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传播的道德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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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进华张寿强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作为自媒体传播本质属性的公共性不是先天自成的，而是自媒体传播活动中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既然是多元主体，又何以可能在纵横交错的自媒体传播过程中达致开放、平等、理性的公共性?又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自媒体传播的反公共性倾向?这些都是讨论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困境时不可绕过的核心议题。关于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危机，加拿大学者马克•莱伯伊概括为“特征、财政和功能”三重危机。③我国学界的相关讨论主要存在两大分歧:一是认为自媒体是否能够实现公共性取决于体制与制度;二是认为公共性是媒介的天然属性，一切媒介都具有公共性的基因。④笔者以为，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主要是通过媒介舆论实现的，不同于一般舆论的自媒体舆论不只是一种社会公器，其在本质上体现为参与者的公共精神或者说是公共精神的代言人。因此，那种只管参与、只管言说，不顾是非、不顾责任的“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的取向，以及弥漫在权势下的娇媚、蛮横或起哄，都与自媒体传播公共性理念格格不入，进而导致种种反公共性的自媒体传播的行为方式，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已成自媒体传播反公共性的一个尴尬场域。第一，“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的自媒体传播制造了大量的信息垃圾和冗余，甚至产生了谣言、谎言等一系列虚假信息。2011年，微博中就连续出现了金庸“被去世”、日本地震系列谣言、碘盐防辐射、北京暴雨图片造假等一系列影响较大的虚假信息，严重误导了大众，造成自媒体公信力受损和网络“舆论场”的混乱。这样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中国，美、英、日、韩、印度等国家也都发生过类似事件。受主体隐匿性、内容随意性等因素的影响，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充满挑战和风险，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早在丹•吉尔默提出“自媒体”概念时，他就指出:“草根新闻的兴起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包括真实性和公然欺骗。”⑤自媒体的信息生产者没有任何准入标准，个人道德素质无法甄别评价，特别是一些网络水军混迹其中，虚假信息兴风作浪，扰乱人们的视线。一些“自媒体”过分追求新闻速度或者为了追求点击率而忽略了内容的真实性，导致“自媒体”信息的可信度降低，而自媒体便捷的传播机制和网民素质的良莠不齐也让很多人在无意中充当了谣言的“二传手”。第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的自媒体使用者和自媒体平台经营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迎合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植入“三俗”内容，以此来换取点击率。自媒体的低标准进入使之成为新闻炒作的重灾区，甚至出现恶意诋毁中伤他人的事件，而这些负面事件又会在互播过程中成倍放大，致使自媒体公信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学，“本我”、“自我”与“超我”共同构成人格，“本我”是人格中最早出现也是最原始的部分，是生物性冲动和欲望的贮存库。“本我”按“唯乐原则”活动，它不顾一切地寻求满足和快感，这种快乐特别指性、生理和情感快乐。“本我”由各种生物本能的能量所构成，完全处于无意识状态。自媒体使用者因为自己生产内容，很少受到专业组织的监督，比较容易从“本我”出发，传播一些有违伦理道德的信息。近年来，网上流传的各种涉及个人隐私的文字和影像，对他人私生活任意曝光与传播，无疑极大地侵害了当事人的权利，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困扰。又如在汶川地震后，有网络上的“拍客”直接将受难者的血淋淋的照片传播出来，这样的照片在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会给观看者带来心理上的不适。“拍客”们的这种行为，产生了一种影像暴力，血腥和恐怖的镜头培养的只会是某些人的嗜痂癖。

和中国传统媒体的发展不同，包括民间甚至国际资本在内的商业力量，是网络媒体得以兴盛的重要因素。但是，“三俗”内容在自媒体平台的大量出现再次提醒我们，简单的点击率考量会对网络媒体的公共性产生极大的侵蚀。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点击率导向、风投资金、商业性的网络平台往往忽视培养公众对国家、社会发展前途的关心与参与，诸如政治参与意识等，这成为商业逻辑与公共性的悖论。第三，“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的自媒体传播关于公共议题的探讨面临被“民粹化”的倾向。Web2．0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得草根民众以以往从未有过的规模介入互联网的内容生产中，无序的网络草根传播，在当下体现出民粹化倾向，主要表现为自由表达、自我放纵、无所顾忌、不拘形式、不守规则等。