艺术道德建设主线可概括为人道主义艺术精神和民族传统道德的发现和反思。经济体制的改革是道德观念变迁的最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宗旨体现为从制度上突出和强化人们的个人利益，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鼓励劳动致富。经济体制改革直接影响了人们道德观念的变迁，新时期艺术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对道德与人性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后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界首先突破的理论禁区是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方面的禁锢。关于这些问题的论争，增强了人们对道德与人性关系的认识，也使许多艺术家强烈要求突破人性的禁区，张扬起“人道主义”的旗帜，通过表现丰富而完整的人性来改变艺术创作的面貌。新时期艺术的人道主义精神，充分展示在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婚姻、爱情等方方面面新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中，艺术家力求通过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合法性，重现“大写的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典型的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如古华的《芙蓉镇》、冯骥才的《啊！》、戴厚英的《人啊，人》、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通过揭露极左路线所带来的人民的苦难和民族的悲剧，多侧面、多角度地表现了价值的错乱和人性的扭曲，深刻揭示了造成这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的思想根源。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却在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层的历史性反思中，表现出某种超前的道德理性思考。《蝴蝶》以庄周梦蝶的寓言来比喻老干部张思远的命运变幻和自我寻找，通过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进行分析，以人物的意识流动来表现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从而揭示张思远的双重人格和内心矛盾，并谨慎地提出“魂兮归来”、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是否能成为人民的公仆、是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问题。宗璞的小说《我是谁》，借鉴荒诞的梦魇似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来揭示十年浩劫带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展示了那场社会动乱对人的尊严的嘲弄和人性的践踏。新时期电影、电视剧、戏剧创作突破极左思潮设置的理论禁区，高扬人道主义精神，大胆地表现人性和人情美，为推进艺术道德启蒙和思想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泪痕》、《牧马人》、《小街》等描写现实的影片的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人物主体意识的觉醒，真实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灵世界和悲欢情感，在银幕上掀起了肯定和赞颂人性、人情的浪花。战争题材的影片《小花》、《今夜星光灿烂》和《归心似箭》，则从炮火硝烟的场面和英雄主义的主题，转向对人性、人情的赞美和人道主义的呼唤。不论是《小花》描写的感人的三兄妹手足之情，还是《归心似箭》叙述的抗联战士魏得胜在养伤过程中与年轻寡妇玉贞的爱恋之情，都因摆脱宏大的历史叙事而转向人性的探求，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同。《人生》、《喜盈门》、《野山》、《红高粱》、《老井》等影片，运用传统的家庭道德伦理叙事方法，突出表现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充分展示了人的美好心灵和善的人性，同各种摧残人性、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丑恶现象的搏斗过程，给人一种强烈的道德震撼力。1990年电视剧《渴望》播出后，引起轰动性社会效应。究其原因，就在于《渴望》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作品通过塑造一系列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热切呼唤在十年动乱中泯灭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回归。特别是主人公刘慧芳，她的美丽善良、忍辱负重、善解人意、无私奉献、坚毅刚强的鲜明性格，使她成为一个集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于一身的道德典范，赢得了平民百姓的喜爱。新时期戏剧的最初探索，是突破传统的戏剧模式，把艺术视角转向人物的心灵世界，充分展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世界，努力开掘新的表现领域。仅以刘树纲的两部社会调查剧为例。《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采用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的复合式结构，对人们的爱情婚姻心理进行深刻的剖析与审视，构成一份完整的城市离婚案的综合报告，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通过在公共汽车上与扒手搏斗而牺牲的叶肖肖的灵魂对旁观者的察访、质问，剖析他们心灵深处隐秘的行为动机，将一个个卑劣的心灵、丑陋的面孔推向道德的法庭进行审判，引起人们对市场经济萌动时期社会风气和道德状况的思考。1980年代初期，引起争议的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主题的文学作品，如雨煤的《啊，人……》、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刘心武的《如意》、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试图使人性超脱单一的阶级属性，使“人的解放”摆脱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二元对立关系，通过全面地展示人的本能欲望层面来建立一套“个人主体”的话语叙事结构。这些作品对人的本能欲望的肯定和歌颂，既有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极左思潮的批判，也涉及到对文艺作品如何表现人性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表达了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热切呼唤。雨煤的短篇小说《啊，人……》，以同情的态度叙述了地主的小妾肖淑兰与地主的儿子罗顺昌之间发生的超阶级、悖伦理的爱情，被评论家称为“是一篇肯定人性歌颂人性的小说，在它里面描写了人性战胜极左的政治和封建的伦理的胜利”[1]。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议，就在于作者触目惊心地描写了劳改农场那种畸形环境对正常人性的摧残，而被女人“造就”的章永在满足了“性”的饥渴后，又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抛弃了把他“变成真正的男人”的黄香久。