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道德的形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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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常柱工作单位：济南大学

人类社会的独特性之一就是道德教育。这一点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明确体现。我们知道，教育是指人类社会“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1]640，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经验所以能够得到继承发扬，原因就在于教育。道德教育，作为人类教育的特殊形态，则是“生活于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有道德知识和道德经验的人们（亦可称道德上的先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要求，对其他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影响的一种活动”[2]449，其根本目的在于“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的、完美的道德人格”[2]449，使得新生一代为从事社会生活在道德上做好准备。鉴于道德人格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等五种要素构成的，所以道德教育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帮助受教育者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并坚定道德信念并最后形成道德习惯的过程”[2]451。家庭道德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一种具体形态。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本质上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1]606。这就是说，家庭之中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婚姻关系。这是由男女双方借助婚姻构成的横向夫妻关系。二是血缘关系。这是夫妻通过生育而产生的纵向亲子关系。这两种关系，既构成了家庭成员存在的主要空间，也构成了家庭道德教育所以展开的现实环境。在此环境之中，父母是道德上的先知先觉者，是家庭道德教育的天然主体，而子女则是家庭道德教育的天然客体。因此，家庭道德教育即是父母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要求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子女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并坚定道德信念并最后形成道德习惯、为从事家庭社会生活做好道德准备。据此可知，家庭道德教育是人类合目的的行为，是在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发生、发展的。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如果说道德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人类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是人的思想意识指导的结果，那么，活动就是形而下者，而思想意识即是形而上者。如此，支配人类之家庭道德教育的思想意识，便是形而上的东西，或者说，这种形而上的思想意识便是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本质而言，思想意识乃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的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的高级形式”[1]1495。然而，从发生学视角看，无论意识作为人的心理过程还是思维，其所以产生的根源性要素，乃是人类自身的需要。人类作为生命体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在其与自然界动物分化之前，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自然意识的引导下进行的。所谓自然意识“，就是自然存在的生命体所具有的生存本能，比如，动物饥饿时需要寻求食物”。“人类祖先的这种自然意识在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中，伴随着其他心理和生理变化，其目的性不断增强，最后形成了人类所特有的自我意识，即人与自己之外的世界相区别的意识”[3]。自我意识的产生使得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身的活动，自觉地制造和使用工具，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这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有意识的行为中，最初的人类逐渐具有了自己的价值自觉意识。所谓价值自觉意识，乃是人类作为生命体基于自身的本性需要进行功利性算计、使行动符合目的的思想意识。价值自觉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人类社会开启了依据自己的价值自觉意识进行实践活动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自觉意识就是人类社会一切价值实践的前提，构成了包括家庭道德教育在内的人类一切价值实践的形上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往往不是独立存在，而是联系在一起、形成家族。