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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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保险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截至2005年11月，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只有6.5亿元，与1992年历史最高的8.7亿元相比，减少了2.2亿元。这次雪灾更是反映了我国农业保险的缺陷：农业部数据显示，各种农作物成灾8764万亩、绝收2645万亩，因灾损毁塑料大棚60万亩、受损农机具64万台、机库棚62万平方米。但对于纯农业的赔付额度不足1％，总额就4000万元。农业保险迅速萎缩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农险有效需求不足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是农民长期的思维定势认为天气是收成好坏的决定因素，缺少人为因素和管理理念的认知，缺乏购买保险的积极性；二是我国农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即使一部分农户意识到不能靠天气吃饭，相对农民较低收入而言，需要交纳的保险费较高，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二)资金不足，政策缺陷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保险面临着资金不足，致使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迟缓，抑或部分地区停滞。2008年南方雪灾农业损失占总损失1516.5亿元的逾半数，赔付额不到4％就是例证。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救助机制化、政策化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还是空白，遇到灾害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完全没有制度依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保险赔付与求偿的矛盾。

(三)赔付矛盾

在测定赔付时，保险公司和农户之间存在一个“利差效应”。在农业灾害面前，农户和保险公司都是“经济理性人”，农户要求赔付必然把投入的所有成本和根据往年收入产生的预期收入都考虑在内，而保险公司只是根据农作物的现实生长情况来测算。对于保险公司的赔付，农户感到“得不偿失”；对于农户的求偿，保险公司则认为是“过度赔偿”。这也导致了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与分析

(一)明确农业保险目标，健全法制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政策性很强，它对相关的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国外实践看，农业保险有两大政策目标：一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同时兼顾农业发展；二是促进农业稳定发展。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是一部商业保险法，没有对农业保险做出具体规范。鉴于我国农业保险还处于初级阶段，制定农业保险政策必须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为主，但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适当考虑提高社会福利的目标。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应对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等方面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规范，以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或因财力问题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二)因地制宜开展农业保险

我国东、中、西部的发展模式、发展水平、发展战略不尽相同，各地应在遵循本地规律的基础上自行选择保险模式和水平。

首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农垦背景，持续了18年的农业保险模式就是政府支持下的合作互助经营模式的范例。1986年。新疆兵团以财政部下拨的1亿元人民币救灾款作为资本金，成立了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兵团区域内试办农业保险。20年来，保费累计收入21.83亿元，累计承保1.6亿亩的农作物，理赔面积累计达5345.47万亩，共计为农业生产支付赔款15.86亿元，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达73.26％，加上20％左右的综合经营成本，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2006年，农业保险覆盖面达到了80％以上，促进了兵团农业生产稳定和发展。

其次，广大农区，农户土地分散、规模狭小，收入太低，农民一方面缺乏保险的物质基础，也缺乏合作保险的意识和动机。农村地区完全有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造成了“费率太低保险公司赔不起，太高了农民买不起”的状况。李军在文章中指出，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产品不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农业保险按完全商业运作必然失败。三、我国农业保险模式选择的再思考

(一)保险资产证券化和引入利益诱导监督机制

保险资金应该多渠道、多方式的筹集，要以政府为主，体现保险的政策性、公益性，并且形成风险基金，让有经验的基金管理公司在金融市场上运作，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风险低、收益高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套期保值。在操作方面，农户缴纳的保险金以法律形式规定可以取得一定的分红，使他们手中的钱变成生息资产，以此来提高农户的参保积极性。

保险资产证券化存在着如何监督操作的问题。林毅夫教授在国际学术界首次将监督理论引入农业合作社理论研究中。在集体生产中，生产队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同劳动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生产队成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农业作业天然具有地域空间上的分散性和时间上的季节性，劳动监督非常困难。农业保险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我们把这种模式引入到农业保险中来，把农户、保险公司和政府的利益纳入一个体系：政府和农户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保险公司的运作和管理；保险公司可以监督农户以减少道德风险损失；农户又可以监督政府保险政策落实和资金投入情况，让其互相监督和制衡以达到各自利益最大化，最终为农业保险提供有力保障。这种保险模式更适合于新疆兵团，因为户均拥有的土地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科技含量高，兵团农业引入滴灌技术亩均总成本达三四百元之多，一旦损失后果就很严重，必然引起农户的重视。另外，新疆兵团在全国免除农业税的情况下，其农户的农产品仍要统一上交，由国家统一定收购价格。遇到天灾人祸就会“倒挂账”(亩产出小于政府规定的产量)，如果没有保险，农户好几年都要背着负债的压力，极大地挫伤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

(二)合作共济制和再保险政策化的融合

据GAO(u.S.GovemmentAccount-abilityOffice)计算，2000--2006年美国政府为农业保险支付成本累计达216.78亿美元，平均联邦政府支付70％，农民只支付30％。发达国家财力强，农业人口比例小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行高风险、高成本和政府高补贴的传统保险模式；而我国财力有限且农业人口比例大，必须要创新模式。有报道显示，中国政府拟将农业保险的纯保费补贴列入中央财政预算，2007年4月和7月中央财政已分别拨出10亿元用于补贴农作物保险和生猪养殖保险试点，但遇到2008年初大雪冰冻类似的灾害，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来说也是捉襟见肘。从目前我国农业险的情况看，商业性农业保险萎缩，政府财力有限，引进外资还存在一定困难。选择建立一个具有合作性质的农民投资管理的经济组织模式，合作共济制比较合适：

1合作共济制的成员既是保单持有人也是公司所有人。由所有人选择经营者负责经营管理，追求成员收益最大化。

2投保人作为股东有权分享剩余，也可转入下一年的保有基金，保证可持续发展。

3合作共济制是一个地区农户的共济合作行为，分布集中，便于组织管理。因农户分散经营、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这种模式适合我国大多数省份地区，农户可自由入股。

我国自然灾害多且频发，农业首当其冲。不论是商业保险，还是合作共济制在巨灾面前都无能为力，尚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层次的保险公司作为其后盾。由中国再保险公司作为商业保险公司承担的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业务，若亏损由国家财政负担。把合作共济制和国家再保险融合起来，是市场和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方面的有机统一，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作用，又突出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诱导和财政支持的作用，用法律形式规定合作共济制的农业保险业务必须向再保险公司分保，赔付额由国家财政负担，体现出有序分工和相应的职责，这样保险业才能稳步发展。再保险公司作为合作制保险公司的最后“担保人”和“贷款人”，对其实施监督和指导，为其提供有益的补充和持续发展的后盾。再保险应充分利用国际资本资源，改革经营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利益诱导；保险资产证券化；合作共济制保险

论文摘要：我国的农业保险保费过少，保险公司经营亏损等内外因素使农业保险二十多年来步履维艰。具体分析我国农业保险现状及面临的困境，根据我国的实情把保险资产证券化，实行合作共济制和再保险政策化的融合等措施有利于我国保险资产转移风险、增加保值能力、提高盈利水平，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