肯定者认为这篇小说“以中国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深度，正面地展开‘灵与肉’的搏斗及自我搏斗”[2]；批评者则认为“对于两性关系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实在太多了一些”[3]。对这些作品的争议，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道德与人性关系的审视和思考，澄清和纠正了原有道德体系与道德实践的缺陷，提出了新时期艺术如何践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使人道主义精神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为推进新时期艺术道德建设的发展和创新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新时期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力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体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上，并深深地积淀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构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然而，从20世纪以来，在历经了“五四”新文化对传统道德的猛烈冲击后，特别是十年动乱的文化浩劫，使中国社会走上了拒斥传统文化的道路，传统伦理道德的被忽视乃至全面否定，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形成了明显的文化断层。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和道德启蒙的深入发展，许多有识之士发现了文化的断裂带，于是，艺术家们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对社会、政治、人性的反思推向对历史、文化和人类的反思，推向对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发现和反思，去探寻已经断裂的民族文化精神。这一时期，在“文化反思”背景下出现的文学艺术的“寻根”思潮，就是试图从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中寻求文学艺术之根，在对历史、文化、道德的思考中，重新认识和反思民族精神，以社会道德观念的自觉认同来传承和延续民族传统道德文化，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直接促成了文化“寻根”思潮的形成。当拨乱反正的政治任务完成后，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不断地反思：中国革命为什么长期陷入左倾路线危害，最后竟导致“”这场民族大灾难？于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民族性与国民性的问题，便成为文化“寻根”思潮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学也由政治、社会层面的反思进入了历史和文化反思。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4]于是，一批作家聚集在“寻根”的旗帜下，自觉地进行寻根文学创作。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义的《老井》，李杭育的《沙灶遗风》，莫言的《红高粱》等，其共同特点是：主张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重新认识和反思民族的自我，试图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在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表现社会生活，重建新型的民族文化观。阿城的《棋王》，表层看来属于“知青题材”，实际上通过对王一生的“吃”与“棋”的渲染，宣传了老庄哲学“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蕴含着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格的追求。王安忆的《小鲍庄》，描写了淮北平原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基本精神构成的小村庄，村民们世世代代以“仁义”为生活准则，他们既保持生活的秩序、安宁与和谐，也造成了思想的愚昧、落后与麻木，表达了作者对儒家道德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反思。韩少功《爸爸爸》塑造的丙崽，其形象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旨在说明在一个封闭、落后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人的智能是不可能发展的，社会也是不可能进步的，培育的只能是丙崽这样的白痴和畸形儿。由此可见，寻根文学的贡献，就在于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审视民族历史与现实，以文化替代政治作为文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文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试图使文学摆脱过于沉重的社会功能。“寻根”思潮不仅反映在文学领域，还波及到其它艺术领域，如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中，也出现一些代表性作品。不妨以戏剧为例。1986年前后，随着高行健的《野人》、锦云的《狗儿爷涅》、马中骏、秦培春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陈子度等的《桑树坪纪事》等一批探索剧目的出现，新潮话剧已从前期对话剧表现形式的探索转向对人的生存价值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并着重从社会深层文化结构去表现当代人微妙复杂的心理世界和道德观念。被誉为“多声部现代史诗剧”的《野人》，以生态学家对野人的科学考察为主线，借鉴交响乐的结构形式，把生态平衡、现代文明和古代文化等几个不同的主题交织在一起，构成多声部的复杂结构和多义性主题。运用现代意识、从精神上挖掘中国农民的心灵史，是《狗儿爷涅》的独到之处。在狗儿爷的心理叙述中，不但表现了他在得到土地、失去土地，以及失而复得土地这一系列过程中的心理状态，而且把他酷爱土地、视之若命的心态揭示得活灵活现。剧作正是通过对狗儿爷，一个普通农民的人生命运和深层意识的剖析，以描述人物痛苦的心灵轨迹来达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和追问。

艺术道德困境和变迁阶段（1992年—2000年）

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及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转变，必然会引起作家艺术家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和重新审视。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始终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旗帜，渴望消除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建立理想的人生状态，那么接踵而至的新潮文艺和大众文艺则消解、摧毁了理想人生的神话，而以虚无主义、享乐人生、游戏人生的精神价值观取代了艺术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社会大规模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文化艺术领域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明显标志，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大众文化潮流。