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学视域下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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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价值目标模糊

在高等教育这一整体系统中，德育居于主导和统帅地位。整体而言，高校“德育为首”的理念还不够全面深入，德育总体目标还不够明确，甚至有些模糊，这也使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颇具模糊性。相对于德育效应，智育效应更具显性、及时性和可测性。因此，在绝大部分高校教学教育质量评估过程中，智育处于中心地位。这一方面使包括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在内的德育在高校全盘工作中失去了应有的位置，另一方面使高校德育出现了“过度智育化倾向”，倾向于将德育作为一门专业知识性的课程来传授，过分倚重单向灌输和考试，很难使学生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些高校在确立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时，忽视了外在环境的持续变化，没有统筹兼顾大学生群体特征和个性发展诉求。这种目标过分强调共性，充满了理想化和泛政治化的色彩，缺乏应有的层次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共鸣。“都想管用”的设计初衷变成了“很难管用”的现实尴尬。

（二）制度惯性明显

现行的高校德育制度体系，基于以往的历史背景、历史经验和社会环境，既有正式制度构成的刚性约束要素，又有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调查显示，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高校德育制度体系总体是比较健全的。相较于其他工作制度，德育工作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容易固化成德育主体的工作习惯和理念，久而久之，难以改变。这其实就是制度的惯性所致。当前，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社交网络方兴未艾，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的主体、方法、形式和途径等。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实施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制度没有及时修订或废止，已经部分或完全失效。另外，一些教育工作者因为多种原因，不太熟悉新的制度，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按照老制度固化所形成的经验来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常常显得捉襟见肘，遭遇“雾里看花”的迷茫。

（三）德育评价滞后

近年来，高校德育评价日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尤其是高校德育评价中的一些误区。当前，相当一部分高校仍然用试卷来考核德育效果和评价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而第二课堂的德育实践活动、道德品行养成在学生德育评价体系的权重偏低。整体而言，当前大学生德育评价，既缺乏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有缺乏合理的评价方法。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之中。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德育工作者用静止的标准体系去衡量个性不断发展的受教育者，当发现被评估的受教育者德行与评估标准不一致时，往往只会单方面否定被评估者，而不去反思已有的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是否科学合理。同时，还有些德育工作者简单的将德育评价等同于政治教育评价，使评估结论失真或以偏概全，甚至造成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对立。

（四）主体角色单一

建国以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全国德育在顶层设计上将德育工作者列为单一的德育主体，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包括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在内的高校德育深受这一理念影响，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很多高校一线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偏执认为学生像道德容器，只管从外部灌装，而忽视了容器内是否发生了积极的化学反应。与此同时，很多高校德育工作者，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职业认识也较为单一。比如，授课教师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教书”，而不是“教人”；一些肩负德育职责的后勤岗位人员，常把自己当成“保姆”，使学生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不利于其自立能力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一些管理岗位的工作者，把自己当成“警察”，很难与学生建立起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在高校普遍推行学生助理制度、校内勤工俭学制度和项目管理制度之后，一些德育工作者甚至把自己当成“老板”，把大学生当成“临时工”和“雇员”。这使得德育过程中学生的主体角色经常缺位，影响了教育实效。

（五）资源整合乏力

首先，从高校内部来说，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资源缺乏整合。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资源主要包括人才、资金、场地、时间、设备等要素，相对于高校其他教育教学资源有其特殊性，但当前，这些资源在利用程度、利用范围和利用效益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进行有效整合。其次，从大中小学德育资源的衔接角度来看，各层级德育资源相对独立，缺乏有效衔接。整体而言，大中小学德育资源既缺乏整合，又难以共享。再次，从全社会层面来看，高校校内德育资源和校外德育资源没有完全融合。一些高校困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量，很少与社会机构合作开展德育实践，让一些有意为学生德育提供支持的社会组织望而却步。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表现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在社会生活中过分逐利，忽视了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不想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德育开展提供便利和支持。

二、协同学视域下的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

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既是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道德教育的一般属性，即社会性、时代性、实践性。协同学作为复杂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许多学科领域密切相关，吸收了很多前沿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转化的共同特征和一般规律，在无生命自然界与有生命自然界之问架起了一道桥梁，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系统的自组织现象的分析、建模、预测以及决策过程。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是一个具有显著复杂性的开放系统，由人、组织和环境三大基本要素构成，并且每个要素又嵌套多个次级要素，各个层级和各种要素不断从外部接收信息和向外部输出信息，通过自组织推动系统在不断发展。因此，将协同学的相关理论引入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的分析和优化，从理论层面考察，有利于进一步创新和丰富高校德育理论，提升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专业化支撑和科学化水平；从实践层面考察，有利于调整和优化高校德育运行机制，切实整合德育资源，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渠道，突破制约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实效的现实瓶颈。在协同学视域下，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具备序参量、控制参量、自组织演化和随机涨落的特征。

