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转变下保险发展

导语：人口结构转变下保险发展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问题提出与范围界定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由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过渡到了第三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经济社会变化在人口领域的反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可以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窥探出经济社会结构的状况。而经济社会发展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要素的保险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在寿险领域，人口结构变化和寿险发展更是具有直接联系。所以，人口结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保险发展如何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现实与趋势，不仅关涉到保险发展的前景，也涉及到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实现。基于此，厘清人口结构与保险发展的关系，分析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现实与趋势，为我国保险发展建言献策，无疑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作为概念而言，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保险发展，不同的划分标准，内涵不同。另外，不同的具体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对相关概念进行范围界定十分必要。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通常按人口生物学、人口社会学特征和人口居住地域状况将人口结构划分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人口自然结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语言结构、宗教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人口地域结构主要有人口的自然地理结构、人口的行政区域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和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来看，语言结构、宗教结构等的作用非常微小，没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但是仅从职业、部门等结构中仍然难以全面了解人们的经济状况，难以直接地从这些结构中分析出其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所以，这里主要分析对保险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相关人口结构，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行政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为便于说明，仍按原分类进行归类分析。根据提供保险的目的不同，保险可以分为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是以赢利为目的，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保险双方自愿建立经济契约关系，通过市场实施，当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予被保险人补偿的一种保险制度，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政策性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政策性保险包括社会政策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两大类型，狭义的政策性保险指经济政策保险，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存款保险等，经济政策保险属于财产保险范畴。社会政策保险不按商业模式操作，不受《保险法》的调整和约束①，其发展情况不受现行保险经营和监管的影响，因而对保险的研究无实质影响和实际意义。经济政策保险虽然有财政上的补助，且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操作模式与商业保险区别不大，且保险公司符合条件的仍可以经营经济政策保险。因而本文的保险包含商业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主要是商业保险。

二、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源于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领域及其广度，决定了保险市场的领域与广度。分析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就是分析不同人口结构面临风险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保险的需求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不同保险产品的市场规模，同时，催生新的保险产品诞生。下面，我们按通常的人口结构分类对其进行分析。

1．人口自然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根据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在得益条件下，男性比女性偏好风险;在损失条件下，女性比男性偏好风险。女性为了避免损失更愿意冒风险，男性为了获得确定利益更愿意冒风险(何贵兵等，2002)。保险主要功能是对损失的弥补而非利益的获取，从这个意义上，女性对保险的需求强于男性。在现实中，女性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都比男性高，但是女性退休早，且有生育耽误，导致社会整体上出现就业的男性偏好，使得平均而言女性经济状况弱于男性，导致女性对未来的不安感高于男性，客观上也使得保险需求上女性强于男性。另外，根据《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②显示，女性在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小于男性，女性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也小于男性，女性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低于男性。男女生理差异和生活习惯差异会导致患特定重大疾病机率的差异，自然影响到特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费率和投保率的差异。寿命差异使得不同的寿险品种和商业养老保险预期回报率也出现男女差异，直接影响到寿险多个险种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率和销售。根据大数定理，如果性别差异明显，那么潜在的保险需求差异将凸显出来。从年龄结构看，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效果。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这样的结构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称为“人口红利”(UNFPA，1998)。“人口红利”从理论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如果利用得当，将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比重偏小，两头比重偏大，表明社会的抚养负担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③，经济发展后续力量不足，将导致经济发展趋缓。如前所说，经济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必须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变化。另外，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则老龄化④问题严重，老龄化不仅迟滞经济发展，还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比例而对保险发展产生作用(孙秀清，2004)。在商业养老保险和人寿保险方面，人口年龄状况更是具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如果老年抚养比高，对储蓄类保险产品需求增加，对纯粹死亡类保险产品的需求将会更少(郭金龙等，2005)。另外，根据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率与人身保险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张连增等，2011)。

