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老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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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和边燕杰的“强关系”概念的启发，借助于韦伯的理想类型法，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弱网”和“强网”。前者是指由弱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后者是指由强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从强度、多元性和互换性对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进行了分析后可以得出结论如下：当前我国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属于强网的范畴，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是农民养老改革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社会保障，强网，弱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议》指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36%，超过城镇6.29%的水平。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将达17.39%(城镇为13.1%)。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家庭规模的下降和家庭养老功能的衰弱，农民养老问题将日益突出。从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角度来看，农民养老问题不仅是衡量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而且也是能否实现阶层和谐和社会结构合理化、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如何构建合理的农村养老模式，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研究背景

社会网络分析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以及统计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或“视角”，它已经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艾莫白等(EmirbayerandGoodwin)学者指出，如果说1940年代是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分水岭(定量和定性)，那么网络分析就是另外一个分水岭。如果社会学理论总停留在大型理论阶段，则实证工作很难衔接，必须由大型理论到中层理论，再发展到可验证的、指定清楚的因果模型(causalmodel)，环环相扣。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看作是对帕森斯所构建的宏大社会理论的一种回应，它在宏大理论和微观理论(如经验研究)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成为中层理论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和典范。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网络这一概念从各自的学科定位和知识范畴进行了界定，形成了一种众说纷纭的局面。如戴维·波普诺认为，社会网络是指个人之间的复杂的联系网。米切尔·达弗尔姆认为社会网络是“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其整体结构可以称之为该群体中个人的社会行为”。霍寨平认为社会网络是一定范围内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刘军认为，“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行动者(socialactor)及其间的关系的集合。相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最后一种界定，因为前三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其实，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任何一个社会单位或者社会实体均可以成为其分析的对象。例如，行动者可以是个体、公司或者集体性的社会单位，也可以是一个教研室、系、学院、学校，更可以是一个村落、组织、社区、城市、国家等。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正如经济行为“嵌入”(embeded)社会结构中一样，网络中的一个成员的行动也是“嵌入”网络之中的，因为它体现于与他人的互动之中。因此，社会网络理论不仅可以避免古典经济学关于原子化个人的概念陷阱，而且也可以避免把技术、所有权结构或文化视为经济事件的排他性解释的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的要点在于，不管从何种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现象，都必须仔细考虑经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限定着经济行为)以及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具体互动。

综观以上种种对社会网络的界定，笔者认为，不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社会网络分析核心在于，从“关系”的角度人手来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格兰诺维特将“关系”定义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关系力量(strengthoftheties)”的概念。在他看来，“关系”可以分为强关系(strongties)和弱关系(weakties)两种，而它们在传递信息、沟通人群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其所获得和传递的信息往往是异质性的，且分布范围较广，所以弱关系主要用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纽带联系，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Bridge)”。在格兰诺维特之前，弱关系的力量一直受到忽视。到1973年，他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弱关系才受到了重视。他在研究市场经济中的就业过程时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个人网络找工作时，他们更经常或有效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得到相匹配的工作。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是弱关系假设的一种扩充和延伸。与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的主张不同，边燕杰根据中国天津的千户调查提出了一种新的强关系假设。在所有被调查的948个样本中大约有45%的人找过关系。其中43.2%的帮助者是被调查者的亲属，17.8%的是朋友，39%的是熟人。边燕杰认为这样就证明了强关系较之于弱关系更能找到工作。李培林对济南市进城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进城寻找工作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是通过“强关系”，即就业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亲属和朋友，两者合计占到了80.9%；通过老乡或亲戚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占到了75.13%。综上所述，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弱关系”和“强关系”的研究很多，但主要是局限于找工作的社会支持网络，很少有超越这一界限而去研究其他领域的。

