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财政补贴农业保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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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现状剖析

（一）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联动，财政补贴规模日益增进

地方省级和市县财政也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同比例落实配套资金。截止2011年底，地方各级财政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达到200亿元。

（二）中央和地方补贴相辅相成，财政补贴险种各有侧重

我国农业保险承保品种近百个，除中央财政选择的15个补贴险种外，地方财政还选择地方特色险种进行补贴。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一般是关乎国计民生、保障人民生活、影响农民收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主要种养殖业品种等。2007年中央财政选择玉米、水稻、小麦等5个种植业保险险种和能繁母猪作为保费补贴的试点，在此基础上，逐年在不同省区增加新的补贴险种。2013年补贴险种达到了15个，包括糖料、马铃薯、青稞、森林和天然橡胶、育肥猪、牦牛等险种。中央财政的保费补贴惠及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农牧产品。地方财政在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的财政实力、农业政策，选择具有地方特色、高效的经济作物等给予保费补贴，开展特色农业保险。例如山东省除纳入中央财政补贴的小麦、玉米、棉花3个险种外，还对苹果、蔬菜大棚、蜜桃、西瓜、奶牛、黄牛、养鸭、能繁母猪等8个品种给予地方财政补贴；上海市对食用菌、羊、淡水养殖、鲜食玉米等21个品种给予地方财政补贴。

（三）中央和地方财政因地制宜，财政补贴区域和比例逐步增加

我国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迅速增加，平均比例达到75%～80%的较高水平。2007年对于中央确定的补贴险种，在试点省份省级财政部门承担25％的保费后，财政部再承担25％的保费。2010年是我国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发展阶段性的一年，补贴品种大幅增加；补贴比例增加力度较大，基本确定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补贴比例，体现了中央向中西部倾斜的方向；补贴金额增加到新的高度；补贴的地区由试点省区推向中西部省区和部分东部地区。2012年中央财政对种植业保险补贴区域扩展至全国，2013年中央财政对种植业的补贴比例为：在省级财政承担25%的保费补贴基础上，对中西部的补贴比例为40%，东部地区35%；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垦、中储、中农承担65%的保费补贴。对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保险的保费补贴为：在地方财政承担30%的基础上，对中西部的补贴比例为50%，东部地区40%，对中央单位的补贴比例为80%。森林保险的补贴区域有江西、福建、湖南3个试点省区增至、浙江、辽宁、云南、广东、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兴安岭等，除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外，中央财政对公益林的补贴为：在地方财政至少补贴40%的基础上补贴50%；对商品林的补贴为：在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补贴30%。中央财政对藏区品种的补贴比例为：在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补贴40%；中央财政对海南天然橡胶的补贴比例为在地方财政补贴25%的基础上补贴40%，对广东农垦的补贴则为65%①。

（四）保费补贴、税收优惠、再保险，多种财政补贴方式助力农业保险发展

保费补贴是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主要手段，但并不是唯一手段。早在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出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目前北京和江苏等少数省市实施了经营费用补贴。在税收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农业保险提供的税收优惠有限,力度不大,只是免征营业税、印花税，对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免征营业税。种植业保险25％的巨灾风险准备金可税前列支，农业保险所得税纳税基数按90％计算。2007~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提出探索、建立健全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和探索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支持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目前，再保险采用的方式一是政府提供的赔付率超赔再保险。例如北京政府提供综合赔付率在160%～300%之间的超赔再保险，浙江省政府为提供综合赔付率在200%～500%之间的损失巨灾再保险。二是由国、内外的（再）保险公司（集团）提供的类型多样的再保险。例如中国再保险集团为上海市提供种养业5%的成数保险，美国怡安再保险顾问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种植业的赔付率超赔再保险。在直接保险的基础上，再保险是应对农业大灾风险的第一层制度安排，第二层制度安排是由中央和省级、市县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机构按照保费收入和超额承保利润一定比例计提的大灾风险准备金。2013年12月28日财政部颁布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要求保险机构结合农业灾害风险水平、风险损失数据、农业保险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风险准备金的计提比例，资金独立运作、分级管理、在本机构农业保险各险种之间、相关省级分支机构之间统筹使用，专门用于弥补农业大灾风险损失。第三层制度安排是其他风险融资方式，例如风险证券化等。

