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公民道德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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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步探索阶段(1954—1978)

1．政治化教育目标和内容

黑格尔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2］这种伦理型文化把“五伦”情理推广到社会一切领域，经数千年积淀、冶炼、传承，提升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为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遗产。”［3］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凝练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服务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共产主义道德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产生的，其基本规范就是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这一时期我国非常重视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并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历史任务，开展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使之成为广大党员群众的精神动力和支柱。中国革命道德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萌芽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形成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建国后，抗美援朝反抗侵略的国际主义精神将“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和革命道德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生根发芽，成为公民的真诚追求。建国伊始，党和政府通过立法，把中华民族精神、共产主义道德精神和无产阶级道德规范由局部推广到全国。1982年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牢固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志向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成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2．运动化教育方式

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灌输教育法形式多样，一般有他人灌输、自我灌输、普遍灌输、个别灌输、形象化灌输、启发式灌输等。［4］另外，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了“树立标兵”“典型引路”等工作方法，用先进典型和道德楷模的示范带动作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焦裕禄精神”等先进典型为社会树立了一面面旗帜，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发向上，无私奉献。也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影响下，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形成了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二十多年的公民道德建设虽然取得了上述成果，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公民道德建设难免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如“”和化运动中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政治挂帅、过度拔高道德理想;“人民”取代“公民”概念，公民道德教育内容泛政治化、形式泛运动化;在十年“”期间，、“”鼓吹政治取代道德，污蔑讲道德就是不讲阶级斗争，就是“修正主义”;传统道德被视作“洪水猛兽”而受到冲击，未能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在树立先进楷模时，把先进经验公式化、模式化、绝对化以致弄虚作假。这些做法，导致人们的是非观念混淆，道德判断失准，心理失衡，道德和信仰危机加剧。［5］究其原因:一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国家更强调公民的义务，而公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张扬;二是从国家的体制来看，这一时期政治的泛社会化体制，必然导致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染上泛政治化的色彩;三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在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下，民主政治制度不完善，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公民意识淡薄，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生成机制和外在保障机制都缺乏培育的土壤，对此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复兴与推进阶段(1978—200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吸取了建国初期尤其是“”时期的沉痛教训，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门，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为恢复和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物质条件。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以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后发展为公民)为目标，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主旋律，以文明创建为载体，积极地开展群众性的道德教育活动。

1．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把培育“四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四有”目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对公民个体的本质要求。其中，“有道德”不仅包括代表先进性的共产主义道德，而且还包括具有广泛性的社会主义道德。邓小平要求共产党员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6］而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他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道德规范，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民道德的层次性要求。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更加明确了“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7］

2．“三大领域”教育内容的拓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日益紧迫。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完整地提出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大领域”的视角对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进行了详尽阐述，不仅明确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领域，而且增强了针对性和有效性。

3．开展丰富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为了尽快提高公民道德的整体水平，广泛开展以“扫黄”、除“六害”、“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各级党政机关开展的创先争优、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做人民满意公务员等活动。社会各界组织的“希望工程”“送温暖”“志愿者”“手拉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扶残助残”等公益活动，涌现出了像徐洪刚、孔繁森、李国安、李素丽、徐虎等一大批职业道德模范，影响广泛，深入人心，使人们从改变身边的不文明事做起，逐步增强公民的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协调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道德风尚。在两个《决议》精神的引领下，我国尽管取得了上述理论与实践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失误。如在现代化建设中，只重视经济建设，忽视人的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中，只注意生产要素扩张，忽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只重视市场的“硬件”建设，忽视诚信意识、职业道德等“软件”建设。另外，这一阶段我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一是社会变革的冲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二是对外开放的考验。在扩大对外开放和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一些国际敌对势力趁机利用当代媒体、网络和手机等高新技术手段向我国输入各种资本主义价值观，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如何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消解社会变革中的负面效应，防止西方腐化思潮的渗透，做到排污不排外、学好不学坏，成为新世纪摆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面前的重要任务。

三、完善与创新阶段(2001年以来)

进入新世纪，我国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不仅从经济、文化建设的视野，而且从政治建设的视野认识公民道德建设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8］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置于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提供了体制保障和制度支撑。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以体系建构为旨归，以培育公民核心价值观为重点，以教育提升与制度创新、典型带动和群众实践相结合的全民共建形式为路径，使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成为发展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1．公民道德建设的体系构建