⑥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国家、政府和政治精英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常常通过对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大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控。在前述的互联网热点事件中，“犀利哥”在网上网下被追踪、围观，药家鑫被网民在微博上“网络审判”，都属于民粹化的表现，自媒体也成为很多网民发泄不满的场所。自媒体使用者以键盘做武器，随便设定靶子，拉开阵势就骂街，抑或找个不待见的对象泼脏水、踢场子。负面情绪由少数“网络愤青”、“网络暴民”挑起，接踵而来的“哄客”又将口诛笔伐变为“众人的狂欢”。就自媒体使用者来说，我们在肯定其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媒体既实现了草根民众的表达，体现了他们的诉求，但也存在上述种种不理性、不道德、不冷静的情况。正如麦克盖根所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民粹主义从来都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民粹主义存在着与权威对峙抗争和妥协合谋的双重可能。⑦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自媒体使用者数量巨大，被网民热烈欢迎，而纵容某些人以文化民粹主义的面目出现，那是对更多网民的不负责任。综上，自媒体这个数十亿网民自产自销的共享媒体正严重冲击着传统媒介形式，深刻影响着媒体形态的演变进程，而它自身同样存在着有待甚至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果任由“负面消息”疯长和蔓延，自媒体就可能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力量。在自媒体引领媒体从传播向互播转变的过程中，它自身也正经历着从新闻自发到新闻自觉的成长裂变，需要进一步加以引导和规范，以防范其公共性价值被弱化甚至被异化。坚守道德底线，化解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困境康德曾说过，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人的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在这个大家都去盯着屏幕而不仰望星空的时代，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又将接受怎样的挑战呢?自媒体传播应当在发挥其公共性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传播主体的个性张扬和话语自由，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先进的技术手段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者伦理的进步，当个性张扬和话语自由侵犯到自媒体公共性伦理本性时，个体话语是否还具有正当性?我们在使用自媒体时，究竟应该坚守何种道德底线?哈贝马斯指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opinionpub-lique)时，公共性才能实现。”⑧查德威克指出，“协商和参与”是互联网民主的制度选择。⑨在西方学者看来，从卢梭、托克维尔到哈贝马斯的观点，在互联网上都可以找到新的理论延续，而其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如何在机制和运行上确保互联网成为各种意见合理交流、讨论、争锋的平台。自媒体的公共性不仅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其基石，更重要的是以批判与开放为其特征。微博等作为自媒体的代表，实现了社会化媒体产销合一的内部循环与流动传播，网民的思想交流和意见的形成，使自媒体公共舆论表现为社会建构的直接意识系统。从理想的规范意义上说，一种意见成为自媒体公众舆论，经历了一个“自在的”合理性化过程，即由散乱的“众议”成为一种比较成熟、明晰的“公意”。作为“公意”，它是大众意见集约化的结晶，超越了一般私人意见的狭隘立场和视野，有着强烈的理性色彩，是对进入舆论领地的泥沙俱下的意见信息“筛选”与“过滤”之后的精华，在权威性、引导性、前瞻性方面比一般的公众意见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指向，因而具有充足的公共性。自媒体公共舆论不是集体中少数人的意识，也不是个人道德意识的简单相加，而是集体中多数人所持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性“公意”。然而，从实证的现实意义来看，自媒体舆论由“众议”变成“公意”的“自在的”的合理性化过程是一个较少受到控制的复杂过程，在这一复杂过程中如何坚守道德底线以最大化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自媒体的公共性困境主要源于其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形成机制、舆论立场与主体身份。传统的新闻机构有自己的信息过滤系统和把关人制度，新闻定位明确。传统媒体形成的公共舆论不是简单地单纯报道“世界怎么样”，还在重申“世界应当怎样”，借助对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公共事务的报道与评价，以特定的价值观念干预现实，创造新的道德生活形态。而自媒体深刻地挑战并改变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审美追求，带来了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巨大冲突，使得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体系面临着新一轮的消解与重构。同时要注意的是，自媒体使用者虽然有信息权，但并不是真正的媒体人，很少会深思熟虑，也不像传统媒体人那样对道德、公义、社会利益等有着成熟的思考。