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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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非寿险公司目前普遍存在的低估准备金快速扩张恶性竞争等问题，恰是欧美非寿险公司20世纪90年代破产的主要原因，从而对监管问题提出巨大挑战。目前，我国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模式存在结构上的缺陷，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识别预警上述问题，并且结构上的缺陷不能通过修正计算比率临界点加以弥补。因此，我国非寿险监管有必要借鉴美国风险基础资本RBC监管模式，探求以风险为导向的偿付能力监管的模式。

关键词: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模式

近年来，我国非寿险市场空前繁荣，成为国内最具增长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低估准备金业务集中度较高快速扩张费率竞争等。对比欧美国家保险业发展历程，发现这些问题恰是欧美非寿险公司20世纪90年代破产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偿付能力监管模式能否真实准确地进行反映?能否对财务处于困境的公司做出准确的识别和预警?因此，研究我国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欧美非寿险公司破产原因

保险公司破产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内部操作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原因，并且常因多种因素同时发生而导致破产。1990年美国Dingell报告及2002年Massey对StHelen’sMissionTransitCasualtyDrakeIndependent等8家公司的调研，分析总结了非寿险公司破产原因，主要有:低估准备金定价不足巨灾快速扩张(常伴随定价不足)再保险不足不可预见的赔案(如“沉石棉”案)欺诈贪污外购和委任的管理投资失败虚假报告等。

1999年，保险评级机构A.M.Best调查了1969-1998年之间640家破产公司的破产原因，其中214家公司不能识别主要破产原因。调查结果表明，准备金低估定价不足是非寿险公司失去偿付能力的主要原因，占破产公司的54%，见表1。

二我国非寿险公司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非寿险市场和监管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司经营暴露出许多问题，如精算规定变革业务结构费率竞争投资环境等。

2005年以前，我国非寿险业务按照财务规定提取赔款准备金。宋晓春(2005年)和张伟(2005年)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IBNR准备金提取的财务规定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财务规定低估了IBNR准备金。2005年，非寿险公司采用精算方法评估准备金，IBNR准备金比例远高于4%。然而，当总公司采用新标准衡量分公司业绩时，遭受到强烈的反对，“赔案报告体系不断现代化，为什么年底IB-NR赔案的报案和处理时间反而延长?”同时，税收部门坚持，“新财务管理办法不曾出台，精算办法由保险监管部门颁布(监管会计)，税收计算应采取财务标准①(税收会计)”。双方各执一词，很显然，精算办法的实行还需要保险会计分公司精算实力等各个方面的配合支持，否则这种低估准备金的现象短期内仍将持续。

非寿险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人保太平洋和平安财险，2004年的保费增长率分别为12.920.23&.44%。中华联合天安永安等中小型财险公司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华联合2004年和2003年保费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46.22%和263.39%。皇家太阳东京海上三井住友等外资财险也都以超过50%的保费收入增长率迅猛发展。2004年24家财险公司3年业务增长率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看出，同2002年相比，2003年和2004年保费增长率超过80%的公司占比明显上升。在快速扩张过程中，绝大多数财险公司采取“低价格高手续费”策略，新公司小公司甚至通过“恶性价格竞争”的手段，导致保险费率不断下降，手续费率一再攀升，车险业务普遍亏损。

公司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财产险车辆险货运险等少数险种。表2给出2004年人保太保平安等9家公司主要险种的占比及业务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H，H值越大意味着险种集中程度越高。表中数据显示，人保车辆险比重过高，接近70%，H指数偏高，太保平安太平险种集中度相对较低。中华联合天安主要集中于车辆险和企财险，H值最高。以美亚上海皇家太阳东京海上为代表的外资保险公司业务较为分散，H指数均低于0.35。当保险业务过于集中时，风险集中程度较高。