以通俗文学、流行音乐、电视文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地把具有平民化、世俗化、时尚性、娱乐性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成果推向社会，在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标示着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思想解放和道德启蒙的渐趋消解和沉寂，从此文学艺术失去了“轰动效应”，开始步入一个世俗化的、娱乐性的、众神狂欢的消费时代。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也应看到，市场经济在带来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存造成许多困境，使人们面临许多新的精神困扰。现实生活的挑战，社会转型期的阵痛，道德文化的剧烈变迁，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使当代中国人走向深刻的精神困惑与选择的迷茫，难以守护自由、崇高的精神家园。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商业大潮的猛烈冲击下，作为人类审美掌握世界方式的文学艺术已不再把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当作艺术的理想来追求，而由商业价值规约了它的价值取向和生产方式。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倾向使艺术成为供大众娱乐和消遣，甚至寻求感官刺激的一种消费品；而道德理想神话的破灭，则使艺术由崇高神圣的殿堂沦落为众神狂欢的大众游乐场。在众神狂欢中，快乐原则已成为游戏的惟一目的。当文化艺术生产者遵循快乐化原则进行创作时，为了激起大众的消费欲望，往往会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而热衷于为社会生产各式各样的“文化快餐”。当消费者沉浸在大众文化编造的梦幻世界的狂欢之中，尽情地游戏人生、享受生活时，他们获得的艺术的娱乐功能和感官刺激，显然是以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丧失为代价来换取的。如此看来，市场经济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固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革，但同时也用商业意识来削弱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文化艺术，带来了人文精神的危机和文学艺术的世俗化、娱乐化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应运而生的市民阶层，当他们的经济实力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在审美文化方面也必然会出现代言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引人注目的“王朔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现象。中国电影界称1988年为“王朔年”。这一年，王朔的《顽主》、《橡皮人》、《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4部中篇小说被同时搬上银幕。一时间，王朔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成为备受瞩目的文化名人。其实，王朔现象的出现，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艺术商业化的原因。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来看，1980年代初的文学在人生文化态度与文学信念上追求的是理想的人生和崇高的信念，人们推崇的是理想主义者陆文婷和改革家乔光朴；19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兴起后，文学看重的是个体生存状态，回避甚至消解理想、信仰、道德和崇高，在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是诸如《烦恼人生》中的普通工人印家厚、《单位》中的小公务员小林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文学艺术由崇尚理想到关注个体生存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后，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文化和审美理想已面临瓦解的境地。对此，王朔说得很明白：“我以为激情这种东西含有虚伪，你冲着谁而来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怎能还抱有幻想？”[5]所以，王朔现象的意义就在于，他在消解着人们曾经视为理想人生和崇高信念的同时，以自己的作品来构筑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即以个体生存为特征的游戏人生、享乐人生的审美文化观。正如人们所说，王朔小说的总体风格是谐谑和调侃。他反主流、反文化、反传统，颠覆传统道德文化，对现存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严肃的人生意义进行肆意的嘲讽。他的“顽主”系列小说描写的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顽主，以玩世不恭的调侃方式来对待社会、对待人生。在他们看来，所谓英雄、崇高、理想，传统美德，献身精神，美好的感情，永恒的爱情等等，都不过是貌似庄严、实则虚伪透顶的道德和伪善。因此，他们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就是“找乐儿”，就是“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无可否认，王朔小说适应了许多人对极左思潮那种虚假的神圣和伪崇高的反感心理，深刻揭露了社会的丑恶、卑鄙、腐败，辛辣讽刺了官僚主义现象，戳穿了伪君子的卑劣心理，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或许，这正是王朔小说赢得一些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但是，王朔小说调侃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调侃革命理想和信念，对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王朔小说的基调是调侃一切，既调侃虚伪、丑恶和伪善，也调侃人类真正的神圣与崇高，调侃革命的传统和理想，宣扬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学。毫无疑义，处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是无法逃避、也不能逃避艺术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关注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不论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提倡的理想人生，还是新写实小说的消解理想与崇高，或是王朔小说的游戏人生和躲避崇高，都是作家从不同的视角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审视。不过，这里存在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理想与现实的审美文化冲突和对立，有着特定环境下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在审美文化众声喧哗的1990年代，随着这种冲突和对立的加剧，终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人文精神”讨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当代中国出现的人文精神危机。