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教育的社会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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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理性的有限性与公民道德教育的社会选择性

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4]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路径。[5]梁启超在《论公德》中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在他看来，公德是国家与社会得以实现其凝聚力的根本。有学者认为，对于公民教育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与公民权利相匹配的“公共”德行的教育，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一个多元社会稳定的向心力。[6]即便在美国这样崇尚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国度，也并没有放松过对公民公德及其选择的教育，例如在《美国民主教育之目的》中，美国的教育目标分为“自我实现、人际关系、公民责任与经济效率”四大板块，对公民责任的要求，在该报告中很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正义、社会知识、社会活动、维护公共资源等12项指标，这正显现了其公民道德的社会性。

二、公民道德教育社会选择的价值向度

正是为了获得一种善，我们践行德性，并靠选择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能这样做。[7]马尔库塞指出，“显然，在幸福意识的领域里，内疚感没有任何地盘，算计消除了道德心。当整体危若累卵时，唯一的犯罪就是反对整体或不维护整体的罪。犯罪感、过失感和内疚感成了一种私事。”[8]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选择的目标是幸福。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的角度看，幸福就是“始终引起自身而从不因他物而值得欲求的”，“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善德的实现，也就是善德的极致”。[9]最完“善”的事物因其是其他善事物所不可相比的事物，所以是道德追求的价值之源。在道德追寻的幸福之外，即是道德追求的“自由”所在，而自由意志正是道德选择的首要条件，“自由意志的实用主义的意义，就是意味着世界有新事物，在其最深刻的本质方面和表面现象上，人们有权希望将来不会完全一样地重复过去或模仿过去。”[10]我们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所做出的道德选择与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密切相关。故此我们认为，自由选择并不是对个体责任及社会责任的否认，相反，自由选择是与人的社会性———责任与理性———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节制的自由才是伦理上可接受的”。[11]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公民的独立人格、民主意识、人道情怀、人权理念、公共理性、公共责任。由此看来，公民身份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12]一个社会共同体合理存在的价值标准，就在于能否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同时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是作为社会共同体及政治联合体的存在，我们需要遵从于道德的社会性价值进行道德的社会性选择。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的盛行，必将产生本杰明•巴伯所称之的“稀薄的自由与民主”（thinfreeanddemocracy）———“既没有形成参与的愉悦感，也没有形成公民联合体的伙伴关系；既没有形成持续政治活动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也没有扩大分享公共产品的相互关系，即相互协商、决定和工作的关系。“[13]这说明道德因其人类价值内在化、公理化的社会普遍性，必然要求其具有群体适应性或曰社会选择性。“从极端的角度来说，一个由自私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就不构成社会，而且正确地说，也根本不存在公民———它无非是由一些竞争的单元所组成的聚合。[14]公民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种能动的、非顺从、非保守的精神状态的人”，[15]所以“公民道德教育只能采取促进自由、自主选择的策略”；[16]但是诚如阿伦特所言，“没有分享公共幸福，就没有人会是幸福的；没有体验公共自由，就没有人可以称做是自由的；没有分享公共权力，就没有人会是快乐和自由的。”[17]