由此，自媒体一方面催生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进步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诱发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落后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分裂。自媒体作为当今中国最大的民间舆论场，是一种最具原生态的鲜活民意。但现阶段我国自媒体表达的非理性特点仍然十分突出，价值判断与价值立场不定的无序性问题明显。正是这种价值观念体系的断裂和分裂状态，助长了信仰危机、道德失范、文化贬值、精神滑坡、价值失落、心灵无所依归等公共性问题的出现。亚理士多德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自媒体传播，既是一种社会交流方式，也是一种社会调控方式，同样应该以实现真、善、美等为目标确立自身的道德底线。因此，自媒体传播需要设定和坚守与之相匹配的伦理立场与道德底线，方能构建健康有序的自媒体传播空间。为自媒体传播设定道德底线进而确立相应的行为准则，是一种对自媒体使用者言论传播行为进行规范、批判和反思的价值主张。道德底线构成自媒体信息传播的目的性道德规范，其既对人们参与自媒体传播行为明确设置某种道德边界，又保障网民在这种道德边界基础上自主活动空间的最大化。

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强调人们在参与自媒体传播中处理好种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多元价值观念并使之和谐共存。因此，摒弃种种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价值态度，在责任边界和道德底线的确立中确证自媒体公共性本质，对于当下自媒体的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桑斯坦指出，即使在美国，互联网并非一个无政府地带，“当我们讨论接近网络或新的传播技术可能途径时，我们不该认为有些和政府管制有关，有些则无关。这会混淆我们现在正做的事和我们的真正选择”⑩。本文认为，可以选择的解决难题的路径有三:一是提升自媒体使用主体的媒介素养。例如，通过宣传加强网民参与自媒体传播时的公共性意识，通过自媒体媒介素养教育等提高网民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强化自媒体自组织和自我净化功能，使网民在自媒体这个言论最自由的公共空间进行负责任的表述，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不忘义务，促进我国自媒体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划分成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自媒体出现的初期，因为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网民基于本能的冲动，网上关于“美女”、“搞怪”的内容比比皆是。那么，当自媒体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一种文化形式的时候，它就应该向着实现人的高级需要去迈进。因此，自媒体使用者在传播时，应该关注伦理问题，应该讲求人文关怀，而不能一味追求刺激和“好看”。人文关怀集中体现了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它不仅着眼于生命关怀，而且着眼于人性、精神、情感和道德的关怀，把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作为报道的价值取向。拍客不是单纯的记录者，还要对社会、对他人有一种责任感，关注更多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建立起这一群体的道德基石。二是构建自媒体平台虚假信息防范、甄别、处置体系。在自媒体平台运营者内部，要建立完善的虚假信息防范、甄别、处置体系，通过专门的团队建设和新技术研发应用，实现虚假信息的传播预警、真伪内容的快速有效甄别、传播节点的准确锁定与惩治，并发动网络意见领袖积极参与抵制虚假信息，树立网络意见领袖在虚拟空间践行公共性责任的典范。美国学者安德鲁•基恩指出，互联网上“高贵的业余者”可能会“用无知代替经验，用浪漫主义的幻想代替启蒙运动以来的智慧和常识……我们在授予业余者权力的同时，削弱了贡献传统智慧的权威专家的权力”瑏瑡。因此，网络运营商应该主动担当起网络信息识别和舆论引导的责任，通过技术与人力、物力的投入，在互联网上建立新的信息流动机制，防止自媒体信息无序流动。三是建立公共权力与自媒体场域之间相互约束机制。从制度建设高度，建立起公共权力与自媒体场域之间相互约束的机制，保持两者之间适当的张力，为公共性原则的实现提供法制保障。当自媒体的积极效应被不断放大和接受的时候，同时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等负面影响始终引发争议。一些自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展现的过于血腥、有违伦理道德的影像，在某种程度上对受众造成的是“图像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约束的机制。任何作品在特定场合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将它的存在划定在特定的区域中，而不能随意地扩散、放大，需要主流的自媒体以及媒介平台有一定的把握和控制，在传播的环节上进行筛选、甄别。政府权力和私人势力可能会剥夺自媒体公共性原则中立特征，但失去约束与限制的自媒体舆论，极可能沦落为谣言的温床和街头的流言，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公共领域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制度化的空间，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