近两年，投资渠道不断放宽，保险公司相继被允许投资股票外汇资金境外运用间接投资基础设施等，多样化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然而股市波动剧烈，债市动荡，投资风险也日益凸现。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非寿险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恰是20世纪90年代欧美财险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如果监管无法识别或控制这些风险，我国的非寿险市场也必然会发生破产的现象。

三我国现行偿付能力监管模式的缺陷

对于上述问题，我国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①能否真实准确地进行反映?占梦雅(2006)从欧盟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理论根源出发，分析了偿付能力额度公式中计算比率和拐点的设置，并指出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额与自留保费之比普遍低于0.7，从而导致基于近三年平均赔款额的计算公式不起作用，需要重新修改标准。赵宇龙王证(2006)指出欧盟标准中隐含的假设不符合我国实际，并根据2002和2003年偿付能力报告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重新计算临界点和计算比率。

然而，上述修正主要针对模型参数的设定，并不能解决偿付能力额度模式结构上的缺陷。比如监管者根据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与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比率，即偿付能力充足率大小采取相应措施，而实际应用中，保险人可通过定价不足或低估准备金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另外，目前我国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不曾考虑投资风险再保险人信用风险。具体表现为:

(一)低估准备金影响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

在偿付能力额度下，已发生赔款是计算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的基础，它的数值基于理赔的估计成本。如果准备金计提规定不完善，将可能导致不同的赔款成本估计，谨慎的保险人倾向于高估准备金，隐藏盈余;面临财务困境的保险人可能倾向于建立较为宽松的规则而低估准备金。低估准备金会增加实际偿付能力额度，而已发生赔款则受评估水平和业务规模变化的双重影响。已发生赔款可表示为:It=PtRt-Rt-1。

其中，It表示已发生赔款，Pt表示当年已付赔款，RtRt-1分别表示年初年末赔款准备金。因此，这里从准备金评估水平一致(年初年末具有一致的低估水平)和评估水平降低(年初正确评估，年末低估)两种情况，对业务规模稳定增长萎缩的具体分析。在准备金评估水平一致的情况下，业务增长时，低估准备金会导致低估已发生赔款，从而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业务稳定时，低估准备金不影响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业务萎缩时，低估准备金会高估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但高估比例受系数23%或26%的影响，远小于实际偿付能力额度被高估的数额。在准备金评估水平降低的情况下，三种业务模式均低估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这样一来，公司可通过操纵准备金评估来应对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满足偿付能力比率，监管的预测力大为降低。

(二)定价不足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

依照第一种方法，偿付能力额度基于保费基础，会产生如下问题:保险人A定价低于预期成本(定价不足)，而保险人B采用充足费率，两者法定偿付能力相同。但很显然，保险人A承担的承保风险远远高于保险人B。因此，保险人可通过定价不足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虽然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但实际偿付能力可能由于费率不足而进一步恶化。

正如1997年Müller的观点: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以保费和实际赔款为基础，难以应付长尾业务的风险。若保险公司的费率未经过审慎计算，运用保费指数时，必然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虽然这个结果可以被实际赔款指数所修正，但会存在一定时间的延迟。因此，保费指数对长期业务并不合适，特别是第三者责任险业务。Müller提出完善偿付能力监管需考虑到第三个指数，即赔款准备金指数。不过，欧盟2002年偿付能力监管改革中未采纳这一做法。

(三)未考虑投资风险

在欧盟实施偿付能力额度之初，投资工具单一，投资环境稳定，完全可以不考虑投资风险对公司偿付能力的威胁，因此“非寿险第一指令”中未考虑投资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各国非寿险市场竞争激烈，承保亏损较大，投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常用于弥补承保损失。进入90年代后，资本市场长期疲软，投资环境开始恶化，股票市场大幅滑落严重影响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投资风险越来越受到关注，1997年Müller指出，“现行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仅考虑承保风险(负债面)，未涉及投资风险(资产风险)”，并给出考虑投资风险的方案。很显然，我国监管借鉴欧盟标准，并不适用于投资环境巨大变化的非寿险市场。

