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媒介道德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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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冲击：电子媒介日新月异，大众文化风起云涌

让我们先来看看波兹曼先生的理由。他指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童年”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而当印刷术发明之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成人”的定义，即“成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并由此相对地衍生出“童年”的定义。这样社会就将人分为不同的阶层，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存在着“知识差距”，儿童必须通过识字、受教育，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由此才能逐步变成成人。在这一过程中，图书出版根据知识的难易设定了坡度，同时将不便儿童接触的信息隐藏起来，童年也因之成为“对某一阶段象征性成就的描述”。而电子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家庭、学校对信息传播权的控制，它开始争夺信息控制权，“改变了儿童所能享用的信息的种类、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信息的先后顺序以及体验信息的环境”，影像世界开始取代文字世界，经验的抽象表述让位于直观的感性的经验呈现。另一方面，电子媒介缺乏有力的控制，它的信息是一览无遗的，没有秘密可言，它使儿童过早地接触到纷繁复杂的信息，失去了判断力和羞耻感，成人与儿童的界限就此丧失。波兹曼的这一观点是从社会心理学而不是生理学的角度分析得出的，它未必已成为现实，但却发人深省。然而，电子媒介对人类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童年，对成人、对社会、对文化，其影响都是巨大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指出：“当人生活在电子的环境中，他的本性改变了，他的私人属性融入了社团整体。他变成了一个‘大众人’。”电子媒介消除了人类交流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使信息的传播超越了书写和印刷文字的能力，把人带入了一个共时性的空间，人的个性消失了，在一个很少受到意识形态、道德规范约束的平台上，人既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传播者，也成了大众文化的受众。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的渊源是由两者的性质与需要决定的。一方面，电子媒介需要通过向公共领域的渗透获得大众的承认，在媒介竞争中取得优势；另一方面，大众文化需要借助于电子媒介的广泛性、时效性和画面感进行更有效的传播。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与高速发展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更快的传播途径、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互联网上的信息包罗万象，传播方便快捷，为人们带来了对“地球村”的美好憧憬。但是，其信息的芜杂、对真伪的难以辨认以及对信息传播缺乏有力的控制也使其负面效应同样突出，从而使我们从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电子媒介提出了新的质疑。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图景：电子媒介成为了大众文化的温床，两者的互相推动既让我们兴奋不已，也让我们忧心忡忡。