（五）财政补贴效率凸显，成为我国农业保险的重要助推器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调动和激发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资金杠杆效应，日益成为农业保险的重要助推器。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突破11亿亩，占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5%，水稻、玉米、小麦三大口粮作物的保险覆盖率分别达64.9%、67.3%和61.8%；畜牧业保险也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成为全球最大的畜牧业保险市场。2007~2013年的保费收入为51.8亿元、110.7亿元、133.9亿元、135.7亿元、173.3亿元、240.3亿元、360.7亿元，分别是2006年未实施财政补贴的8.5亿元的6.13倍、13.09倍，15.83倍、16.04倍、20.48倍、28.3倍和42.4倍。同时，中国农业保险赔款及给付也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金额突破1万亿元、参保农户突破2亿户次、保险赔款突破200亿元。2007～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4.07万亿元，向1.47亿户次的受灾农户支付赔款744亿元。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的问题透视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确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协同推进的“三级联动倒补贴”机制，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补贴金额迅速增加、品种和区域不断拓宽、方式逐渐多样化、效率明显提高，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推动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显现出了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补贴规模小，与发达国家和理想规模都差距甚远

世界银行2007年65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保险补贴金额约为660亿美元，占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44%。其中种植业保险的政府补贴金额约为580亿美元，约530亿美元（占全球补贴金额的91%）集中在14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仅美国和加拿大就占据了440亿美元；10个中等偏上和14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补贴金额约为51亿美元（占种植业补贴总额的8.8%）；而最低收入的两个国家补贴金额非常少，接近于零。养殖业保险的政府补贴金额约为79亿美元，其中约56亿美元（占养殖业补贴总额的74%）集中在9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约21亿美元集中在2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养殖业保险补贴分量最为重要（如表1所示）。相比之下，我国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规模相形见绌（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2010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关键性的一年，农业保险补贴的品种、区域和补贴程度都有实质性的增加，2010年的保费补贴比例也是最高的。此后，保费补贴的基数增长较快，远远超过补贴金额的增长速度，保费补贴比例显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农业保险补贴规模的增速落后于农业保险发展的速度，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所以大幅度增加补贴规模迫在眉睫。

（二）财政补贴效率低，补贴品种有限、保障水平和覆盖率较低

首先，农业保险中央财政补贴品种范围狭窄，且未建立中央财政支持的地方特色险种补贴体系。2013年我国开展农作物制种、渔业、农机、农房保险和重点国有林区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但补贴范围狭窄且集中于小麦、玉米等主要的粮食作物和能繁母猪、奶牛等主要养殖品种，未能实现农作物品种的全覆盖。对于地方特色险种，如药材、烟叶、苗圃等高效经济作物也未建立中央财政补贴体系，只有地方财政单独支持。难以满足各地区和农户的差异化需求，与保险政策导向以及地方政府的诉求产生冲突，削弱了农业保险的效果。同发达国家的品种数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例如美国为150多种农作物提供保费补贴，基本上达到了“能补则补”的水平，具体包括：玉米、大豆、小麦、棉花、水稻、大麦、小米、高粱、燕麦、花生、土豆、干豆、洋葱、西红柿、辣椒、葡萄、苹果、甜菜、向日葵、核桃等，其中玉米、大豆、小麦和棉花等重要农作物获得的保费补贴数额位居前四名。其次，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低，难以胜任农业保险使命。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以“低保障、广覆盖”为原则确定保障水平，保险金额低，原则上仅为农作物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仅能部分补偿农户生产成本的损失，对于农户预期收入的损失则无法补偿，对农户因产量风险、市场价格风险造成的损失更是力有不逮。如2013年山东省小麦每亩保险金额为300元，能繁母猪每头1000元，保障作用有限。而美国农险的收入保障保险既保产量又保收入、既保自然风险又保价格风险，为保户提供了较为全面和较高水平的保障。我国部分省市虽然也实施了一些价格指数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的试点，但由于缺乏政府财政补贴支持，实施状况并不乐观。如2011年上海安信实践了“冬淡”青菜成本价格保险，2012年中华保险在甘肃推广马铃薯产值保险，2013年安华农业保险在北京试水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但除了实力雄厚并且“菜篮子”工程受到政府高度重视的“京沪”地区发展势头较好外，其他发展状况不是太如人意。一是全国农业保险平均覆盖率较低，离“广覆盖”的目标仍有差距。2010年全国主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覆盖率仅35%，水稻保险的平均覆盖率为49%；2011年全国主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覆盖率为33%，2012年覆盖率增至39.14%；2013年全国主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覆盖率为45%，水稻、小麦、玉米的保险覆盖率虽然超过60%。但与美国85%的农业保险覆盖率差距甚远。二是各地区农业保险覆盖率不均衡，差别悬殊。一般而言，粮食主产区、农业大省的粮油棉等主要种植业品种的覆盖率较高，而非粮食主产区的保险覆盖率较低。例如2012年黑龙江省主要粮食作物保险覆盖率为35.49%，垦区种植业保险业务覆盖率为91.56%，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远高于非垦区种植业保险业务覆盖的24.12%。而最低的重庆覆盖率仅仅为0.04%。同时保险覆盖率还受到种植面积、农民收入等的影响，例如种植面积较少的海南、上海覆盖率都在99%以上，而农业大省安徽和河南的覆盖率分别是77.61%和31.6%。三是高效农业的保险覆盖率较低。对于除水稻、小麦、能繁母猪等基本政策性农业保险外，涉及蔬菜大棚、经济林木等的高效农业保险覆盖率比较低。例如2011年江苏省高效农业保险平均覆盖率仅在30%左右，南京市高效农业保险覆盖面实现程度仅为3.87%。农产品保险覆盖率偏低，使农业保险保障能力发挥有限，难以在大灾之年更有效地降低农户生产经营风险。其次，按照现有农业保险补贴政策规定，市县财政必须进行配套补贴。但传统农业大县一般都是财力困难县，农业保险承保得越多，意味着其需要负担的配套资金越大，造成一些市县政府对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三）财政补贴比例低且缺乏差异化，激励效应有限

