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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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情境与博弈论

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与责任、义务紧密相连。领导干部在使用公共权力时常常会遇到行政责任冲突，诸如法律规定的与上级要求的权力冲突、既是公民的雇员又是公民中一员的角色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在面临冲突时，个人会陷入两难的道德情境，如何进行道德选择成为道德行为的开始。博弈论恰是研究理性决策人在冲突局势中抉择行为的理论，分析问题的假设之一是理性人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选择最优策略，博弈各方的行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每个当事人的收益取决于所有当事人的行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讲到，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社会就会达到它最大的整体利益。但这种观点到了博弈论里就形成了矛盾，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结果却是整体的最小利益。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可厚非地有自己的利益，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所希望的幸福生活。这是天性使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但社会的进步只能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共赢，才能给每个人带来幸福。这就是我们应有的集体理性。用包含道德因素的博弈论来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及结果，我们会发现道德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道德本身包含着对与社会利益的维护、增长之需要相吻合的个人利益及对其追求的肯定，有其功利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如果每个人的行为都能按道德的规定实现个人功利，本身就维护了道德的神圣性和高尚性，同时也实现了道德的超功利性。

二、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需要强化社会监督

博弈论中有一种模型——“柠檬市场”，即次品市场。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产品的质量，卖方比买方掌握更多的信息，所以买方只能通过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来判断平均质量。例如劳动力市场，雇主很难了解求职者的真正价值，只愿付平均或比平均更低的工资，能力强的员工就要吃亏，能力差的便会得益；于是能力强的员工因待遇等问题逐步退出市场，平均质量又因此下降，于是平均价格也会下降，最后就只剩下能力差的，导致市场崩溃。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在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行政执法等公共行政领域，因政策性强、权力垄断、“暗箱操作”等因素的存在，政府与公众之间也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按照经济学理论，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就会出现次品，现实中的贪腐现象也证明“市场”中确实存在着“次品”官员，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当过多的“次品”领导干部充斥“市场”时，就会出现“塔西佗陷阱”，即无论公权力说假话还是说真话，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公权力遭遇信任危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逆向选择的根源，信息公开则会改变双方的资源配置情况，使具有信息优势的人无法获得作为信息源的收益，进而改变博弈的结果。因此，为了保证行政效率，公共行为有必要在封闭的行政决策及权力运行过程中引入开放性因素，使公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而减少领导干部的寻租空间，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同时，有必要在领导干部的任职、升降及奖惩等指标体系中引入公众监督机制，把公众监督的结果落到实处，形成用人机制的道德赏罚导向，内引与外压结合，形成趋善避恶的强大动力。良好的机制会逐步将“次品”筛选出去，恢复“市场”的信誉、效率和活力。

三、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需要制度保障

博弈论有一个经典模型——“囚徒困境”。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警察在调查、侦破的过程中，抓到了两个犯罪嫌疑人——甲和乙，但甲和乙都否认杀人。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审讯，由警察分别与甲和乙单独谈话：“如果你坦白并揭发同伙杀人的罪行，你会被无罪释放，但你的同伙会被判30年徒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你同伙检举，你将被判30年徒刑，他则被判无罪释放；如果你们两个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要各判15年徒刑。”甲和乙都面临两难选择——坦白或者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两人都被无罪释放。但两人由于被隔离无法串供，所以每个人都从利己的角度出发，选择“坦白并检举对方”这一最佳的策略。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好处，如果对方坦白而自己抵赖，那么自己坐30年牢，太不划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向警方坦白并检举了对方。结果就是两人各判15年。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无罪释放）没有出现。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切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不去考虑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唯一指向就是“背叛”，个人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在博弈论中，解决集体非理性的有效方法就是道德的介入，引入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例如制度、法律被视为道德的最低门槛。“囚徒困境”距离行政行为并不遥远，一些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现象，无不是面对各种利益冲突时在道德空洞中“囚徒”式的选择结果。以往，我们常常把道德教育的低效归结为教育观念问题、领导干部的素质问题、理论自身的缺陷问题（如脱离实践）等，这些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但要想真正提高市场经济社会中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还必须重视外在的超越之路，即依靠完善、科学的制度与教育相配合。科学的社会制度，可以使选择“利他”“利公”的领导干部在未来的博弈中获利，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当前，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理性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不断增大，仅仅依靠领导干部的内在超越来提高道德素质，作用有限。要使道德理想、道德观念外化为道德行为，必须发挥制度的理性作用，使“经济人”转变为“伦理人”。科学、完善的制度能实现思想道德的知行合一。道德建设如果不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就很难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领导干部掌握着公共权力和资源，具有利用手中资源获取利益的动机和条件，道德建设要在重视思想意识主观“软”建设的基础上，正视“囚徒困境”式的利益冲突，建立完备的法制体系“硬”约束依法立德。法律的规范和强制作用，规定了领导干部的行为底线及触碰底线的惩罚机制，强制性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实现对彼此选择的预期，改变博弈空间；或者法律的惩罚机制使不道德选择代价足够大，参与者不得不进行道德选择，以实现风险防范。

四、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需要弘扬道德自律

道德自律在“囚徒困境”中是吃亏的，因为有限次博弈会出现大量的欺诈行为，然而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因此，类似重复博弈和重复博弈也是走出“囚徒困境”的有效方法，即当交易扩展到N次时，博弈各方不再只考虑当前利益，而在每步策略中都包含对利益和合作诚意的考量，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或不与其合作。经过大量模型的严谨论证，坚守道德是谋取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和戴尔•怀特在一系列有关“模范公共行政官”的个案研究中，证明美德与道德因素是把优秀领导者从中庸之辈中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他们均展现出一种对道德原则与目的的坚持，从而脱颖而出，并成为其他人的楷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品德被视作衡量一个人的首要条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儒家文化更是强调为政者必须以德从政、率先垂范，这对今天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仍有积极作用。领导干部要塑造公正无私的人格，就要努力做到“守正”与“去私”，以“私用而亏官帑，实为侵盗”自警，以“亲义而远利”自律，以“慎独正己”自修。

五、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需要注重道德实践

领导干部道德实践是主观认知外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是从政道德知行合一的体现，关键在于行动表现，因此，注重道德实践，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进行养成是必经之路。道德实践，一方面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恪尽职守、敬业精业；另一方面要结合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搭建载体、创造环境、营造氛围，使领导干部投身到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升华道德认知，强化道德意志。要把勤政爱民、廉洁自律、团结协作等公共行政道德基本规范要求贯穿于全部工作中，为公众、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要陶冶情操，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才能有效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否则，很难做到清正廉洁、执政为民。要锻炼意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磨砺克服困难、抵制各种诱惑的意志，在行政实践中始终把追求公共利益目标放在第一位。要坚定信念，公共行政道德信念越坚定，行政行为的良心感、义务感、正义感、荣辱感就越强烈，道德行为就越自觉、越持久、越能经受住考验。

总之，要通过道德实践强化道德认知、坚定道德意志，再指导道德实践，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既能够健全完善制度，检验内修成果，更能够体现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成果——切实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提升领导能力。从博弈论的视角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可以避免与调和的，从长远看，也是可以实现双赢和共赢的。要通过完善的制度将领导干部的他律与自律结合起来，通过科学的管理将对领导干部的约束和引导结合起来，以此促进领导干部道德素养的形成，从而带动公民道德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发展。

作者：顾阳工作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