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道德意识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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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姜亭亭李秀云工作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不到黄河不死心———从“英雄末路”到“儿女情怀”《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故事中，两家员外指腹为婚，关家公子起名为“关才”，黄家小姐起名为“黄娥（荷）”。关家破落，黄员外阻挠婚事，关才上吊而死，一个道人听见他的心还在唱歌，就将其取出用红布包好，放进匣子里。黄娥因为爹爹将心上人赶出门，一病不起，黄员外想为女儿解闷，将道人请至家中，黄娥（荷）听见关才的心还在唱歌，痛哭起来，眼泪打湿了红布包，关才的心哆嗦了一下，再没了动静。因此说“不见棺材（关才）不落泪，不到黄河（娥、荷）不死心”。有研究者认为“不见棺材不落泪”疑为“不见亲棺不落泪”，意思是说，不见到亲人的棺材就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原为“不到乌江不死心”,是由项羽兵败乌江的典故而来，两句都是语词讹变的结果。清代小说《扫迷帚》第五回中，昆山通人汪梧凰说：“……盖‘黄河’乃‘横祸’之误。言人不犯‘横祸’，则不肯死心塌地……乃劝人及早改过的意思。”[4]可见，“不到黄河不死心”也很可能另有渊源。俗语经历了民间生活多重的改造，在故事当中，英雄的命运困境又被演绎成了小儿女的一段恋情。人心不足蛇吞象———从“象征讽喻”到“道德禁忌”《人心不足蛇吞相》的故事里，一个穷苦的樵夫上山砍柴，遇见一位大哥，两人结拜成交，得知大哥是蛇仙，受伤不能觅食的时候吃了樵夫的干粮。蛇仙为报恩将自己的一只眼珠送给樵夫，让他进献给皇帝，原来这眼珠是夜明珠。皇帝得到宝珠便封樵夫为宰相，并下旨说，如果能进献另外一颗就招他为驸马，樵夫动了贪念，去取蛇仙的另一只眼珠，被蛇仙一口吞掉，因此说“人心不足蛇吞相（象）”。《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说：“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5]“蛇吞象”的记载更多地带有上古神话的特征，在人们的现实经验当中，蛇身细小，象身庞大，蛇吞象显然不符合日常逻辑，“有蛇吞象，厥大何如”的疑问是必然存在的。人们何时对“蛇吞象”有了新的理解虽然难以考证，但在“蛇吞相”的民间故事之前，这一语词已经有了讽喻的意义。明代罗洪先诗中有“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临头螂扑蝉”，正是借此进行讥刺。民间故事以“相”代“象”，现世报应的道德禁忌取代了之前的象征化讽喻。

（一）语必关风始动人———面向童话王国的叙事逻辑民间故事往往面向儿童。“瞎话儿”更多的时候充当的是睡前童话，起到催眠、安抚、启蒙和教导的作用。成人世界里的思想观念或晦涩或沉重，总要采取更加浅易的方式才能接近儿童的内心，因此，将原有的结构和意义加以拆解并以“直观”、“形象”为原则重新加以设置的方式方法是不难理解的。比较而言，“有缘千里来相会”的观念未必有“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思想更容易为儿童所理解和接受，后者也更容易被成人也就是故事的创作主体施加一定的功利目的。与其困难地为儿童解释“缘”的内涵和来由，不如回避语词的本义，巧妙地附会、转换，生成一个曲折有趣味的故事。娶亲之日杀“缘”待客，正是牺牲道义，弃善从恶，因此遭到了报应，可以说故事内置了一定的教化功能。简单以“蛇吞象”的意象来传达“人心贪婪会铸成错误”的观念，不如虚构典型人物，设置典型情节，演绎出一个“蛇吞相”的故事更有画面感和戏剧性，“宰相”在民间观念当中已经富贵至极，贪欲膨胀的结果是葬身蛇腹，这个故事结局对于儿童的心灵必然具有震撼性。“图小利大事不成”的政治见解于儿童而言过于宏大和抽象，而把“小利”和“大事”都说成是有神奇力量又会说话的小葫芦，可谓趣味横生。讲到故事中的弟弟勤劳忠厚，所以庙里和他一同干活的小和尚才为他出主意，让他向老和尚要“那个小葫芦头儿”，弟弟因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哥哥却贪得无厌，拿到“大事”之后在回家的途中看到正要回到庙里的“小利”，又要去抓，结果空忙一场一无所获，方法决定命运的道理也就更加易于理解接受。《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故事也是采取了这样的方式，让故事更富于超现实的童话色彩，成为更适应儿童心理的文本。这一类型的民间故事往往会有一句特殊的结束语：“早先是……后来叫白了，就说成是……了”，以这种煞有介事的方式强调语词正是以故事为来由，也是民间智慧的一种体现。