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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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对十八大后五年来公开发表的若干篇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从政治道德中常见的理想信念，政治道德规范与伦理关系，以及政治道德修养三方面进行分析与思考。由此认为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建设应从三个方面着力推进，即着力推动缩小理想道德与日常道德的差异化，着力推动压力性规范向自主性规范转化，着力推动政治道德修养转化为政治道德能力。

[关键词]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全面从严治党进入了一个加速度阶段，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持续性地严肃整治各种利用公款吃喝玩乐等现象和行为；加大反腐败力度，涉及落马官员人数之多、层次之高、领域跨度之大举世罕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执政党来说，可谓是清理和重振并举，除疾与建制同步，对凝聚党心、增强党力、坚固党体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基于对十八大五年来公开发表的若干篇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从政治道德中常见的理想信念，政治道德规范与伦理关系，以及政治道德修养三方面进行分析与思考，提出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建设应从三个方面着力推进，即着力推动缩小理想道德与日常道德的差异化，着力推动压力性规范向自主性规范转化，着力推动政治道德修养转化为政治道德能力。

一、着力推动缩小理想道德与日常道德的差异化

在报告中对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出了如下要求：“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1](p63)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理想“是指人们对未来事物的、有根据的、合理的想象或期望，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人生奋斗目标上的集中表现，因而可以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信念“是指人们对现存的或可能的事物、观念等正确性和正义性坚定不移的确认和笃信。”[2](pp1~4)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至今矢志不渝。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中期，党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担任总书记后在第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3](p15)五年来，他在众多场合都谈到共产党人要坚定理想信念。报告又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将理想信念视作为“政治灵魂”、“精神支柱”，可见其在政治道德意识中的核心作用。在对五年来若干份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中有关理想信念的调查报告进行分析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总体上是坚定的，正如在报告中对五年工作回顾时指出的那样“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一份对福建省1094位党员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占33.2%，[4]也就是说理想坚定或比较坚定的占到66.8%，这个比例是近年来调研报告中最不乐观的数字。另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向党员发放的15500份调查问卷中，对于党员的信仰现状，95%以上的党员选择了“绝大多数党员信仰坚定”和“多数党员信仰坚定。”[5]还有一份调研报告是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向多个单位的调查，有效问卷也达15600多份，问卷显示，63.7%的人认为绝大多数党员信仰坚定，25.5%的人认为多数党员信仰坚定。[6]这两个数字加起来，也已经达到近90%了。我们可以将十年前的一份调研报告作参照。1997年据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型时期伦理道德建设的难点与对策”课题组的抽样调查，认为理想是“具体的、可能实现的生活目标”、“值得向往但无法实现的东西”和“说不清楚”的被调查者分别占23.09%、19.45%和7.40%。这表明，近半数的被调查者或者削弱、淡化了理想的预期性，把眼前具体利益的实现看作理想；或者肯定理想存在的价值，但割裂了理想与现实的联系，片面夸大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只有50.06%的被调查者作出了正确的回答，认为理想是“人生的信念、目标与精神动力”。有关信仰问题的调查结果，更是发人深思。在回答有无信仰的问题时，36.09%的人明确表示“没有信仰”，另有22.24%和13.57%的人分别表述“曾有过信仰”和“不想回答”，只有28.10%的人确认自己“有信仰”。而在信仰内容的选择上更是五花八门，比较集中的选择分别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5.86%），“科学真理、无神论”（16.75%），“不要任何信仰”（16.64%），“命运”（12.51%），“人道主义”（8.72%）和“各种宗教”（7.25%）。[7](PP332~350)这份调研报告的调查对象并不完全是党员领导干部，尽管从理论上说，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要高于一般群众，但是理想信念是政治道德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道德意识又受到社会道德意识的很大影响，可以说社会道德意识决定着政治道德意识，政治道德意识对社会道德意识有反作用。