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道德教育改革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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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道德教育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长期任务，也是强烈的现实诉求。道德教育内容单一与大学生兴趣低迷之间的不良循环，教育途径单一与生活情境脱离的“真空”环境，知行脱节与道德虚伪的必然结果共同形成了低效道德教育的整体风貌，也无可置疑地揭示出大学生道德教育改革的巨大现实压力。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道德教育直接对象的大学生，还是作为教育主体的高校，抑或是社会每一个普通家庭都有革新道德教育的迫切精神需求，无疑也为改革提供了强劲不竭的动力。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教育;现实压力;精神需要;改革;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建立适应多元、多样、多变文化格局的大学生道德教育体系的尝试不遗余力，改革成果日新月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目标已经实现。事实上，德育实效性低下依然是横亘于前的严峻事实，亟需通过改革予以突破。对改革的动力进行客观、全面的解析则是破局之前的应然之举。

一、低效的道德教育:大学生德育改革的现实压力

(一)内容单一与兴趣低迷

大学生道德教育实效性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道德教育内容单一所致的兴趣低迷是主要因素之一，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首先，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的状况并未全面改观。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大学生德育内容上多次改革，努力与政治教育形成互动，又保持自身特色。2005年9月，完成了大学德育课程的第3次大调整，加入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了本科教育阶段的4门主干德育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然而，从课程数目比例上看，政治类课程占据总数的一半，剩余的2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虽然涉及道德内容，但总体上依然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大学生道德教育回归生活、指导生活、构建幸福生活的意蕴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其次，实践育德形式化，配套考核不足。马克思曾在论证实践与道德观念的养成的关系时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一言以蔽之，实践产生道德观念。所以，200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第五部分“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中特别提出“深入开展社会实践”，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高校以及全社会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保障，探索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长效机制。然而，实践效果依然流于形式，大学虽然设立了实践学分，但因为不是专业学分，不在课堂考核，致使大学生注重专业分数而忽视社会实践的德育学分。同时，“实践育德”尚未登堂入室成为大学生德育课堂的座上宾，道德知识的讲授仍然是德育课堂的主角，仅仅依靠每年暑期的“三下乡”和不定期的志愿者活动以及慰问弱势群体来建构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难免捉襟见肘。更何况这种“实践”与社会之间的联结非常松散，没有法律约束，也无明确化、长期化的资金和制度保证，实践过程中的动态评估与实践后的效果总评既没有校方的全程细化跟进，也没有社会接收方的及时精准反馈，基本上由大学生自己完成，实践育德的效果自然是不如人意。最后，价值判断教育缺失，难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学习热情。夸美纽斯曾言“德行是由经常做正当的事情学来的。”［2］那什么才是“正当”和“非正当”，是否存在一种情境下是“正当”的，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又是“非正当”的情况?大学生何以应对?这需要在生活中运用道德价值判断及时辨析。所以，陶行知才说:“……从生活中发生出来的困难和疑问才是实际的问题;用这种实际的问题来求解决，才是实际的学问。”［3］然而，大学的德育课堂上难觅价值判断教育的踪迹，无论是教材中体现生活情境的道德两难冲突，还是教学方法中的一对一辩论，道德两难情境模拟训练等等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都少有出现，难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途径单一与生活情境脱离

德育途径单一是必须正视的另一缺陷。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主要依靠学校完成，而大学完成德育的途径基本是课堂教学，虽然道德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想一直存在，但却难以在德育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形成高校只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德育教育的单一途径，不但压制了道德教育的应有活力，还引发了大学生的反感情绪。事实上，完全可以把诸如“搀扶老人的道德两难事件”引入课堂教学，激发大学生的道德思考，把“托举哥”、“最美村官”、“最美乡村医生”、“最美孝心少年”、“最美大学生”等草根善举作为道德榜样来学习，让德育方法与价值判断结合，能够“接地气”，这远比周而复始地进行道德知识灌输更有意义。除此之外，大学生道德教育远离生活情境一直都是我国道德教育的硬伤。尽管大学的德育课堂不能完全复制社会中的生活实践，但把生活情境因素迁移到课堂教学中则是完全可能的，让大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道德并非只有原则规范那般生硬冰冷，还有脉脉温情和大无畏的社会正义，这也就是生活赋予道德的真实意义。所以陶行知才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缺乏横向的国际交流借鉴也是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亟待改进的问题。目前，高校的交流借鉴主要还停留在专业学科和人才交流层面，直接涉及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少之又少。如此一来，不但可能因为对域外优秀德育资源的不了解而形成浪费，还会助长学校闭门造车的“热情”。尤其是多元文化时代的信息流通并不以国家地域为界，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畅游世界，自然也可以得到海外道德教育的进展情况，难免会进行比较，落差自在心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更开放、自信的胸怀放眼世界，积极吸纳海外优秀的德育经验和成熟做法，与时俱进，不落他国之后。

