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教育的价值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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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社会上频发一系列僭越底线道德的事件，同时又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开始质疑追求高标道德的传统。在这样的状况下，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重新得到审视。毫无疑问，道德教育不仅要教育人们守住底线，还要引领人们实现超越、走向崇高。在这两种价值的博弈之中，应实现理想人格与现实目标的统一，确保道德规范与道德信仰的适切，促进价值引领与体验实践的结合，构建个体良善与社会至善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底线道德；高标道德；坚守；融通

当我们以道德的眼光观察社会时，我们不难发现，媒体频繁使用“突破道德底线”来形容一些“耸人听闻”的公共事件；同时，各种各样的“道德楷模”借助媒体推广进入公众视野。一方面是底线模糊，一方面又是楷模跌出，这种令人困惑的“差距”缘何产生？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在这个急速变化的转型社会，该如何坚守道德底线、树立道德高标？接下来，我们就从分析现实困境入手，以实现两种取向价值的融通。

一、现实困境：底线的僭越和高标的质疑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也随之得到极大的改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一面，中国正大踏步地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明前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增强，但是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受西方多元价值观的影响，社会的风气变得更加功利化和浮躁，这种缺乏理性的浮躁心态已经演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充斥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1]，甚至连最为需要用理性与沉稳的思考来做研究的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弄虚作假的现象，使得人们对道德现状充满忧思。1.底线的僭越——道德“滑坡”。“滑坡”是指事物的水平“从上到下”，或事物的质量较之前有所降低。道德“滑坡”就是道德从一个较高的水平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其在现实生活层面的真实形态就是社会底线道德的日渐突破[2]。2008年大地震中的“范跑跑”事件，在人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社会上兴起对师德底线的大讨论。仅时隔三年，广东佛山发生了两岁女童小悦悦遭汽车碾压、18名路人漠然旁观的事件，整个社会舆论哗然，面对幼小生命的垂危，经过的路人竟选择冷漠无视，无人上前救助，“小悦悦事件”以女童小悦悦的医治无效去世画上句号，悲剧结局触动人心，许多舆论不再是抽象的道德思辨，而是以人之常情常理去审度，引发了公众对道德滑坡的焦虑，许多声音不约而同地表达对道德冷漠的批判、痛恨。社会中僭越底线道德的风气如同一种恶性流感蔓延到学校中，诸如校园暴力事件的频发、校园性骚扰事件的爆出以及最近的演员学术抄袭造假事件等。学校本应是社会中的道德净土，如今也发生了这些恶性事件，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面对这些道德失范现象，“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俨然演变成为人们对当今社会表达一种无奈情绪的主观宣泄[3]。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迫使人们开始对社会道德的现状重新审视，并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热切的期待，它同时也警示我们，必须重视局部的“滑坡”状态，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防止其危及全局。2.高标的质疑——道德“虚无”。由于西方多元价值观的涌入，中国传统一元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多种多样的观念涌喷，这种价值多元不可通约的衍生结果就是价值标尺的缺然。面对底线僭越产生的道德滑坡，人们开始质疑道德追求至善的传统，认为现代社会不应沉湎于过去陈旧古板的道德传统。同时，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好人没好报的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该不该舍己救人的争议，少数人道德情感麻木，道德意志缺失，动摇了对于高标道德的传统信仰，从而出现了道德虚无的声音。道德“虚无”指的就是人们道德信仰的一种空虚的精神状态，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彼亦—是非，此亦—是非”的现象。道德虚无主义意味着对高尚道德的排斥，通过对道德的重新书写使得道德信仰被彻底废黜，道德标准的消解是虚无主义拒斥的后果。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促使人们产生对于传统圣贤道德的质疑、对至善至美道德的否定，在他们看来过去那些至高至善的道德理想在现在成为人们的道德重负和道德枷锁。底线的僭越和高标的质疑产生了社会上的道德危机现象，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与道德相关的词语，诸如道德沦丧、道德绑架等成为人们描述当前道德现状的常用词语。面对接踵而至的道德失范现象，人们不禁要反思当下道德危机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人们将视线投向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党的报告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期望通过学校这一社会中的净化器来重新找回失落的道德良善。底线和高标在道德教育中对应的恰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教育一直以来就有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强调基于底线进行底线道德教育，指向合格公民的培养；另一种，则是侧重用高标道德去教育学生，以美德陶冶人的品性。在这两种不同声音的影响下，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重新得到审视。