三、公民道德自我同一性在社会道德认同中的分化与选择

“自我”是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伴随其意识的产生、发展而逐步产生与发展的，“自我”在其意识的高级发展阶段而分化出“人格结构的自我”，对自身的认知逐渐达到主我与客我的对立统一。在“自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个体将道德规范逐渐内化，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个体道德也就随之产生和发展。[18]但是正如艾里克森所认为的那样，自我同一性作为一种动力结构，并不存在稳固的结构定型，在生命周期中，自我认知是一个连续否定与肯定并存的成长与建构过程；与此同时，由于个体主我与客体的矛盾与分离，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与冲突，自我同一性往往出现“自我肯定———自我矛盾———自我否定———自我扩张”的交织。这使得积极的自我难以产生，自我调节缺乏稳定性和确定性，在道德选择方面陷入道德困境。[19]公民自我意识、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与其道德判断、道德选择能力提升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道德选择是道德主体追寻自我完善的过程，而选择的过程充分地反映着道德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性反映，在这种理性自觉过程中，道德自我意识不断地得到检验与激发。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正反映了自我同一性在道德意识、道德判断能力发展中的培养过程。道德判断既可以指个体根据已有的道德知识对道德现象作出是否善恶判断的能力，又可以指个体的道德态度表现为特定的行为决策的能力。[20]道德选择的能动性反映在对道德现象进行抽象概括，对道德发生、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进行认识和推理，尤其是道德活动进行有目的的调节。[21]道德认同既在客观上取决于既有的社会与历史阶段为主体所提供的道德可能性条件，也取决于主观上道德主体是否具有连续稳定的人格即其自我同一性。没有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存在，道德主体所能进行的道德选择就会很小甚至没有，道德认同至多也只能停留在道德意识的主观层面，无从谈及其外化行为及其过程；没有道德主体的人格结构的连续性与一致性，道德认同就始终处于盲从甚或虚无之中。在道德判断与选择的过程中，公民会产生其特定的道德认同。公民道德认同就是对其所生活的社会的道德进行定向与定位，赞同并接受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其根本特征在于遵从社会共同体的“道德价值”并以个体的“道德人格”得以实现。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西方世界试图通过其信息强势与“文化”强势主导其强制性文化伦理与诱导性社会道德在全球范围的“道德趋同”与普世价值，这必将导致我们在道德认同中产生分化与多样化现象；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还处于深刻的转型期，加之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共生的国家，各种社会阶层都存在其“道德习俗”似的道德价值理念，这也必将使得我们出现道德认同的分化与多样化。当下突出的问题在于，在公民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试图以西方的方法、理念诠释中国文化与道德教育建设问题，或者试图通过对西方一切有利的东西经过思维方式的锻造为我们所用，进而构建一个新的体系，其结果必然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与教育的消极定位与判断。[22]四、公民道德教育在差异范畴下如何选择其普遍性对于道德的普遍性假设，需要考量的是普世是否可以普适并需要去普实呢？首先，道德的社会选择需要厘清的前提有两个方面：第一，为什么道德原则和价值需要被如此推扩、需要具有这种普遍性（即“为何”）问题？第二，道德原则和价值如何能够被推扩、如何具有超历史和跨文化的普遍性（即“如何”）问题？赫勒指出，“在普遍性范畴下选择我们自己等同于选择我们自己作为好人。这正是道德选择，因为这是对道德的选择。”[23]与此同时，“在差异范畴下选择自己的生存的人因此将会使他们自己暴露在外力之下，他们是福音或者诅咒、好运或者厄运的果实。”即对道德的选择实质上也是选择我们自己，而“‘选择我们’自己意味着命定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所是的。”[24]作为公民，其道德意义与社会意义是并行不悖的。这是因为，其一，公民是作为某一特定社会及国家的成员身份而存在的，他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与民族属性；其二，公民身份与其所依托的民族道德文化关系密不可分，具有其特定的道德价值理念与道德义务；其三，公民的道德认同需要基于其对国家法律与政治的认同，而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与政治体系正是基于特定的道德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其四，公民道德文化认同具有时空的广延性，既具有历史的传承色彩，也具有与异质道德文化交流的可能与必要。当前，我们需要防范的一种倾向就是帕累托曾提出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的“非逻辑行为”，这些行为既会让民族国家产生社会道德资本的销蚀，也会带来民主与自由赤字的产生，因为这些非逻辑行为、非理性选择往往首先带来民族国家共享价值的迷失。所以“合理解”或曰“合理性”的道德选择必须突破道德的极端自由主义与工具性行为。一方面，个体道德价值常常与社会道德价值处于同一价值体系的不同层次，甚至处于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另一方面，个体道德的随意性、自发性与社会道德的稳定性、连续性经常处于交织之中，道德的价值冲突在所难免。社会道德或曰社会公德普遍价值的实现，在于道德主体通过其多样与丰富的个性与“偏好”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必须取得较为一致的辩证统一，唯有道德的人格内烁与社会的规范约束有机结合，个体道德的情感经验才能与社会道德规范趋于一致，道德认同才能实现其社会共同体整体的“道德价值与规律”，又可以通过个体的“道德人格”得以展现。公民概念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地域的、文化的，因国家和社会文化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意涵。[25]黑格尔认为，考察道德时必须从“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的精神性的实体出发，[26]如此看来，在道德认同中就具有“单一物”和“普遍物”要素（即道德个体和道德共同体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存在。国家既是作为政治和文化共同体而存在，更是作为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存在。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既保证了其人民在共同的文化体认与道德上的认同，也实现了民族文化以其“单一物”的样态存在于全球共同体之中。当下我们面临的困境在于，全球化正在试图淹没作为“个体”国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全球公民”正在试图消解“国家公民”的民族道德体系。所以，我们在继续面临着“丞民”与“公民”教育之难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普世公民”理念挑战。道德认同既是民族文化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因而道德认同在全球化语境中必然具有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意蕴。因此，我们既需要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公民道德的理性反思与审视，更需要勇于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道德冲突。“民族性、多样性、民主性、批判性，是生态价值观所内在的价值合理性的四大品性”，[27]道德（伦理）在异质的民族文化交融中必须葆有其民族性，在其价值体系中以具体而历史的生态存在着。面临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生态，需要我们拿出道德选择的智慧与勇气：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文化“单一物”中寻求文化“普遍物”存在的价值，基于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展开学习与交流，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中理解民族道德的价值所在，追寻人类道德价值的普遍的文化、文明内涵；另一方面，多元必然带来冲突，我们需要具有全球视野与本土能力，积极面对全球化的道德冲突，解决不同道德与文化冲突中的公民教育，培养具有世界公民视野与道德能力的“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仅“把公民教育过程看做是学校的责任，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与共同体分离，也与个人终生作为公民的经验相隔绝，这完全是一种虚假的看法”。[28]我们的社会应该营造更加开放、多元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让公民教育成为一种社会教育、终身教育，培养新世纪的新公民。

本文作者:金家新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