在汉语中，“家族”是一个偏正词组，是指“家（庭）”的“族”。从词源学看，古汉语中的“族”的是指存放箭矢的袋子，与“簇”、“束”同源，有紧凑、相聚的意思，如此，“家”的“族”即家族就是指几代人根据血缘关系生活在一起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单个的家庭往往表现为这个组织形式的一部分。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与现代社会的家庭是不尽相同的。对于家庭的产生，中华先民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易经•序卦》）这是说，家庭是由横向的夫妻关系和纵向的亲子关系构成的社会基本单位，其生儿育女、子孙繁衍，就像天地万物的生成化育一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中华文明关于家庭的见解，没有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等所具有的神秘的哲学思辨，所具有的乃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顺从情结，即把家庭的产生、人类的延续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所以具有上述特点与内容，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历史独特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发展路径，即，与希腊从血亲到私产、再到国家的“古典的古代”路径不同，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4]。这种发展路径，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基本结构，即以家庭（族）为本位的宗法制政治结构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结构。此两大结构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以及它的形上依据。支撑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乃是孝慈精神。所谓孝慈精神，乃是“血缘亲情所催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养育的、用以指导调节家庭长辈和晚辈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理念，即长辈应关心爱护晚辈以尽慈道，晚辈应孝敬赡养长辈以尽孝道的思想意识”[5]。数千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道德教育始终把它作为形上依据，并依之确定教育的目的、原则、内容、方式。纵观其整个过程，可以发现家庭道德教育是由环境、主体、客体、目的、原则、内容、方式等要素构成的。在这些要素中，环境、主客体等要素是自然设定的，是家庭道德教育的客观要素，而原则、目的、内容、方式等要素则与人的需要相关，是主观要素。主观要素对形上依据具有依赖性，这无需多言。客观要素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构成要素也必然在家庭道德教育过程中对形上依据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如此，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对形上依据的依赖性表现在下述七个方面。第一，依之确定教育的范围。家庭固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但家庭的道德教育却不一定以血缘关系为前提，比如在基督教中，包括家庭道德教育在内的所有道德教育都是由教会完成的。然而，中华先民的孝慈精神却严格地将家庭道德教育的范围限定在血缘关系中。第二，依之确定教育的主客体。孝慈精神决定了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客体是子女，而主体只能（或主要）是父母。一般来讲，父母之外的人无权进行对子女实施家庭道德教育。如果有人越权行之，也往往为社会所不容。第三，依之确定教育的原则。孝慈精神重视“亲亲”，认为这是人伦之爱的基础；又重视“尊尊”，认为这是人伦关系的必然。基于这种观点，孝慈精神将“亲亲尊尊”确定为总原则，并以此指导了中国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第四，依之确定教育的目的。孝慈精神重视血缘生命的存在与绵延，将家庭道德教育的目的锁定在维持宗法制政治结构和小农经济结构上，从而在已有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实现自己的利益，维持家庭、家族的存在与绵延。第五，依之确定教育的内容。内容体现着目的和原则，是家庭道德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依据孝慈精神，传统社会的家庭道德教育将三纲五常、礼义廉耻等确定为主要内容，从而确保了教育目的的实现。第六，依之确定教育的方式。孝慈精神无疑体现着宗法特点，强调父母家长的独尊地位。这个事实因此决定了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的专制特点，即父母拥有道德教育的一切权力，甚至可以武力挟制，子女不得违背。第七，依之确定教育的目标。既然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普遍的、完美的道德人格，那么，家庭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子女养成普遍的、完美的道德人格。孝慈精神所要求的道德人格就是家庭的孝子，国家的忠臣。所以，中国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是在孝慈精神形上依据的指导下进行的有意识的、合目的的价值实践活动，是中华先民借助于宗法制政治结构和小农经济结构，在家庭血缘关系中，由父母依据“亲亲、尊尊”原则向子女所实施的，以三纲五常、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旨在维持血缘家庭生活存在与绵延。这种道德教育持续了数千年，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延续具有重要的影响。

