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最美现象道德创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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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美现象”的道德内涵及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

（一）“最美现象”的形成。使用“最形容词”的结构比如“最好”、“最可爱”、“最受欢迎”等，历来就是媒体为吸引公众眼球而采用的语言表达方式，“最美”一词不是最近才出现在媒体里，但“最美现象”却是最近才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溯其源，首先当推杭州的吴菊萍2011年7月徒手接住坠楼女童，被网民和媒体亲切地冠以“最美妈妈”，之后，广东出现了从车下救出两岁女童的“最美婆婆”陈贤妹，在黑龙江出现了奋不顾身救学生、以致双腿高位截肢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2012年5月，在杭州又出现了身负重伤、依然紧急刹住大客车的“最美司机”吴斌。这些“国家级”的“最美人物”在网民、媒体、政府的大篇幅、高频率的共同宣传下，被社会公众广为传诵。在此影响下，全国各地的“最美人物”也层出不穷，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最美农妇”、“最美交警”、“最美战士”、“最美姑娘”、“最美农民工”、“最美护士”、“最美主持人”等等。短时间内“最美体”持续不断地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于是形成了“最美现象”。根据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最美现象”其实是两种现象的复合体，其一是一位位原先极为普通的人物纷纷在各种特定情境表现出了“最美”行为的现象，其二是这种最美行为被媒体广为传诵，然后教育、感动、鼓舞了许许多多社会成员的现象。（二）“最美现象”的道德内涵。最美人物之所以层出不穷，最美人物之所以被广为传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蕴含其中的道德影响力和感染力。我们对几位最美人物的“光辉瞬间”再稍作分析：吴菊萍发现孩子坠楼，她不假思索伸手去接，那个瞬间她根本没考虑自己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也根本没考虑救人后会得到社会的赞誉、政府的表彰和孩子父母的感谢，她想到的只是孩子面临危险，需要她出手相救。拾荒阿姨陈贤妹尽管地位十分低下，生活十分艰辛，但她发现被车子碾压受伤的小悦悦后，毫不犹豫地上前相救，会不会“摊上事”她完全不管，她只知道有人需要帮助自己就得出援手。80后的人民教师张丽莉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的一刹那，先是把后面的两个学生挡住，又一把推开了几个学生，而将自己面临的安危置之度外，她只知道自己是教师，保护学生是教师的天职。客车司机吴斌被飞来铁块击中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全然不顾自己，在生命最后的几十秒里“完成了一次最不正常情况下的最正常的停车”，他知道确保乘客安全是他的天职，为了神圣的天职他必须先人后己。在这些“光辉瞬间”，最美人物们的举动很美丽，但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只是在做一件分内事，只是在尽他们的职责与义务，他们美丽的行为没有矫揉、没有造作，有的只是真实，是人性本善的一种自然流露。孟子曾用“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评价舜的为人处事，最美现象中的那些最美人物的行为，也应该是“由善行，非行善也”。至于这些最美人物被到处传诵，生活中的你我他几乎都愿意、乐于做这样的传诵者，于功利无关、于流行无关，只是我们人性中的“善”的自然流露，是人性“向善”的表现。因而我们可以用“善”和“向善”来归纳“最美现象”中的道德内涵。（三）“最美现象”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公民道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具体表现为公民个体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五爱”要求，实际上就表现为各个领域里的“善”和“向善”。如“爱人民”就是要礼貌待人、关爱他人、乐于助人，是一种与人相处时的“善”和“向善”；“爱劳动”就是恪尽职守、敬业奉献、认真负责，是一种职业领域里的“善”和“向善”。公民道德建设则是指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对公民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施加影响，达到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行动。“最美现象”强化了社会成员关于“善”和“向善”的道德认知，激发了社会成员践行“善”和“向善”的行为，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一种生动实践，它从属于公民道德建设，但其仍具有独立性，影响和启迪着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