二、取向博弈：道德教育的两种价值取向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4]道德作为社会生活中调节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价值共契，无形中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构建美好生活的作用。道德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不道德——“不善”、准道德——“未善”、底线道德——“初善”、一般道德——“善”和高尚道德——“至善”等五个层次[5]。底线道德和高标道德分别是道德维度里善的初始和顶层，分别基于两个维度进行的道德教育自然也是不同的，其同时代表着道德教育中的两种价值取向。1.底线道德：人之为人的类本性。所谓“底线”指的是一个事物的最低限度和临界值，当打破了这个值，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底线道德正是基于此衍生出来的概念。底线道德是指人人都应该遵守的、最起码的社会公德。社会公德相对于社会主流道德和思想道德而言，是一种低层次的道德。它代表全民利益，同时也是全民必须而且应当遵守的道德类型。底线道德在道德维度中居于善与非善的交界处，处于道德与非道德的临界点，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应该说，底线道德是社会所有成员共同认可和承认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要求，是社会中最低限度的行善总和，是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和交往所必须维护、遵循和履行的道德行为准则。底线道德是一种权利的权限界限和义务的责限界限。如果一个社会上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逾越这些界限，只会造成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康德认为，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底线道德更是人之为人的类本性。作为社会道德的最低警戒线，底线道德守卫着人最基本的尊严和良知，如若打破了这一底线，则社会的秩序将会紊乱。而那些逾越道德伦理的行为，也必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道德的审判。一般看来，底线道德作为个体为人、立身、处世的初始点，对于社会中任何个体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2008年的“范跑跑”事件中，“范跑跑”丢弃学生率先逃跑，并在此次事件后发表一些富有个人主义的言论，引起了整个社会哗然，人们开始不断地抨击他的这种逃跑行为，认为他不配成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教师，最根本的教师职业道德就是关爱学生，可是“范跑跑”却无视这一职业道德。因此，他为大众所辱骂唾弃。一个人如若丧失了底线道德，打破了道德底限，做出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行为，那么这个人虽然从生理意义上属于人这一类别，但是在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上来说已经不能称之为人，因为他没有遵守这一群别最为根本的规则——底线道德，在他打破这一规则之时就已经不能融入社会群体。2.高标道德：一种时代最强音。《大学》中谈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追求至善的传统一直以来是占据主流的价值观念，至善居于道德金字塔的最顶尖境界，高标道德正是这一境界的道德体现。“高标道德”是在基础善的层次上的一种拔高的道德要求，象征着道德臻于至善，已达到一种超越平庸的卓越存在。“高标道德”的“高”就决定了能够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的只是凤毛麟角。它往往是高尚的和理想化的，是对人的优秀品格的希望、期待和引导。这种高标道德是对道德理想目标的确认和笃信，是对应该做什么样人的设定，是对理想道德人格的设定，是对现实的超越。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一直奉行追求高标道德，语言与行动是最好的见证者。至圣先师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董仲舒推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范仲淹写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到近代鲁迅提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雷锋精神，再到当今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一不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时代的历史洪流中，追求高标道德无疑是各个时代的最强音。追溯中国文化传统，儒家的价值信念几乎影响了中国伦理的整个历史，儒家倡导的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圣贤文化。儒家期望通过教育培养行仁义之事、修鸿鹄之志的君子，而成为君子还不是最终的培养目标，“不待学而能，不必修而具”的圣人是儒家梦寐以求、孜孜不倦的终极追求。