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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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存款保险制度是一国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储户利益、避免银行挤兑和防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系统梳理了有关存款保险制度合理性、运作绩效和定价模型等方面的国外重要研究成果并进行评述。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酝酿阶段，合理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经验，对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存款保险，市场纪律，期权定价

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保护存款安全和储户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安排，通过银行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在银行发生经营风险或者遭遇危机时为存款人提供补偿。它和银行业审慎监管以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共同构成一国金融安全网。根据是否制定明确的法律来保证这一制度的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分为隐性存款保险和显性存款保险。

早在1924年捷克斯洛伐克就曾建立过全国性的贷款和存款保险制度，但是由于缺乏标准化的规定，在1938年就停止了运作。而在大萧条之后，于1933年建立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被公认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存款保险制度。从20世纪6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选择这一制度作为保证国内银行业稳健经营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寄希望于以此降低银行经营失败等系统性风险。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对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成熟，结合实证研究的分析也日渐深入。

一、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始于对建立这一制度是否必要的争论，支持和反对的观点不断激发人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以Bryant(1980)、Diamond和Dibvig(1983)为代表的经典支持者认为，由于存款人的行为取决于对其他存款人行为的预期，而任何一个因素的出现都有可能改变预期。因此，挤兑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均衡，防止这种纯恐慌性的存款人挤兑的最优政策是存款保险制度。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太阳黑子理论”。Diamond和Dibvig(1983)的理论也成为日后研究存款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不仅如此，支持者们还对解决挤兑问题的几种方法，即最后贷款人、暂停支付与存款保险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存款保险具有其他两种方法无法替代的功能(Bhattacharya，Sudipto，ArnoudW.A.Boot，AnjanV.Thakor，1998)。

对存款保险的积极作用提出质疑的也大有人在。Allen和Gale(1998)指出，挤兑在许多时候可能来自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最优政策应该是通过最后贷款人机制对银行部门进行流动性支持。他们认为存款保险制度一点不比最后贷款人手段明显优越。在存款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存款人在监督银行方面的动力明显降低，而且，存款保险制度因为存在复杂的官僚及法律程序常常在支付存款赔偿时较为缓慢。而最后贷款人机制在这些方面更有效率，不仅能迅速操作以重建存款人信心，而且中央银行还可以使公众无法确知央行干预的程度，从而有助于加强某种市场约束。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绩效评价

存款保险的实践成效主要是依靠对该制度绩效的实证检验得到的，很多学者对此都进行过研究。以下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评述。

1.从宏观层面——金融稳定发展方面分析存款保险制度绩效

对此最有影响的是AsliDemirg.u—c—Kunt和EnricaDetragiache(2002)。他们利用61个国家1980～1997年的数据，运用多变量逻辑模型，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性质和银行系统性危机发生概率之间的关系、存款保险制度中的不同设计特征与银行监管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估计。主要结论如下：(1)从整体上看，存款保险与银行危机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为正，意味着存款保险增加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2)保险限额对银行体系脆弱性影响巨大。如果将保险限额降至瑞士的水平，则1993年肯尼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将从26.8%降至16.6%；1981年菲律宾发生危机的概率将从2l%降至3.8%(何光辉，2003)。(3)风险调整费率比统一费率更能降低银行过度冒险。(4)良好的制度监管环境在抑制存款保险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研究反映出，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和银行监管的不完善放大了存款保险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通过制度改进和加强银行监管来提高存款保险收益具有极大潜力。

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和分析。Jin—chuanDuan(1999)以美国银行在1975～1989年的数据建立模型研究银行利率风险暴露和存款保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美国银行在样本区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暴露了极大的利率风险，利率波动性的急剧增加对银行资本头寸构成了严重威胁。CharlesW.Calomiris(1999)指出，要求银行保持最小的次级债融资比例和限制政府对破产银行进行资本结构调整的方式应是更为有效的银行安全网。

RussellCooper和ThomasW.Ross(2002)扩展了DD(Diamond，Dybvig，1983)的中介机构模型以估计存款保险的成本和收益。结果发现：完全的存款保险并不必然带来最好的结果，存款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银行，银行也会过度进行风险投资项目。然而，对银行资本进行追加的要求有利于使之恢复最优配置。BrunoAmahle、Jcall—BernardChatelain和OlivierDeBandt(2002)着力从福利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研究银行体系，在考虑外生增长理论中迭代模型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存款保险在降低银行不稳定性、促进存款数量增加、增进福利增长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条件。

2.从微观层面——市场纪律的有效性分析存款保险制度绩效

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总是存在着两种相互制衡的市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就银行和存款人来说，有一种机制在激励银行采取不利于存款人利益的行动，也存在着另一种机制约束银行从事这种行为。这两种机制的均衡就是市场效率之所在。