二、“最美现象”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一）强化了“善”和“向善”的公民道德建设共识。这种共识表现在人们对“善”和“向善”的认可、赞许和期盼上。首先是认可。当前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时期，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多样，许多原先被人们公认为“善”观念、“善”行为，如舍己为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被重新审视，被重新解释，而新的价值观念尚未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迷惑。“最美现象”的出现，表明公众的道德认知里依然保存着原先的那种“善”和“向善”，而且这种认知在“最美现象”的传播中得到再一次的确认和强化。其次是赞同。道德领域的行为人们一般用“善”来描述，但在“最美现象”中公众却用“美”，而且是“最美”来评价，这是对这种“善”的行为高度赞美。比较“最美妈妈”、“最美司机”与“最善妈妈”、“最善司机”的称号，可以发现前者包涵的赞美之情要比后者强烈得多。再次是期盼。“最美现象”一出现，公众便满怀热情地加以关注，加以传递，还不断地赋予身边的好人好事以“最美”称号，这体现了公众对善的期盼。人们心中有善，但现实中善的表现并不多，于是公众的内心形成了一种期盼，在这种期盼状态中，彰显“善”和“向善”的“最美现象”出现了，公众的期待获得了“替代性满足”，于是欢呼雀跃、欢欣鼓舞。（二）夯实了“善”和“向善”的公民道德建设信心。当前社会一系列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社会现象，导致了公众的道德焦虑和信仰危机，而“彭宇案”和“许云鹤案”等案件又让好人很受伤，于是我们感喟世风日下，感喟好人难做。中青报的一项调查声称“77.9%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好人难做，似乎正在成为社会大众的集体痛感。基于这样的现实，不少人对社会道德转好表示怀疑态度，还有人认为道德滑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有些人认为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已经无药可救。正当不少中国人对当下的社会道德建设失去信心时，“最美现象”让人眼睛一亮，心里一阵温暖：原来这个社会还大有好人在的。“最美现象”让人们知道，人们心中自有良知在焉，只要有特定的情境，道德良知还是会被唤醒被激活，于是人们由“行将失望”转变为“心存希望”；“最美现象”还让人知道，现实中确实有太多不如意的地方，做了好事有可能被鄙薄甚至被诬陷，但这一定不是社会主流，亦非常态，不能因为一两个个例而停止求真、求善、求美的脚步，我们可能不知道救人之后，会不会被反咬一口，但我们能够做到问心无愧、良心得安，这比简单地寻找不救的借口，更有生命的质量和存在的价值。因而，“最美现象”在扭转人们对社会整体道德状况消极悲观的判断的同时，也夯实了公民“善”和“向善”的道德建设信心。（三）掀起了“善”和“向善”的公民道德建设热潮。“最美现象”在传遍、热遍全国各地的同时，各级政府、民间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体都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教育，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活动，着力倡导公民践行道德规范，掀起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热潮。2011年10月23日，就在小悦悦事件后的第10天，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最美女教师”出现后，黑龙江、贵州、安徽等省在全省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员工中开展了向张丽莉同志学习活动，着力提高教师的师德水平。2012年6月4日，最美司机吴斌的葬礼举行，杭州全城万人沿路相送，近百辆出租车停下生意，打着双闪，一路鸣笛，送别同行。2012年6月，中央文明委向全社会发出了关于向张丽莉、吴斌、高铁成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笔者所在的浙江省余姚市，2102年在“最美现象”的影响下，开展了“做文明崇德余姚人”主题实践教育活动，通过理念传播、风尚培育、典型弘扬、精神践行等四项行动，提升市民的道德素质。马克思说过，“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以牺牲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的”，一位位最美人物为了保护社会利益，捍卫道德良知，在个人利益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些牺牲一定会把社会道德建设向前推进一步，全国各地掀起的公民道德建设热潮是这一步的开端。（四）提供了“善”和“向善”的公民道德建设范例。各地各级政府一直以来十分注重公民道德建设，在公民道德建设上投入的财力、人力可谓不少，但取得的成效却并不明显，表现在参与面不广、持续性不强、关注度不高等，不少部门组织开展的公民道德建设只是“自娱自乐”。而这次“最美现象”的出现及传播，从社会道德建设角度来看，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案例。首先是公众的参与人数多，如有关吴菊萍接住坠楼儿童的新浪微博，当天被转发7000多次，相关评论超过500多条。其次是参与人员涉及面广，在“最美现象”的形成中，有最美个人的亲身实践“最美”，有社会公众敏锐发掘“最美”，有媒体积极传播“最美”，有政府和社会及时表彰“最美”，方方面面的社会力量都参与到“最美现象”中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合力。再次是参与行为的自发性，无论是“最美”人物本身还是传播“最美”的公众，他们都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参与的，参与的目的几乎不带“功利性”，道德的“含金量”高。还有，就是参与者是带着真心和诚意的，一种种最美现象，都深深地打动着公众的内心，许多网民都表达着他们激动的心情，如“我们要做的，只是正视我们这颗被感动的心，然后依循着心的指引去追求人间的美好”、“这一接是本能，多想一秒都来不及，勇敢忘我救人，温暖感动致敬”等留言，“言为心声”，这些言语都是公众内心道德体验活动之后发出的，是一种真性情的流露。