受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和边燕杰的“强关系”的启发，借助于韦伯的理想类型法，笔者认为，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弱网”和“强网”。前者是指由弱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由于这种网络中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且这些上层成员的数量要少于下层成员，因此这一个个的上层成员实际上成为各个网络中的核心，围绕其周围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成员。具体表现为几代人之间养老育幼纵向的代际社会支持，其中老人处于核心地位，子女处于边缘地位。这是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特征。后者是指由强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所有的支持都发生在一个平面上，所有的支持者均只是该平面上的一个点，类似于市场中的一个个的经济主体，这些点在平面上相互支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支持网络，不存在核心与边缘的问题。这是社会养老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内容上来看，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经济支持网络、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其中经济支持网络是最重要的，但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等因素的影响，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也日益呈现出不可替代之势。本文着重探讨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网络。

二、研究设计

(一)假设的提出。

目前中国农村的三种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包括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农民自我养老是指老年人自己供养自己的一种养老方式，是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发展而促生的，是与传统的家庭养老伦理和文化格格不入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养老方式开始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农民家庭养老实际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一种代际经济支持网络。我们在考察人类养老历史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社会形态或哪种社会制度的养老模式，其实质都是通过代际经济交换来实现的。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实质上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供养、互相支持，就是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交换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幼年时受父母抚养，成年时抚养子女、赡养父母，年老时被子女赡养。除此以外，邻里和亲属在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实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农民家庭养老是基于以血缘(子女和亲属)和地缘(邻里等)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代际经济支持网络。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家庭养老主体和资源的经济支持网络正在突破家庭的界限，家庭养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农村社会养老正是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是解决家庭养老危机的一剂良方。社会养老是基于业缘关系(村集体和政府等)为纽带的一种代际经济支持网络。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提出了以下五个假设：

假设一：家庭结构越小，农民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反之，则越倾向于家庭养老。

假设二：年龄越大，农民越倾向于家庭养老；反之，则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

假设三：年收入越多，农民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反之，则越倾向于家庭养老。

假设四：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农民的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意愿成正比，与农民的家庭养老意愿成反比。

假设五：农民养老资源的供需之间的关系是同质性的，这种同质性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强网的范畴。

(二)概念的界定。

弱关系、强关系、弱网和强网是本文的四个核心概念。弱关系是指当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中异质性的关系，也就是业缘(村集体、政府等)关系。强关系是指当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中同质性的关系，也就是血缘(子女、亲属等)和地缘(邻里等)关系等。弱网是指由弱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强网是指由强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弱网是指由异质性的关系，在当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中，即是由业缘(村集体、政府等)关系所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而强网则是指由同质性的关系，在当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中，即是由血缘(子女、亲属等)和地缘(邻里等)关系所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

(三)抽样与样本资料。

洞口县位于湘中偏西南，雪峰山东麓，郝水中游。总面积2199.38平方公里，约占湖南省总面积的1.04%。全县680926人。洞口乡位于县城东北部，辖金武、茅铺、湾塘、天井、报木、袁蓬、双联、华南、平梅、平栋10个村。总面积52655亩。全乡3746户，14300人。从调查的方便性和资金不足的角度出发，笔者选择了自己的家乡洞口县，于2006年暑假对洞口县洞口乡的5个村进行了抽样调查。首先从所有的10个村中随机抽取5个村(金武、茅铺、天井、双联、华南)，然后再从这5个村中每个村随机抽取60个村民(18岁以上)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88份，有效回收率为96%。

样本结构如下：1.性别：男，132人，占45.8%；女，156人，占54.2%。2.年龄：年轻人，68人，占23.6%；中年人，106人，占36.8%；老年人，114人，占39.6%。3.文化程度：从未上过学，38人，占13.2%；小学，122人，占42.4%；初中，70人，占24.3%；高中(中专、职高)44人，占15.3%；大专及以上14人，占4.9%。4.家庭结构：单身家庭，26个，占9.0%；核心家庭，192个，占66.7%；主干家庭，68个，占23.6%；联合家庭，2个，占0.7%。5.家庭年收入：1000元以下，8户，占2.8%；1000元-4999元，106户，占36.8%；5000元-9999元，92户，占31.9%；10000元以上，82户，占28.5%。(参见表1)