首先，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比较低。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种植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为31%，较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47%低了16个百分点；养殖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为58%，较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50%高了8个百分点；农业保险种养两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与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与补贴比例最高的意大利相比，低了32个百分点；与65个被调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低了3个百分点（如表3所示）。近年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在中央、省级和市县三级财政支持下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达到了50%~80%的水平，表面上，超过了美国等许多农业保险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实际上差距甚远。因为美国保费补贴的基础是以产量和收确定的保险金额，而我国是以物化成本确定的保险金额。同时，美国巨灾风险的补贴比例达100%，美国政府还通过保费打折变相进行保费补贴。其次，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缺乏差异化，仅仅是依据险种和地区不同而略有差异。例如2013年种植业的保费补贴比例中西部为65%、东部地区为60%；养殖业中西部80%、东部地区70%。我国中、东、西部在政府财政实力和财政支持力度、农民收入水平、农业播种面积、地区风险分布状况、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要求我国保费补贴比例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再次，保费补贴对农民参保的激励作用有限。保费补贴实际上是农业保险价格补贴的一种方式，但是保费并不是影响保险需求的唯一因素，农民的收入水平、风险偏好、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推广力度、强制保险的实施、自然风险的区域分布状况等都会影响农民参保率。

（四）风险分散缺乏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不够健全

国际上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方式一般有资本金支持、保险费补贴、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税收优惠、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损失评估补贴以及研发和培训等方式。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方式以保费补贴为主，尚未建立多种形式并行的财政补贴体系。保费补贴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持下，补贴力度较高，政策实施效果明显；管理费用补贴目前只有北京市按照市级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总收入10%的标准和江苏省的部分地区实施；税收补贴方面，政府仅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比较低，仅仅是所得税纳税基数按90％计算，对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的税收没有优惠，无疑增加了保险公司持有保险准备金的负担；资本金和损失评估补贴以及研发和培训等方式的补贴则完全没有实施；在再保险补贴方面，尚未建立中央财政支持下的农业再保险制度，只有在浙江、上海和北京等地，政府动用财政资金购买再保险，以降低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在巨灾风险转移方面，我国虽然建立了巨灾风险管理基金，但是还没有完善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也没有巨灾风险证券化等经营风险分散机制。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较高，业务经营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同时农业保险又是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具有正外部效益的准公共品，农业保险供给存在很大缺口。单靠保费补贴这一单一的补贴方式对保险公司的激励作用有限，多形式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的缺位，难以有效刺激保险供给，难以完备农业大灾风险分散体系，也不利于风险在再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分散。