语必关风始动人，民间故事作为口头文学，要经由心灵来保存和传播，那些流传下来的故事，往往最先留存在童年的记忆里，因其深刻难以磨灭才成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二）凤凰何以落梧桐———鲜活生命体验的主观投射鲁迅先生说：“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6]民间故事往往取材于民众最为熟悉的现实生活，成为生存经验以及情感愿望的表达,民间故事的创作主体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朴素的精神感悟总会被想像所遣动，成为故事中的角色和情节。在民间故事当中，“黄河（荷、娥）”、“棺材（关才）”、“小利”、“大事”等都具有形象与人格，在另外一些故事当中还有大量类似的例子，如“凤凰”、“梧桐”、“路遥”、“马力”，等等，这些语词与意象都先于民间故事而生成。例如“凤凰”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神圣的鸟，“凤为火精，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从之”[7]。而在民间故事当中，“凤凰”和“梧桐”成了一对不离不弃的恋人，因恶势力的阻挠才化身为“鸟”与“树”。凤凰和梧桐共同构成的意象要比凤凰与梧桐的爱情故事要古老得多，但意象的先在并没有禁锢民间故事创作主体那灵动的想像和奔放的激情。由语词谐音、意象关联等引发自由大胆的联想和想像，让民间故事摆脱了理性现实沉重的束缚。“黄河”的意象何其开阔宏大，口头文学家巧妙地将其转换为“黄娥”，极其轻巧地完成了“类”的跳跃；“小利”本该理解为局部的暂时的利益，在想像力的改造下变成了有人格有魔力的“小葫芦头儿”。从“缘”到“圆”，从“象”到“相”，这样的附会并不显得粗鲁笨拙，由此形成的故事又极富情趣，表现出民间故事创作主体内心质朴而热烈的情感。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当中说，“艺术家从现实生活中所取得的一个图案、一束鲜花，一片风景，一桩历史事件或一桩回忆，生活中的任意一种花样或课题，都被转化成一件浸透着艺术活力的想象物，也正是这种主观化，才使得现实本身被转变成了生命和情感的符号”。[8]创作者往往要将情感意味移入到外部世界的现实事物当中，普通的事物正是由于艺术家的心灵，才浸润了种种或深沉的或热烈的情感，并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唤起情感的共鸣。民间故事的创作主体赋予外部事物以人格化的生命，将生命体验与自身情感投射其中，在叙事当中倾注了心灵的营养，所以民间故事反映的不仅仅是社会历史的变迁，更有精神世界的生生不息，我们在这些故事中读到的是来自广阔土地的情感积淀。（三）善恶到头终有报———乡土道德意识的演绎回归民间故事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和传承，在此过程当中说者与听者的角色也在不断转换，这种最原始的传播模式让民间故事呈现出自然生动的面目，同时体现出乡土社会对人间道德无形中的意识建构。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历时漫长，社会文化呈现出特殊的态势，主流文化强调礼教人伦，民间文化则更重视生存经验，成熟完备的宗法制度与选举制度在文化的分流当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也就是选官制度，充分掌握文化知识并认同主流文化当中的道德规范，是进入主流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意味着长期的投入和较高的成本，短期内对现实生活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士秀尚文，惟重诗书之礼义。民知务本，诚敦稼穑之艰难。”[9]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经世治国”的主流文化的向往明确但遥远，维系乡土社会人际和谐的道德观念却是不易动摇的根柢。儒家“图小利大事不成”的见解更多就治国而言，这样的主题和俗常生活相距甚远，很难也没有必要纳入民间故事的叙事当中，比较而言，“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样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做人的优良品质指向“善”的一方，“勤劳”、“诚实”、“勇敢”、“忠厚”等为人所认同赞许，而“懒惰”、“虚伪”、“奸诈”、“自私”等则指向“恶”的一方。东北民众以“善”“恶”区分人群，“善”被说成“心眼儿好使”，“心眼儿好使”的人一定会“得好”；“恶”被说成“做损”，“做损”的人一定“没好报”，这种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天真而朴素，道德观念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形成的。民间故事对语词意义的转换，最终往往都自觉地指向了乡土道德观念。

民众朴素的乡土道德观念以特殊的叙事模式渗透在东北民间故事当中，热烈的情感与灵动的想像力也让语词意义的解构与转换充满民间智慧和情趣，让故事极富表现力与感染力。民间故事记载的不仅仅是民众现实生活的历史图景，更有精神世界的生动情态。先在的语词和意象在经历了民间文化的重重改造之后，在民间故事当中获得了别样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