三、“最美现象”给公民道德建设的几点启示

（一）要突出公民在道德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公民道德建设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动员、引导、鼓励全体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道德认知、道德体验、道德行动等道德实践活动中来，目的是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素养。因此公民道德建设要依靠公民，要为了公民，公民是道德建设的主体，衡量公民道德建设的成败，就看公民的参与度如何、积极性怎样、道德素养提高了多少。这次“最美现象”中，公民参与数量多，而且是自觉参与、主动参与；参与人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有普通百姓、文体明星、政府官员、社会学者等，而且达成了“善”与“向善”道德共识；参与者的道德收获不仅体现在道德认知上，也体现在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上。公民的“主体”地位自始至终都非常突出，因而取得了教育人、打动人、鼓舞人、提高人的效果，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政府、媒体、社会团体都是重要的参与力量，但最终都要落实在公民个体身上，因而必须突出公民的主体地位。（二）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需要更多的智慧。在当下，政府仍旧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但这样的角色定位并不是要由政府包办道德建设领域里的所有事务。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治民主建设的推进，人们的公民意识在增强，民间团体的力量在成长，社会力量已经具备了组织筹办道德建设领域的许多事务的能力，比如发现和树立道德典型、有关道德建设的会议或展览，可交由民间机构去完成。我们一直在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道德建设职能（从属于文化职能）也应有所改变，要搞清楚哪些应该由政府来做，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在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求政府部门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有更多的智慧。“最美现象”的出现及传播过程中，政府是在网民发现和传播“最美”已经有较好基础时介入的，此时社会情绪正被“最美”深深地感动着，政府顺势而为（组织学习最美座谈会、授予荣誉与先进称号、给予物质奖励），公众自然十分响应，把学习“最美”活动推到新的高度，政府的行为可以说体现了一定智慧。（三）要更加注重新媒体对道德建设的作用。媒体在“最美现象”的形成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作用甚至超过了一个个“最美人物”本身，因为“最美现象”的传递都是靠媒体来实现的，媒体实际上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再创造”。而在各种媒体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作用尤为特出。互联网反映现实速度快，吴菊萍、吴斌事迹的发现和宣传，最早出现在互联网上，然后网友通过网络广泛参与传播，传统媒体各种报道才跟上。互联网互动性强，可顺畅地实现信息交流，吴斌殉职后一周内，新浪微博关于吴斌的内容就多达35万多条，评论4万余条。我国网民数量多，却还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称，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而且从网民构成来看，以可塑性强的青少年为主体，这使得互联网成了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特别有用的平台。“最美现象”的形成与互联网密不可分，没有互联网，“最美现象”成不了如今这样的气势，我们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必须注重互联网的作用。（四）公民道德建设在当前应突出职业道德。公民道德的内容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要让这个社会成为有道德的社会，首先就要社会成员具有职业道德。而当下的职业道德偏偏又是饱受诟病，如一些医生缺了救死扶伤的情怀，一些老师忘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一些记者没有了“铁肩担道义”责任感，一些商人惟利是图竟用臭皮鞋做药用胶囊，一些官员为了升官而不择手段，还有地沟油、毒馒头、病死猪肉、毒生姜、假羊肉……，诸种职业道德领域里的丑相，一而再地刺激着公众的道德神经。如果公民道德建设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为突破口，就牵住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牛鼻子”，社会公德好转就值得期待。这次“最美现象”中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把“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作为神圣使命，“最美司机”吴斌把“保障乘客安全”作为第一选择，蕴含其中并打动人的就是他们高尚的职业道德。（五）公民道德建设必须注重典型的真实性。公民道德建设离不开典型示范，发掘和树立道德标本、道德楷模便成为公民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习惯上我们选择和树立的榜样都是“高大全”的模式，这样的典型是“纯粹的道德典型”，但人不只是一个“道德人”，还是一个“经济人”、一个带有各种欲望的人，因而，“纯粹的道德典型”对普通人来说，显得不太真实或者是感觉离我们太远，怎么学都做不到，从而也就打消了向榜样学习的念头，那种榜样也就失去了示范意义。这次“最美现象”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在壮举之前，他们平凡得没有明显亮色，他们就是我们朴实的兄弟姐妹。还有他们在媒体前的表现也一样显得真实可爱，如在吴菊萍报道中，她说了这样一段话：“阿里巴巴奖励的20万元以及省市给的一些奖励，我要留给父母和孩子。像我这样的家庭，也不富裕，还是需要钱的，我想大家也能理解。一个人如果对家人都不好，就不可能对社会好。我想做一个真实的人，就是这样。”这番似乎不那么“完美”的话，让很多读者对吴菊萍更生敬佩，因为她的平凡，她的真实。