（一）协同学的基本原理

20世纪60年代末，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学家哈肯（Haken）教授从事激光理论研究时发现，激光是一种典型的远离平衡状态时由无序转化为有序的现象。他以此为基础总结了不同现象或系统中有序结构形成的特点与规律。1971年，哈肯与经济学家格雷厄姆（Graham）合作发表“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一文，首次提出“协同”的概念，并强调“无论任何对立的双方，只要在同一个系统内，在同一目标下，都存在着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可以实现协同发展”。之后，哈肯相继公开出版《协同学导论》和《高等协同学》，系统阐述相关理论，使协同学成为了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协同学由一系列严密而复杂的原理组成，吸收了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规律。协同学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其中“控制参量”是影响系统运行状态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因素。随着控制参量的不断变化，系统接近质变“临界点”时，内部各子系统的关联作用不断增强，子系统的无序运动状态会逐渐变弱。当控制参量达到“阀值”时，子系统的关联作用显著增强，并呈现出有序的运动状态，产生了“序参量”。序参量源于所有子系统对系统协同（有序状态）的贡献总和，体现了系统的宏观有序度，是系统发生质变的显著标志。系统处于有序状态，并不意味其子系统及其组成要素“完全受控”。子系统中仍然存在无规则的独立运动，或强或弱，有时还会产生局部耦合，遇上外部环境的变化会使序参量在一定范围内“涨落”。系统在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其子系统也会向更加有序或无序状态发展，这源于系统的“自组织”特性。如果系统在自组织作用下，趋于更加有序的运行状态，称为“良性涨落”，反之则称为“不良涨落”。

（二）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协同学特征

1.序参量特征

协同学指出，在系统演化过程中，有序参量起决定性作用。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是一个由目标、内容、主体、方法、阵地和环境等多个子系统组成且具有复杂性的开放系统，而各个子系统又嵌套多个次级要素。各子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演化的不同阶段，各种参量和要素的作用完全不同,但会形成以实效性为序参量的有序集合。随着各子系统及其要素的不断竞合，在序参量集合中最终产生了系统的主导序参量，从而主导着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的宏观发展方向，支配着子系统的行为。

2.控制参量特征

协同学认为，系统从无序态转变为有序态，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但内外因皆与控制参量相关。因为控制参量既会影响系统与外部环境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又会影响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同程度。就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而言，不同子系统在目标诉求、组织文化、价值观念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信息共享机制、激励导向机制、沟通协调机制等尚未建立或健全。这些因素加剧了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子系统及其要素间的差异性，导致系统产生远离平衡的“熵”。随着“熵”的累积，系统将开始偏离平衡状态。因此，增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协同增效的动力，必须把握好系统的控制参量，以管控“熵”的快速累积。

3.自组织演化特征

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的整体行为和功能并不是子系统行为和功能的简单叠加，在协同机制、激励体系、社会需求、国家政策等外部因素作用下，其子系统和人才、技术、信息、知识、资金等要素不断深度融合，进而形成一定的自组织结构，并不断的进行自我调适，如图3所示。在此基础上，各子系统及要素也将形成全面依赖的关系结构，产生单个系统不具备的新结构和功能，促进系统的高级有序演化，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因此，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要创建协作型、互助型、学习型的平台，并健全激励机制，实现系统要素的有序流动，提升系统协同增效的自组织动力。

4.随机涨落特征

随机涨落是指系统受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序参量瞬时值常常偏离平均值的现象。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中各子系统及要素具有互补性、共生性，经常处于一个远离平衡的状态，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作用下，会出现变量涨落的情况。这种涨落分为良性涨落和不良涨落。其中，促进系统宏观有序的涨落称之为良性涨落，否则，则为不良涨落。如宏观政策的调整、重大典型的培育、新媒体技术和新软件的应用等，可导致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放大良性涨落效应。高校应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激活教育主客体活力，放大涨落效应，以促进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趋于良性涨落。

5.非线性作用特征

协同学强调，系统的演进离不开子系统及其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恰似哲学意义上的“矛盾”，是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演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当前，指导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我国高校德育领导体制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特征，一些矛盾还比较突出。如学生意见表达渠道不畅、师生信息不对称、工作制度不合理等带来的信任危机、管理危机，对金字塔各个部位和层级形成的冲击力完全不一样。与此同时，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及其子系统和要素与环境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作用。环境的细微变化，对子系统及其要素的影响力也不一样。

