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建设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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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成就及经验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公民道德建设也取得了可喜成绩。(1)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理论必须先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对公民道德建设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理论上实现了不少新突破。197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概念。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2001年同志深刻阐明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同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不仅提出了“公民道德”的概念，而且阐述了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处理好的六大关系，并以“三德”建设为重点。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将个人品德纳入了公民道德建设之中，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表现了我们党对公民道德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2)公民道德建设工作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从组织、内容、活动载体、评估等方面，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民道德建设体系，将公民道德建设落到实处，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从组织上看，1997年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设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传部设有宣教、未成年思想道德教育、网络宣传等机构，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从内容上看，《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原则，并明确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具体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增加了个人品德的要求。从制度上看，公民道德建设日益走向规范化。为更好地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些系统、行业和地方出台了具体的职业道德规范。如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印发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国家教委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印发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全国工商系统颁布实施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种类行业都相继出台了行业性的职业道德规范，企业也陆续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企业伦理文化。从建设载体来看，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网络等大众媒体都已经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各种活动载体，全国各地创新不断，打造了不少活动品牌，使其成为地域文化的亮点品牌。从公民道德建设的评估来看，全国各地普遍将公民道德建设纳入了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的评估和干部政绩考核之中，有的地方还推出了专门的《公民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这一套工作体系，将公民道德建设化虚为实，变软任务为硬任务，大大提高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实效性。(3)公民道德建设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随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加强，干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不断深入，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出来。从全国范围来看，自2007年至2012年，评选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共计162人。为配合做好道德模范选树工作，经、中央文明办批准，中央文明办秘书组2008年组织中国文明网开展首次“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推荐活动，当年有400名“身边好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全国各地也由下而上一层一级地推选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各类道德模范的涌现，对于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营造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4)公民道德建设的群众参与日益广泛。公民道德建设是最广泛的群众性事业，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民道德建设，一个十分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发展成了一种大规模、常态化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成为各地公民道德建设最重要的平台。1994年12月5日，由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发起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北京成立。从2000年开始，把每年3月5日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将学雷锋与志愿服务有机地结合了起来。10年来，全国各行各业的青年志愿者参加扶贫、教育、环保等社会公益活动已达1亿多人次。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虽然震裂了大地、震坍了房屋，但由于志愿者的到场，社会道德裂痕得到了修复，竖起了国民的人性丰碑，开启了中国的“志愿者元年”。如今，志愿者服务道德实践不仅深入到各地区、各单位，而且越来越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成为最具群众基础和最具影响力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5)全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公民道德素质不断提升。经过长期的公民道德建设，全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公民道德素质有了质的提高。一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日益呈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了抗击“非典”精神、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志愿者精神等伟大的时代精神。不仅如此，全国各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提炼出了适合地方实际的时代精神。二是全体公民道德素质不断提高。人们的公德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尤其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和公共生活规则意识都有了显著提高;人们的职业道德素质有了普遍提升，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因素日益受到重视，公务员、窗口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力明显增强，职业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显著提高;婚恋中的爱情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子女孝亲意识日益增强，家庭邻里越来越和睦;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精神需求和道德修养，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正确的价值观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那样，30多年来，“在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权利等问题上，有了多么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改革开放意识、竞争进取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有了多么巨大的转变和创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道德建设，又有了多么巨大的改进和提升!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成就同向，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同向，与中国人素质的全面提升同向。”［1］现在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对公民道德悲观论的评价，这是缺乏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泛道德化评价的结果，一个社会真正的道德危险的状况，主要不在于对失德现象的冷漠，而是在于对道德进步的漠视。