孝慈精神的产生、特点及其作为形上依据的合理性

毋庸置疑，孝慈精神来源于中华先民的需要。人的需要，可以依据不同标准划分出不同类型，例如，依据价值的不同，马斯洛（A•H•Maslow）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的、安全的、归属和爱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五种类型。对于中华先民而言，生理的需要、爱的需要等无疑是存在的，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结构特征决定了中华先民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需要就是存活下去。在哲学层面，存活下去这种基本需要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体的存活，二是整体的存活。中华先民的存活方式是家庭或家族式的整体存活，而不是个人性的，且最终表现为父系血缘生命存在与绵延。这就是说，父系生命的存在与绵延成为中华先民的基本需要。基于这种需要，中华先民开始了自己的价值自觉意识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生是以对人性的理解为前提的。中国人对于人性的理解与西方人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人着重“找出某种人才有的现成能力，以区别人与其他存在者，而中国的人性观则不特别关注这种能力，而是重在理解人在万物中的地位。”[6]中华先民认为，人与万物相比，力不如牛，走不如马，在很多天赋能力上都不如其他的动物，但却有着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非现成性，即人能够通过某种力量而达成某种可能的状态。在中华先民看来，这种力量就是人生而有之的良知、良能，即人之为人所拥应有的本能。孟子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无不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孟子是在表明，人的良知良能不是别的，就是人在幼年养成的“爱其亲”、“敬其长”，以及在血缘亲情中所习得的、生存所需的天赋能力。人类学事实告诉我们，人作为生命个体，其生存经历变化多舛，两端分别表现为养小和养老难题。前者表明，子女须在父母深长之慈爱中才能长大成人，后者表明，父母须有子女的孝爱方可颐养天年。中华先民借助于自己的天赋能力，将孝爱和慈爱的基本知识积累起来，经过思维、抽象、概括等过程，使之升华为中华先民关于家庭生活的价值自觉意识即孝慈精神。从这个意义而言，孝爱、慈爱之人类情感就是孝慈精神的源头。如此，孝慈精神必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血缘为本的“亲亲”情感性特征。自然界中，一切动植物均能产生后代，形成广义上的亲子关系，但这种亲子关系却难以长久。与此不同，人类的亲子关系是通过两性交媾而受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而实现的，而且，所产之子两三岁前须完全依赖父母。此外，“老来难”的生存实际也时刻提醒着父母依赖子女度过艰难的老年生活。这种人类学事实借助于主体的天赋能力形成亲子之间“亲亲”的情感，即父母与子女相互亲近、相互依赖的亲亲之情。二是亲子关系失衡的权利义务性特征。基于“亲亲”情感而产生的孝慈精神无疑逻辑上具有指向亲子两极的权利义务性特征。然而，人类社会对秩序的需要又使得中华先民将亲亲尊尊确定家庭道德教育的总原则。亲亲尊尊原则确立了父母的独尊地位，导致了亲子关系的失衡，即父尊子卑。于是，亲子之间的权利义务也出现了失衡，双向的权利义务性更多地表现为子女对于父母的单向义务性。三是家庭本位的家庭社会双重性特征。在孝慈精神中，孝首先要指向在世父母，其次还要指向去世的父母及祖先。而在后者，当孝的指向依此类推至久远时，就与宗族的祖先的孝相关联；更由于宗法制度下的宗子是宗族祖先的象征，宗族性的“追远”往往表现为对宗子的孝。再者，在具有氏族属性的宗法社会中，养老与养小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即宗族在这些方面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因此，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孝慈精神不仅具有家庭伦理维度，也同样具有社会伦理的属性。上述特征源于孝慈精神自身，也是孝慈精神与中华先民生存事实相适应的集中体现，因此，孝慈精神作为传统社会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无疑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概括而言，孝慈精神作为传统社会家庭道德教育之形上依据的合理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可靠、普遍的形成基础。孝慈精神之形成基础的可靠性与普遍性，首先表现在家庭生活上。我们知道，“‘家庭生活’（在我们赋予这个词组的意义上）在人类社会的长河中都是存在的”[7]，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当然也包括中华先民的基本生存方式。其次，表现在亲子关系上。父母双亲的结合，产生了人类关系中“最亲密、最自发、最纯粹的”[6]亲子关系，而且与其他关系相比，这种关系中有更充沛、更纯真的爱。其三，表现在人类学事实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说明子女之成长须依赖父母的慈爱，而“老来难”的生存经验又表明，父母之晚年生活须依赖子女的孝爱。