(三)知行脱节与道德虚伪

道德教育体系的固有缺陷加剧了大学生的知行脱节。众所周知，道德的本质是价值观，是内在于心的规范性力量，它起源于生活实践中的频繁交往，在互通有无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结合需要、动机、情感、意志和行为于一体的稳定约束力。所以孔子才说“力行近乎仁”［4］，王阳明则也对知和行的关系做出清晰界定:“夫学、问、思、辩、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5］生活实践是道德形成的必需土壤，道德是生活实践的形而上观念和文化表征，如果强行割裂道德与生活实践这对知行关系，结果必然是道德因为抽离了生活实践变成了曲高和寡的“精神花瓶”，生活实践也因为没有了道德的约束而步入失序的漩涡。当前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体系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投射在德育效果上就演化成了大学生道德知识的丰富与道德行为缺失之间的巨大反差，道德虚伪习以为常。也许杜威的观点可以让我们有所启发:“我认为现在教育上许多方面的失败，是由于它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个基本原则。”［6］知行脱节的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出知行脱节的大学生，消除当下的模式缺陷，可行之策在于通过改革创新让生活实践成为大学生德育资源，令社会承担应有的道德教育责任，使大学德育彻底融入社会生活，还原道德教育的实践本色。与此同时，低效的道德教育体系也助长了大学生的道德虚伪。由于脱离行为实践的道德认知变成了纯粹的知识，实践本身也会因为缺乏道德认知的价值引导而陷入迷失，所以二者脱节的德育方式会令大学生把道德教育的唯一意义视为考试分数，考试完成后随着记忆的消退，道德知识也就不再被重视，难以内化为道德价值观。审视这些大学生，不能说对他们没有进行过道德教育，相反，他们记忆的道德知识超过大多数人，但阳奉阴违、随波逐流、自私自利等虚假的道德行为却层出不穷，根本原因还在于知行脱节的低效道德教育体系。

二、道德精神的需要:大学生道德教育改革的心理动力

(一)大学生:道德教育改革的期待者

忽视大学生道德发展的精神需要是造成当前德育实效性低下的最深刻的原因。马克思认为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和“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7］除此之外，需要作为人类的基础心理元素，它也是行为产生的原动力。大学生自身的道德精神需要就是他们对道德理想的期待和自觉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原动力，如果这种道德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履行责任和义务的道德良知就难以有效转化为道德行为。最好的德育一定是有“人”的地位，反映实际心理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道德教育。生活中，大学生的道德需要并没有因为被忽视而消失，比如说有人落水时会有大学生奋不顾身舍身相救;有人抢劫财物时，大学生们会群起捉贼;有辱华行为发生时，大学生则据理力争，严加驳斥;灾难来临时，他们也会奔赴一线，奋勇救灾，甚至献出年青的生命。只是这类源自生活、极具生命力的道德需要在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过程中长期被忽视，正因为如此，大学生对改革当下德育模式的期望才是如此强烈。一同被忽视的还有道德情感。先秦著作《墨子》中就已经有了“为，穷知而县(同悬，系也)于欲也”的观点，即一个人的行为既要穷知，也要联系情感，抽离情感的人就是行尸走肉，毫无生命可言，大学生德育也是如此，没有道德情感的介入，德育实效性无从谈起。考察当下德育模式可以发现，忽视大学生道德情感的模式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首先，大学德育课程中鲜有反映道德情感的具体内容，与情感有间接关系的素材零散见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中，爱国主义道德情感与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感的外延和内涵均有差异，是特定境遇下的情感表现，二者不能相互替换。其次，德育途径没有涵盖大学生道德情感。由于当前德育途径退化成了德育课堂教学一种渠道，加之延续已久“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模式，无力激发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再有，大学德育课堂上教师与学生基本处于情感“零交流”状态，乏味的德育内容使大学生和教材之间无交流，单一的德育途径令大学生难以产生情感认同，而教师和学生之间各行其是的授课状态让情感“零交流”成为常态，教师的乏力、无奈与大学生的“麻木”之间悄然形成一种可怕的“平衡”，在看似“一切安好”的课堂秩序中扼杀的是大学生的情感活力和教师的授课热情，长此以往，两败俱伤的德育模式终让道德情感的升华成了“海市蜃楼”，也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对改革德育模式的渴望。