2．我国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公民道德建设的探索实践，加深了我们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地位、特征和规律的认识，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1)公民道德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思想引领。道德是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公民的道德选择总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支配下做出的，正确的思想引领是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保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这些与时俱进的党的指导思想为不同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具体的引导，使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既没有走老路，更没有走上邪路，没有儒家化而墨守成规，也没有受所谓“普世价值”左右而出现“西化”现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始终能够做到道德建设的“源”与“流”的辩证融合，立足时代精神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古今中外道德理论智慧和道德建设经验，使我国公民道德的时代性与传统特色、世界性与民族性相辅相成。(2)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道德具有从众性，道德榜样总是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与示范引领力。我们的时代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引领，我们的社会发展需要道德楷模的力量来推动。从全国来看，道德模范个人和集体不断涌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道德热情，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正在形成。实践证明，充分发挥典型示范的作用，已经成为加强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必须不断完善典型选树机制。典型选树时，努力坚持客观实际、面向基层，充分突出时代性、广泛性和群众性原则，准确把握典型选树的定位，使其可信可亲可敬可学;典型选树时，严格标准，规范程序，发扬民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和群众推荐身边的道德典型，体现了道德模范选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典型选树时，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和途径，拓宽了宣传渠道，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开展了道德模范事迹的宣传，使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产生了全社会的积极影响。(3)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公民道德不同于其它特殊道德，它的主体具有全覆盖性，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力量，他们不仅是受教育者，同时也是教育者和建设者。实践表明，凡是群众参与度高的地区，往往也是公民道德建设成效比较大的地区。特别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政府从群众的需求出发，大力实施公民文明素质提升行动，积极开展社会志愿服务等群众性实践活动，动员干部群众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精神家园，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实践告诉我们，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依靠群众，吸引群众的广泛参与，同时，将公民道德实践活动与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让群众参与变得十分便利，让群众参与变为一种内在需求。(4)公民道德建设必须鼓励支持创新创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入，使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要求我们不断探索公民道德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由此形成了很多创新创造。如志愿服务活动是创新，道德模范的评选是创新，中国好人的评选是创新，各个地区和单位的道德文化品牌的创立是创新。凡是善于创新的地区和单位，其公民道德建设的成效就显著，因为创新举措，能吸引群众，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社会影响面大，十分有助于道德力量的彰显，有助于促进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鼓励支持创新创造，就要鼓励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创新，着力提高公民道德建设的科学性;鼓励公民道德建设形式的创新，着力提高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公民道德建设机制的创新，着力提高公民道德建设的实效性。(5)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着力优化社会环境。公民道德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与整个文化建设，甚至与“五位一体”建设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从全国情况来看，经济发展得好、文化建设得好、民生保障得好的地方，公民道德建设效果也很好。公民道德建设绝不能单打一，绝不能就道德抓道德，一定要注重系统推进，注重公民道德发展环境的营造。如，在经济生活中，一定要努力做到公平正义，缩小两极分化;在社会建设中，一定要坚持民生优先，财富共享，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政治生活中，一定要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营造民主、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在文化生活中，一定要唱响主弦律，坚持先进文化的引导，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

二、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日趋明显。这些深刻变化为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严峻挑战。

1．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首先，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从精神文明的高度来抓思想道德建设，将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核心内容。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作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不仅将公民道德建设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而且将它进一步落到了实处，提出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要求，规划了“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作出了“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等新的部署。这些重要论述和部署不仅为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为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具体路径。其次，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为公民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新征程。“五位一体”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对公民道德建设起着一种引领作用;同时，“五位一体”建设又为公民道德建设创造了物质条件、提供了政治保障、营造了良好的文化和生态环境。再次，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的提升对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期待。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时，社会发展将会进入一个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并重，并且更加注重精神文化品质的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生存方式已经由生存满足型向发展满足型提升，精神文化需求也随之不断增长。这种增长，既表现为文化消费的不断增加，也表现为对道德的强烈吁求。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最美人物”，如“最美妈妈”、“最美司机”、“最美教师”等，全社会都为之感动，深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向上向善、崇德尚义的强烈需求。人民是道德需要及道德财富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这种向上向善、崇德尚义的需求与期待，成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强大动力。最后，“中国梦”的构筑对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政治宣言，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公民道德建设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精神动力，是社会和谐的道德保障，是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提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中国梦”的构筑，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文明素质。