（五）财政补贴层次多，地方财政负担过重

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采取自下而上的三级联动倒补贴机制，农户保费到位后，省市财政补贴才能下拨，省市财政资金到位后，中央财政的补贴资金才能下拨。这种机制的后果，一是资金在层层下拨中难免造成损耗，滋生各种截留、腐败问题。国际上财政补贴层次大都是两层，超过两层的较为稀少。二是造成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之重”。地方财政承担的保费补贴比例在40%~45%之间，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配套能力往往取决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实力。一些财政能力较差的贫困地区，难以组织补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拨付，造成“多有多补、少有少补、没有不补”的现象，甚至有的地区为了减轻财政压力阻止农民投保，阻碍农业保险推广。而农业大县基本上都是财政穷县,即使能组织补贴资金，一般也在富裕县市之后，形成“富者先补、多补，贫者后补、少补”的现象，导致中央财政相应的保费补贴资金拨付滞后，进而影响整个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到位。

（六）农业保险补贴制度不健全，委托机制和道德风险问题涌现

首先是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委托———问题显现。“政府推动”是我国农业保险开展的原则之一，由于保险公司在基层网点、人员、技术等方面的欠缺，政府在保险承保、理赔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政府过度干预问题，承保时由基层政府按照“村—镇—县”自下而上的顺序进行投保登记，产生了虚报承保面积以套取财政资金、基层政府强制安排保险；理赔时，赔款也由政府，因而出现截留、克扣、均摊理赔款、未发生赔款要求退还保费等现象；政府在向保险公司划拨补贴资金时，存在不能及时、足额拨付的问题。二是导致了保险公司的过度依赖，保险公司与基层政府签订承包协议，由政府来收取保费、查勘定损、发放理赔款,保险公司缺乏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甚至只是为了拉近与政府关系或者获得保费补贴而开展农业保险。忽视了分散农业风险的目的，弱化了农业保险的作用。其次是农户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实施效果。由于农业保险在核查投保数量、出险数量、实际损失等方面存在难度，因此易导致农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例如农户在投保时倾向于投保高风险的标的，投保后忽视农作物的风险管理，消极应对农业风险损失，理赔时虚报、夸大损失或者恶意欺诈骗取赔偿金等。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也存在着或定损过低不予全额赔付,或理赔流程繁琐或赔款交付期限过长等道德风险问题。委托———机制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导致了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之间矛盾重重，扩大实际损失，社会福利受损，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展业积极性和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的创新

（一）农业保险补贴规模的确定：逐步向理想规模靠拢

1.理想规模的确定：美国经验。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农业保险补贴金额占美国农业GDP的比例为2.7%，在同一水平下我国2007~2013年农业保险补贴的总规模（如表4所示）。与此测算结果相比，我国的农业保险补贴的现实规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表4美国经验数据下的中国农业保险补贴测算规模（单位：亿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理想规模的确定：由于资料限制，根据研究需要仅以我国获得中央财政补贴中的13种农业保险险种：玉米、水稻、棉花、小麦、马铃薯、猪、牛、羊为标的，根据2013年的产量和实际价格，测算出在保障水平分别为60%，70%，80%的情况下，在农业保险平均纯保险费率为6%的条件下，计算出相应的纯保费。计算公式为：纯保费=保险金额*纯保险费率；保险金额=标的的市场价值额*不同的保障水平。我国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的区间在约50%~80%，故而分别计算出当补贴比例为50%和80%时，不同保障程度对应的不同保费补贴规模。例如在补贴比例为50%，保障水平为60%时，保费补贴规模应为30882.2亿元(如表5所示)。保费补贴规模=纯保费*保费补贴比例。