我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始终处为“短板”的是公民道德体系的构建。为了解决“短板”问题，2001年，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为公民道德建设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提供了良好契机。同年，我国颁布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正式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集中反映了我国对公民道德建设体系探索的最新成果。《纲要》对公民道德建设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主要内容、阵地渠道、政策与制度保障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第一次明确公民道德的概念，规定了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并且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措施、方式方法和组织领导做了周密部署。从“四个教育环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入手，提出了“两大社会氛围”和“三项保障条件”，即营造舆论氛围和文化艺术氛围以及法律支持、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开展“五大实践活动”，即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学习典型活动、节日纪念活动、礼仪礼貌活动，标志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体系的初步形成。

2．培育公民的核心价值观

公民的核心价值观，是公民道德教育内容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十六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针对新世情、新国情、新党情，对公民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06年，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克服了传统荣辱观中主要“教民知耻”的局限，又突破了建国以来主要强调“教民知荣”的片面，把荣与耻相统一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特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9］确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一方面，通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着眼于增强公民、企业、各种组织的社会责任，始终突出党政干部、青少年和农民等重点群体的道德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了提升个体道德的价值，强调必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由三大领域拓展到四大领域。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在当前多元价值观出现、多种信仰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倡导和培育公民核心价值观，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迫切需要。

3．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工程

随着公民道德建设体系和内容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我国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开展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性工程。一是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我国新闻战线根据“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全面、准确、及时地组织了抗击“非典”、汶川和玉树抗震救灾、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60周年国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公共安全突发性事件等重大主题宣传活动，“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城市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11］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二是发展了劳动模范、英雄人物等单一的先进类型，先后推出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方面的全国道德模范、“双百”人物，同时创新了对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宣传和奖励的方式。在评选过程中，真正做到了群众评、评群众，使道德模范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增强了透明度、公信度。在宣传道德模范风采时，广泛组织巡讲报告、座谈研讨等活动，让道德模范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使评选表彰过程成为广大群众学习道德模范、普及道德规范，成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创新之举。三是开展主题鲜明的道德实践活动。如民族、革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网络文明共建活动;环境保护、扶弱助残、赈济贫困、救灾抢险、社区建设等志愿者活动;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和谐创建活动等等，这些主题活动使先进性与广泛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教育性与体验性、认知性与参与性有机结合，促成人人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浓厚氛围。四是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把公民必须遵守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规范制度化，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体制保障和制度支撑。例如，制定城市的市民文明公约、各行业的职业道德行为准则、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公民救助行为条例、征信管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建立健全党政各部门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社会管理网络，全方位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管理。

四、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趋势

从建国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总是围绕着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轨迹来运行，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模式，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1．从重德性伦理到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的双重维度

建国初期，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在内容上因袭了中国德性伦理的传统。亲情型的德性伦理，注重五伦关系的和谐，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对亲情、人情的义务，而缺乏把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处理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并制定相应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李国鼎提出“第六伦”的观念作为新的道德准绳，使素昧平生的第三者，能同居于被善意尊重和关爱的地位。［12］所谓“第六伦”，即在“五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个人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在此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是以“公民”的身份出现的。在公民社会里，社会的结构由原来的“家庭—国家”二元结构转变为“家庭—公民社会—国家”三元结构。在社会结构变化的条件下，德性伦理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和狭隘性。随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原先人们所基于的血缘、地缘亲情的可依赖性和可回报性变得不可预见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亲情伦理经常演化为“集体”寻租行为，甚至成为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工具。传统的德性伦理难以完全适应现代公共生活，是因为它过分强调个体的道德境界提升，却忽视了对公共规则和社会正义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在我国的实施，使公民道德建设开始从一种重内在的德性修养走向重制度化、契约化的规范约束。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道德“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13］制度伦理通过一种契约和规范形式形成某种规则和程序，确保公民利益的对等性和公正性，使道德对社会公民生活的干预或影响变得可以操作、可以预期、可以持续。可以说，制度伦理是自主自治基础上的权利型正义伦理。然而，“社会基本制度体系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和冲突的首要条件，但却不是化解社会全部矛盾和冲突的充分条件。化解各种社会生活矛盾或利益冲突的充分条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合法有效地运作，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有效的规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全面、及时和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生活矛盾，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14］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导致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与此不同，德性伦理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还是一种冲突预防机制，这是因为德性伦理提倡利他，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要求以国家利益为先。因此，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从功能上看，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关系，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对制度的供给需求会在一定范围内减少，由于制度伦理的约束，德性伦理将为人性的提升、良知的培养创造更大的空间。既然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合理性和缺陷，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两者的融合将是一种现实的选择。目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从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两个维度去确立一种社会有序的基本伦理范式:一方面，坚持德性的非功利化原则，保持其突出的义务性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伦理的辅正，加大制度规范对现代公民的行为约束，为全面提升其公民道德素养提供一个稳定有序、合乎人性的社会环境。