其实并非儒家一家如此，其余诸家也向圣人看齐，如道家老子指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作为有限世界的无限存在，其身俱至善至美，一直以来为中华民族所追求。这种追求高标道德的传统不仅体现于对人的要求，还反映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中国伦理文化素来强调“微言大义”，从细小精微之处觅得人生的大道理。这种对高尚道德的追求意味着生活在现实洞穴中的人们渴望精神的飞升，对一种形而上的应当价值不在场的期待和等待。由此，人们在追求高标道德的过程中指向精神之我对物质之我的超越、理想之我对现实之我的超越、无限自我对有限自我的超越[6]。向往美好，追求美好。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美好，这种对美好的追求不是对现实的空想和颠覆，而是现实朝着更美好方向的探寻和关涉。高标道德听起来让人叹为观止、瞩目可敬，但实则无形中引领着人们不断追求良善，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体现着对人自身意义的终极关怀。3.底线道德与高标道德教育价值取向的流转。在中国，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开始，道德教化就以培养高度理想化、超越性的道德为己任，将道德的培养指向天道（天理）的顺服，最终实现的是个体完善人格向国家和社会的转化。个体的道德修养与宏大的社会所联结，个体在此中需要以高标道德严于律己，守住底线，不断进取，不断提升个人的人生境界。科技进步带来的不只是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无形中也动摇了传统伦理范式的根基。追求至善道德的传统步入现代后受到挑战，面临被颠覆的危机。在以往的道德教育中，追求高标道德一直被奉为圭臬，鲜少有人提出异议，但是由于这种对道德神圣的过度追求给道德教育带来了争议。道德高标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由于缺乏可行的现实路径而难以贯彻落实，同时过高的道德要求让学生感到望而却步，学校的道德教育在这种崇高取向中似乎找不到落脚点，造成了道德教育中的“人学空场”，儿童在这种空泛的高标道德要求中学会了虚饰和伪装自我。高标道德的取向似乎在如今这个时代遭遇了“尴尬”的境遇[7]。因此，一部分学者提出道德教育应该着眼于道德生活的基础领地——底线道德。基于底线立场的道德教育更加强调务实，在这种取向看来，高标道德就是为了培养“道德精英”。现实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圣人”，所以更加强调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培养出来的个体只要遵守社会规范即为“合格”。但是，这种底线道德教育也没有使争论终止，这种道德观下培养出来的人只需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即好，他们事事谋求“利己不损人”，成为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同时，这种道德观也使得道德教育失去了原有的效力，是一种消极的道德约束。道德高标的实现是建立在道德基准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只有当人们的道德觉悟达到一定的程度，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当丰富，实施道德事件的相关事宜具有了良性发展的态势时，普遍的高标道德才具有真实的价值。

三、价值融通：底线的坚守和高标的追求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自由、理性地践行道德规范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底线取向和崇高取向在许多人看来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对峙状态，底线道德和高标道德二者似乎不可调和，但事实上，两种价值取向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高标的追求需要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去进行，而底线的坚守同样需要高标的引领。因此，道德教育不能偏执于一端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应在两种取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作为道德教育的“顶层设计”问题，应将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落到实处，实现两种取向的价值融通。1.目标：理想人格与现实目标的统一。在当今这个功利的时代，人们都在汲于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诚信、守法等基本道德在利诱面前似乎变得不堪一击。底线道德在当今岌岌可危，频发的道德事件正在对突破道德底线跃跃欲试。因此，道德教育的起步是培养遵循和维护底线道德的个体，如若底线都不复存在，那么对于高标的追寻更无从谈起。基于底线道德培养出来的个体是社会的合法公民，这时候培养出的个体只是符合了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但社会的理想价值是对高尚道德的追求。因此，底线的恪守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同时还需追求高标道德。身处追求感官刺激的现实社会，精神生活的关涉被束之高阁，心灵的慰藉面临失落的危机。在这种时候，恪守底线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追寻人生意义的需求。因此，关乎理想人格的追求是照进枯燥生活的一盏明灯，引领人们求真、求善、求美。道德作为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提醒我们应明晰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高标道德象征着理想人格的探求，底线道德代表着现实公民所必备的基本道德。