2．人口社会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从理性上分析的人们的保险需求和现实中实现的保险需求并不一致，就是说人们有保险需求，但是人们不一定购买保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保险的认识并非完全理性。很多人对保险产品的排斥不在于其不需要保险产品，而在于其对自身需求和对相关保险产品的非科学性的判断和认识。文化教育水平高低无疑影响着人们对自身保险需求和相关保险产品的认识，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人们把理性分析的保险需求转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从而助推保险业的发展。在经济状况方面，事实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收入水平又是影响人们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无疑还会提升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提升文化教育本身方面，提升文化教育无疑延长了自身被抚养的时间，增加了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而且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未来收入预期，会促进本人对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郭金龙等，2005)。另外，在一个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各种教育机构层出不穷，教育风险增大，教育本身也成为保险的对象，为教育保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婚姻家庭结构方面，现阶段，我国保险需求更多的还是靠城市家庭推动，城市家庭的数量和状况将影响到保险市场的规模和保险产品的种类。就风险承受力而言，不同类型的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不同，大家庭优于小型家庭，小型家庭优于单身家庭。如果家庭趋于小型化，由于个体家庭遭遇风险的因素加大，将扩大家庭的保险需求，社会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小型化趋势而扩大。对于单身家庭而言，相对的个体封闭会使得其具有某些相对特殊的保险需求，单身家庭的增多将影响家庭保险产品的种类发生变化，刺激新的保险产品的开发。家庭的稳定状况也将影响相关保险产品的市场，人们对婚姻稳定性的渴望将促使相关的婚姻保险产品的需求。另外，由于现代社会风险的增加，独生子女的安全和抚养已成家庭的重要问题，一般的家庭在抚养和照顾孩子方面皆愿意做出最大的付出，与孩子有关的保险产品市场前景可观。可以说，家庭变化的方方面面都对保险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3．人口地域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在中国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很多经济发展政策是以行政区划为界，不同的行政区域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具体政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现实和常态。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导致不同的保险发展水平，这是其一。其二，不同区域的政策不同，特别是对保险发展的政策差异也是影响区域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是现实与常态，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人口状况，人口状况的差异对潜在的保险市场规模，特别是寿险市场规模有着直接的影响。人口城乡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人口对保险的观念差异;二是人口聚集程度对保险网点布局的影响;三是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导致的保险整体需求上升。这里无意贬低农村人口的素质，但是，从对保险的认识上看，整体上城市人口对保险的认识远远强于农村人口，这不仅和城市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相关，也与城市生活环境风险系数高于农村相关。无疑，城市人口的多少影响着保险市场的规模。另外，农村人口居住地常常处于分散状况，而保险网点通常布局在一定的人口聚集区，人口太过分散，布局保险网点的成本将提高，而保险网点的布局情况又直接和当地保险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布局相应的保险网点，才便于把当地理性分析的保险需要变成现实的保险业绩。城乡结构的另一影响在于，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将成为常态，而人口流动自然带来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同时，人口流动也会让流动人口的保险意识增强。所以，从人口生活于农村的静态看和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动态看，保险需求差异巨大。

三、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现状与趋势

如前所说，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多个方面。下面我们按类别进行分析。

1．人口自然结构表1显示，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0～19岁人口中男性远远高于女性，而65岁以上人口中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特别是70岁以上人口，随着年龄的提高，女性比例越来越大。表2反映了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同时，少儿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表明未来我国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不足①和老龄化严重的问题。根据学者的预测(图1，王金营等，2011)，未来三十多年，我国少儿人口变化不大，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变化呈明显的相反趋势。从上面的资料可以得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趋势，但是从抚养负担的角度，未来二十年我国的总体抚养负担还属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抚养负担，之后，人口负担的压力逐步增大。从性别比来看，我国未来的婚姻挤压现象将更加严重。“在今后二十年里，比例会明显提高，很可能会从现在的1．05增加到1．1，偏远地区可能比例更高。青壮年劳动力二十年里将从现在的42．6%下降到31．3%左右(高圣国，2011)。”性别失衡(出生性别男多女少和老年性别女多男少)、老龄化、婚姻挤压、劳动年龄人口短缺，将成为我国未来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趋势。基于这种趋势，未来家庭模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也必将发生一定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市场的发展。

2．人口社会结构一方面，如前所说，人口性别失衡客观上将造成婚姻挤压现象，大量单身男性无法找到伴侣，同时，对婚姻观念的认识差异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也使得一部分人，特别是“三高女性”(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主观上难以步入婚姻殿堂，社会上单身家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价值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和人们交往面的扩大，婚姻风险增加，“闪婚闪离”已成司空见惯。据婚姻登记部门统计，2009年全国共有230．5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北京有25872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其中五分之一的婚姻维持不到3年，三分之一婚姻维持不到5年(博文，2010)。婚姻问题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一大社会问题。另外，家庭小型化和独生子女现象也不容忽视。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家庭户均人口呈下降趋势，2000年“五普”显示为3．44人，2005年人口抽样数据显示为3．13人，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为3．10人。户均人口逐年下降反映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如前所说，小型家庭与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完全不同，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继续小型化而增加。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给家庭的最大变化，在城市，大多数“80后”人口都是独生子女。在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家庭还将处于独生子女和少子女状况，如前所说，这种状况将为与孩子相关保险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提供广阔市场。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的发展十分明显，图2①显示了五年来中国中等以上教育的发展现状，表3显示了十年来中国整体教育发展情况。图2、表3显示:近年来中国各级学校的招生人数数量庞大，特别是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逐年上升，表明中国的中、高等教育已经向普及化方向迈进。从每十万人中的受教育情况来看，十年来，文盲率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加。这种趋势还将持续，未来中国人口教育结构将逐步趋向优化。文化教育素质提升必将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源，同时提升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保险发展的大环境将趋于优化。