亲子之间的慈爱与孝爱构成了人类存在与绵延的必然要素。总之，上述一切表明，孝慈精神具有一个可靠、普遍的形成基础。第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广义上，中国传统的社会包括小农经济结构、宗法政治结构、血缘伦理文化结构三部分。此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在狭义上，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包括士农工商等四个社会群体。孝慈精神，一方面作为血缘伦理文化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既由这个社会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也维护和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价值自觉意识指导着“士农工商”的价值实践，致使“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淮南子•齐俗训》）各守本分，又彼此超越，共同构成整个古代中国社会。这一切表明，孝慈精神是适应传统社会结构要求的。第三，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人类学事实告诉我们，相对于其他动物，人具有较长的寿命。这个事实使得亲子双方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享有自己的权利，从而使得双方的义务和权力得以在有生之年实现统一。在孝慈精神中，这一点是通过亲与子的本分体现出来的。孝慈精神对于亲子之本分的规定，莫过于《礼记•礼运》的“父慈、子孝”，即慈是父（母）的本分，孝是子（女）的本分，而父子双方各自须应尽到自己的本分。这就使得孝与慈既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分离开来，又能够在人生长河中得到统一。可见，孝慈精神巧妙地把“此时此地”的利益追求转换为“今生今世”的、甚至“来生来世”的利益追求，最大限度地缓和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从而为家庭生活的稳定有序提供了机制保障。第四，现实与超越的统一性。孝慈精神内蕴着人之生存的两个时间向度：一是指向过去的时间向度，即指向父辈、祖辈，乃至久已不在的祖先，二是指向未来的时间向度，即获得能够继承血统的男丁。这两个时间指向貌似不同，实则一致，共同表示着对血缘生命之存在与绵延的价值期望。因此，在人的生存中，父母前辈的生命总是以死亡的方式进入子辈的生存时间，子辈以同样的方式进入自己的子辈，形成了一种往来古今纠结于生存者自身的生存时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不是“以个体的方式面对自身的死亡，而是以亲情的、家庭的和家族的方式经历之”[5]，因而将生与死、现实与超越统一到家庭生活中。可见，孝慈精神内蕴着亲与子、此与彼、生与死、现实与超越的统一，为中华先民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充足的超越空间。第五，孝慈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孝慈精神的外显，构成了传统家庭生活的孝慈道德规范。孝作为指向子女的道德规范，包含不违背父母的意愿、对父母要生养死葬、子女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子女当知道父母有错误时要劝谏、子女继承父母的志向、年轻人尊重关心老年人、子女后代要“慎终追远”等内容。与孝相对，慈作为指向父母的伦理规范则包含有父母要亲爱子女、父母有义务养子女成人、父母肩负对子女实施道德教育的责任、父母要帮助为子女成家、父母有义务带领子女立业、父母作为长辈要爱护年轻人等内容。数千年间，这些道德规范有效地规范着中华先民的家庭生活，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存在与绵延。这个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孝慈精神作为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

家庭教育形上依据的现代选择与孝慈精神的现代化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现代家庭道德教育缺失形上依据，未能得到形上依据的有效支撑。这种现象所以发生，原因有四：一是经济基础的改变。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消除了孝慈精神作为家庭道德教育之形上依据存在的合法地位，然而却没有建立起新型的形上依据，致使现代家庭道德教育缺失形上依据。二是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凸显，以至于将家庭道德教育纳入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轨道，出现了家庭道德教育政治化倾向。三是新型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及政治实践，无疑是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家庭道德的特殊性，忽视了家庭道德教育形上依据的建设。四是经济体制的改变。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着强大经济理性和个体主体性，从根本上否定了孝慈精神的利益实现机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时间短暂，中国社会未能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总之，在上述原因的激烈作用下，传统的孝慈精神备受毁伤，新型的形上依据未能如愿建立，致使今天的家庭道德教育沦落为一种随心所欲的无根的知识传授。形上依据的缺失，使得中国现代家庭道德教育面临许多问题。概括而言，有以下六个问题：一是家庭道德教育的泛化问题。由于缺乏形上依据的内在规定性，如今的家庭道德教育似乎可以泛化多种形式的教育，如科学教育、政治教育等。