(四)完全信赖再保险

欧盟标准下，非寿险保险人可基于再保险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享有50%的最低扣减①。而我国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两种方法均直接采用再保后的净值，给予再保险人完全的信任，即再保完全可以摊回。但随着法定再保比率限制的逐步取消，再保险市场完全放开，国际上自然和人为巨灾事件的接连发生，监管标准仍能不考虑再保险人质量类型，再保风险转移程度(如财务再保险)，再保险人的违约风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五)未考虑业务集中性风险

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均采用总额数据，即对于经营险种分散和业务集中的公司采取同样的风险态度，不考虑险种风险的差异。例如:车辆险与家财险的保费收入蕴涵同样的风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区域性同全国性保险公司相比，面临台风所造成财产损失，对前者可能是毁灭性的灾难，而对后者则可能非常微小。欧盟偿付能力额度模型从公司整体损失率出发，对于险种集中或经营范围狭小导致的风险未曾细化，因而很难从结构上进行解决风险集中性问题。

(六)未考虑增长风险

快速成长可能会隐藏财务上的问题，同美国风险基础资本监管模式相比，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并未对成长过快公司的超额成长加以惩罚。成长过快的公司常通过不足费率迅速掠夺市场，导致偿付能力隐患，尽管目前现金流充裕，但一旦赔付规模真实暴露，将引发各种问题，甚者破产。成长惩罚并非限制公司业务增长，而是引导公司稳健的成长，避免快速扩张带来的定价不足，核保理赔IT系统不配备等危及偿付能力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看出，偿付能力额度模式存在结构上的缺陷，根本不能通过改变计算比率和临界点得以弥补，必须寻求能够综合投资风险再保险风险，考虑业务集中性风险过度扩张风险，并引导公司确保充足准备金和费率，完善内部风险控制的新型监管模式。

四未来偿付能力监管模式

2001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新巴塞尔协议”之后，世界各组织国家地区纷纷开展对风险的研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制定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探索以风险为基础综合评估公司整体偿付能力的监管框架。继美国率先实施风险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RBC)制度以来，加拿大新加坡台湾也纷纷借鉴美国经验，构建并实施RBC体系。德国保险行业协会从1997年起开始研究风险导向型偿付能力监管模式，英国金融管理局除了按照欧盟的最低资本要求外，还要求计算增强资本要求(EnhancedCapitalRequirement，ERC)。欧盟2000年启动的“SolvencyII”项目也是朝此方向对各国保险监管体系进行修正。

美国风险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RBC)监管模式历经十余年的不断修正及调整，无论从结构涵盖面，还是风险分类因子调整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值得作为风险资本方法的范本进行分析和借鉴。它综合考虑了承保投资信用资产负债不匹配等风险，通过集中度调整反映公司业务(或资产)集中性风险，鼓励公司经营多元化，投资风险分散化。RBC监管要求根据公司准备金充足率调整行业准备金不利进展因子，如果公司赔款准备金低估，则历史准备金充足率降低，风险系数提高，同时配套各种完备的准备金规定，限制公司低估准备金;通过公司近三年赔付率调整，限制公司定价不足;对于扩张过快公司的超额增长部分加以准备金和定价成长风险惩罚，引导公司健康稳健的成长。上述诸多优点正逐渐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并受到青睐。风险导向型监管模式不仅是国际潮流之所趋，更是从监管角度解决目前我国非寿险公司面临问题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Dingell，FailedPromises：InsuranceCompanyInsolvencies，Febru-ary1990.

[2]谢志刚，周晶晗.非寿险业务准备金评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张伟．保险公司IBNR准备金财务规定的实证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5，(5).

[4]占梦雅.中国非寿险业法定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合理性分析与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3).

[5]赵宇龙，王证.我国非寿险业务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改进[J].保险研究，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