2．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第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和常态化，这既为我们学习借鉴世界有益道德文化，增添我国道德文化的世界性因素，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由于两大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西强东弱”的态势总体上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革，西方道德意识形态的强势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产生强烈的冲击。具体表现为:其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对中国的相对比较优势制约了一些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动摇了一部分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有调查显示，在面对重大事件时，有61%的公务员选择“国外信息正确”，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信号。在回答哪种社会制度好时，有37%的人认为“只要过上好日子，哪种制度都可以”，居所有选项之首;有32．8%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也有19．7%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更优越”。［2］(p11)其二，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世界主导下的全球化，因而也是其价值观对外输出或所谓“普世化”的过程，它在客观上会削弱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感;同时，西方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强大的挤压，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消极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侵蚀，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难度。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劲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如何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在积极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同时抵御西方有害思想文化的渗透，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筑牢道德基础，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挑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莫过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已将市场提升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市场经济不仅改变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也成为人们转变思想观念、形成新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孵化器”和“推进器”，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也对道德建设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其一，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甚至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大大改变了甚至颠覆了传统的义利观，对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主义道德核心、对集体主义这一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构成了较大的张力关系，市场原则与社会主义道德精神能否以及如何共生互促，这都是极大的伦理挑战。其二，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负面的自发性以及市场的泛化现象带来全新的道德问题。如市场的强大压力，诱发了经济领域大量的非法竞争，诚信缺失、商业欺诈、食品安全等问题;再如市场经济侵入到政治领域，导致在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中，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现象突出。其三，市场经济的金钱目的性价值理念对道德的目的性地位构成挑战。一些人不愿意下大力气去抓短期内很难取得效果的道德建设，一些管理者没有兴趣去抓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道德建设。对个体而言，金钱功能的无限放大容易带来金钱异化，人的目的性存在和道德的目标性地位都会面临挑战。第三，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的挑战。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增加，社会矛盾关系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和调节困难的趋势。过去那种简单的行政命令式的社会管理已经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协调和谐更需要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之间相互认同和彼此尊重，这就需要形成共治的价值理念和共有的精神纽带。具体表现为:其一，社会组织结构多样化、松散化、利益诉求多元化，道德观念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加剧，形成道德共识的难度空前增加。其二，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原本天然纯朴的道德联系逐渐让位于契约性与功利性关系，使无私奉献等革命道德精神的传承遭遇挑战，一些道德冷漠现象甚至突破道德底线、丧失良知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背景下，如何有效解决思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以进一步统一思想、增进共识，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思想道德和文明和谐风尚，面临着新的挑战。第四，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变化的挑战。其一，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非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占据着一定的市场，影响着人们的道德选择。其二，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大有压倒精英文化之势。大众文化的滥觞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产品，但大众文化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特别是其中的“三俗”文化，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的不是精神营养而是精神。其三，媒介环境日益呈现出“市场化”、网络化、开放化的发展趋势。媒介环境的这种变化，既为先进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传播提供了新阵地，但也为各种不良信息传播蔓延提供了新渠道，放大道德问题的负面效应，同时还产生了媒体自身道德建设的新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用先进思想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面临着新的挑战。

三、公民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公民道德建设的认知存在误区

首先，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不能看到公民消费需求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在加快，文化消费需求开始进入战略性升级阶段，道德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公民道德建设常常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在工作业绩评价中未能把公民道德建设作为硬性评价指标。一些人甚至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公民道德会自然随之进步。其次，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成效认识不足。一些人不能辩证把握道德状况，看不到公民道德总体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和发展这一主流，把道德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无限放大，将个别现象普遍化，现象问题本质化，对公民道德建设缺乏应有的信心，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如从“小悦悦事件”中，一些人由此得出中国人良心泯灭、道德沦丧的结论。不仅“18位路人见死不救”的结论是不客观的和放大了道德冷漠，同时，由少数人的道德冷漠推论出中国人出现了严重道德信仰危机，这显然是将个别现象普遍化的片面论断。再次，公民道德建设理论创新相对滞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思想道德观念因为利益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改变，传统道德和革命道德的实际感召力在弱化，而新型公民道德理论及行为规范还没有真正形成，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道德生活的需要，不能有效解决现实道德问题。

2．社会诚信缺失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制假售假现象一度蔓延，成为全社会的公害，打击假冒伪劣，倡导诚信经营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诉求。本世纪初我国大力开展了诚信教育和征信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以2008年毒奶粉事件为标志，我国社会又陷入严重的诚信危机，诚信危机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原因复杂化、手段科技化等特点。诚信缺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它使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依赖;使经济活动成本无限增大，效率降低;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损害人民健康，使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十八大报告列举道德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时，特别强调了诚信缺失现象，提出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的任务。

3．精英人物道德自律薄弱

在我国的当代社会里，存在着三大主要社会精英阶层，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力精英，二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三是以企业家为代表的资本精英。社会精英由于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处于社会舞台的最前列，其言行具有远超普通人的道德影响力，尤其是影视明星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的道德表现对社会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社会精英中一些人道德引领乏力，甚至起负面作用，如一些官员言行不一，甚至双重人格，腐败腐化;少数知识分子不能为人师表、部分企业家不讲诚信，一些演艺名人为所欲为。一项调查显示，“你对哪类群体的伦理道德状况最不满意?”政府官员高居首位，达受调查者人数73．3%，演艺娱乐界紧随其后，为52．6%。［2］(p18)社会精英是社会高度关注和效仿的对象，如果他们不能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就会成为公民道德建设巨大的破坏力量。