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家庭道德教育，也不利于其他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百害而无一利。二是家庭道德教育主体空场问题。现代社会中，家庭的功能无疑是在逐渐减少的，其中的道德教育功能也正在从家庭走向学校、企业等社会组织。在今天重视知识教育、重视企业业绩的时代，学校、企业等社会组织作为道德教育主体的身份是形同虚设的。三是社会制度对家庭道德教育挤压的问题。如上所述，形上依据是家庭道德教育的思想意识支撑，是家庭道德教育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因此，当缺失形上依据时，家庭道德教育必然会失去相对独立的存在空间而成为社会制度的附庸，其之为社会制度所挤压也是必然的现象。四是家庭道德教育结果的双面人问题。如果没有形上依据，那么，家庭道德教育就只能是父母完全自主的道德教育，且难与社会的道德教育相一致。因此，结果就是受教育者成为道德上的“双面人”，即受教育者所具有家庭道德和社会道德是高度分裂的。五是家庭道德教育过程的虚化问题。父母无疑是家庭道德教育的主体，然而由于如今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职业人士，即使原先的农民也大多踏上了“打工”的路途，因此他们难以对子女实施道德教育，致使家庭道德教育的过程成为虚无。六是家庭道德教育目标的错位问题。毫无疑问，没有了形上依据，也就没有了家庭道德教育。即使存在，那也必然是目标错位的道德教育。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家庭道德教育忘却了应有之意，偏离了根本目标，成为了目标错位的道德教育。上述问题的产生，一方面表明了缺失家庭道德教育形上依据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构建适应时代要求之家庭道德教育形上依据的重要性。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都在探寻、抉择、构建家庭道德教育形上依据，比如将革命性、斗争性等作为家庭道德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然而，令人遗憾的，这些尝试没有获得成功。众所周知，家庭就是家庭而不是其他，且古往今来的家庭道德教育也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而这个同一性就是文化。因此，文化一致性的前提下，中国传统与现代家庭道德教育在形上依据方面也必然具有共通之处，孝慈精神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也理应成为中国现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只不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均已改变的现代社会中，孝慈精神必然要具有新的内容，或者说要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孝慈精神是中华先民的价值自觉意识，其之现代化须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及家庭的特点。就社会而言，特点有四：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8]。就家庭而言，特点有六：一是家庭结构小型化；二是家庭功能缩小化；三是家庭生活情感化；四是成员关系平等化；五是家庭决策民主化；六是权利义务统一化。上述社会特点，决定了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整个上层建筑，也决定这个社会须具有集体主义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政治实践的民主意识、依法行事的自由意识，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意识。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对中国现代家庭的特点以及家庭道德教育之形上依据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孝慈精神现代化，须与现实社会的特点、社会制度及现有的社会意识相适应。由此可知，孝慈精神现代化不是某个方面的现代化，而是所有方面的现代化。概括而言，孝慈精神之现代化包括如下层面：一是家庭道德关系之意识的现代化。孝慈精神所定义的家庭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其外在表现就是规模庞大的家庭结构，比如，多世同堂的大家庭或者多家同宗的大家族。与此不同，现代家庭结构简单、规模很小，多为三口之家，其关系相对简单。因此，孝慈精神现代化必然包括家庭关系意识的现代化。二是道德教育目的之意识的现代化。传统社会中，家庭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满足血缘生命存在与绵延的基本需要，继而在宗法政治结构和小农经济结构的社会中实现家庭的存在与绵延。显然，这种目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及计划生育制度相违背。因此，改变它并赋之以新的内容也是孝慈精神现代化的应有之意。三是道德教育原则之意识的现代化。在传统社会中，家庭道德教育的原则就是“亲亲尊尊”，即人际关系是不平等的，父尊而子卑。然而，与此不同，现代社会的道德重视平等。因此，孝慈精神现代化须赋予家庭道德教育以新型的道德原则意识，从而确定现代社会之家庭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四是道德教育内容之意识的现代化。孝慈精神中的三纲五常、等级尊卑，自然是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这些内容都是那个时代家庭道德教育之原则、目的的集中体现。然而，在平等、民主颇受欢迎的现代社会中，这些内容必然要为崭新内容所代替。五是道德教育方式之意识的现代化。