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道德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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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党员的思想道德直接关系党的思想建设的成效。道德的目标是善的实现。能否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道德意识的出发点，是判断党员道德善的标准。党员善的道德养成必须通过善的意识培养、善的道德行为的实践展开，最后通过善的道德理想人格的塑造才能实现。党员道德建设必将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党员的道德建设也有利于从严治党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道德意识;道德实践;道德理想人格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1］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领导全体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责任。加强党员道德建设，形成党内向上、向善的力量是完成历史责任之需，是新形势下完成从严治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党员善的道德意识概述

“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假如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行的活动”［2］。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将善理解为行动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作为道德的基本概念，善通常理解为符合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思想与行为，反之则为恶。善是人对自我本能进行超越的一种自觉规范，它体现为人在造就理想人性的过程中，不断以“应当”来规范自己的一种价值追求过程。中国共产党员除了在社会中个人价值的追求，还有超出个人以外的更崇高的价值，那就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决定的。如果说一般人只需使自己思想的出发点符合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便是善，那么党员除了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还必须始终以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善的道德意识。思想决定行为。党员善的道德意识作为其行为的潜在向导，对党员的行为起着规范导向作用。党员善的道德意识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一个不断培养和造就的过程。

二、党员善的道德意识的培养

日本伦理学家田几多郎说过:“善就是我们的内在要求即理想的实现，换句话说就是意志的发展完成。”［3］善的“意志的发展完成”需要进行不断地培养和完善。(一)树立正确的道德认知认识论上的道德认知，指的是对道德规范必然性之“真”把握。道德主体在这里体现为认识主体。道德主体的认知过程包括对道德规范所蕴藏的客观必然性的把握，亦即获得真理性认识;包括对道德所具有的满足主体需要价值属性的把握，亦即获得价值性认识。道德主体认知过程的这两个方面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其一，对道德规范所蕴藏的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是道德意识自觉性的认识论前提;其二，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属性的认识是推动主体从事一定的道德实践的精神驱动力。党员作为社会道德的一个特殊主体，其道德认知对整个社会的风尚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尤其对党内风气好坏有重要影响。对于党员来说，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是有价值的行为。对道德规范的真理性认识是党员自觉选择善的道德意识的认识论前提，对道德规范的价值性认识是党员善的道德实践的精神驱动力。最终在真理性认识和价值性的统一中，党员使自身的道德认知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二)培养积极的道德情感道德意识是一种需要意识。人的需要直接关系到人的情感，一方面情感是人的各种需要欲求地表现途径，并成为人们的行为动机，如不安感、内疚感;另一方面需要的满足也是通过情感来实现，如幸福感、荣誉感。道德情感的具体形式，包括正义感、义务感、良心感、荣誉感、幸福感等。道德情感构成道德生活实践中道德主体在道德选择行为中的直接动因。党员在自身道德实践生活中，作为道德主体有其自身的各种需要，在需要意识的支配下选择自身的道德行为。荣誉感使得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良心感使得党员用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谋福利;公正感使得党员面对诱惑依然坚持底线。部分党员由于缺乏这些道德情感，面对不正当物质利益及其他诱惑，在道德选择中滑下罪恶的深渊。当前，落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道德情感的丧失无疑是使之走向不归路的原因之一。失去正义感，才敢大肆卖官买官;失去良心感，才敢用人民赋予的权利为自身谋利益。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4］因此，党员要培养自己积极热烈的道德情感，发挥自己道德情感的感召力。(三)具备坚定的道德意志意志是人所特有的思维活动。恩格斯说过，“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打下他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5］道德意识中的道德意志，指主体使自己行动服从于道德规范，通过抑制那些同规范相抵触的诱惑，从而克服达到目的障碍能力。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有机细胞体，党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道德规范，自觉抵制诱惑，始终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不断增强自身的道德意志。康德认为，人的德性得以生成是因为善良意志的驱动。这里的善良意志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道德意志。当党员都具备这般“善良意志”的时候，人民才会更加依赖我们党，信任我们党，支持我们党;党的执政基础才会更加牢固，党的执政果实才会永不丢失，面对世情国情的变化依然能保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党员善的道德行为的实践展开

