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道德教育比较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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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韩国两国道德教育的相同之处

（一）推行儒家文化，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注重培养国民的社会准则、道德责任和对共和国的忠诚。各级学校十分注重传统道德教育，向学生灌输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如在小学道德教育中开设“好公民”、“生活与成长”等课程，推崇儒家伦理，在《好公民》道德教科书中穿插了100多个有关儒家和东方传统价值观的故事，如花木兰替父从军、廉颇“负荆请罪”等。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倡导忠孝纲常，该课程教材《儒家伦理》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儒家伦理的德育教材。韩国是亚洲地区后发展型国家德育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儒家文化自传入韩国以来，其在韩国道德教育中就占有重要的指导地位，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是韩国政府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效素材。儒家伦理思想可以加强道德教育，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又反作用于韩国文化建设，为培养韩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奠定精神基础。1968年，韩国政府制定了《国民教育宪章》，强调韩国道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即加强对全体国民的国民精神教育，确定伦理观念。韩国政府规定学校要开设德育课程，通过开设德育课程培养精忠报国的有文化的韩国人。小学课程中开设“正确生活”、“道德”课程，强调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初中开设“道德”课程，系统讲授儒家伦理。高中开设“国民伦理”课程，该课程后被改为“伦理”课，增设传统道德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大学开设“国民伦理”课程，该课程是公共必修课，涵盖丰富的伦理道德知识。

（二）明确德育目标，着力培养国家意识。新加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富裕社会的“社会病”，如青少年犯罪、吸毒、贪图享乐、不讲公德、心态冷漠等；二是因民族众多、母语不一和六教并存隐藏的潜在矛盾。对此，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必须“防祸于未然”，必须在使各民族充分了解自身文化传统及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强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了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稳定，推行统一的价值体系，新加坡政府强调社会准则、道德责任、各族和谐和效忠国家的教育，培养人民作为“新加坡人”的意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是一个出身、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维持现在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献身。”[1]为培养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在学校德育中通过强调新加坡特色来培养国家意识，规定学校每天升旗礼、唱国歌和背诵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立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2]。韩国独立后，韩国政府把培养国家意识、培养民族自信心及民族意识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和核心任务。1968年，韩国公布《国民教育宪章》，集中阐述了韩国道德教育的方向和目标，即必须对全体国民进行“国民精神教育”，“培养热爱国家，并为祖国的发展与繁荣而献身的真正的韩国人”[3]，旨在弘扬国家意识及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竞争力及生存能力。韩国在学校中重视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各阶段都开设道德教育课，学习道德规范和各种规则，培养学生的国民意识、国家意识以及作为韩国人应当承担的角色和责任。为不断深化道德教育，韩国先后进行了七次道德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道德教育内容。

（三）加强道德实践，建立立体德育网络。新加坡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既重视道德教育知识的传授，又注重能力培养，重视实践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讲究知行统一。通过建立立体德育网络，加强道德教育实践，提升道德教育效果。一是将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为道德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提升学校道德教育效果。二是将道德教育与生活需要相结合，促使学生加深对道德教育的理解，变被动为主动，增强道德教育实效性。三是将生动的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起来。除在学校开设道德教育课程外，还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并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社区服务活动，如配合政府开展礼貌周、孝顺周、同心周、国民意识周等活动，强化学校道德教育，培养学生关心他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韩国政府认为道德教育既要使学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又要注重对学生的道德实践教育活动，把道德实践作为道德教育工作的重点，理论学习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和实践表现出来。学校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应坚持课堂教学和全面渗透相结合：第一，将道德课程与其他各科教学相结合。韩国把开设道德教育课程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自建国以来就坚持开设道德课，并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完善教学大纲，同时强调其他课程都应负有相应的道德教育任务，把道德教育工作贯穿于学校的各项工作中。第二，课堂道德教育与课外活动训练相结合。韩国学校道德教育在坚持系统的课堂道德知识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各种课外活动。把道德难题讨论法、角色扮演法等课外活动训练引入课堂教学活动中，使许多教学在活动中完成，让学生在活动中接受道德教育。第三，注重道德教育与社会活动、社会服务相结合。引导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使学生在形式多样的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中加深对有关道德教育科目的理解。第四，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立体道德教育教育网络。其宗旨是增强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三者之间的联系、协调、合作。

二、新加坡、韩国两国道德教育的不同之处

（一）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具有以下特征：

1.兼容性。在新加坡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的较为复杂社会文化结构中，不同种族的民众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新加坡人既处在多元文化交流的“温泉”中，又处在宗教关系极为敏感的“火药桶”里。为此，新加坡注重借鉴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多元种族利益，彼此扶持尊重”的治国政策，以平等、公正、宽容的态度对待各民族利益及宗教信仰，体现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兼容性。

2.世界性。新加坡聚集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美人等主要人种，运用华语、马来语、印度语、英语等语种，宗教信仰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决定了新加坡伦理思想的世界性，其伦理思想一方面涵盖了世界各主要宗教和各主要种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以东方传统的价值观为核心，吸取现代西方积极的价值观念，融东西方文明于一体。正如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卓云教授所言：“新加坡已经是这样一个国家：她的成功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她的社会以及人的性格和成就上。四个伟大的传统在这里和平共处。”[4]

3.法制性。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既有让人感到亲切、富有人情味的口号或守则，又有严酷的法律规范，二者互相配合，形成合理的奖惩机制。尤其是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政府依法行政，通过制定法律约束人们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韩国的道德教育。韩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背景决定了其道德教育的特色。

