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司人寿保险政策争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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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有一项饱受争议的保险政策叫做公司人寿保险政策。在此政策下，企业往往会在未告知员工的情况下为其购买保险，并利用员工的死亡获得保险公司高额的理赔。因而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本文针对这一政策争议，利用公共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例如，根据迈尔斯的公共政策论述，得出有效政策的有效实施是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又如根据政府干预理论，得出利用行政手段保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法律手段监督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一结果。最终得出这一争议性的保险政策也可以变成企业和员工的双赢互动这一结论。

关键词:公共政策;福利保障;政府干预;公共经济学

在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有一项饱受争议的保险政策叫做公司人寿保险政策(Corporate-OwnedLifeInsurancePolicies,COLI)。很多人也将此项保险政策戏谑地称之为“死亡农民”保险政策("DeadPeasant"InsurancePolicies)或者“看门人”政策("Janitors"Policies)。通常，企业给员工购买保险对企业和员工来说是一种双赢的互动，本不该引起很大的社会争论：对企业而言，给员工购买相应的保险能够证明企业很好地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这对企业提高行业声誉、吸引潜在雇员、挖掘更多利益都是有推动和促进作用的；而对员工而言，企业购买保险既是一种福利，同时也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企业的组织认同和归属感。但为何对于这项双赢的政策存在那么多的质疑甚至是批判呢？简言之，因为真实的情况并非字面上描述得这么美好。

利益最大化处于企业目标的最顶层，也是企业在市场中竞争的根本动力。相应的，企业对于成本也是非常敏感，因为过高的成本会阻碍他们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而给每一个员工投保无疑是一项成本巨大的长期性支出。所以在利益地驱使下，原本双赢的互动被“扭曲”成了榨取员工利益的“内幕交易”。本―肖特(BenSchott)在纽约时报的专栏对于公司人寿保险政策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这项政策的框架内，企业通常会在不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擅自做主，给级别比较低的员工(Low-LevelEmployees)购买人寿保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被投保的员工因各种情况离职，企业也会保留他们的保险。如果有员工因种种原因死亡，例如疾病或者非工伤导致的人身伤害，企业将会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免税的保险理赔。”原本，公司人寿保险这项政策是用来保护企业、员工和员工家属三方的利益的。但可悲的是，很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一项缺乏人性的政策。例如埃里克―波斯纳(EricA.Posner)和格伦―韦尔(E.GlenWeyl)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律评论(Nor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曾撰文称，“大多数的企业操纵了公司人寿保险这项政策，他们通过‘消费’员工的生命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简单地说，就像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卡莱尔―希普曼(ClaireShipman)和克里斯―施特拉特曼(ChrisStrathmann)所报道的，“企业拿员工的生命做赌注，期望着在员工死亡时获得收益。”所以事实上，企业才是这项保险政策的最大受益人，而非企业的员工和员工的家属。这也回答了为什么这项政策存在着那么多的质疑甚至是批判。在针对公司人寿保险政策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争论的焦点或者说本质其实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这项政策，从员工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员工都会抱怨和指责公司在考虑采用这项政策时没有和他们做细致深入的沟通，而在实施这项政策时更是不顾员工的切身利益，一意孤行。并且很多员工对于实施这项政策的目的都会持负面的态度，他们会认为实施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帮助企业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利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自私行为。针对这样的指责，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他们则会认为，企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资源成本和金钱成本培训员工，提升员工各方面的素质，所以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补偿”，企业有理由在员工死后获得一些利益。而且，员工的死亡对企业而言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损失，会对企业的运营和业绩产生影响，所以企业从这项政策中获取利益也是合理的。英国经济学家加雷斯―迈尔斯(GarethD.Myles)在《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一书中，对于公共政策有这样一句描述：“对于一个针对国家和个人的项目，公共政策给政府提供了评估这个项目经济有效性的机会。”将迈尔斯的论述具体化和微观化，放到公司人寿保险政策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的有效性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评估的指针，而有效政策的有效实施则是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因为有效的政策会兼顾企业和员工两方面的诉求，使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处在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而有效的实施则会相对客观地反应出这项人寿保险政策的利与弊，从而为进一步弱化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冲突，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打下基础。

根据公共经济学的理论，笔者认为解决公司人寿保险政策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的选项之一就是政府干预(GovernmentIntervention)中的行政手段。笔者认为“政府干预”一词本身是中性的，不带有任何负面的暗示，也不是束缚市场经济和抑制市场经济活力的代名词。正如以色列经济学家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Rubinstein)提到的，“政府应该介入并处理那些在特定的经济形势下形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从微观的或者个体的层面来看，对员工而言，通过政府行政层面的干预，这项人寿保险政策的重心将会重新回到保障员工的利益，而并非仅仅回应企业单方面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对企业而言，在人员培训方面投入大量成本的压力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使企业不再通过简单粗暴地压榨员工利益来保证自身利益的安全。而从宏观的或者整体的层面来看，行政手段一方面能够有效地管控这项政策不被误用，保证政策的有效性，使企业和员工的矛盾能够“软着陆”；另一方面，帮助员工保持对这项人寿保险政策的信心，从而稳定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的福祉。如前文所述，虽然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管控风险的作用，从而保证政策的有效性，但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企业依旧可以利用行政手段的漏洞做文章，最终让调和矛盾、解决问题的设想流于浮表。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把行政手段比作软约束的话，法律手段，作为另外一个选项，则是一种硬约束。法律手段的应用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在前文中，笔者提到在公司人寿保险政策下，因为员工的死亡，企业能够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免税的保险理赔。所以这项原本应该保障员工人身利益的政策变成了企业避税的手段(TaxShelter)，而免税收入(Tax-FreeIncome)则成了企业扩大自身利益的动力。在2006年，美国国会(theU.S.Congress)和美国税务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IRS)针对企业在公司人寿保险政策中涉及到的不当收入和避税行为通过法律手段，例如签署了公司人寿保险最佳实践法案(COLIBestPracticesAct)和养老金保护法案(PensionProtectionActof2006)设立了相关的法律门槛，大大限制了企业对于这项保险政策的滥用和乱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项政策得以有效地实施，从而保障了员工应有的利益。但应当说明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免税的属性得到了保留，所以时至今日，仍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利用这项政策侵害和压榨员工的利益。笔者认为，虽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瑕疵和缺憾，但法律手段依靠其强大的约束力、惩戒力和进化属性依旧是解决公司人寿保险政策争议的选项之一。

概括地说，美国公司人寿保险政策的争议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例如企业和员工的信息不对称、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冲突、企业谋求最大利益的商业本性和相关管理的缺位和滞后。而运用行政手段保证政策的有效性，运用法律手段监督政策的有效实施，能够达到有效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一目的，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和员工的利益摩擦，使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变成真正的双赢互动，最终实现问题的解决。

作者:孙沁益 单位: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