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保险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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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开始，财政部在内蒙古等6个省份开展水稻等大宗农作物政策性保险试点，但基于低保障、广覆盖的政策设计理念，水稻等种植业保险总体保障水平有限，保障金额基本以覆盖农作物的直接物化成本为主。仅仅覆盖物化成本的作物产量保险无法满足投保农户的风险补偿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户对政策性农作物保险需求长期偏冷、偏低。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涌现和成长，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表明，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对高保额农业保险产品的需求更加强烈，如何更好地满足“三农”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求是实现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命题。切实发挥农业保险保护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功能、加快提升农业保险产品的风险保障水平必然成为完善农业保险政策体系的重要选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及随后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试点的政策思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和银保监会随后提出了相关试点工作方案。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该政策作出了明确表述。2019年，作为国家首批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省份的湖北省，选择在公安、枣阳、沙洋、黄梅4个产粮大县（市）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4个试点县市水稻种植面积27.38万hm2（其中规模经营种植面积3.54hm2），农户投保面积19.65万hm2，占试点区域水稻种植面积的71.78%。按照湖北省水稻成本统计数据，试点地区水稻完全成本保险每公顷投保费率6%，保额16500元，保费990元（农户承担30%）。2019年，全省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县市保费规模19457.02万元，为15.07万农户提供32.39亿元的风险保障，累计给予投保农户风险补偿2230.07万元，简单赔付率62.86%。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本研究结合湖北省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的情况，通过对试点县市545个水稻种植农户的问卷调查，研究风险保障水平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从提高农户参保意愿这一保险产品与农户之间的关键联系点入手，为促进水稻保险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1研究现状

农作物保险被认为是支持农民应对生产风险的风险转移机制之一［1］。影响农户参保意愿的因素较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开展了不少研究。Wright等［2］对美国农户未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原因分类归纳，并根据影响程度的重要性从主到次进行排序，发现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联邦农作物保险保额太低，其他依次是保险保费太高、主体已通过自有措施分散风险、主体有分散化经营方式、主体已参加其他种类农业保险。Monte［3］选取在越南北部地区从事荔枝生产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考察，发现其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受保险费率、保险保障水平、农户受教育年限、农户平均总收入等因素影响。Sidra等［4］认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取决于其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William等［5］从基于天气指数的农作物保险投保情况来看，非洲参保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保险计划设计之初没有让农户参与进来。于洋等［6］以水稻保险为例，通过对辽宁省盘山县部分水稻种植户的调查，发现不同的保障水平下相同的因素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会出现差异，但随着保障水平的提高，水稻生产专业化程度等主要因素对参保意愿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杜鹏［7］以湖北省5县市342个农户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个人保费承担水平会削弱农户的参保意愿，而保险保障程度高低、政府补贴多少等对提高农户参保意愿有积极的影响。王克等［8］基于对中国5省份574个农户数据回归分析，指出政府补贴低的时候单独提高保额会导致农户缴纳保费增加，保额上升带来的效用不足以弥补保费增加的效用损失，从而降低农户参保意愿。张虎等［9］对福建省龙岩市413个烟农进行了调研，表明烟叶种植面积、风险偏好对提高农户保险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而聂荣等［10］通过对辽宁省2015年部分农户随机调查的研究发现，作物耕地面积对提高农户参保意愿有积极影响，但农户的风险偏好对其参保意愿有负向影响。周坚等［11］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提出，如果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不能有效补偿投保农户的灾害损失，则农业保险将无法真正发挥保护农业生产的风险管理功能。袁敏［12］基于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大洼2县10乡400个水稻种植户实地调査数据，使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除了与前述研究相近的水稻种植面积、对水稻保险的认知度外，政府是否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以及补贴比例的高低对农户参保意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张启文等［13］以黑龙江省5个区县的800个农户作为调查对象，与张虎等［9］的研究结果相反，认为受教育程度与农户的参保意愿不相关，而历史上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受灾频率和损失大小对农户的参保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露等［14］以辽宁省玉米种植户为例估算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维持当前补贴水平不变，农户愿意为完全成本保险支付更多保费，同时受教育程度及过去的投保经历对农民的支付意愿也有正向影响。