3．人口地域结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各地在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巨大差异。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①，广东、山东等地的人口是西藏、宁夏等地人口的几十倍，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6省常住人口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33．25%。人均GDP方面，上海、北京、天津超过7万元，江苏、浙江超过5万元，而贵州、甘肃、云南、西藏等地才1万多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各地的人口年龄结构等也不一样，西藏等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老龄化比例不高，而四川、北京、上海等地则老龄化比例偏高。人口数量和经济状况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是决定一个地区保险市场容量的重要参数，各地人口结构状况是各地不同保险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行政区域结构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出现明显变化，保险发展必须考虑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差异。人口地域结构另一变化是中国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图3，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绘制)。城市化过程是产业结构优化、要素配置优化、集聚发展的过程。以2008年数据为基准预测点，可以估算出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带动最终消费新增加2160亿元。到2015年，全国人口的54%将居住在城市(陈玉和等，2010)。可以预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带动的消费将持续增加，保险需求和购买能力将增加。同时，中国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产业风险将发生改变，保险市场必须应对这样的变化。另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的是人口流动现象。根据“六普”资料，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六普”公报，2010)。人口流动将成常态，人口流动带来保险风险的增加和保险意识的增强，保险需求将扩大。四、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下的保险发展对策不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影响虽然有区别，但是也有联系，有些影响是具体的、个别性的，有些影响是共同的、综合性的、甚至交叉的。

因而除了根据三类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提出对策外，也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1．应对人口自然结构转变的对策从性别比失衡来讲，单身家庭增多不可避免，由于一切靠自己，单身人士对自身的健康问题和将来的养老问题具有本能的关注。性别比失衡原因之一是“养儿防老”观念，在“养儿防老”观念还难根除的现实下，女孩家庭父母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同样具有本能的担忧。从老龄化的影响来讲，未来抚养负担的加重将让现在的年轻人担心未来自己的生活状况，同样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有所担忧。而社会保险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基本保障，难以满足人们期望老年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商业保险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作为社会保险重要补充功能的商业保险，成为了转嫁老龄风险的第三个有效途径(张连增等，2011)。各保险公司应从长远谋划的角度，分析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分析单身人士、女孩家庭父母和一般年轻人不同的担忧，推出适应不同人士需要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应对市场所需。从老龄化的现实来看，由于老年人具有特殊的需求，如何应对未来老年人特殊需求这个广阔市场，需要各保险公司针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推出相应的老年关爱型保险产品，这方面目前还比较薄弱。从男女预期寿命来看，平均寿命差异对寿险市场有重要影响。一是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会降低对纯粹死亡保险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男女寿命差异，女性对生存保险的潜在需强于男性，男性对死亡保险的潜在需求强于女性。老年人中女性比例明显偏高，生存保险市场前景光明。目前生存保险囿于道德因素等，主要集中于一些消费型的重疾险和意外残疾型，保险公司可以尝试开发新的产品。

2．应对人口社会结构转变的对策婚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为“爱情保险”提供了广阔市场，“爱情保险”产品曾陆续出现，比如“红玫瑰”、“世纪同祥”、“百年好合”、“爱家之约”等产品。这里的“爱情保险”并不一定能保障爱情，但是由于通常是男方给女方购买，受益人为女性，保障了离婚后女方能获取一定的利益。在“闪婚闪离”常见的今天，“爱情保险”不仅对婚姻寄予了一种美好期待，同时可以让女方心理感觉一丝温暖。保险公司应抓住新时代青年人追求浪漫同时冀望稳定的心态，做大“爱情保险”这一市场。对于家庭内部来说，独生子女和少子女时代，孩子是家庭的重心。虽然学校有各种保险，但是重大疾病和教育仍然是家庭担忧的问题，所以针对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和教育保险仍有广阔的市场。另外，小型家庭和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和面临风险的种类等也不同，保险公司应该重点研究家庭小型化带来的保险需求变化，从而制定出对策，开发相应的产品。针对教育结构而言，教育文化素养的提高为保险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各保险公司应采取主动出击，利用教育结构改变的有利条件完成人们保险意识的提升和发掘人们的保险需求，适时推出教育培训风险保障、教育期意外保障等有关保险产品。在提升保险意识方面，教育从娃娃抓起，保险至少要从大学生抓起。可以定期到各高校进行保险宣传，一来提升未来社会主力人群的保险意识，二来培养潜在的保险人才。同时，保险进社区也是今后保险宣传的方向，把普通百姓潜在的保险需求激发出来，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

