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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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行为与机制研究”课题组2013年寒假期间开展的一项以进城农民工为对象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是对全国范围内21个省市及自治区进行的实地问卷调研。调查者由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和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学生组成。考虑到样本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从中随机抽取了来自浙江、江苏、天津、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陕西、福建、新疆、山西、吉林、黑龙江、辽宁、贵州、四川、重庆的21个省市的100名学生作为本次调查的成员，并在调查前对他们进行了培训。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本次调查的调查员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学生，我们只能根据学生的户籍来源地分配各个省市的样本量，所以样本难以避免会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即来自浙江的调查员及样本居多，这是本文的一个局限。但整体来看，本次调查数据覆盖面较广，所反映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和以往研究结论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以仍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此次调查采取农民工口述、调查员填写问卷的形式搜集数据，每位调查员在老家所在地级市的城镇地区通过随机抽样采访的方式抽取15位年龄在16岁以上的进城农民工(即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进行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206份，有效问卷率为80.40%。从表1所列的样本特征来看:在来源分布方面，调查对象以本地农民工为主，占47.98%，外来农民工占52.02%。在性别分布上，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占样本的67.19%。在代际分布上，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1.53岁，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3.12%，老一代农民工占36.88%。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农民工占样本数的64.74%，未婚者占32.77%。从行业分布来看，27.71%的农民工从业于餐饮住宿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其次是建筑业，占20.65%，交通运输业和环境卫生业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占5.21%和0.67%。

2．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家庭消费的描述分析

(1)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

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或最基本的生活权利，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们能否平等参与城市就业竞争，融入城市生活。如表2所示，目前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较低。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最高，占37.78%，其次是城镇职工工伤保险(以下简称工伤保险)，占33.37%，再次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养老保险)，占28.19%，城镇职工失业保险(以下简称失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仅占14.25%。对比近几年关于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的研究发现，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不过与城镇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状况还是有较大的差距。此次调查中参加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例相对较高，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79.86%、45.36%。除了工伤保险以外，女性农民工参加各类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要高于男性。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各类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较高，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

(2)进城农民工家庭消费分布。

随着进城农民工的性别、代际、来源地、教育程度的不同，其家庭消费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看，进城农民工的家庭消费水平明显偏低。2012年进城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总消费约为23933元(根据臧文斌等人的研究，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消费就已达到24760元)，家庭人均消费约为11376元。多数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在20000元以内，占调查总数的57.42%。

(3)进城农民工家庭总消费与分项消费的组间差异。

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约为27346元，未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家庭年总消费约为22554元，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值得指出的是，参加农村社会保险(至少参加一种)的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要低于未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但是两者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分项消费中，除了食品消费、通讯消费和交通消费，城镇社会保险(至少参加一种)参保家庭和非参保家庭的各项消费存在显著差异。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医疗消费和娱乐消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医疗显著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消费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从来源地来看，本地农民工家庭和外来农民工家庭在医疗消费、娱乐消费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他消费的差异不显著。从发展取向来看，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家庭总消费显著高于打算返乡或有其他选择的农民工家庭。分项消费中，这种差异在食品、衣着、居住、应酬和娱乐等方面较为显著。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制度和国家调节居民收入的一种手段，必然会对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收入路径、预防性储蓄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决策。此外，进城农民工在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状况、家庭规模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影响到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消费。因此，结合现有研究以及本次调查的数据情况，本文以农民工家庭总开支的对数(Y)作为因变量，取对数的目的是使数据更加平滑并降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自变量分为社会保险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其中，社会保险变量由城镇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组成，城镇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X1)、医疗保险(X2)、工伤保险(X3)、失业保险(X4)，农村社会保险包括农村医疗保险(X5)和农村养老保险(X6);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X7)、年龄(X8)、教育程度(X9)、进城务工时间(X10);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流入地常住人数(X11)、子女随迁(X12)、家庭总收入对数(X13);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就业风险(X14)、发展取向(X15)、身份定位(X16)、代际(X17)、来源地(X18)、务工地(X19)。

三、实证分析结果

在模型估计之前，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得出，方差膨胀因子VIF统计值均低于10，说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考虑到利用截面数据建立模型时难以避免某些解释变量缺失或样本数据观测误差而使干扰项方差增加，从而产生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方式进行统计推断。

1．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1)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城镇社会保险对进城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显著，除了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以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董昕等人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从作用机制上看，参加社会保险有利于农民工家庭抵御未来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风险，对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应该有正向影响。对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的一种合理解释是，相对于没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危险性更大，面临的风险也更高，他们的预期收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抵消且超过了保险的正向作用，对其家庭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本次调查也表明，参加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从业于建筑业、机械制造业等高危行业的比例较高，占样本总数的50.13%，而对于没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这一比例仅为34.77%。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显著性。