程静等［15］基于行为金融分析框架，构造风险认知、风险管理、保险认知、保险负担、农业情感五类行为变量，使用湖北省6县市35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对农户参保意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风险管理，其他依次是风险认知、保险负担、保险认识和农业情感。李猛等［16］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通过对湖北监利等县市329个农户的调查，聚焦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实际运行中呈现的结构性矛盾，提出农作物的市场价格和规模化经营程度对农户的参保意愿影响较大。李琴英等［17］基于情景模拟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政策凸显性和保费补贴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策凸显性较高和有保费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在认识到政策性种植业保险保障功能的同时，会察觉和感知到在保险产品价格构成中自己仅承担较少的部分，为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农户会更愿意参保。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影响农户参保意愿的主客观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政策设计层面，即如何回应农户对高保障农业保险产品日益迫切的强烈需求。基于现有研究的这一欠缺，本研究以水稻保险为切入点，在保险标的、保险费率、理赔责任等主要产品条款大致不变的情况下，重点考察水稻基础保险政策调整为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后，风险保障水平的大幅提高对水稻种植户参保意愿的影响，进而丰富现有研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和不断完善农业保险政策以及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2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为了解试点县市农户参与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的具体情况，考察影响农户参保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额、保费等）。本研究对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沙洋县和黄冈市黄梅县以及襄阳市枣阳市的部分水稻种植户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农户基本情况（经营类型、所在区域、实际年龄、最高学历）；农户种植及参保情况（水稻保险产品选择、种植面积、投保面积、每公顷水稻产量、受灾受损面积、获得赔付金额）；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的看法（农户对保费高低的评价、对完全成本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对保险经办公司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本次调研共获得问卷545份，其中，公安县238份，枣阳市240份，沙洋县44份，黄梅县23份；其中，个体农户507份，家庭农场10份，合作社26份，农业企业2份。经核查，部分农户2019年停止了水稻生产经营，部分农户填写的耕种面积异常，剔除上述情况后，最终使用494份有效问卷结果来进行分析。农户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88.66%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时间在10年以上，而湖北省政策性水稻保险试点是从2008年开始的，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受访农户有参加或者了解水稻基础保险的经历。29.96%的农户年龄在41~50岁，51岁以上的农户占63.56%。受教育程度方面，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农户占68.83%，具有高中及中专学历的农户仅占27.53%，这与当前中国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情况比较一致。2017年、2018年，在未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前，没有参保的农户占比分别为27.94%、24.90%。2019年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后，没有参保的农户同比下降至1.01%。77.33%的农户表示，完全成本险种的保障程度高，受灾后能够弥补全部的生产成本，有利于恢复再生产，是他们选择参保的最重要原因。由农户参保选择情况（表2）可知，在考虑不选择原因时，2.63%的农户表示不知道该险种，11.13%的农户表示保费偏高，15.79%的农户表示基础险风险保障程度足够，11.74%的农户表示担心保险公司赔付不到位。与水稻基础险相比，完全成本保险条款规定农户自缴保费的比例由22.5%提高至30%，缴费额由97.5元/hm2提高到297元/hm2。关于自缴保费增加后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的看法，由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评价（表3）可知，55.47%的农户表示每公顷愿意承担226~300元的保费额度，67.81%的农户对农户承担费用比例看法表示合适。由于完全成本保险保障程度的提高，应缴保费也相应提高，完全覆盖了农业保险机构收取农户保费的工作成本，农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农户的上门服务也得到改善。对保险公司服务满意程度方面，35.63%的农户表示满意，49.19%的农户表示很满意。问卷中同样收集了农户水稻耕种面积、投保面积、每公顷产量、受灾面积、获得赔付金额等具体数据。汇总农户基本情况、农户参保选择情况、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的评价以及农户种植情况，各变量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见表4。