（二）提高补贴效率：合理确定补贴品种、提高保障水平和覆盖率

1.保费补贴品种的确定：中央财政保基础、地方财政保特色。我国在保费补贴品种的确定上，要根据政府财政实力，把握抓大放小的原则。一是继续实施对小麦、玉米、棉花、能繁母猪等主要农牧产品的补贴。二是结合各地农业发展状况和经济、财政能力，适当将规模大、产值高、特色强的高效经济作物纳入保费补贴品种。如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甘肃的枸杞、湖南的油菜等。三是对于单一风险、规模较小、损失程度较轻的风险，则可以通过寻求商业保险或者其他危险处理方式进行保障。2.提高保障水平：加大创新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首先，财政要大力支持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提高创新型的价格指数保险和收入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我国要坚定不移的由“保成本”向“保产量”、“保收入”转变，因为增收是农民的第一要务，如果农业保险不能保障农民收入，农民宁愿选择弃农打工。因此，要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农民的缴费能力和保障需求，按步骤、分阶段逐步实现向产量保障和收入保障转变。我国的价格保险、产量保险、收入保险等有试点、有实践经验、有政府政策支持，但是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政府财政支持缺位是创新型农业保险发展的短板。2014年8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三农”保险，按照中央支持保大宗、保成本，地方支持保特色、保产量，有条件的保价格、保收入的原则，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拓展“三农”保险广度和深度。应大力贯彻实施这一指导意见，从保成本向保产量、保收入，从保自然风险向市场风险转变。其次，要建立差额累进补偿方式。提高保障水平未免容易引发农户的道德风险，因此要建立差额累进补偿方式，合理确定保险公司和农户的损失承担比例，使农户自负一定的风险损失。差额累进补偿指的是先根据农民历史收入确定参考收入，按照实际收入占参考收入的不同比例确定不同等级的补偿比例。实际收入占参考收入的比例越低，也即是损失越大，保险公司补偿的比例就越高，农户个人承担的风险损失就越少。然后对实际所得与参考所得不同比例的差额按照不同等级实施累进补贴。这样，既能赔偿农民较大的收入损失，又能防止道德风险，防范农民面临风险时的不作为。

（三）保费补贴比例的确定：制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率

首先，只有提高保费补贴比例才能激励农户参保。王韧（2013）在湖南以水稻种植为例调查了250个农户在不同补贴水平下，农户增加投保的意愿。结论是当补贴率达到90%时，农民愿意参保的种植面积数量才发生显著的改变，农民参与投保意愿才会显著增加。其次，制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率。我国各地经济状况、农业生产特色和农业风险情况复杂，农业保险的费率和保费补贴率也应体现出不同，应该结合各地农业生产贡献情况、地方财政能力、农业风险区域分布状况、农民的收入情况等不同而确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比例。我国目前按中、东、西部来区分补贴比例，失之于细。

（四）财政支持风险分散：健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

MahulandStutley（2010）以65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研究其种植业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方式的不同。在保费补贴、经营费用补贴、损失评估补贴、再保险补贴以及研发和培训等其他补贴等项目中，各国最普遍采用的是保费补贴，开展保费补贴的国家和地区比例达到63%；其次是其他项目补贴，再次是再保险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比例达到32%和16%。高收入国家以开展保费补贴和再保险补贴为主，比例达到67%和52%，普遍开展经营管理补贴和损失评估补贴。中等收入国家以开展保费补贴和其他项目补贴为主，比例达到65%和46%，再保险补贴和经营管理补贴开展比例较低，损失评估补贴更为少见。低收入国家就只有保费补贴一种形式。如表6所示。表6不同国家和地区种植业保险的补贴方式（单位：个、%）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健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发挥多种补贴方式的推动作用，在继续提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基础上，拓宽经营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再保险补贴和巨灾风险补贴等多种补贴方式。首先，按照保险公司赔付率确定经营费用补贴标准。经营费用补贴是一把双刃剑，是政府刺激保险公司增加供给的一种手段，同时带来政府过高的财政负担和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区分危险单位的性质，采取赔付率超额累进制，不同阶段的赔付率对应不同的经营费用补贴率，赔付率越高，补贴率就越高。其次，提高农业保险税收优惠力度。将农业保险所得税纳入减免范围，有利于保险公司将盈利年份应缴税额转作弥补亏损年份专项资金，降低税负。扩大税收优惠面，我国目前只对种、养殖保险采取税收优惠，在此基础上可以给予其他涉农险种相应的税惠政策。再次，建立健全财政支持的再保险体系。政府对再保险公司（集团）提供经营费用补贴或者保费补贴等，灵活运用比例再保险、险位超赔再保险、赔付率超配再保险等多种形式，恰当安排合理的再保险层次，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对于超出再保险承担范围的风险，由政府兜底，充当最后的支付者，政府利用再保险基金和政府财政进行支付或者寻求保险支持。引入再保险市场竞争，由政府成立政策性的再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采取政府兜底的财政支持机制；引入外资再保险或者合资再保险等市场主体，提高再保险效率。

（五）财政补贴拨付流程：建立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的自上而下的二级拨付链条

国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一般只有两层，两层以上的很少。我国应该建立扁平式的二级拨付链条，建立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的二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补贴力度，降低市县级财政的补贴比例。其次，在补贴资金拨付时应自上而下，中央资金先到位，而且每年度初提前拨付，这才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扩大保险覆盖率，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

作者:黄颖单位:信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