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强制保险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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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自愿保险相比，强制保险具有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高度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以及受公私法共同调整等特性。虽然许多学者对推行强制保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是由于强制保险具有分散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因此强制保险在世界各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之中。

关键词：强制保险；道德风险；质疑；正当性

强制保险又称法定保险，是指依照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投保人必须向保险人投保的保险。强制保险可以分为强制责任保险与强制无过失保险，前者如德国等欧盟国家、日本等立法例采之，后者主要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所采纳。[1]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因此，强制保险的适用条件存在着严格的限制。按照我国《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在我国现阶段，强制保险的险种主要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民用航空器地面第三人责任强制保险等。由此可见，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主要限制在那些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中。为了对强制保险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下文中，笔者将对强制保险的特质以及强制保险的正当性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一、强制保险之特质

与自愿保险相比，强制保险具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

一般说来，保险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即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对于强制保险合同的订立而言，则完全背离了自愿原则。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投保人必须投保某个险种，保险人也必须开办相应的保险业务。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为例，其强制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强制投保。按照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条的规定，对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不得予以登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予以检验。由此可见，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就无法取得驾驶牌照并不得上路行驶。

2.强制承保。保险监管机构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能拒绝承保或随意解除保险合同。例如，当投保人因故未能及时缴纳保险费时，保险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取滞纳金，但不能以投保人未及时缴纳保险费为由解除保险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由上述可知，强制保险合同的推行完全颠覆了作为近代私法三项基本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并直接与意思自治原则相违背。由此可见，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是强制保险合同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

（二）高度的公益性

如上文所述，强制保险合同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为何国家会在某些领域推行强制保险合同呢？归结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克服任意性商业保险合同的弊端。在任意性商业保险中，投保人是否购买保险合同，购买多大限额的保险合同完全由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能由于投保人没有购买保险或者购买保险的赔偿限额过低从而导致受害第三人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因此，为了实现对广大受害第三人的充分保护，国家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来强制投保人购买保险合同，从而切实有效的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强制保险合同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色彩。

（三）非营利性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强制保险具有高度的公益性色彩。因此，推行强制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借助保险人赔偿的保险金来弥补受害第三人的损失，以此来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各国通常是按照不盈不亏或者保本微利的原则来确定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从这种意义上讲，强制保险具有非营利性。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由于强制保险是国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要求投保人购买某种保险合同，并由保险监管机构批准某些保险公司从事该种业务，如果允许保险公司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该种保险产品，相对于那些未被批准从事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而言相当于变相的不正当竞争。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强制保险应当具有非营利性的特征。

（四）受公私法共同调整

公私法划分是法律最基本的分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类型的法律，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按照公私法划分的标准，保险合同的订立属于典型的私法领域，应当受保险私法的调整，实行契约自由原则。但是，强制保险的推行超越了公私法之间的那条鸿沟，通过对保险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更多的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因此，强制保险不再仅仅属于私法的调整范畴，而是同时受公私法共同调整。从这个角度分析，强制保险合同的订立义务并不仅仅是一种私法义务，同时也具有公法义务的性质。与之相对，法律对违反强制保险合同订立义务的制裁规范也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当相关主体违反强制保险合同订立义务的时候，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事责任，还包括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强制保险面临的质疑和挑战

长久以来，私有财产的保护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例如，学者们一直认为，“大凡反对私有财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懂得自由的首要要素为何”，[2]“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从而对于作为道德存在的人的自我表现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从洛克到诺齐克的政治哲学都将其奉为神圣。”[3]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学者对财产的重要性给予很高的评价，财产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在个人财产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之下，自由、民主、人权、社会秩序等基本价值的连续性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4]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强制保险的推行恰恰限制了当事人的订约自由，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要求投保人必须支付一定保险费来购买保险，似乎也有侵犯投保人财产权之嫌。基于上述原因，强制保险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也不断遭受非议，学者们针对强制保险提出的质疑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侵犯财产权

一直以来，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受到各国立法者的广泛关注，立法者们认识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个道理并不断通过立法来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与之相对，学者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之相关的论述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但是强制保险的推行，恰恰触动了私有财产保护的禁区。按照相关强制保险法规的规定，投保人必须出资购买某种保险，这样一来，原本投保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购买保险的权利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投保人应当承担购买某种保险的义务。事实上，为了购买强制保险，投保人必须按期支付一定的保险费，这就意味着，投保人的财产自由支配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其财产权也受到了侵犯。

（二）有图利保险公司之嫌

强制保险的推行，要求投保人必须向保险公司购买某种保险，原本应由投保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购买保险，现在却变成了投保人必须履行的强制性义务。最关键的是，该义务的履行结果必然会使得保险公司的业务增多和保费增加，因此，强制保险的推行是否存在着图利保险经营者之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三）有诱发道德风险之疑虑

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在投保后，减少对保险事故的预防措施，从而使损失发生的概率上升，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的同时降低了保险市场的效率。有学者认为，强制保险的推行可能会导致被保险人放松警惕，抱有侥幸或过分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或者扩大损失的程度并由此引发道德风险。因此，对推行强制保险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三、强制保险之正当性解析