2．从强调先进性为主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从建国之后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到改革开放之后弘扬的社会主义道德，直到本世纪的公民道德，反映出从强调先进性为主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趋势。共产主义道德是以革命时代形成的无产阶级道德为历史基础，与共产主义道德相比，社会主义道德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更贴近实际生活。它保留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原则、大公无私等部分，作为对社会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首先提倡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可见，社会主义道德既具有先进性的要求，又具有普适性的特点。应当说，建国之后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对于提高中国人的道德境界，维护良好的社会风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先进性道德存在的空间，否则人们在价值选择上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中也将不再产生道德楷模，我们的社会将沦为一个平庸的社会。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公民道德建设忽视了道德的层次性，只注意了先进性道德，忽视了广泛性道德。正是由于重先进不重视后进，重少数人的道德塑造而不重大多数人的道德要求，致使公民道德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民众的觉悟水平和中国的实际，陷入了先进性道德难以为继的窘境，由此产生了三个明显的危害:其一，造成了真高尚和假高尚的混淆。人们因为对假高尚行为、假模范人物有所怀疑，进而对真高尚行为、真模范人物也产生怀疑，甚至有人把社会舆论对于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看成是对人的愚弄。这样，真正的道德楷模就难以起到影响人群、影响社会的作用。其二，造成了对高尚道德的心理漠视。由于社会上只有一种为先进分子所实行的道德，普通群众和后进群众没有可供参照的道德标准体系，因而只能以低下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眼光去审视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要么对高尚者进行冷嘲热讽，要么利用高尚者的专门利人的行为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其三，造成了对共产主义道德本身的否定。当普通群众和后进群众认为先进的道德与自己距离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且不能有效地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时，先进的道德在他们的心中也就名存而实亡了。［15］为了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道德建设的层次性作出定位，并构建起涉及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完整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公民可以首先实践公民道德的一般要求，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进而实践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做一个先进的道德模范。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实际上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结合。黑格尔曾经这样阐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至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就必定有缺陷。”［16］公民道德建设就是引领人们由现实的此岸驶向理想彼岸的壮丽航程。

3．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为主、政府引导为辅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主要是通过政府、行政组织来推行的，有很强的外部管制性，公民始终是被动的规范遵守者，而缺乏主动参与的动力和创造性，很难增强公民意识及其责任感。正如李慎之所言:“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17］而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主动放权让利于社会的过程。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直接促进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使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已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中介组织逐步发育;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加，这预示着国家、市场、非政府组织三种力量均衡格局在我国的形成为相对自主性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民道德建设的管理在一定范围内从前台走向幕后，从过去的主导角色转换成引导角色。公民道德建设的管理模式也从过去的单纯政府主导型向公民自治为主、政府引导为辅转变。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已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它势必成为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非政府组织又称“非营利性组织”(Non-profitOrganization)，泛指介于政府组织和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实行自主管理并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民间自愿性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扩大社会公益供给;弘扬职业主义精神;救助弱势群体;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倡导生态环境保护。［18］这些功能构成了公民道德自治的平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但其发展规模还不能充分满足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实际需要，并且存在着不少问题。如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愿性程度还不高;有些非政府组织还缺乏完善的自律机制，虽然形式上是公益性机构，但在内部管理中却借用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利。可见，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发育还不成熟，如果放任自流，非政府组织很容易朝着两个不利的方向发育:一是逐步走向政府的对立面，成为与政府相对立的政治力量，这样无法达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成为社会变迁的导火索;二是容易形成反社会的力量。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和家族观念，容易使改革过程中的易受损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形成帮派势力、犯罪团伙或邪教组织，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19］以上种种说明，政府在不断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的同时要发挥其引导职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引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宏观上引导和把握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向，尽快完善非政府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其内部管理和外部制度环境，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里寻求稳妥平衡和健康发展;二是引导主流伦理向公共领域的民间伦理转化，即从过去对公民道德生活的直接干预转向间接指导，充分保障公民道德生活的自治。这种引导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向非政府组织发出践履主流伦理的倡导，在社会上发起一些道德实践活动并吸引公民社会组织参与，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提高公民道德意识和道德修养自觉性方面的优势，为公民道德建设走向实效提供更为适宜的土壤。

作者：汪洁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