二、辨析：正向价值值得肯定，负向功能需要警惕

当然，对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我们也不能一味否定。应该说，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其蕴含的信息意识、开放意识和市场意识，相对于原有的小生产意识、封闭意识和非商品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电子媒介所带来的“大数据时代”，不仅大大提升了精神产品的丰富性、广泛性和快捷性，而且客观上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促进了民主化进程。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出现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具体到出版行业，大众文化图书是出版业引入竞争机制，真正市场化的标志之一。在一定的层面上，它还满足了文化水平有限的大众对缓解生活压力、宣泄情感、猎奇等的心理需要，填补了原有文化造成的空缺，体现了大众的现实需要和情感律动。我们也应看到，大众文化是市场机制运作下的产物，其产品的生产过程，从选题策划、创作到营销都带有明显的工业流程性质，有非常明确的商业属性，其主要目的在于利润的实现。因此，它可能消解文化产品中特有的人文价值，其流行性也可能使其接受者形成盲目的简单趋同心理，使公众人格片面化。更有甚者，有些出版商纯粹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将低俗的内容变成铅字，使大众文化偏离了文化的精神向度，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批评商业介入文化时就指出：“真、善、美不仅是润滑剂，不仅是艺术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它还是包装，可以包装形形色色的混合体。”哈贝马斯在谈及文化消费时，也一针见血地说，“大众文化消费提供的不是累积的经验，而是倒退的经验”。这些阐述准确地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属性和特征，值得深思。在社会现实层面，理论家们的担忧的确有不幸言中的表现。在电子媒介大唱主角的数字出版领域，数据显示，近年来占有绝大部分数字出版市场份额的，是虚拟现实的网络游戏。它在网络上抹去了真实，代之以虚幻的空间和虚幻的角色。人自身消失在网络之中，成为了被格式化的人。而游戏赖以吸引其“读者”的，有的是血腥的暴力，有的是对无限财富的追求和拥有。在游戏中，英雄情结和劳动致富泛滥成了冷酷和拜金。而由此引起的青少年网瘾现象，也成了很难治愈的心理痼疾，让许多家长忧心如焚。大众文化同样不让人乐观，充斥于街头巷尾书报亭的，是在揭露中流露出嫉妒的所谓“官场小说”，是以渲染为能事的“情场小说”，是空洞无物的所谓“心灵鸡汤”……这些吸引大众眼球的出版物在误导大众，造成了精神“雾霾”。电子媒介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大众文化是消费时代的文化现象，我们对两者的认识与批判，绝不能局限于现象的层面，而应该透过现象去发现人在其中的影响。它们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最主要的根源还在于人———其才是幕后的推动者。所以，批判的指向应该绕开表象，直指源头。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前述负面效应的出现，大多是由于出版从业者对电子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属性没有加以辨析，一味将之用来实现利益追求，没有坚持出版人应有的职业道德底线。一切社会实践，都必须在作出选择时进行伦理的考量。出版工作的核心是“内容”，坚守内容的文化属性与价值，应该成为出版人应有的起码道德基准。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新现象，有论者呼吁出版人应该拥有职业理想和信念，永葆职业尊严。当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引起出版方式、出版手段以及出版物消费观念的变化时，出版人更应该积极寻找对策。而这其中首要的，应该是加强出版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建设。虽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看似不言自明，但是，遇到新的环境，碰到新的问题，在利益的诱惑与驱使下，如何取舍也会成为现实的问题。出版从业者只有始终坚持出版使命感，才能拨开迷雾，作出正确的抉择。

三、对策：职业道德亟须强调，出版使命尤要坚守

有鉴于此，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向文化产业转型的出版社中，职业道德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电子媒介的风起云涌和大众文化的光怪陆离，出版人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出版使命？首先，要坚持出版物的精神属性，坚持出版物的教育功能。图书和其他形式的出版物是一种精神产品，是学术、文化、思想、知识的载体，可以传道、授业、解惑，它通过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关于出版物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当然毋庸置疑。可是，一旦要投入市场接受经济规律的考验，有些出版人往往只受利益的驱使，将出版物的精神属性和教育功能抛至脑后。在图书市场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利欲熏心的产物，还有一些出版物玩“擦边球”的把戏，在针尖上跳舞，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都在于忽视了出版物的精神属性。对这一基本属性的认识和重视，不应该只停留于口头上，而应该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出版物的操作中，保证其内容质量。其次，要坚持编辑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是人对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它体现的是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现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出版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能动地认识世界的过程，通过出版活动，编辑自身能够获得精神动力，能够促进自身发展，同时，其产品也应该在探索真理、体认自我等方面给受众以启迪。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提倡更应该作为一种对科技意识的价值补充，“因为技术越大量地决定着我们的生活世界，文化与精神科学中对技术持异议者就越活跃，将社会成员联系到一起的精神纽带就越是要加强”。也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消除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并做到利用其特点，发挥其优势，实现出版物传承文明的重任。第三，要坚持严格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对图书，要坚持经过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责任编辑负责制和三审三校制，要强化把关意识和质量意识。对数字出版，要不断摸索工作规律，总结经验。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网络出版，由于没有现成的工作流程可以借鉴，加上网络本身的自由度，如何建立内容审查机制、版权保护机制，是值得深入探讨和总结的迫切的现实问题。只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利用电子媒介进行出版活动才会有一个令人乐观的前景。第四，加强舆论引导，提高受众的审美能力。对电子媒介和大众文化的传播，应该把握开放和介入的分寸，应该以疏导为主，如同治水一样。作为出版人，应该想办法走出一条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的路子，以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为己任。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了受众的文化水平和鉴赏能力，才能使大众文化的品位得到提高。这就要求强化出版物的价值导向功能，采用适于公众接受的引导方式，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找到精神寄托，提高文化水平和精神境界。

作者：曾巍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