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构建的道德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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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流变：道德教育困惑的价值原因

就现今中国而言，以传统文化弱化、现代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为内容的文化流变构成了当前社会的文化样态。文化的流变性使得文化价值观出现多样性。在多样性的价值观指引下，人们对道德的认知出现了异质性，这使得道德教育面临着价值支撑缺乏的困境。具体而言：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互补、交融、共生的文化，但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和关注现实的特征，克服了道、释二家因注重个体内心世界、强调因果轮回而产生的消极避世的不足，成为现实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是规范人的行为、塑造人的品质的道德型文化，以“仁”“礼”为其核心。“礼”是儒家文化的直接诉求，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种族的各种道德规范和要求。荀子在《礼论》中讲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其中“天地、先祖、君师”涵盖了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在儒家文化样态中，人的行为活动都要遵循“礼”的要求，“礼”是人的一切行为活动的行为依据。而为何要按照“礼”的要求指引人的行为，则引出了儒家文化的另一核心范畴———“仁”。“仁”是“礼”的价值基础，人的活动之所以要尊“礼”是因为“仁”的要求。《论语•颜渊》中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文化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价值取向能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良好的价值支撑。而儒家文化的政治化过程则为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自西汉时期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时起，儒家文化便与政治权威紧密相联。从两汉时期的《白虎通德论》的修葺———隋唐时期以儒家文化为内容的科举制的确立———吸纳佛家、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性理”的思想并从形而上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和阐释儒家文化的宋明理学———这一路进程是儒家文化不断系统化、学理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政治权威最终让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成为传统社会中治国安邦和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和文化基础。在这样的文化价值视阈中，道德修为和道德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近代社会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开始了衰落的历程。近代中国是落后挨打的中国，保守派的固步自封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让国人开始了探寻强国富民的道路。在探寻强国富民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普遍将落后挨打的局面归结于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腐朽性，积极推进以民主（德先生）和科学（塞先生）为中心的文化启蒙运动，认为“只有这两位（德、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从原有的维持封建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受人唾弃的时代负累。如果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政治状态使得国人从感情层面抛弃传统儒家文化，那么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世俗化、都市化和工业化为表征的现代化过程，则从现实层面弱化和模糊了道德型特质的儒家文化。学者王正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包括世俗化、都市化，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会进一步地削弱……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已逐步由身份、声威转向财富……儒家特性的家的组织解体，家庭与家族结构日渐松弛甚至瓦解。中国文化的具体的传统的“图形”已经消失或模糊……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是传统文化消失的主要原因”。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流变弱化的同时，是现代文化占据国人的主要思想形态。现代文化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的文化形态，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依据和基础。现代文化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文化，理性是人认识并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和依据。在理性的视阈内，与人有关的包括自然界、日常生活世界和各种社会关系在内都要受到理性的审视和检阅。

哈贝马斯对理性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较为深刻的论述：“既然人和社会已不再被看作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自然这种合理性的根源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因此理性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就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注重理性在工具性层面推动科技发展、促进管理规范、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却忽略了包含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理性的价值层面。这使得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在工具理性的维度内，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功效最大化的动机所支配而无视道德、情感、价值等意义世界，通过理性的谋划和分析以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得现代文化呈现出机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的特征，产生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利益至上的现代文化价值维度内，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异化为了工具理性统筹下的利益关系。原本包含了道德、文化和艺术等价值在内的丰富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功利、机械、麻木的碎片化的单向度的人，道德教育也因此丧失了文化依据和价值支撑。在工具理性指引下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让世人享受高度繁荣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让人陷入到无我的困境。工厂流水线上的机械操作，祛除个性差异的科学管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道德冷漠、地区冲突、环境污染和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已经让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消失了。后现代文化正是在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不安和焦虑中产生。后现代文化作为对现代文化指正和纠偏的重要文化形态，从其出现时起就将矛头指向了现代文明的“理性”基础以及在理性指引下的整体性（齐一性）、机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注重个体差异和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反对理性主宰下的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预设的整体性。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对此如是论述：“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然而，后现代文化这种只解构而不建构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解决包含中国在内的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精神缺失和情感价值真空。过分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价值的多元性给社会带来了价值模糊。在后现代文化的价值视阈内，出现了反理性、反权威、反公德和反社会的现象。道德教育丧失了主流文化价值的指引，甚至出现追求极端的个性和自由，推脱个体的社会道德责任，藐视社会规则行为。综上可见，传统文化弱化、现代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构成文化流变的基本内容。文化流变使得道德存在和包含道德教育在内的一切活动丧失了价值意义上的文化支撑。就道德教育而言，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就是要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这种道德价值追求通过“血缘家庭”和“政治权威”路径较好地作用于个体，最终使其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然而自近代社会以来直至现今的中国社会，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开始了流变衰落之路，取而代之的是以理性（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在理性的指引下追求效益最大化，功利性是现代文化的主要价值特点。在这样的现代文化视阈内，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异化为了工具理性统筹下的利益关系，包含道德、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从现代生活中逐步隐去。这使得道德教育在现代文化指引下的中国社会步履维艰，出现了道德教育形式化、功利化和机械化的道德教育异化现象。这种道德教育异化现象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而产生的结构性的经济失衡的现今尤为明显。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导致失业产生和生存压力增大，使得受教育者更加关注的是提升技能、谋取就业岗位以解决生存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弱视道德和道德教育。与此同时，后现代文化从其产生时起就承担起对现代文化的纠偏功能，反对理性的绝对化而导致人的精神缺失和情感价值真空，主张恢复包含道德、情感在内的人的丰富性。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后现代文化不断地对现代文化的根基“理性”及由理性衍生出的整体性、机械性、功利性和霸权性进行解构，主张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性和文化价值的多元性。然而，这种只解构而不建构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恢复人的丰富性，反而出现了反理性、反权威、反公德和反社会的价值模糊行为。后现代文化的这种价值模糊性让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成为了空中楼阁，没有主流价值的文化指引，道德教育便失去了方向。