由表4可知，相较于2018年，2019年农户每公顷保障额度平均增加约9680元，总保费缴纳额平均增加约8370.75元，保费缴纳增加额在农户之间差异较大，原因是不同农户的保险选择可能发生变化，同时种植面积也可能发生变化，导致总保费缴纳额发生变化。平均种植面积为2.264hm2，不同农户之间种植面积差异可能较大，在回归过程中取其对数。平均每公顷产量为8406.9kg，不同农户间每公顷产量差异较小。平均受灾面积为0.053hm2，受灾比例为47.09%，实际每公顷赔付约6077.85元，大部分农户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受灾情况。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选取与设定。本研究以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探讨风险保障水平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由于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的选择是二值的离散选择，故本研究使用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根据Logit模型的定义，有：Prob(Y)i=1=pi=eβ1+β2Xi1+eβ1+β2Xi=11+e-(β)1+β2Xi=11+e-Zi（1）式中，Zi=β1+β2Xi，Yi表示农户参保意愿，Yi=1表示参保，Yi=0表示不参保，Xi表示各影响因素。则有pi=11+e-Zi即e-Zi=pi1-pi，e-Zi表示农户愿意参保和不愿意参保的概率比例。Zi=lnpi1-pii=β0+β1X1+…⋯+βnXn（2）式中，Zi=lnpi1-pii表示X的线性函数，Xi表示解释变量。3.2回归结果与分析。对影响农户参保意愿的因素，本研究使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本研究以农户预期下一年度是否参保为被解释变量，以每公顷保障额度增加额、总保费增加额作为解释变量，农户个人情况、对完全成本保险的评价、农户种植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得到Log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每公顷保障额度增加额显著，表明农户选择参保主要是由于每公顷保障额度的提高，与基础保险能够让参保农户收回部分成本不同，完全成本保险将最高保障提高到让参保农户几乎能够收回全部成本的水平，这意味着从事水稻经营农户的预期收益大概率不会为负，几乎稳赚少亏的保障前景必然会在增强农户种植信心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参保积极性。总保费增加额不显著，表明保费的增加对农户是否参保影响不大。经济上划不划算是大多数农户判断选择的重要依据。关于完全成本保险，尽管随着保额的提高，保费也相应提高，但相对于商业保险，由于存在政府补贴，农户自缴保费虽然从基础险的97.5元/hm2提高到297元/hm2，增加了199.5元/hm2，但财政保费补贴也从360元/hm2提高到990元/hm2，增加了630元/hm2，而且每公顷最高保障也提高了2倍多。因此，多数农户会认为参保对自己有利，保费增加虽然增加了参保成本，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会对参保选择产生较大的影响。176控制变量中，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时间和受教育程度不显著，可能是完全成本保险政策的推广使得农户对保险认识的差异性减小所致。而年龄在5%的水平下显著，可能是随着年龄的提升，农户对保险的认识更为准确，从而通过参保来规避种植过程中的风险。农户对完全成本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越深，越能认识到该险种与水稻基础保险、大灾保险等其他险种相比的优势，认识到能够解决水稻种植过程中风险补偿不足的担扰，认识到相对于商业保险只承担小比例保费的政策优惠，因而越有可能参保。在受灾后农户需要保险公司来查勘定损赔付，保险公司是否能够按照事先约定的保险条款来兑现承诺，保险合同兑现的时效性和完整性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因此，农户对保险公司服务的满意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参保。种植面积越大，越能够带来规模种植效益，同等灾害下，种植面积越大，可能遭受的灾害损失越大，这样农户越有可能在下一季种植时参保。受灾比例和每公顷赔付金额不显著，对下一年度参保意愿影响较小。

4小结与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近几年来，政府引导农业保险政策演进的逻辑已经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由重点关注农业保险覆盖面的增加向扩面、增品、提标统筹并重；二是由低保障的产量保险向覆盖完全成本及正常收入水平的高保障险种转变；三是惠农支农领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农业保险正在成为支持保护农业政策体系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在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些政策趋势会更加凸显，因此，提高农户参保意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不断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财政补贴资金的支持，无论哪个具体险种，更高的风险保障水平必然要求更大的财力支撑。在支农投入增量有限的情况下，应重点在盘活存量资金上下功夫，降低直接向农户发放财政补助的支农专项规模，逐步增大杠杆效应更大的农业保险投入力度，不断提标提高中国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密度。2）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政策的相容性，加快建立多保障水平下农业保险产品体系。以水稻保险为例，目前正在实施的政策性水稻保险政策有三类，从保障内容上看分别是保基础、保大灾、保完全成本。从湖北省的实践来看，这三类保险的风险保障水平分别是6000、10500、16500元/hm2，投保农户在政策选择上只能选择一个保障水平的产品。考虑到不同风险类型的农户对风险保障的需求不尽相同，应当打破不同保障水平农业保险产品的政策分割，分档分级地设计保障条款，努力让单一农业保险产品能够为农户提供多层级的保障选项，不断提升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供需双方的匹配度。3）进一步鼓励农业保险产品设计的精细化，不断提高财政补贴资金的精准性。基于风险保障水平的多层次，在政府引导下，从市场运作的角度，应当鼓励有资质的农业保险经办机构针对风险保障需求不尽相同的农户进行差别化的保费厘定。在具实精算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应相应地摒弃“一刀切”的财政保费补贴标准，运用差异化的设计，综合考虑参保农户的承受能力和保障需求，实现财政资金对政策性保费的精准补贴。

作者:陈军 帅朗 胡蝶 单位: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2.湖北省农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