三、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优化路径

近年来，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全社会关注和热议的民生话题；但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和用人单位却招不到或招不满的人才，社会出现“就业难”和“招工难”的双困局面。一些大学生加入“自愿性失业”行列，成为“啃老族”；还有些大学生频繁的跳槽，成为“炒老板鱿鱼专业户”。面对这些现象，社会各界开始全面反思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如前所述，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确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价值目标模糊、制度惯性明显、德育评价滞后、主体角色单一、资源整合乏力等，严重制约了其实效性。协同学的普适性和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复杂系统性，使二者能有效契合。在大学生职业教育系统的改造和优化过程中，科学引入协同学理论，全面推进目标协同、内容协同、阵地协同、方法协同、主体协同、环境协同，既是大势所趋，又是迫在眉睫。

（一）目标协同

高校要使具有不同利益诉求、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子系统及其要素形成强大合力，前提是构建一个教育主客体都能认同的目标体系。如果被集合起来的诸多单位或个人缺乏必要的目标整合机制，教育主客体价值理念相互冲突，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将事倍功半。对于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而言，目标是其“主导序参量”，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的突出特点是一元化、理想化、刚性化，重心偏高，片面强调政治性和统一性，缺乏规划性、层次性和差异性，处于一种结构性困境，即子系统结构不完善，大系统基础不稳。同时，在实践中常陷入两个误区：一是把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当作教育起点。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起点设置不当，过分强调社会价值，以“人民伦理”来塑造学生“无我”的道德境界，对学生道德的个性和自我利益的正当性等进行全面抑制，甚至彻底清除，难以激发大学生的情感共鸣，因而影响教育实效。二是将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和教育目标混为一谈。这致使原本不简明的高校德育目标变得更加模糊。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体系由总目标和分目标子组成。对于高校而言，只有将其总目标科学分解成多层次、多类型和有序列的分目标，并构建有力的支撑点，才能组成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系统。因此，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协同重在四个方面。一是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协同。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主体意识、自主自立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其良好的社会公德，使学生对社会和集体高度负责。二是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近远期目标协同。合理构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发展链，形成目标的有序性和完整性。三是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协同。通过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外因对内因的有效刺激，使受教育者内在的知、情、意、信、行等要素相协调。四是理想目标与现实目标协同。实现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超越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二）内容协同

内容体系是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运用协同思维来解决。首先，强化“纵向协同”。目前，大、中、小学德育“各自为政”、“各负其责”的状况，造成了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的脱节、越位、遗漏、重复等问题。一些高校在工具理性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忽视了学科课程的德育功能。因此，全国亟待依据各阶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接受意趣，按照分层递进、螺旋上升、整体衔接的原则，构建一个贯穿大中小学的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体系，从而强化其自身的“自组织作用”。其次，强化“横向协同”。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工作者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能作茧自缚，应在“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际元素”，以此增强本系统的开放性。尽管欧美高校与我国高校在社会制度、管理体制、教育传统等存在差异，但其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生态文明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国家意识教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耦合。这些经验正是维护高校德育系统平衡的“负熵”，将强化我国高校德育内容的时代性、世界性，增进学生和社会对德育内容的认同，从而提高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实效。再次，强化“内部协同”。当前，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的一些组成要素陈旧、孤立、分散或重复，要素匹配性欠佳的问题有时还比较突出，甚至各要素之间还出现相互悖离的现象。因此，高校要坚持“确保方向性、凸显生活性、强化时代性、把握灵活性”的原则，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知识水平、思想实际和社会形势，促进显性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显性内容与隐性内容的协同，知识性内容与情意性内容的协同，政治性内容与生活化内容的协同，构成有序、有效、完整的教育内容体系。

（三）阵地协同

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阵地是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必须依赖的空间。家庭是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起点，学校是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网络和新媒体是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新渠道和各阵地的联系纽带。四个德育阵地的协同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在优势互补基础上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使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成效最大化。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推进，高校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衔接更加紧密。在校内，传统“三点一线”（教室、寝室、自习室）德育阵地地位依然牢固。2008年起，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纪念馆等公办机构免费向大众开放，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阵地拓展带来新机遇。但一些高校因为资金、安全、政策和传统观念的制约，校外德育阵地建设相对滞后或停滞不前。同时，还有一些高校陷入“只挂牌，不使用”的尴尬境地。家庭、学校、社区和企业均是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实践的重要阵地，但四者在协同增效方面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因此，促进第一课堂阵地和第二课堂阵地协同，形成阵地育人功能合力，是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阵地协同的重点。相对于传统教育阵地，当前互联网和新媒体正在营造无比宽阔的虚拟阵地。近两年，中国最流行的20个移动应用，在网络上累计下载量超过33亿次，而大学生是其中最主要的用户群体之一。显然，新形势下虚拟阵地的缺失将使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黯淡无光。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德育工作考量，这体现了国家抢占互联网阵地的战略意图。新媒体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和时空的限制，成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控制变量的“控制器”。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要结合大数据思维、互联网思维、版权思维和底线思维，促进虚拟阵地与现实阵地协同，使互联网成为现实阵地的有益延伸和补充。