三、结果分析

(一)年龄和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民养老意愿的显著因素。

笔者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为自变量，分别以农民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意愿为因变量建立了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以期找出上述各个自变量对农民养老意愿的影响。从统计结果来看，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与农民家庭养老无显著关系(P值均大于0.05)。但从回归系数(B值)来看，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与农民的家庭养老意愿呈负相关，其中婚姻状况和家庭结构更为显著。除家庭结构与农民自我养老意愿有显著关系(P=0.047)，并且是强正相关(B=.859)。其余的各个自变量与农民自我养老意愿均无显著关系。但从回归系数(B值)来看，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数与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呈负相关，但都不显著。除年龄与农民社会养老意愿有显著关系(P=0.043)，并且是强负相关(B=-.759)外，其余的各个自变量与农民社会养老意愿均无显著关系。但从回归系数(B值)来看，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与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呈负相关。(参见表2)

(二)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

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是指构成该网的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一般认为，亲戚、朋友或邻居象征着紧密的社会网络，而熟人等则表示松散的社会网络。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农民养老开支的来源中，选择“子女供给”(79.9%)最多，其次依次为“父母自己劳动所得”(56.9%)、“其他”(3.5%)、“亲属或邻居支持”(2.8%)、“养老保险金”(1.4%)，而选择“村集体供给”(0%)最少(参见表3)。其中，“父母自己劳动所得”(自我养老)、“子女供给”和“亲属或邻居支持”是紧密性的关系，属于强关系的范畴。“养老保险金”、“村集体供给”和“其他”是松散性的关系，属于弱关系的范畴。由此可见，目前农民的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处于主导地位，是一种明显的强网。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养老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是一种明显的弱网。

(三)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

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是指该网中成员之间关系的异质程度。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种类越多，则这个网络的多元性较高，亦即异质性较高。从统计结果来看，农民获得转移性收入的情况中，获得转移性收入的农民只占13.2%，其余86.8%的没有获得转移性收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这些获得转移性收入的农民中，“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或带回的收入”占68.4%，“城市亲友赠送”占21.1%，两者之和为89.5%。而“离退休金、养老金收入”仅占10.5%(参见表4和表5)。另外，在农民目前主要的养老方式中，选择“家庭养老”占52.1%，选择“自我养老”占47.9%，选择“社会养老”的为0%(参见表6)(当然，在我们的调查中有4个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由于每年只能领取135元的养老金，他们主要还是靠家庭养老)。首先，农民获取养老资源的途径比较单一，仅限于同质性的以血缘(子女和亲属等)和地缘(邻居)关系经济支持网络。其次，虽然有一部分农民(如在调查中有13.2%的农民)获得了转移性收入，但其中“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或带回的收入”和“城市亲友赠送”所占的比重达到89.5%，“离退休金、养老金收入”只有10.5%，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同质性的网络特性。最后，从农民目前选择的主要的养老方式中，100%的农民选择了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而没有人选择社会养老。由此可见，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网络仍然主要是以同质性的结构为主，远未达到多元性的要求。换句话说，农民养老属于强网的范畴。

(四)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互换性。

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互换性是指该网的成员之间互换对称的程度。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实质上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供养、互相支持，就是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交换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幼年时受父母抚养，成年时抚养子女、赡养父母，年老时被子女赡养。根据布劳的互惠原则，父母年老时之所以能够被子女赡养是因为“人们之间交换报酬越多，越可能产生互惠的义务并以此来支配以后人们的交换”。—般而言，人们所期望的养老报酬是与其成年时抚养子女、赡养父母所支付的养老义务成正比的。一个人支付的养老义务越多，他得到的养老报酬也就越多。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的家庭养老正在突破儒家的“孝道”文化和“家”的观念的界限，社会养老开始占据一席之地且有欣欣向荣之势。笔者认为，农民养老实质上是代际公平的社会交换。在农民养老保险经济中，既表现为同代人之间互通有无的横向社会交换，也表现为几代人之间养老育幼纵向的代际社会交换。