1.体系化。韩国教育当局认为，韩国在吸收他国教育经验的同时始终要以发展国民精神为核心，强化民族复兴意识，焕发民族自强精神；加强道德教育，就要促进“国民伦理教育”体系化，即“创办有国籍的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学生除学习重建国家需要的科技外，还要系统地学习作为韩国人所必须具备的价值观念，在心理上完成韩国人的历史塑造，形成富有大韩民族精神的现代韩国人。

2.专业化。为了切实加强道德教育，使德育课程合法化，韩国政府为每位从事道德教育的教师提供职前训练和在职训练，以确保教师岗位专业化。道德教育教师必须参加教育课程的学习，通过考核并持有道德教育方面的资格证才能上岗。在韩国，想要成为一名道德教育课程教师，就必须进入道德教育部培训学习，必须通过教师职业面试和智力测试。道德教育教师的知识、修养、适应性等贯穿于其教职生活的全过程，并不断地积累、进修，以逐渐完善。韩国现行教育公务员法规定：教育公务员为了履行其职责，要不断地努力研修。韩国对从事道德教育的教师有如下要求：一是重视传统道德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二是使用各种不同的人物、表格以及音频——视觉媒体来充分反映传统道德中蕴涵的精髓；三是强调学习传统道德知识既不保守，也不过时；四是努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与创新能力，使学生能够将书本的道德教育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生活中，学以致用，增强道德实践能力；五是使用不同的教学技术以使学生能够理解道德的真实涵义。

3.政治化。韩国政府独立后，为巩固政权，其在学校课程及教材中施以政权的影响，灌输带有政治倾向的道德教育内容，实施强制性政治教育。在七次道德教育课程改革中，每次都反映了政府民族复兴的意识，都围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本主义民主的目的进行，政府发挥了主导和决定性作用。韩国第十四任总统金泳三在就任时提出：“要重新找到我们社会应有的权威，我们的自由应当是为集体的自由……不是在公园里折花的自由，而是栽花的自由，要重新树立被践踏的道德。就此而言，今天的教育应当同为未来而准备的科学技术教育一起成为培养真正的人、民主的市民的人间教育，这是新教育。”[5]可见，韩国道德教育具有明显的政治化特点。

三、当前我国道德教育的不足

目前，我国道德教育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是道德教育内容与现实结合不紧密。当前我国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道德观教育、民主与法制观教育五个方面，这些内容过多地关注人的理想性需要而忽视现实需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面临的尴尬、压力、惊慌和遇到的困惑，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教育影响必须通过受教育者内在积极性而发生作用的规律。道德教育内容不仅应有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道德观教育、民主与法制观教育，而且更要与当下人们的思想实际相结合。二是道德教育资源开发的片面性。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道德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总是喜欢用一种至善至美、纯而又纯、无法企及的“圣人道德”去教育年轻一代，造成了我国道德教育发展的片面性。人们在强调道德教育内容先进性的原则下，人为地将道德教育目标拔高，使道德教育的宗旨缺乏必要的内容依托，导致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三是道德教育方法的单一化。道德教育方法单一化主要表现为教师在讲授道德教育内容时多数采取灌输式、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该方法可以将社会中长期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道德规范传授给学生，有助于社会道德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但是，灌输式、注入式的单一德育方法往往因其枯燥性而影响道德教育的效果，杜威说：“任何主张将（道德）知识灌注在一无所有的心灵上的各种教育方法，都应该被扬弃。”[6]

四、新加坡、韩国道德教育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一）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吸取儒家文化之精华，不断充实完善道德教育的内容。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我国道德教育面临着东西方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冲击。在多元化文化的不断融合与碰撞中加强道德教育，既要不失中华民族儒家文化之优秀传统，吸取儒家文化之精华，又要注重对东西方德育经验的综合利用，将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在借鉴和吸取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当今时展的新特点、新变化，开发、整合、优化道德教育资源，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不断充实完善新的道德教育内容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科学规划不同年龄学生及其各学习阶段道德教育目标，创新道德教育内容，更新道德教育方式，加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现代化进程。

（二）强化国家意识教育，丰富道德教育内容。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应该强化国家意识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把道德教育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不断丰富道德教育内容。一是加强国家意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大局意识和以国家为荣的情感。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处事的行为技巧，使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学会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有效的学校道德教育，不仅要给学生传授国家有关的法律、政治制度等，重要的是应教育学生懂得如何将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实际当中。二是加强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教育，弘扬中国精神。爱国主义是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国家振兴、民族兴旺和民族凝聚力增强的不竭动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道德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既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又要继承传统之精华，学习和吸收一切先进经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实现道德教育途径多样化。道德教育只有从其任务和公民成长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多种有效的途径，综合运用，相互促进，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目标。一是推动社会道德实践教育。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7]社会实践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良好的社会环境不仅为青少年的道德实践提供广阔的天地，而且对培育青少年道德发挥推动作用。二是注重道德教育的全方位渗透，将道德教育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及学校的各科教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将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各科知识融合起来。三是灌输与启发相结合，教学方法由课内向课外延伸，整合道德教育的显性与隐性教育，增强道德教育效果。在此所说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是围绕同一目的所采取的不同的公民道德教育方法。前者为人们直接接受，后者为人们间接接受。二者相互作用，可以收到互补效果。显性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主体方式，其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或公共场所，直接、系统地影响公民的有形的道德教育活动。隐性教育是运用多种喜闻乐见的手段，寓教于建设成就、寓教于乐、寓教于文、寓教于游等，把道德教育贯穿于其中，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8]。

作者：章燕工作单位：广西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