(二)家庭:道德教育改革的期盼者

家庭是向大学生提供情感纽带和心理支持的重要社会力量。德育实效性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家庭对幸福感的体验，道德教育如何让他们的子女习得坚定的道德价值观，掌握价值判断的精神利器，抵御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无形侵蚀，构建自我的幸福人生等等，大学生家庭普遍对学校寄予厚望。“望子成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家长的固有心态，子女学业则是家庭关注的焦点，甚至是家庭整体幸福感的风向标。农村家庭中，此类现象尤为普遍，因为子女成为一名大学生是全家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子女在学校里的学业成绩、生活状态、道德品行和未来就业给家庭带来的影响既现实又深远。父母期待大学道德教育能把子女培养成德才兼备、令人羡慕的栋梁之才。不可否认，目前的德育模式还很难实现家长的期待，此起彼伏的大学生失德行为却已经让家庭感受到子女道德品行的严峻形势。近些年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失德事件就足以令人乍舌，考试作弊、破坏公物、辱没师长此类的失德事件已经让家长蒙羞，但尚可归结为大学生成长中的错误，但“富二代”、“拜金女”，欠贷不还，、吸毒甚至杀害室友就远远超出了社会的一般心理接受程度，而对背后的家庭而言绝非蒙羞这般简单，还有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挥之不去的心理伤痛。德育内容若能“接地气”，讲授与人为善、与社会为善、珍爱生命的“爱”的教育，大学生能从中习得价值判断的理念和技巧，转化为道德行为，兴许令家庭心碎、社会震惊的道德失范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另外，大学生就业是影响家庭整体幸福感的另一主因，大学毕业生中的“啃老族”严重制约了家庭的整体幸福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除了学科结构、社会容纳岗位的制约外，道德价值观扭曲和诚信缺失则是两个重要的隐性因素。比如，大学生编造虚假简历、捏造获奖证明的事例不在少数，还有的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后肆意毁约，造成就业岗位的浪费和社会形象的损毁。凡此种种，都在影响他们的实际就业态势，而且此类现象的积累、发酵和扩大又持续祸及下一届大学生的整体就业，最终受到影响的不仅是本人，还有所在家庭，而这也是家长对建构道德教育新模式的长期心理动力。