一批坚持启蒙理性的人文知识分子认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已严重失落，必须拯救与挽留。王晓明等人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中，列举了当前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种种表现，如文学杂志转向，文人“下海”，作家的创作或是如王朔那样媚俗，或是如“玩文学”者张艺谋那样自娱，文坛到处充斥着让人腻味的“商品文学”。他们强调，不仅文学，整个人文精神的领域都呈现出一派衰势。他们明确指出：“真正的当代文学应该敢于直面痛苦和焦虑，而不应用无聊的调侃来消解它。”[6]王朔作品的调侃，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因为调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有的文章还具体分析了“人文精神失落”的含义，认为“它所指涉的是90年代的中国现实，是对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经商大潮而兴起的负面现象：拜金主义，见利忘义，理想沦丧，道德解体，用一种经典性表述，就是对于金钱的关怀远远大于对精神的关怀。”[7]显然，王晓明等人有感于“人文精神危机”，呼唤拯救人文精神，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社会转型期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的严肃探讨和关注。应当肯定，这对于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重建艺术与现实、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机制，促进市场经济下艺术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990年代中期，艺术道德取向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加强了对文化艺术的总体调控和具体规范，并在艺术创作中建构新的道德文化。199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举措。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8]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文化艺术对艺术道德建设的重视和强化，突出表现为这一时期艺术创作出现的伦理化倾向，尤其是影视艺术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电视剧《咱爸咱妈》、《姊妹行》、《红十字方队》、《车间主任》、《牵手》等，电影《和他的儿子》、《》、《焦裕禄》、《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老娘土》、《凤凰琴》等，这些颇有影响的作品都以家庭、社会的人际伦理关系为叙事中心，用道德尺度和伦理感情设计叙事高潮，通过塑造具有示范性的伦理化艺术形象，反映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积极传播主流文化的伦理观念，唤起观众强烈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

艺术道德重建和多元选择阶段（2000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多元对话的市民社会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空间，促进了消费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的蓬勃兴起；2002年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与世界文化大融合、大对话的局面和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环境，对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在经济体制发生变革的同时，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也经历着一个转型和建构过程。社会转型期的道德观念和文化结构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新旧道德规范转换中伴随着传统道德的解体和新道德的暂时缺位而呈现的道德失范，出现了一些社会道德败坏和沦丧的现象。巨大而深刻变化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形成了现阶段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的状况，因此，建构新的道德伦理规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至关重要。在当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之际，道德文化的多维交错和价值观的多元并存，是进入新世纪后艺术道德建设面临的现实状况和明显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形态存在着多样的经济基础和所有制形式，反映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必然产生相应的多元文化和思想道德观念。在当代中国，由于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由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道德观的影响，同时由于和世界上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着广泛的政治往来、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必然存在着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文化呈现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计划经济体制下某些保守和僵化的道德观念、西方道德文化等多元道德文化长期并存的现实状况，存在着诸多文化矛盾和冲突。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的交织碰撞，导致了一些伦理失范、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现象，有的已违背公众普遍尊崇的伦理道德底线，使社会主义艺术道德建设遭受严重损伤。因此，正确理解道德文化领域中的主元与多元的关系，进一步发挥主流文化的道德导向作用，是当代中国艺术道德建设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道德观念的开放和多元道德文化的并存，固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道德选择的空间，激发了人们的道德主体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承认价值观多元化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忽视或否定价值理想目标指向上的一元性。在当代中国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道德文化结构中，应当发挥主流文化的道德导向作用，以新的思路和主流文化的理论创新来促进主流道德文化的发展。