在政治道德意识中，理想信念是居于深层次的，日常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的感悟会使道德主体的政治情感、情绪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理想信念层面。它需要两个方面的共同配合和努力才能真正见效，一方面是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政治道德个体不断强化这种意识，另一方面是日常政治实践加以验证和印证。这五年来，在不同场合就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讲话，中央有关部门也就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印发了一些规定和要求，各级党校近年来在培训内容方面作了很大的调整，加强了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课程。从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严格执行“八项规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反腐败的力度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当然，我们还应看到，理想信念属于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内在性、复杂性的一面，回答正确是一回事，是否拥有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又是另一回事。这也是这些好数据的背后并不使人感到真正放心和安心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呢？受调查对象对党员的理想信念应该是非常熟知的，也可以说，从组织教育和党员自我认知上说，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深入人心”的，调查数据“好看”，实在也是“应该”的。从分类上说，理想信念属于“知”，是理想道德，它还不是能落实到“行”上的日常道德。理想道德的认识比较统一，常识道德却可能处于分裂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今日中国社会的理想道德从内容上说主要是以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为指导的集体主义道德或者受到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倡导而推行开的道德，在具体行为上表现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自我牺牲等。人们对这样的理想道德大多是认可并接受的，但事实上，很少人愿意身体力行，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知与行的不一致。譬如，在回答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问题时，只有少数人选择‘先人后己’。常识道德与理想道德的适度分离是恰当的，但距离过大甚至背离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8](p1~2)在对这些调研报告分析时我们的确发现，理想道德与日常道德之间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比如在问及调查对象“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存在理想信念不坚定问题的主要原因”时，“拜金主义盛行”占调查对象总数的67.6%；“各种思潮的冲击”占62.3%，“教育引导不力”占35.3%；“理想信念不中用”占34.2%。[4]应该说，调查对象既可能在回答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时是肯定的，但在回答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原因时却做出了如上的选择。因此，我们也发现在很多调研报告上存在着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即调研理想信念坚定时数据非常高，但是往往将理想信念淡薄作为很主要而且普遍的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理想信念的复杂性。本文的观点是：其一，理想信念一旦形成具有长期性且具有稳定性，但并不是说是不变的，如果来自外来的社会现象不断加以持续的影响，理想信念的动摇也是可能的。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理想信念“是由一个观念或意象加上一种感到对的情感所构成的。”[9](p183)来自社会的各种刺激会影响到情感的变化，而情感变化导致观念的变化。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我们也看到某些曾经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党员领导干部，逐渐忘了“初心”，最后堕落和自我毁灭，曾经“一身正气”的党员领导干部最后从“看透”、“看穿”而自我嘲笑曾经的“一身正气”。所以，理想信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即使形成也可能逐渐丧失。丧失了理想信念这一“政治灵魂”等于是在政治道德意识中“失魂落魄”了，“精神支柱”也日渐变成精神懈怠了。其二，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毕竟要经过日常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检验的，始终会存在着“知”和“行”之间的差异性。政治道德意识反映了个体的精神追求，但是不等于说这样的精神追求等于现实行为本身，所谓“知行合一”的价值也在于此。我们经常讲“不要看他怎么说，关键要看怎么做。”只有理想信念的自我主观评价和外部客观评价相一致和相统一了，“知”与“行”的合一基本上可以做到了，理想信念才算真正成为了“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时代我们必须着力推动缩小党员领导干部理想道德与日常道德的差异性。