从统计结果来看，中年人(52.8%)和老年人(52.6%)的家庭养老意愿明显高于青年人(32.4%)。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意愿差别不大，其中，老年人稍微明显一点。年轻人的社会养老意愿最强(35.3%)，其次是中年人(17.0%)，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意愿最弱(10.5%)。年轻人的社会养老意愿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两倍还多。(参见表7)由于青年人的家庭养老意愿明显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更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因此，老年人和中年人预期的养老收益与年轻人的养老意愿发生了断裂，形成了一条明显的“代沟”。或者说，不同年龄的群体之间的养老资源与机会的互换对称的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原来不同年龄的群体之间的互换对称性(子女—父母)向目前的不对称性转变。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养老模式(至少是在养老意愿上)开始呈现出多样性趋势。国内外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养老由于突破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局限性(如同质性强、互剂性差等)，其成员之间获取养老资源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

总之，从目前不同年龄的农民的养老意愿来看，他们选择互换对称性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的比例远远高于选择互换不对称性的养老模式(社会养老)。

四、结论与讨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农民的家庭养老意愿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与农民的家庭养老意愿均无显著关系。在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方面，家庭结构与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有显著关系(P=0.047)，从回归系数(B=.859)来看，农民的家庭结构越大，就越倾向于自我养老。换句话说，即联合家庭中的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最高，然后依次是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这与理论界以往的结论刚好相反。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家庭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社会养老意愿的增强。而其余的因变量均与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无显著关系。在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方面，年龄与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有显著关系(P=0.043)，从回归系数(B=-.759)来看，农民的年龄与其社会养老意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农民的年龄越小，就越倾向于社会养老。在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方面，从强度、多元性和互换性的角度来看，农民的养老资源的供需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强关系性质，是一种典型的强网。至此，假设一、假设三和假设四被证伪，而假设二和假设五被证实。

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家庭结构与农民养老意愿的关系。一般认为，农民的家庭结构越大(如我国传统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就越倾向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但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得出的结论刚好与之相反。本文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地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二)农村养老模式的变化趋势。目前学界对当前中国农村的养老模式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即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但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至于它们谁消谁长，以什么样的方式消长，在多大程度上消长等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中的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从内容上来看，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包括经济支持网络、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本文仅对其中的经济支持网络进行了分析，而没有对其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发展，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在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将日益提高。因此，如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它们进行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五、几点建议

养老保险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保险，互济性是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这种互济性不仅强调同质性的养老的社会网络(如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更重要的是强调异质性的养老的社会网络(如社会养老)。而目前我国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其所具有的强度不够、结构单一(多元性不足)和互换性的缺位等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保险互济性的有效发挥。从国际经验来看，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是农民养老改革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正确认识农民养老的网络结构，在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的同时，努力构建一个合理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对解决目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进一步加强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

上文中，笔者将中国目前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界定为以同质性的关系(如血缘和地缘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强网的范畴。因此，如何实现从同质性的关系(强关系)向异质性的关系(弱关系)或者说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是进一步加强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加强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呢?笔者认为，目前主要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想方设法释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他们离开以同质性的关系(如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特征的农村社区，尽快加入到以异质性的关系(如业缘和趣缘关系)为特征的城市社区，以实现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其次是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实现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二)有效地促进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

上文中，笔者主要是从经济支持网络的角度对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进行探讨的。同样地，经济支持也是有效地促进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基金筹集原则进行基金积累的。表面上，这种基金筹集原则兼顾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面的因素，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实际上，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践来看，由于绝大多数的集体经济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扶持往往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设计者初衷中“三条腿走路”的格局蜕变成了“一条腿走路”的格局，也即上文提到的单一性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正是由于这种蜕变或者说村集体和国家职能的缺失，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实践的失败。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目前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讨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是“如何有效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只有从社会网络的多元性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际，合理地确定一个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养老费用的分担机制，即以“三条腿走路”的方式有效地促进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的形成。

(三)努力实现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互换性。

从上文的有关论述中，笔者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构建一个合理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和保证。因为互济性是养老保险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而要实现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互换性是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具体而言，就是国家和社会要想方设法使中国目前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和转变。只有社会养老才能实现农民养老资源在更广泛和有效的范围内进行调剂，从而突破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只局限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调剂的界限，充分发挥各种养老主体和养老资源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推动新型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