(三)高校:道德教育改革的期待者和助推者

高校作为大学生德育改革的当事方，对道德教育的低效有着长期的实际感悟，他们对改革德育模式的愿望之强烈并不亚于大学生，他们既是道德教育改革的期待者也是助推者，但受制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尚未完全建立，高校并不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育改革的进度。原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曾指出:“现在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8］目前，消除大学德育改革的内部羁绊因素尚需时日，已有的改革只在课程教学和校园实践层面有所进展。比如，为增加德育课程的丰富性，不少大学开展了通识教育课程的摸索。为求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增设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通识课程，明确了毕业生取得学位所需的最低通识课程学分，犹如阵阵清风吹动了大学生德育心弦。2005年复旦大学率先在全国成立复旦学院和通识教育研究中心，东南大学1998年就开始进行人文通识教育，2007年出版《人文通识演讲录》，西南大学的“重读名著”课程以及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都受学界好评，起到了对大学生德育“侧位补缺”的作用。在增设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强化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的服务意识，力倡通过考核促进大学德育评估模式的改革。另外，提升校园实践的广度和力度。由高校团委牵头，督导各类高校社团组织的校园实践活动，以主题晚会、人文讲坛、学术大赛和勤工助学为线索，扩大学生涉入实践的层面，力争实践能力的提高。高校目前能够拓展的德育改革空间非常有限，如若要全面提升大学生的道德判断和行为能力则不仅需要“接地气”的德育体系，还需要与社会不同机构、组织实现“无缝对接”，必然要求大学得到更多的自主权力，而这也是大学作为当事方期待德育模式改革的心理诉求所在。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在自身权限内扮演了大学生道德教育改革创新的积极助推者角色，目标直指大学生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成果可圈可点。比如，肇始于2014年3月的南昌大学学生“自主保洁”事件就引起了全国高校的热议，直至9月以“帮昌大校长上头条”的形式达到最高潮，为何这项为了增强大学生责任意识，突显自我道德教育的改革举措在赢得兄弟院校掌声的同时，也面临着宿舍垃圾成堆，无人清扫的尴尬?这场吸人眼球的交锋表面上看是大学生和校方的“保洁”之辨，本质上却是怎样培养道德能力的德育模式之争，交锋中既有校方推行德育改革的殷切之情，也有大学生对突如其来改革的惊诧与不适应，还有“自主保洁”和社会化后勤服务之间的理论拮抗。无论怎样，这场论辩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德育体系改革的可能方向，以及对博弈双方“螺旋式”进步的热切期待。

(四)社会:道德教育改革的间接受益方

当代社会既是道德红利的受益方，也是大学生道德教育改革的动力来源。毫无疑问，具备优秀道德素养的大学生是社会繁荣发展的坚实力量，只有构建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德育体系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培养水平，积累更多的道德“正能量”，保障社会从中长期受益。尽管不断有大学生失德的负面新闻曝出，让全社会对他们的道德素养忧心忡忡，比如“80后”独生子女大学生还曾是“垮掉的一代”经典代表，如今“90后”大学生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富二代”、“拜金女”、“火星人”又成了他们新的文化符号。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从这些大学生中也走出了耳熟能详的道德模范徐本禹、洪战辉、舍身救人的长江大学“三义士”以及扎根新疆喀什的女大学生志愿者冯卓怡，还有那些不能忘却的在汶川、玉树大地震中奋勇助人的青年学子们，正是一个个“他们”构成了今日社会的道德“正能量”，犹如道德高地上的“风向标”，向社会昭示道德良知的精准方向，指引更多人迈向道德的康庄大道。可以想象，如果能够及时有效地构建大学生德育新模式，培养出道德素养过硬的莘莘学子，便能在重构社会道德脊梁，净化社会道德风气的路上走得更远、更好，对促成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谐局面的早日形成大有裨益。除此之外，改革道德教育还有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国际化人才，如果说大学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智力资源和升华社会道德环境的宝贵力量，那么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行的德育模式就是社会道德进步的“隐性发动机”。众所周知，社会的长期发展，需要以持续、强劲的经济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大学生的智力资源，还需要他们的道德能量。因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远不止经济一个层面，还有制度的民主化，管理的科学化和内隐于社会的道德良知，这些都需要大学生未来从中驾驭，如果只以智力资源驭之社会，结果只会是人们富了口袋，穷了脑袋，亏了良知，“变成了绵羊，丧失了批判思考的能力，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而且是消极被动。”［9］在这般丧失道德批判能力的境遇下离心背德之事就会前赴后继地发生，最终会让经济建设的成就大打折扣，如果大学生作为未来建设人才心中始终有把道德良知的尺子，社会建设的成果会向高标准、高境界、高和谐度的方向发展，无论社会遭遇国内、国外何种风云突变的袭扰，社会都会因为有了凝聚人心的道德共识和逐日积累的道德软实力而保证稳定发展与和谐共生，由此可见，道德教育和社会繁荣的互惠关系必然是支持改革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持久心理动力。不难看出，当下大学生道德教育改革既有源于德育低效的现实压力，也有来自大学生、家庭、高校和社会道德精神需要的强劲心理动力，两种力量相互砥砺，共同构筑了改革的合力，而对其深刻剖析，逐一梳理不仅是前提条件，也是对道德教育改革本身的严肃回应。

作者:朱海龙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孔子．论语•大学•中庸［M］．王国轩，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5］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6］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详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袁贵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教改革和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00(3):21－23．

［9］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