所谓市场纪律(MarketDiscipline)，是指银行股东、存款人、其他债权人以及贷款者所采取的行动将会影响银行的经营活动，而银行的活动也会对这些群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约束就形成市场纪律。市场纪律这一机制将存款保险和以市场驱动的审慎的银行行为结合起来。事实上，存款人对银行行为的有效监管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Barajas，Steiner，2000；Birchter，Maechler，2002；Calomiris，Powell，2000；Mantripragada，1992)。第一，风险必须是存款人选择银行的重要考虑因素，第二，必须允许银行倒闭，以及存款人相应受到损失；第三，银行必须披露信息，同时存款人必须有渠道获取有关银行行为和资产平衡表的相关信息，他们可以据此进行分析；第四，由存款人施加给银行的约束必须足以影响银行的决定，但是并不是说强烈到引发破坏性的银行挤兑，第五，必须保证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健全的。GlennHoggarth、PatriciaJackson和ErlendNier(2005)侧重于研究银行安全网和市场纪律之间的关系。按照他们的结论，虽然毫无限制地对存款人进行保护看似降低了银行挤兑风险，但是付出的成本也不容忽视。无限制的存款保险计划致力于把整个经济同脆弱的银行体系相分离，但是实际上却导致银行体系更为脆弱，更容易发生银行危机。另外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有限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加强市场约束，从而比无限制的存款保险更能有效避免银行危机。这一结论与AsliDemirglu—c—Kunt和EnricaDetragiache(2002)的相似。MariaSoledadMartinezPeria和SergioL,Schmukler(2001)对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在1980～1990年间银行业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市场纪律的存在性。他们通过银行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存款人是否会以提取存款的方式来惩罚风险银行。结果发现：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存款保险制度下，市场纪律也同样存在，甚至存在于小的被保险的存款人中。GMM估计证实了这些结果在检验银行基础设施的潜在内生性时是显著的。类似地，AsliDemirgtu—c—Kunt和HarryHuizing(2004)使用描述存款保险制度设计特征的跨国银行数据库，研究不同的设计如何影响存款利率和市场纪律。

三、存款保险的技术问题——存款保险定价研究

存款保险费率的确定是这一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因此是研究存款保险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公正地为银行定价是不可能的(ChanGreenbaum，Thakor，1992)，但是恰当的定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保证公平性又有助于控制风险。对存款保险的定价基本上沿着两个分支进行：一是从理论上研究如何能够准确地为DIS定价；二是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定价的合理性。

1.对存款保险定价的理论研究

意外保险消极模型(ThePassiveCasualty—InsuranceModel)是传统意外保险模型在存款保险中的运用，是较早对存款保险定价进行研究的模型。该模型认为，投保银行由于客户挤兑所导致的银行流动性困难而对存款保险机构要求赔付的权利行使是外生变量，模型中的其他分析变量对这一风险没有控制或影响的途径和渠道，其实是将存款保险机构的功能视为承担意外事故的被动的商务活动。此外，该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是从保险统计的角度，而非制度风险控制角度来研究存款保险，而传统的意外保险与存款保险存在显著差异。在1980年代美国信贷储蓄协会危机中，美国存款保险体系几近破产，表明这一模型未能预示潜在的危机。此后，Merton(1977)基于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理论，认为可以将存款保险看作是银行资产的一份卖出期权，形成了日后DIS定价研究中最典范的模式。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从选择权的角度提供了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定价思想，还反映出投保银行资本充足率对保险费率的影响，这一结论在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定价中得到充分运用。但是其严格的理论假设和风险外生性的前提促使学者们对存款保险定价进行更为现实的思考。Min—TehYu(1999)应用GARCH模型为存款保险定价。使用GARCH模型定价的原因在于：一是这一模型的假设更加强调对金融时间序列建模的经济含义，二是当为可交易期权进行定价时，GARCH模型能够解释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所产生的系统性偏离。从理论上讲，GARCH期权定价模型是隐含资产的风险溢价的函数，这意味着期权价格一定是隐含资产的期望收益的函数。这一结论与BS公式存在很大差异。除期权定价模型之外，“预期损失定价”法是确定存款保险价格的又一常用方法，以银行贷款在一定概率下的预期损失作为计算存款保险费率的依据。

2.对定价合理性的实证检验

对存款保险定价合理性的检验大都通过对实行这一制度国家的费率和效果进行评估得到。如StevenA.Dennis和AhBoonSim(1996)对澳大利亚银行的研究发现：对存款保险费率的估计关键依靠的是测量银行资产市场价值和资产波动性的方法，这为与澳大利亚具有相似经济和金融条件的国家建立和改革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指导原则。SuntiTirap—at(2002)结合Black—Scholes模型研究了泰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费率计算。

综上所述，关于存款保险制度已有许多系统研究，但是其中的理论结论和实践经验都不具有惟一适用性，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差异决定了不可能以同样的原则来设计一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2003年开始酝酿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已经于2004年年底完成《存款保险条例》初稿，现正在向社会各方广泛征求意见。随着我国银行体系的市场化，建立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可能，这也正是本文探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