二、文化生态的重塑：道德教育的价值诉求

现今社会，以传统文化的弱化、现代文化的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为内容的文化流变让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出现了真空，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的缺失成为现今中国社会道德教育面临困惑的重要原因。为此，重塑文化生态成为现今解决道德教育困惑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

1.重新认清传统文化的价值，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重“仁”重“礼”的精髓部分。

近现代社会的落后挨打状态让国人从心理和感情上排斥传统文化并决心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以改变落后状态。在这样的极端历史时期，国人将传统文化的一切都否定了，其中包含着儒家文化对培养道德人格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和积极的一面。儒家文化的道德性价值取向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都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现今中国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的道德情感的冷漠和精神家园的缺失使得人安生立命之本消失了。为此，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精髓成为解决社会的道德冷漠和道德教育困境的重要环节。在挖掘传统文化道德性价值的同时，需要梳理好文化价值传播的有效路径，让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能有效地内化为每个个体。国家要发挥价值引导作用，将个体的道德状况成为衡量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的指标，加大道德在个人成才和发展中的比重，将道德教育提高到关系社会稳定、民族发展的高度，摆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形式化和机械化。同时，恢复家庭对道德教育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家庭是延展的、多面的、巨型的家，承担着不少社会功能”。这其中的重要功能就是道德教化功能。家庭道德教育涵盖了从个体出生到成人的整个阶段，有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道德人格和道德素养。

2.要自觉审视现代文化，抵制和筛除不利于道德教育开展的价值形态。

现代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有着合理性价值成分。在理性的作用下，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提高、管理的秩序化和有效化、物质生活的高度繁荣等等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然而，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要辨别和抵制现代文化的负面影响。理性的绝对化很容易将人引向功利化的道路。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视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高科技犯罪、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学术造假等等事件已经让社会的整体道德出现滑坡，这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开展。当一定时期内的文化价值导向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者纯粹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时，人的道德情感和精神价值很容易被漠视。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往往会流于表面和形式。为此，要加大道德、文化等价值层面的宣扬和教育。政府要将包含道德情感、精神价值在内的文化发展提高到与经济、科技发展的同等高度，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和自省性。学校在注重培养学生的科技能力的同时，加大对学生的道德人格和情感价值的培养引导。让道德情感和价值精神回归现代文化中，营造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文化环境。

3.要抵制后现代文化因过分追求差异性和价值多样性而产生的价值虚无。

尽管后现代文化从其产生时起就以对现代文明的纠偏为己任。反对现代文化因理性的绝对化而让社会处于绝对化、机械化、功利化的境遇。在这样的境遇中，人们无休止地追逐利益，并产生了涵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及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情感消失了。后现代文化关心个体道德情感和精神追求的价值初衷对道德教育是有益的，有利于促进人对道德的关注和价值的追求。但是后现代文化不断解构现代文化的纠偏方法，却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开展。后现代文化反对整体性、反对理性、反对权威的解构特性很容易让社会整体价值模糊。缺少了主流文化价值的引导，道德教育成为无源之水。为此，在认同后现代文化对道德情感和精神价值追求的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主流价值文化，为道德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文化依据。

作者：张朝明刁龙单位：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