二、着力推动压力性规范向自主性规范转化

政治道德规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价值规范，它是通过内省过程进入个人政治道德生活的，从客观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政治价值规范就是存在于人们内心之中的政治道德法则。另一方面是政治行为规范，在政治过程中，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可以做。与价值规范相比，行为规范更具体化，价值规范决定行为规范。政治伦理关系包括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政治伦理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或者说，党内好的政治生活是政治伦理关系的关键和决定因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政治局面，则是党内伦理关系最好的状态。五年来，首先是“八项规定”的出台，简单而实用。最重要的是这份规定并没有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强有力地加以贯彻执行。规定“硬”了，抵抗就“软”了，最后消解了，遵守规则逐渐成为政治习惯。其次是多次就尊崇党章，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出了要求，政治道德规范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报告强调：“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对五年来若干份调研报告中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规范和政治伦理关系方面的分析，可以说喜忧参半。喜的是，十八大以来，党风明显逐年好转，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有了明显改善和改观。如“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83.3%的受访者认为，“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我们的党风在总体上取得了明显改善。其中，认为改善“非常明显”的占41.3%，认为改善“比较明显”的占42.0%。实施“八项规定”以来，干部的“工作作风”（65.3%）、“生活作风”（50.0%）和“处事作风”（41.6%）显著改观，这说明人民群众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党风改变对社会风气改变。调查发现，83.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好的党风，就不会有好的民风”；74.8%的受访者认为“干部的言行举止对自己有示范作用”；70.2%的受访者认为“越是基层的干部，其言行举止对自己的示范作用越大”。[10]另据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课题组对该院有关厅、处、科干部学员进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有关情况调查，调研结果显示，“四风”问题明显好转，严格执行八项规定，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用、制度建设的成效显现、党委主体责任有效落实。[11]喜中有忧的是，几份调研报告对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状况、道德行为规范和政治伦理关系的现状仍不太满意。第一，从政治道德状况来说，一份调研报告对北京、山东、河南等地2000余名机关干部党员的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集体座谈中发现，在对“您如何评价当前党员干部总体道德状态”的调查中，仅有18%的党员表示满意，而有高达61%的认为一般，还有13.4%的表示不满意，2.6%的表示很不满意。[12]第二，从遵守规范的主要原因来看，主要是迫于压力威慑和执纪力度，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只能说尚未上升到政治自觉性程度。调研报告显示：公车私用和公款吃喝依然是当前学员反映最多的问题，分别有22.1%和17.7%的学员认为当地存在这两类问题。其余依次是违规发放福利津贴（10.6%）、违规收送礼品（7.9%）、大办婚丧嫁娶（5.9%）、公款国内旅游（3.1%）、公款出国境旅游（2.3%）、违规建楼堂馆所（1.5%）。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规范的主要原因是“慑于压力不敢做”占到73.1%，“纪检监察执纪力度增强”占到56%。仅19.7%的学员认为“干部职工自觉性已经形成”。调研报告还指出：有的干部对以前的“风光岁月”津津乐道；有的觉得天高皇帝远，中央的九级风浪，打到他那也只是毛毛细雨；有的骑墙观风、窥测方向。更有甚者，一些干部胆大妄为、顶风违纪。[11]还有份调研报告显示：在对各种请客送礼等现象的认识上，有52%的表示对此“非常痛恨，自己从来不会去做”；37.5%的认为“虽然痛恨，但有时迫不得已也做过”；7.6%的人认为“很正常，无需大惊小怪”；6.9%的认为“很有必要，中国目前还是‘关系’社会”。[12]也就是说，48%的被调查者并不认为以个人私利为目的的请客送礼不符合政治道德规范。仅此就足以说明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道德上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敢于担当；要严肃党内的政治生活，加强同志之间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不怕“红脸”、“扯袖”和“出汗”。我们也在报纸上看到一些符合习提出的党内政治生活要有原则性和战斗性的相关报道。但是，在近五年来的一些调研报告中，我们还是看到党员领导干部新的政治伦理关系并没有强有力地建立起来。有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在一些地方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着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不力，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好，组织生活随意化，缺乏建立在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统一。调查显示：35%的人认为目前现状是“自我批评不痛不痒，相互批评不认真”，缺乏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的胸怀，怕“穿小鞋”、“丢选票”。17%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得不参加组织生活会或不想参加组织生活。有56.5%的调查对象认为组织生活内容单调、形式死板，没有实际效果。66%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影响团结的主要表现就是“唯上不唯下严重”，57.5%的调查对象认为班子团结“表面上和和气气，实则无原则性和战斗力。”“有的班子没有形成集体核心的自觉，班子成员以自我为中心、各行其是。”[13]有一份关于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成因的调研报告指出，在人际关系上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冷漠地对待工作对象，导致群众满意度低，过度竞争的心理致使上下级关系恶化、同事冲突增加，对他人缺乏信任，人际关系挫折感较强。调查发现：只有11.3%的县处级党政干部的好朋友是同事或上下级，94.6%的人明确表示“有心里话不会在单位说”，72.4%的人认为“同事就是竞争者”。[14]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政治道德规范和政治伦理关系是长期形成的，很难在短时期内有完全、彻底的颠覆性改变。其一，政治人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至深，尽管有的政治人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能“出污泥而不染”，但不可否认的是，环境对人有着极大的“塑模力”；其二，政治人还受政治文化的影响，文化对人的影响也不是短期内能改变的。著名的社会学家波兰尼有一个关于“默会知识”的理论，他认为，知识有两种，一种是“明确的知识”（explicitknowledge），还有一种是“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默会知识是“认识者心领神会却默然不能或无意以言语形式表达的认知活动。”[15]“默会知识”是根据生活和工作经验而习得的知识，指的就是在世事人情中有许多不明确的知识，人们只能靠观察、领悟才能学得到的。“默会知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联，“默会知识”是长期生活经验积累形成的，所谓的“人情练达即文章”，以及所谓的“潜规则”、“隐规则”就是默会知识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形式，它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在新时代要建立其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政治道德规范与政治伦理新关系任重而道远，因此要着力推动压力性规范尽快转化为自主性规范。