道德行为的实践展开是道德观念的外化和付诸实现，也是道德使其自身摆脱纯粹意识和观念形态而实现自己实践特性的唯一途径。在实践中，党员的道德行为必然受一定的社会道德评价影响，这种评价包括外在的社会舆论以及内在的道德自觉。党员道德行为的完善，总要通过道德教育以及自我道德修养的提高来实现。(一)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社会舆论是指一个或几个社会共同体通过思想和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对道德生活的事件或现象而持的态度。作为道德评价的一种常见形式，社会舆论常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发挥作用。“人言可畏”这句格言，表明了社会舆论对一个人行为所具有的积极评价力量:通过对一些行为品性予以肯定褒扬，对另一些行为品性予以否定，从而对个体道德行为产生强大的影响力量。党员在其自身的道德实践生活中，必然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6］这里就是在强调社会舆论载体对于社会舆论形成所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特别是网络在现时代的普及，提供了社会舆论作用发挥的重要载体，社会舆论借助网络平台发挥着超强的道德评价作用。与传统的报纸杂志载体相比，网民的积极广泛参与使得对善或恶的评价瞬间遍布全球，也就是说网络的影响范围更广、时间最快、影响越来越大。无疑，引导好社会舆论，造就良好的社会道德舆论氛围，对党员自身价值观的形成和道德行为选择有重大意义。(二)培植党员自我的良心苏联伦理学家季塔连科认为:“良心是人的心理中理性认识和感性感受的特种融合物”［7］。我们所讲的良心是指“人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中在内心形成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形式。”［8］党员的良心则可以理解为在履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义务中，在内心形成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方式。党员的良心和一般人良心的不同，在于履行义务的对象的广泛性。一般人的良心指向的义务对象，往往是单一地、具有个别性特征。党员的良心则指向广大人民群众。党员的良心作为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评价，其发展程度、有效程度和稳固程度，受道德个体所处的阶级关系、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共产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9］共产党执政党性质决定了党员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良心发展程度、有效程度和稳固程度，都应该强于其他非党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党员都具备这种党员应有的良心。良心的缺位是当今有些共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贪污腐化的人性根源。良心不是先天具有的判断善恶是非能力的“良知良能”，而是现实生活中客观的道德关系和规范转化为主体内心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主观表现。所以，党员的良心必须经历一个培植的过程。党员良心培植的过程，就是以善的道德意识为前提，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内心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一个过程。当党员自觉做到以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对自己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赞赏或谴责，严厉要求自己按赞赏的意图行动时，我们可以称之是有良心的。(三)加强党员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无论是在伦理思想史上还是在道德现实生活实践中，始终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重视道德教化历来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传统。孔子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基本观点出发，主张“德治”之道。因此他把“不教而诛”列为政德的“四恶”。之后的孟子、朱熹、孙中山等人，都曾讨论过道德教育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既然美德是一种习惯，那么社会就必须通过教育使人们形成这一习惯。东西方思想大家都重视道德教育的问题，说明道德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将德治摆在了一个新的突出位置。以德治国，这是新形势下对执政党提出的一个新要求。以德治国的实现，首先要求党员群体必须是有德的。以上率下，形成表率，才可以形成社会正风气。“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10］这样才会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关于解决腐败的途径问题，邓小平曾说过，“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1］因此，新形势下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成为整治党的队伍的迫切需要。(四)提高党员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孔子强调“修己以安人”，重视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孟子则探讨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问题，认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西方伦理思想史家也十分重视道德修养问题。亚里士多德说过:理智的德性，是由于训练而产生和增长的;道德的德性是习惯的结果。正如“理智的德性”一样，党员道德修养也要靠训练产生和增长。党员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不仅是其自身的发展需要，更是社会对其身份的应然要求。一般来说，党员道德修养的提高是从内省到立志再到实践的过程，也就是由知到行的发展过程。党员内省是指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反思自身道德行为的不足之处，在不断地反思中调整自己的行为，不断完善自己。仅仅内省是不够的，内省后还需立志。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党员成就大事也要立下大志。党员立志就是立下为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大志。立志也还只是党员作为道德主体内心的一种愿望的确立，真正实现还必须付诸实践性的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2］作为社会生活表现形式之一的道德修养，也必然是一种实践的活动。道德实践是达到道德修养境界的唯一途径。党员道德实践，就是在现实道德生活中以自己的所立之志为基础，做出促进自己所立之志实现的道德行为。

四、党员善的道德理想人格塑造

现实生活实践中，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正是从道德理想人格的精神力量方面讲的。党员善的道德理想人格塑造，指在其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基础上对自身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为实现这样一个价值而确立一个理想人格，在实践中为这个理想人格的实现孜孜不倦地追求的过程。党员善的道德理想人格的实现，必须反对圣人式的人格追求，立足并超越现实人格，符合时展的要求。(一)反对圣人式的人格追求现实生活中，圣人式的人格追求会使人格走向虚伪和堕落。正如冯契先生所说，“我们讲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而是平民化的，是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13］。因此，在现时代，我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绝不是成为无私无欲的圣人，而是在协调自我欲求与社会道德规范要求的过程中使自己拥有理想的人格，从而拥有理想的人生。所以，党员在善的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过程中，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所有欲求都摒弃掉，而是自主有效地保持自身的内在目的与社会道德要求之间的适应关系，使自己现实的需要得到满足，最终达到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人格完善的目的。(二)立足并超越现实人格普列汉诺夫在谈及恩格斯的理想时，这样说过:“他也曾有理想，但他的理想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他的理想，也就是现实，但这是明天的现实，是将要发生的现实。”［14］这说明理想人格的塑造必须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如果脱离了现实，这种理想人格只能是无法实现的人格空想。党员的道德人格理想必须要立足当前中国现实的发展情况，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现实。同时，理想总是要超越现实。对于道德理想人格而言，它事实上是一种被理想化的人格，一定社会和团体要以这种人格的典型使其成为现实中行为个体模仿的楷模。当前，我们社会涌现出了一批党员典型模范，他们的道德人格所达到的高度及其完善度可以成为社会道德行为个体所效仿的模范和榜样。正是由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丑、恶、假，我们才有向善的冲动。党员道德理想人格的塑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项长久的工程，只有立足现实人格并超越现实人格，才能最终实现党员理想的人生目标。(三)符合时展的要求党员善的道德理想人格塑造的实现，必须要符合时展的要求。道德上的理想人格塑造是否符合社会时代的发展，既是衡量理想人格是否合理和进步的唯一标准，也是这种理想人格能否得以实现的唯一现实保障。从人类历史看，任何时代都有完善理想人格追求目标。中国先秦儒家追求的是“仁义”理想人格，墨家追求的是“兼爱”理想人格，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人格。这些理想人格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对同时代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和人性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革命年代，党员的理想人格体现为奋勇争先、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大无畏英雄人物形象;在当今时代，党员的理想人格塑造则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坚定自信、担当勇毅、务实亲民、开明睿智的精神品格的培养。”［15］这样一种理想人格的塑造，必将推动全体党员道德素质的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作者:张柳 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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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冯契．智慧的探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52．

［1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547．

［15］奚洁人．中国共产党理想人格的时代要求［N］．文汇报，2014－09－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