毋庸置疑，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方式具有专制、暴力色彩，其基本特征就是耳提面命和身体力行。这一切都是与当时道德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作用日趋明显，道德作用日渐式微。因此，德育方式之意识的现代化也是孝慈精神现代的应有内容。然而，家庭道德教育之形上依据作为社会意识，不仅为社会现实所决定，而且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它或者超前于或者滞后于社会现实、推动或者阻碍家庭道德教育的属性。因此，孝慈精神现代化不仅要与现代社会及家庭特点相适应，还须保持它作为思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首先，须注意孝慈精神源于血缘亲情这个事实。离开了血缘亲情，也就无所谓孝慈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决定的。其次，须注意孝慈精神作为价值自觉意识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既可以指导人们既做出有利于、也可以做出有害于缓解家庭、社会矛盾的事情。其三，须注意孝慈精神与其他社会意识的融洽与矛盾。孝慈精神源于传统，与现实的社会意识既有融和的一面，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更有相矛盾的一面，其作为家庭生活的价值自觉意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意识，既须相融合，也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鉴于此，孝慈精神现代化，既要与现代社会、家庭特点相适应，又要保持孝慈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因此，现代化的孝慈精神应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血缘性特征。孝慈精神的根本特征就是血缘性，失去了这个特征便不再是孝慈精神。基于血缘，家庭成员亲其亲、爱其亲，既与传统道德相一致，也与现代道德相融合。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是难以做到爱其他人的。二是平等性特征。诚然，亲子之间的确存在某些事实的不平等，但这并不能否认亲与子的人格平等性。只有强调人格平等，亲子双方才不会忽视对方的存在，才会在人格、权利、义务等方面尊重对方。因此，传统的父尊子卑应由亲子平等所代替。三是双向性特征。传统孝慈精神虽然逻辑上蕴含着亲子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但在事实层面这种统一性表现为子女指向父母的单向义务性。这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是相违背的。既然现代社会强调平等，那么亲子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应是双向的。四是情感性特征。在传统的亲子之间，敬畏重于亲爱，角色胜于感情。这是主要是由小农经济结构决定的。然而，现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亲子双方都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性。由此，家庭生活的情感性特征凸现出来，理应成为孝慈精神现代化的一个特点。五是自律性特征。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中，施慈与尽孝不仅是自律的，更是他律的，甚至表现为法律上的强制行为。然而，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中，法律的功能日渐突出，而道德的功能却日渐萎缩。因此，今天的施慈与尽孝虽有一定程度的他律性，但更多的是主体的自律行为。六宽容性特征。家庭生活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其原因在于人的情感。人的情感是丰富、多变的，且难以用理性来控制。因此，道德规则无法在根本上解决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唯有宽容才能使亲子关系获得质的提升，才能成就家庭生活的完美与和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均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然而，无论怎样改变，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社会要存在下去，就必然存在家庭，必然存在纵向的亲子关系；而只要亲子关系存在，就必然需要家庭道德教育，需要孝慈精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社会并未及时、有效地实现孝慈精神的现代化，致使中国现代社会的家庭道德教育缺失了形上依据。诚然，孝慈精神作为传统社会的价值自觉意识无疑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其作为传统家庭道德形上依据的历史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此外，现代社会家庭道德教育的诸多问题也反证了缺失形上依据的严重危害性。必须清楚，家庭道德教育是个体道德形成的根本，也是社会道德形成的前提，家庭道德教育的失败必然预示着整个社会道德教育的失败。因此，构建正确、恰当的形上依据，引导家庭道德教育走向正途，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急迫的。事实上，源于血缘亲情孝慈精神，具有普遍的存在合理性，不仅适应于传统，也适应于现代。当然，孝慈精神要成为现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须要经历一个现代化过程、被赋以适应时代的新鲜内容。在这一点上，每一个中国人都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