四、公民道德建设呼唤更多的“最美现象”

“最美现象”已经对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它本身又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部分，要继续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就需要期待更多“最美现象”的出现，使“最美现象”从“盆景”发展到“风景”，而这需要政府、社会、公民个体的共同努力，为“最美现象”提供肥沃的社会土壤。我们认为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尝试。（一）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不能让“好人”受伤、做好事受伤应该得到社会的救助和奖励，这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但保障“好人”不受伤、受伤不吃亏的制度，现在还不多。就国家层面来说有国务院《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各省、市、自治区也结合各地实际制订出台了相关条例，如浙江省就有《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好人”的权益，但“当好人做好事”依旧风险很大，现有制度不能发挥鼓励人们做好事，保护和保障“好人”权益的作用。这种制度保障激励不健全的情况需要得到切实改变。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完善制度方面已经作出了一些探索，如深圳拟立法规定救人助人行为免责，诬陷救助人将被惩罚；保监委也在研究设计一些公益性保险产品，尽可能为“好人”撑起保护伞。“最美现象”要层出不穷，有权制订规则的各级各类部门都有责任出台相应的规则。（二）发展民间志愿团体。“最美现象”的形成，不仅需要吴菊萍、张丽莉等最美人物，也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关注、响应和行动，而这些活动需要有人来组织来带头，志愿者团体显然是能够承担起这项任务的，因为志愿者是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团体。在国外，志愿者团体及活动极为普遍，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半数美国人平均每年花在做义工上的时间约有100小时，美国不少州甚至规定，未能参加义工活动的中学生不能毕业，还将难以进入国内著名高等学府。而在我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志愿者团体还不多，开展的活动更少，这使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及其他公益活动患上了严重的“政府依赖症”，一旦政府缺位，社会便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相关活动。为改变这种情况，政府部门应采取措施支持志愿者团体的成立，鼓励志愿者参加各类公益活动；教育部门甚至也可以开展将学生参加公益活动列入教学内容的试点。（三）搭建道德实践平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最美人物”的产生缘于最美之前的日常积累，如经常帮助人，始终保持着一颗“善”和“向善”的心灵。尽管“人性本善”，但要让社会成员养成帮助人的习惯，必须尽可能多地搭建道德践行的平台，让社会成员在道德实践中提高道德自觉。比如成立区域性的老娘舅队伍，吸引社会成员宣扬社会美德、调处邻里和家庭纠纷；有条件的单位组织员工定期开展社会公益服务活动。同时，及时表彰鼓励人们的道德行为，以强化这种“善”的行为。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道德年度楷模人物评选已成常态化，对全社会公民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些中小学开展“爱心学生”、“孝心学生”等项目的评比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浙江省德清县老百姓自己出钱设立道德奖项，用以表彰“凡人善举”，42万人口的德清县，民间道德类“草根奖”已有22个，奖励范围覆盖了孝敬父母、环境保护、见义勇为、外来人员风尚、残疾人励志等方面。（四）营造道德建设氛围。为了让“最美种子”落地生根、“最美行为”遍地开花，必须进一步营造公民道德建设的氛围。文化宣传部门要通过道德宣讲、传统节庆，如国庆节的“爱国”，劳动节的“劳动光荣”等道德主题的宣传、演讲征文比赛、道德模范表彰等活动，多形式全方位地开展道德宣传教育活动，实现道德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广泛向社会成员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各地的互联网、广播电视、报章杂志等新闻媒体应创新方式、加大力度宣传社会上的道德行为，如设立“发现最美××人”栏目，发掘、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减少只为争夺公众眼球的“怪力乱神”的报道。工商企业在营造公民道德建设氛围中也大有用武之地，如现在每逢节假日来临，商场大都搞些促销活动，这些活动常把节日的内涵抽空，把元宵节办成“汤圆节”、端午节办成“粽子节”、中秋节办成“月饼节”，商家的这些促销策略应作些调整，做到在宣传商品的同时不忘传统美德的宣传和弘扬，为营造道德建设的氛围尽好社会责任。

作者：黄信良工作单位：中共余姚市委党校社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