3．应对人口地域结构转变的对策保险的发展离不开各地的人口和经济状况，从数据上看，以四川为例，2010年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占整个保险业保费收入的74．99%，在财产保险中，车险业务占比75．31%，①而机动车辆的车主以中年人居多，而购车能力显然和当地人口的经济收入相关，可以看出，人口和经济状况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极为明显。保险公司应分析各地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状况，分析各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测度出各地大致保险需求总量，确定不同地区差异化的保险发展战略，配备相应的保险资源，避免重点地区资源不足，非重点地区资源浪费。在这个过程中，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获取地方政府对保险发展的支持十分重要。为顺应城市化的发展，保险网点应迅速覆盖新的人口聚集地区。银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固然和银行本身功能有关，但是商业银行网点相对分布较广也是重要原因，目前保险公司和银行在网点布局上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是常见普通百姓主动上银行的门，而罕见普通百姓主动上保险公司的门，人们对保险和银行的认识也差之千里。既然保险从功能上讲应该为普通百姓所需，为什么保险公司不可以学习银行网点的布局经验，让客户由被动变主动呢?城市化的另一现象是人口流动。流动人口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意外伤害保障需求强烈，其生存现状决定了对医疗保证需求也很迫切。同时，养老保障方面，流动人口整体保障水平也较低。尽管如此，70%的流动人口不愿意为未来生活和未知风险购买保险保障，其中和商业保险机构主动提供配套服务意识不强，用工单位对用工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等不无关系(杨济时等，2010)。如何把庞大的流动人口的潜在保险需求变现，无疑需要各保险公司认真思考。变被动为主动，和政府沟通，和企业联系，让企业明白为员工提供一份他们所需的商业保险，价钱不多，但是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关爱，同时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爱心，从长远看，对企业发展利大于弊。保险人员不仅仅需要一定的推销技巧，更需要一定的讲解能力。把政府说通，把企业说通，和企业与政府合作，定期进企业，主动出击，必将为保险公司带来丰厚回报。另外，与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相伴随的乡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安全，外出之后家庭财产的安全，庄稼的安全等也是广大外出农民工的心病，“人口流动时代”农村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无论是风险概率、保险需求，还是保险产品类别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很多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这块业务，认为风险大，效益低。但是这毕竟是一块巨大的市场，如果保险公司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做出努力，必将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丰收。

4．综合应对措施建议除了上面提到的具体的应对措施外，保险公司应从宏观上把握住机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人口结构仍将有利于经济发展，保险大环境将更趋优越。但是“人口红利”终将过去，产业结构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转变，向满足养老服务和老年人需求的方向转移不可避免。产业转变必将带来财险内容与品种的改变，保险公司的发展必须适应国家宏观发展的变化。在教育提升的大背景下，未来我国的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将急剧增加，这将引起我国目前保险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我国的保险需求与发达国家的更为相似，即以中产阶层为主而非富人为主。保险公司应该开发专属这类人的保险产品。对中产阶级的保险市场占有率，将是未来保险公司的重要竞争方向。在未来，人们的需求将更趋个性化，分性别开发相应的保险产品是保险人性化发展的趋势。所以，建立不同类别人群的数据库显得十分重要。比如，可以和医疗研究机构等单位合作，建立男女不同年龄段重大疾病患病概率和疾病种类数据库，并据此开发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和制定不同的保险费率;和人口统计、民政等部门合作，建立不同年龄段人口状况数据库;和高校等教育机构合作，建立保险人才后备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将为分析保险市场需求和吸纳保险人才等提供重要的信息参考，避免保险发展的盲目性。由于单个保险公司能力有限，同时相关数据对每个保险公司都适用，建议由保险行业协会或者委托个别大型保险公司完成这一工作。

在保险业适应国家人口和经济转型而保险产品陆续推出，营销模式和经营理念发生改变的过程中，还需要防止的是急功近利。当保险产品在追求个性化的时候，服务质量和保险信誉尤为重要(赵文龙，2011)。如果推出“伪劣产品”，消费者信心丧失，那将是得不偿失。为此，树立“消费者利益就是保险公司利益”的观念，无疑将是各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需要引起重视的。总之，人口结构变化为中国保险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保险业应对之做出合理的反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促进保险业健康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