4．社会环境的道德支撑乏力

第一，精神支撑缺失。从根本上说，道德的认同和践行必须靠精神的支撑。目前一些社会成员理想信念淡漠、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对社会健康的精神信仰形成很大冲击。因此，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必须重塑中国人的信仰和精神。第二，经济支撑乏力。主要表现在，一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彰显，这大大制约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因此，其历史地位堪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未来近20年改革战略的指导思想、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物质投入不足，如，道德教育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包括硬件设施和物质奖励等)有待改善;对生态环境的补偿投入不力。第三，文化教育支撑软弱。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着重智轻德现象，学习成绩是硬指标，道德认知和道德品德是软指标，忽视健康道德人格的培养。第四，法律支撑不够。道德是一种软约束。道德作用的发挥，除了精神的支撑外，还需要行政力量或法律手段的保障。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行政+道德+法律的治国模式。当时，法律的作用虽然十分有限，但由于有强大的行政保障，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一般都会受到行政的干预或制裁，因此道德的力量显得十分强大。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由于道德的宽容和单位制的衰微，行政力量一般很少干预而且也无力干预很多道德问题，而法律调控又没有及时跟上，甚至有些法律条文与道德精神相矛盾，不能与道德形成合力。

5．网络道德问题凸现

在信息时代，网络不仅成为获得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网络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虚拟世界的形成。由于网络行为的隐蔽性使道德的外在约束弱化，由于网络立法和监管缺位，不仅使现实世界的道德问题转移到网络世界中来，而且还产生了大量的网络自身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不良信息随意传播;网络版权极易受到侵犯;网络隐私受到挑战;网络道德暴力出现;网络色情泛滥;网络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等，网络世界成为道德的重灾区。网络失范已经对现实道德生活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6．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体制和评价机制有待完善

(1)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方面，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内容和方式不够科学，如，教育序列不科学。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道德教育呈现出“倒金字塔”的不合理结构，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进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内容结构不科学，如，道德教育重视知识传授，脱离学生的日常经验，忽视实践体验;评价方式不科学，缺少可操作性的量化标准和道德赏罚的对应性，评价标准“高、大、空”，而且侧重于考查道德知识，难以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起到指导和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宣传教育内容和方式不科学，主要是:宣传方式因循守旧，一般采用开大会、发资料、张贴标语口号等方式传递信息。主流媒体宣传也多是灌输式，表达方式缺乏吸引力。一些地方和部门醉心于频繁的活动创新或声势浩大的群众活动，片面追求形式，而不是潜心于品牌的精心打造和文化的长期积淀，难以培养群众良好的道德习惯。(2)以党委和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主体的公民道德建设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具体表现在:公民道德建设工作部门的主导力、组织力不足，难以组织与协调公民道德建设这一社会系统工程;行业与单位道德建设责任缺位，行业内部职业道德要求缺乏刚性制度保障，公民道德建设宏观规划多，社会动员多，而具体落实少;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他们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还十分有限，社区只能开展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或者与少数社区居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专门或主要从事公民道德宣传教育的社会组织或志愿者十分少见，有的社会组织自身的道德状况也存在一定问题。(3)公民道德建设的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对一个地区或部门的公民道德建设成效的测评，往往变成了道德模范的人数、道德建设基础设施是否齐全等一些量化指标。对评估考核结果的运用也十分有限，上级部门提拔领导干部时，考察的主要是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政绩，一般不会考察公民道德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对策思考