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下，这两种道德取向应该相互融通，道德教育既不是为了大批量地制造道德精英，也不是为了生产道德庸民，不强迫每个人都成为道德圣贤，不放低道德教育的标准是道德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道德教育的目标应该将“努力追求”高标道德与“必须遵守”底线道德相结合。“守底追高”就是以底线道德为基线，让高标道德成为激励人们前进的动力，实现圣贤理想人格与现实公民道德的有机融合。2.内容：道德规范与道德信仰的适切。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提出要坚持广泛性要求和先进性要求相结合，2017年《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也指出德育内容中包含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道德规范作为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判断善与不善、好与坏、荣与耻的基本准则。而道德信仰则是道德价值体系中高层次的要求，源于人们内心的道德渴望。低层次的道德规范隐含着高层次的道德追求，高层次的道德信仰则是通过低层次的道德规范来体现和落实的。二者之间是从高到低层层包含，从低到高层层落实的关系[8]。因此，道德教育的内容需要具有层次性，明晰道德规范是道德教育的基础性工作，有助于受教育者形成对于道德价值体系的认同。道德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在明晰道德规范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朱熹将学校分为大学和小学，小学“教做事”，大学“学做人”。在小学，他引用许多格言故事，将古圣贤的“嘉言懿行”汇集起来当作学生的学习材料，使学生即读、即教、即知、即行，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在大学，他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之道，使学生“明明德”最终达到“止于至善”。在此过程中，道德规范与道德信仰相辅相成，在不同阶段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各阶段二者相互隐含。因此，在当今的道德教育中也要注意道德教育内容的循序渐进、分层递进，在道德规范中蕴含道德信仰的崇高，在道德信仰中体现道德规范的遵守。道德规范虽然处于道德金字塔最基础的底端，但却是具体的、切实可行的道德原则，在教育中比较容易贯彻落实，从而将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同时道德规范也蕴藏着高标道德，道德规范的升华即是高标道德。高标道德需要道德规范作为基础和支撑，否则将难以在道德教育中得到贯彻落实，在道德规范教育中帮助学生树立道德信仰，助力其在遵守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追求高标道德。3.方法：价值引导与体验实践的结合。道德教育的主旨在于引导个体主动地修身养性，而非强迫性地灌输和压制。而个体主动地去发展道德，仰赖于个体的道德认同、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实现携行并进。道德规范教育强调机械灌输，忽视了个体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注重对个体进行价值引导。近年来一直强调正确价值观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从“社会主义荣辱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不体现着对个体的价值引导，在这种价值引导中帮助学生认同道德的价值体系——“内化于心”，从而培养对社会、国家的道德情感。道德教育内容包括提高道德觉悟和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品质，养成道德习惯[9]。道德信仰的树立需要道德情感的浇灌。我们不能抛开道德情感去谈道德教育的信仰性。在道德教育中体验实践可以丰富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因此，可以采用生活德育法，使德育回归生活，帮助学生增进道德情感体验。同时，高标道德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存在，需要个体不懈的追求。坚强的道德意志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道德意志作为追求高标道德的重要支撑，需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地磨砺产生。最终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知行合一——“外化于行”，受教育者恪守底线道德，持之以恒地朝着更高的道德目标前进，真正实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道德教育的高标与底线的问题相当复杂，独立地谈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失去意义。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应遵循这样的原则:“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10]无论是秉持一种基于底线立场的道德教育取向，还是秉持一种基于崇高立场的道德教育取向，都会被人诟病为“片面的”[11]。所以，在当今的道德教育中，要在两种价值取向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在处理高标与底线的关系问题时，有必要结合道德教育的正面和反面、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将高标与底线结合起来，对不同层次加以区分，从坚守底线入手，时刻关注高标，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理念，追求并实践道德生活最高的目标，从而构建个体良善与社会至善的良性社会生态。

作者:焦龙保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