必须把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确立为社会主流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社会成员普遍认同主流文化，并自觉地用主流文化去引导影响大众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在新世纪新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已意识到，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在2001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9]的治国方略，为新时期道德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2006年3月，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理念，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对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11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应当看到，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呈现的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的现实状况，存在着诸多道德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道德文化虽然依靠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占据主导文化的地位，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面对长期的封建思想遗毒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将面临各种各样文化思潮、文化类型的竞争和冲击。在错综复杂的道德文化领域，对于各种文化矛盾和冲突不能消极地回避，对于错误和腐朽道德文化的影响也不能一味地退让，主流文化应当肩负起“守土”责任。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多元并存、相互竞争的背景下，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如何坚持、发展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道德文化的导向作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如何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以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精神促进和谐文化建设？如何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和有借鉴地吸收西方现代道德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如何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艺术道德建设的正确思路，建构艺术道德规范体系？如何加强艺术家的职业道德建设，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艺术道德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和思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统领下的文化统一战线，实现多元道德文化的和谐共存，是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艺术道德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我国现阶段思想道德文化所呈现的多元并存的结构特征，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有人对多元竞争的文化现实忧心忡忡，希望通过“罢黜百家”来突出主流文化，这是一种试图超越现阶段思想文化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各种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异彩纷呈，长期并存，相互竞争，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试图把现阶段道德文化定于一尊，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强求道德文化的一律，脱离实际地追求一种一元化的、纯粹无产阶级的艺术道德，显然是脱离中国基本国情的文化急进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搞“”式的急进主义，提出一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政策，已留下深刻的教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一定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文化的性质与特征，正确处理文化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与其他文化资源的“多元兼容”问题。在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下，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统领下的文化统一战线，以宽广的胸怀包容不同价值观念的道德文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文化才能既巩固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又保持多元道德文化竞争发展的生态平衡；才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吸收各国道德文化成果，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当然，文化统一战线并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情况下保持多元文化的竞争与活力。在文化统一战线中，马克思主义是多元道德文化形态的主导和统领，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文化。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成果，是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尊重文化差异的表现。文化统一战线要以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促进和谐文化建设，坚持多元道德文化的和谐包容，用主流文化来统领、规范多元文化，影响、引导、整合多样化的社会道德文化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在目前社会价值观念存在一定程度混乱的情况下，特别要下力气增强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思想文化思潮，确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当然，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也有一个不断发展、调整和完善的过程，推进主流文化的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道德发展的不竭动力。例如，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底层文学”现象，就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底层文学”现象，并从文学扩展到其他艺术领域。许多艺术家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绘画、摄影等作品中，着力反映弱势群体的现实生活和民生要求，体现鲜明的人道主义情怀和道德色彩。当前，这种以描写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对底层苦难表示深切同情为特征的底层叙事思潮的蓬勃发展，既与新时期社会转型的现实变化相关，也体现出艺术家们重建艺术道德的探索和反思，已成为文艺思想界最为活跃的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