三、着力推动政治道德修养转化为政治道德能力

政治道德修养是一个政治人为了达到更高政治道德境界而做出的、并在政治道德上自主提高的过程。政治道德修养是自觉、内省的行为，即便不是外在的强制也会有内在的动力自主、自动的实施。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16]早在1990年3月，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在给青年干部讲《从政杂谈》时提出了领导者修养的问题，他说：“古时候把理政治国之道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修身’位居其首。所谓‘修身’，就是修养的意思”。[17](PP43~46)政治道德修养源于个体的政治忠诚，源于把政治道德作为有价值的人生目标，用政治道德的尺度衡量自己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选择的意义。只有认同了政治道德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才能在内心生起追求政治道德、积极进行政治道德修养的动机。从五年来若干份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出，第一，领导干部对公正廉洁、为民服务等有政治道德品质较高的认同。有学者对某省级党校主体班进行道德观的调研，其结果也是比较令人欣喜的。关于领导干部道德应具备的要素，“清廉”高居首位（84.3%），表明对政治道德的伦理底线，大多数人是赞同的。值得指出的是在问及干部只要有能力干事，哪怕贪点钱、生活作风上有点问题都无伤大雅。对此，绝大多数人（94.65%）反对，极少数（5.35%）认同。这说明，绝大多数干部认为“清廉”确是领导干部最重要道德品质。其次为“公正”（80.22%），公正是执政道德的基础，没有公正的执政是不可想象的。大多数领导干部认同公正，表明他们具有文明执政的理念。再次为“为民”（75.05%），关于多少领导干部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8.38%的认为大多数人能够做到，18.42%的认为约半数人能做到，26.75%的认为少部分能够做到，表明对为民政治道德情感的认同与投入。[18]第二，党员领导干部队伍表现出较好的政治道德素质和修养。据有学者对327名局处级干部的抽样调查，在业余活动方面，喜欢读书学习的有60.86%。从阅读偏好上看，绝大多数干部82.39%经常阅读与个人兴趣相关的书籍，阅读与工作相关的书籍的也较多（65.14%）。社会交往动机方面，选择“交流思想”（57.19%）和“增进情感”（54.13%）的占比最高，其次是“共享信息”（44.95%）、“促进工作”（39.14%）、“增添乐趣”（32.72%），而“排解烦恼”（15.16%）、“积累人脉”（20.49%）、“互利互惠”（5.20%）等功利性较高的选项，人次占比均较低。[19]报告提出要全面增强八大执政本领，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学习本领，从五年来调研报告分析来看，党员领导干部学习方面的素养值得欣喜。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党员领导干部对自身的政治道德修养已经完美了，可以放松了。第一，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修养都是可喜的。有学者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公布进行信息统计，在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公开的276起案例中发现，高级领导干部道德问题突出，90余人被提及存在“道德败坏”问题，约占32.6%，这个数据值得辨析与深思。其表现方式主要有信念丧失，精神空虚；作风败坏，腐化堕落；滥用公权，胡作非为；官架十足，高人一等；贪婪疯狂，不择手段。[20]上述五个方面，多多少少都与他们缺乏政治道德修养有关。所以要按照在《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一文中指出的去做：“小事当慎，小节当拘，确是对领导干部的金玉良言。每个领导干部都应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自觉完善自己，懂得是非明于学习、境界升于自省、名节源于修养、腐败止于正气的道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21](p38)第二，政治道德修养要转化为政治道德能力，才能增强执政本领，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在我国古代，尤其在儒家传统文化中，修身是许多人终身自觉为之的人生处世之道。他们提倡“半天读书，半天修身”，沉浸于“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的心旷神怡中，享受着“月下咏诗，独步绿阴，时倚修竹，好风徐来，人境寂然，心甚平澹”的修身境界。但是，这只是个人的人生方式，与执政党担负着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相差甚远，它充其量是无为性道德，或者说是消极性道德，而不是有为性道德或者是积极性道德，是不应该被这个伟大时代所提倡的。新时代应着力推动将政治道德修养转化为政治道德能力，这样我们的执政队伍才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朝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作者:沈士光 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