虽然不少学者对推行强制保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强制保险制度的发展进程并未因上述质疑而有所停滞，相反，从世界各国强制保险的推行情况来看，强制保险制度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之中。例如，在德国，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类，职业责任强制保险。例如，《税务顾问法》第67条规定了税务顾问和税务人的强制职业责任保险，《审计师法》第54条规定了审计师强制职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联邦律师法》第51条规定了律师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联邦公证法》第19A条规定了公证人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类，产品责任强制保险。例如，《医用产品法》第20条规定了医用产品强制责任保险。第三类，事业责任强制保险。例如，《德国民法典》中规定了强制旅游责任保险，《货物运输法》第7A条规定了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此外，相关法律还规定了航空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油污染损害强制责任保险、核能源利用强制责任保险等。第四类，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例如，《保安服务业管理规定》第6条规定了保安雇员强制责任保险。第五类，特殊行为强制保险。例如，《联邦狩猎法》第17条规定了狩猎强制责任保险，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等。[5]在比利时，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也非常的广泛，法律对狩猎者、机动车、公立学校（火灾和民事责任）、公共场所（在公共建筑物发生火灾和爆炸时的民事责任）、有毒水体、核设施、航空器和油污染规定了强制保险。[6]

即使在我国台湾地区，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例如，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规定：消费场所之建筑物所有人、使用人应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其“建筑法”第77条规定：机械游乐设施经营者应依规定投保意外责任保险。“发展观光条例”第31条规定：观光旅馆业、旅行业在营业中，应依照规定投保意外责任保险。此外，其“石油管理法”、“海洋污染法”、“民用航空法”、“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煤气事业管理规则”均规定了意外责任强制保险。在特殊行业方面，“铁路法”、“大众捷运法”等都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在特殊职业方面，“会计法”、“公证法”、“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条例”等都规定了相关的强制责任保险。其他，诸如日本、韩国、英国、俄罗斯、南非、瑞士等国的相关立法在许多领域中也规定了强制保险。[5]由上述可知，目前在世界各国，强制保险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强制保险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此外，推行强制保险的正当性基础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而言，投保人是否投保、投保多大金额的责任保险、保险人是否承保等，完全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保人未能投保责任保险或者保险人拒绝承保，则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除了寄希望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资力之外，受害人没有其他的选择。此外，对于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保险人可以凭借其娴熟的保险从业经验约定各种抗辩事由，以对抗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索赔请求。由此可见，以自愿为基础的责任保险制度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责任保险保护受害人利益的政策目标。[7]对于强制保险而言，则可以避免自愿保险的上述弊端。一方面，按照强制保险法律法规的规定，投保人投保何种类型、多大金额的保险都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受害人可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这就避免了当被保险人缺乏赔偿资力的时候可能导致受害人一无所获的危险。另一方面，由于强制保险合同对保险人的抗辩事由做出了明确的限定，除非符合法律的明确规定，否则保险人不能拒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稳定社会秩序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吉凶祸福变幻莫测，社会个体的生老病死以及财产的毁损灭失等偶然事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发生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和重大事故的时候，如果受害人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偿，不仅会给受害人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推行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则当相关主体并未投保责任保险时，受害人无法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因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与之相对，实行强制保险之后，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保险人都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以减轻受害人家庭的经济负担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此时，强制保险的推行就具有了充分的正当性依据。

（三）对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时营利性的限制

如上文所述，强制保险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投保人负有购买保险的义务，这必然会使得保险公司的业务量和保费收入持续上升，由此也引发了人们的疑虑，即强制保险合同的推行是否有图利保险经营者之嫌？事实上，各国立法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制保险保护受害人以及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基本目标出发，各国通常是按照不盈不亏或者保本微利的原则来确定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由此可见，保险公司在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时应当以非营利性为基本原则，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推行强制保险的正当性。

（四）道德风险之预防

在保险实务中，道德风险的存在可能使得保险事故发生的频率和损失幅度骤增，造成保险人理赔成本的飞速上涨并损害危险共同体的利益。在强制保险中，为了预防上述道德风险，可以实行浮动保险费率，即将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与保险事故的发生频率挂钩。对于那些经常出险的被保险人，应当向其征收较高的保险费；对于那些很少出险的被保险人，则可以允许其享受较为优惠的保险费率，以此实现“奖优罚劣”并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此外，由于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突出强调对受害人的保护，因此，对于被保险人故意或恶意行为所引起的保险事故虽然在任意责任保险中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在强制保险中，保险人仍然要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为了预防道德风险，法律通常规定，保险人在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之后可以向故意实施侵害行为的被保险人追偿。

四、结语

强制保险理论认为，可以借助社会保险的基本原理，通过强制性规则的制定，把人类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纳入商业保险的运行轨道中，充分发挥保险分散风险和保障社会的功能，通过社会“合力”克服人类文明进程中无法避免的损失。[8]如上文所述，虽然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有侵犯财产权，图利保险公司以及诱发道德风险之嫌，但是为了分散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稳定社会秩序，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扩大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在我国，近年来，强制保险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多。例如，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定了民用航空器地面第三人责任强制保险。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规定了煤矿企业井下作业职工意外伤害强制保险。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了建筑施工企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了承运人责任强制保险。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职业强制保险。此外，我国现存的强制保险还包括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强制保险、船舶污染损害责任强制保险与沉船打捞责任强制保险等。由此可见，在我国现阶段，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并实现特定的社会公共政策，应当积极稳妥的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

参考文献：

[1]江朝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6.

[2]Acton，TheHistoryofFreedomp.297.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73.

[3]安东尼·奥格斯.财产权和经济活动自由.载[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宪政与权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54.

[4][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王献平译，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92-293.

[5]杨华柏.完善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思考[J].保险研究，2006，（10）.

[6]B.A.Koch，H.Koziol（Eds.），UnificationofTortLaw：StrictLiability，KluwerLawInternational.P.71（2002）.转引自刘锐.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重构[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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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锋、胡晓坷.强制责任保险研究[A].王保树.中国商法年刊[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