(2)个人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城务工时间的系数为正，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的增加，其家庭总消费也随之增长。教育程度和进城务工时间都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体现形式:一般来说，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高，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消费水平也会相对较高;进城务工时间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的工作熟练程度，也会对其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产生重要的影响。模型中的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此次调查的农民工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占样本总数的88.32%，由于样本教育程度的同质性较高，所以差异难以体现出来。

(3)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流入地常住人口数对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为正，并在10%的水平显著。正常情况下，随着进城农民工同住家人数量的增加，在城市各项生活开支也会提高。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随迁对农民工来说意味着一笔较大的生活开支，这也恰恰映衬出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由于收入低、生活成本高而被迫让子女留守农村的现实。家庭总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经济学的消费理论相符。

(4)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发展取向的估计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在家庭消费上要比打算返乡或有其他选择的农民工高出16.98%。身份定位的系数为正，在10%的水平上显著。根据炫耀性消费理论，消费是人们构建自身身份认同的手段，真正动机是获得一种社会身份认同，这种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和“符号消费”。对于打算在城市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工而言，较高的家庭开支正体现了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并实现与城市社会群体联合的愿望。从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不再是一味的节俭，有的甚至是“赚多少、花多少”的“月光族”，他们羡慕并努力适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

2．社会保险对不同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本文根据进城农民工2012年全家在城镇就业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总收入分布将所有样本分成三组，即家庭年总收入在35000元以下的家庭为低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25%)，收入在35000～70000元的为中等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50%)，收入在70000元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25%)。结果显示，社会保险对不同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低收入家庭，城镇社会保险中除了养老保险的系数不显著以外，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影响均为显著，其中失业保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医疗保险。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影响显著，失业保险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养老保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医疗保险。而对于高收入家庭，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都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农村养老保险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至少要求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市民化意愿，二是具有市民化能力。家庭收入状况是反应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重要方面，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即便有较强的市民化意愿，也可能会由于难以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最终选择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属于常年进城务工经商、季节性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型”农民工。对他们来说，城镇养老保险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对而言，中等收入的农民工家庭的市民化能力较强，他们属于基本已经融入城市的“沉淀型”或“筑巢型”农民工，对他们来说，养老保险是其选择在哪定居的重要决策依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城镇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归属感会更强，在城市的消费也会更高，而有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往往将农村老家视为最终的归宿，城市只是临时打工的地方，他们通常不愿意或者尽量降低在城市的消费，而把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或寄回老家。由于高收入农民工家庭的经济风险抵抗能力较强，所以社会保险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3．社会保险对不同代际、来源地、发展取向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按照代际、来源地、发展取向将所有农民工进行分组，分别对相应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城镇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意识更强。相对于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受到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更加显著，说明外来农民工由于离家较远，他们在城市务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此外，不同发展取向的农民工受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也不相同，对于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对于打算返乡或有其他选择的农民工而言，失业保险的影响比较显著。该结果说明社会保险的确会对农民工家庭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的显著程度在不同的群体间会存在一些差异。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3年全国21个省市的进城农民工调研数据，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影响为正，工伤保险的影响为负。城镇社会保险对不同群体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而相对于本地农民工，社会保险对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则更为显著。不同的险种对各收入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总体看来，社会保险对中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影响较大。

本文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说明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了农民工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对于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仍然较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任重而道远。工伤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表明，对于一些职业风险较大的农民工来说，工伤保险的作用并不足以抵消其工作危险性所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在调查中了解到，虽然一些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但是由于他们知识水平较低，对工伤保险知识所知甚少，加上工伤认定程序比较繁琐，处理时间跨度较长，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他们承担着较大的心理负担，不少农民工往往选择中途放弃工伤认定。今后应大力宣传农民工工伤保险法律知识，提高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同时也应简化工伤认定及赔偿程序，监督和规范用工单位，加强执法力度，防止出现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方面的逃保、漏保现象。此外，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其内部结构已发生分化和变化。基于农民工群体存在差异的现状，应有序推进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等各类社会保险险种的实施，提供协调农民工不同收入群体的居留意愿和城市消费能力的社会保险制度，合理确定农民工的保险待遇水平，以免过高的保险费用使农民工负担过重。在设计具体的消费政策时，应根据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群体分化状况及其消费行为差异对该群体进行市场细分，根据各个群体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来构建相应的分类政策体系。

作者：卢海阳单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