（四）方法协同

方法体系是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一个动态的、蕴涵着科学性、创新性的子系统。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方法的优劣，只有在与其实施过程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才能显现。当前，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方法系统不断完善，但其内各个层次、各种方法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十个多于”的特征比较突出：被动说教多于主动引导，单向灌输多于双向交流，集中教育多于分散教育，显性教育多于隐性教育，传统手段多于现代科技手段，认知教育多于实践教育，理性教育多于情感教育，言教多于身教，现实方法多于虚拟方法，解决思想问题多于解决实际问题。在高校，由于多种原因影响，务虚的工作方法仍有很重的份量，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导致形式主义，如“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在设计和组织活动时，重在争取上级部门和领导的关注，较少考虑受教育者的品德基础和发展需要。形式主义同样存在德育课堂之中，难以使学生产生感情共鸣，实现寓教于乐。高校德育要取得预期成效，最重要的不是通过某一种方法的选择，而是多种方法的“黄金搭档”，形成科学的方法体系。因此，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工作者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组合运用“因材施教法”、“教学相长法”、“情感交流法”、“循序渐进法、“启示引导法”和“环境陶冶法”等德育方法，有效支配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的“控制参量”，形成带来协同效应的“序参量”。对于学生而言，也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知荣明耻法”、“自我反省法”、“克己慎独法”、“改过迁善法”、“防微杜渐法”、“躬行践覆法”等德育方法，才会更好促进自我的提升。

（五）主体协同

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主体协同旨在实现教育职能、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有机统一，实践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协同。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在强调教育主体客体化的同时，也要发挥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即教育客体主体化。高校传统德育专注于教育者的主导和主体作用，片面的将学生视为被教育、被管理的客体，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没有形成“正反馈回路”，严重制约了德育实效。因此，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唤醒学生的自主意识，尽可能的调动学生自主育德的能动性，使师生双主体相得益彰。二是教育者相互之间协同。近年来，高校德育队伍建设成效明显，“全员育人”和“全员育德”理念逐渐普及，教师队伍、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队伍、后勤队伍等主体之间的协同意识日益加强，但“遇责任相互推诿”和“遇利益相互博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为此，高校必须建立和完善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协同机制，使全体教职员工时时、处处、人人履行育人育德的使命。三是教育机构之间的协同。当前，高校已基本形成自上而下的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机构和组织系统，但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一些机构职责交叉导致“政出多门”，一些机构职责不清导致功能弱化，一些机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一些机构纵向衔接不畅。高校应建立一个组织和人员落实、工作强有力的德育领导小组，加强对包括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在内的整个德育系统工程运作的统一领导，将把握思想政治方向、加强队伍建设、协调各个德育环节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协作和互补关系、完善德育工作的规章制度和监督检查机制作为工作的重点。

（六）环境协同

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变化“无时不有”，学生间个体和群体差异“无处不在”。如果不从环境子系统寻找合适的控制变量，系统会演变为无序的耗散结构，从而不利于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环境协同需要从内外两个维度考察。一是高校内部环境子系统及其要素的协同。使校园环境子系统及其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校园组织结构要素和谐，校园要素和谐，人际关系和谐。英国剑桥大学分子实验室多年来在学术界声誉斐然，已产生了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因为他们营造了一种自由、宽容和相互尊重的文化环境。许多科学家在这种环境下找到了实现了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台。二是高校德育环境与家庭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协同。由于多种原因，当前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内外环境协同机制还不顺畅，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力量缺乏整合。大学生在学校所受教育有时甚至被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削减、抵消。因此，高校要积极争取地方党政部门、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的支持，大力挖掘社区德育资源，主动吸纳家长参与和支持，形成具有层次性、互补性的德育环境系统，使相关资源和要素实现最优组合，让大学生在拟态或真实的职业环境中，丰富对职业道德的认知，体验职业道德的真谛，提高对职业道德重要性认识，促进从“知”到“行”的转化和“知”与“行”的合一，有力提升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总之，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的全面优化，并非一劳永逸，也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改进的动态实践过程，需要持之以恒。在系统优化的不同阶段，实施重点和途径也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目标协同、内容协同、阵地协同、方法协同、主体协同和环境协同的要求也不一样，需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科学因应。尽管当前我国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但不可否认在长期的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因为内外部环境的嬗变和各种因素的综合发酵，一些经验已经失效，但也有一些宝贵经验仍行之有效，需要传承和发扬。协同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理论，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主体在实践中需要摒弃“一根筋”的思维定势，不能为了“形而上学”而协同，而是为了“切实增效”而协同。

作者:周军军 彭进清 赵志学 单位:湖南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