(1)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思想政治保证。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它的成效最终取决于公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程度。因此，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活动，要通过理论与实践多重维度，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巨大优越性，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力思想引导。有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有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便有了有效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政治思想基础。目前，公民道德建设遇到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公民个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紧张，进而制约了公民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政府的国家治理理念未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时代精神，政府行为存在着严重的“管理”甚至是“统治”的传统落后理念，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管理与被管理以及其背后的官贵民贱的不平等意识较强。似乎一个稳定的社会就应当是百姓听命于政府管理的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现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目标，就是要真正做到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一律平等，在道德生活中都既是道德治理的主体，又都是道德治理的客体，以法制为手段和保障多主体协商化解矛盾，达到共治目标。(2)坚持把创造良好人际关系纳入到社会建设中去，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人文环境。公民道德建设是系统工程，它是在社会环境中实现的，因此，必须把它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并纳入到社会建设中去，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标。社会建设，不仅要注重医疗卫生劳保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硬件”建设，还要注重人际协调等“软件”建设，创造理解与宽容的人际关系。这是促进公民自觉践行道德的重要前提。当今社会上一些道德冷漠和道德冲突并非源于利益矛盾，而是因为缺乏沟通造成不理解，又因为彼此不理解而产生误解，进而产生怀疑、不信任和矛盾冲突。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原有乡村熟人社会的宗法性生活方式逐渐演变为陌生人聚居的社会性生活方式。在过去的熟人社会里，互助链条很清晰，彼此的道德感很强，而陌生人聚居的社会彼此互助链条模糊，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地出现因陌生而产生的道德冷漠现象。因此，应当开辟公共交往空间与场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加强不同行业之间的对话、理解。每一个个体应当自觉地扩大交往，积极加入到自己身边的各种社区自治组织，参与到志愿者服务的团队中去，再造当代社会的熟人化环境，重建互助链条，形成亲善和谐的人际网络。(3)建立健全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机制(即赏善罚恶机制)，着力培养公民个人的道德回应习惯，形成“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有好报”的尚德社会风尚。如何激励人们积极向善，过去我们主要是通过文明城市建设、文明单位评选和好人评选等活动形式进行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实践证明，这远远不够，同时还应当借助物质力量尤其是法制的力量来推动。现在的问题是，公民道德建设未能很好地与法律部门实行联动，借助法制力量推行道德建设。建立健全社会道德激励与道德约束机制，鲜明地体现善恶报应是文明国家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经验。道德激励包括社会的物质奖励、精神表彰和语言鼓励，道德约束主要是对不道德现象的物质处罚或精神谴责，赏善罚恶价值理念需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就社会而言，要有完善的道德回报机制，首先，要将底线道德赋予法律的强制力量，如，加快公务员道德法制化进程，加速诚信立法(应当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的步伐，加强诚信信息征集和披露、诚信评价、诚信自律、诚信奖惩等机制建设)和公德立法;其次，要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实施，如，借鉴西方国家道德委员会和道德法庭等成功经验。对于个体而言，应自觉地养成敏感的道德回应习惯，即对善良言行积极的道德信息回馈，对不道德现象勇于自觉制止。个体的道德回应给善行以动力支持，给恶行以强大压力，它是营造良好的微观道德环境的主要力量。因为，心理研究表明，人最愿意也最容易重复那些立即能够带来愉快体验的行为。近几年来，一些城市成功地探索了以建设城市道德荣誉体系或单位道德荣誉体系来推动公民向善的做法，在实践中探索出了荣誉制度体系，包括制定好人的标准、评选好人的办法，确立评选时间等，使人们有机会做好人，对照标准努力后一定能够做成好人。这些成功做法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大力推广志愿者活动，实现志愿服务制度化和常态化。公民道德是大众之道德，公民道德建设是大众之事，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的志愿者活动是最具有广泛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群众性的公民道德建设活动。志愿者活动充分彰显了人性美的光辉，升华了人的道德境界。我国已经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起志愿者组织，志愿者活动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与好评，公民道德建设应把社会志愿活动作为抓手。然而，志愿者活动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这项活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道德示范功能，一些地方的志愿活动存在着行政化和形式化的倾向，特别是缺乏有效的奖励制度，过多地强调志愿活动的无偿性，使志愿活动难以持续下去。为此，首先，应当完善志愿者活动的理念，将功利与超功利、利他与利己有机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既要强调无私奉献精神，更要引入道德回报机制。其次，在志愿服务的制度设计上，要努力做到道德互助，即今天的我对别人的志愿服务就是明天别人对我的服务回报，把志愿服务办成道德自助银行。再次，推动志愿者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和普遍化。在所有地区、所有单位都应当逐渐推广，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要把志愿服务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纳入教育培养目标之中。通过志愿服务的制度、常态化建设，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理念升华为每一个人的内心信仰。(5)切实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扫除网络道德盲区，净化网络道德环境。网络是新生的生活领域，发展迅速，我们对它的研究还不够，不仅存在着技术本领恐慌，也存在着道德恐慌。要改变目前简单而被动的消极防堵的做法，深入分析网络道德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通过网络立法以强化网络治理与管理能力。借鉴西方国家网络建设经验，坚持疏堵结合原则，加强网络立法的法理研究和网络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完善，加强对网络版权、隐私权的保护，加强网络协会、联盟等组织建设，加强网络工程建设(如网络示范评价工程、网络志愿者服务工程等)，积极开展清理政治类有害信息、网络谣言、非法网络公关行为和淫秽色情信息等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切实增强网络个体道德自律意识，网民应当树立对信息真实性的责任意识、对他人隐私权的保护意识、对他人文化权益的尊重意识。(6)加强公民生态文明修养，以制度推动对自然生态自觉保护理念的养成。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高度。生态环境道德信仰的确立，一方面需要用刚性制度强力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活动，突出生态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公民个人生活的重要意义的宣传教育，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新理念、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作者：黄明理姜迎春郭榛树单位：河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市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