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文化论文范文10篇

论文提要：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传播面临伦理失范的困境。跨文化传播伦理机制的建构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最高追求。伦理，不仅是跨文化传播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跨文化传播得以运行的合理性基础。本着公平、自由、宽容的伦理理念，促进跨文化传播伦理机制的建构，无疑将奠定各国文化和谐局面的基石。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文化传播；伦理失范；伦理机制

一、引言一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

人类历史，从早期直至现今，是一种上升式的螺旋衍进模式，且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前进运动。不同文化群体的人相互交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以物质交换、旅行、战争、传教等形式，呈现了丰富多彩、或喜或悲的跨文化传播历史剧，诸如文化的认同、冲突、交融、成长、扭曲、衰败等。不久前，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被告知，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民族国家作为近代西方的一种建构…，曾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伴随着全球性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人民、理念、财货与服务的超越国界流通的持续增加，“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适宜于超社区的、国家统治管理的透明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主体日趋多元化，主体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文化间的彼此关系日趋复杂化。作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往活动”的跨文化传播要全面回应规范、调整文化关系的现实需要，就应当成为一个多向度的立体结构。为什么要在跨文化传播中引人伦理这一向度，其必要性何在?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满足于“存在即是合理”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哲学观，那么通过“透视”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的方式，将隐藏于跨文化传播之中的内在伦理属性以可视的方式展现出来，便成为一种必然的研究方向。

二、跨文化传播伦理机制建构的可能性

[摘要]和谐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企业文化本身不同层次之间的高度和谐、企业和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等的和谐相处。基于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要求以及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的需要，企业应构建一种新的和谐的文化,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诚信”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和谐企业文化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诚信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转换的影响，企业文化显得格外混乱，诸如信用水平低下、破坏生态平衡、劳工问题日益突出等，在此情况下，需要建设一种新的企业文化来积极引导各种思潮，整合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员工、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日趋多元化思想。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社会的一分子，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化时时刻刻对企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对企业文化提出了注重“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谐、合作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基于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要求以及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的需要，企业应构建一种新的和谐的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塑造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和谐企业文化的内涵及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文化的提出到现在，企业文化已经被学术界和管理者内化为管理思想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界和企业界对企业文化的界定林林总总，一般地说,企业文化就是一个企业的主流理念和主流行为方式的总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文化被介绍到我国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界、理论界人士开始注重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一股企业文化热潮，企业文化建设的和谐性问题也正在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理论界关于和谐企业文化的内涵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和谐的企业文化就是指以和谐思想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强调企业各个部分的有机结合、适度调整、和谐统一，使员工的需要和向往同组织的要求和目标统一起来,使企业得以和谐发展，企业管理者以人为本、企业员工“和谐敬业”,企业进入市场是“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企业与社会和谐相处。和谐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企业文化本身不同层次之间的高度和谐、企业发展的各项战略与企业文化之间应该互相适应和促进、企业和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企业内部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等的和谐相处。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和谐企业文化的构建是建设和谐企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证

摘要：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摘要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一、出版伦理执行现状

受市场特性、人情往来、政策疏漏、期刊评价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在对全球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实践活动进行审视后发现，出版过程中的伦理失范现象大有存在。1．作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如大段复制他人论文却未对引用内容加以参考标识，或是采用“高级”改写、“英翻中”“中改中”的稿件撰写行为;(2)重复发表。如一稿多投，或抽取自身学位论文中的骨干内容，形成小论文，或将自己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再次发表的行为。(3)伪造。如操控数据或图表，篡改研究结果，伪造基金项目与作者个人信息等。(4)不当署名。如请人，挂导师或业主姓名，研究成果质量与作者个数及学术水平不匹配，随意增减作者等。(5)隐瞒利益关系，如稿件作者就职于业主单位，负责修改与对接的通讯作者为设计、施工单位、厂家人员且未在文中署名，或来稿类似于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学术质量较低，此类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通常具有明显的利益关系且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2．审稿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隐瞒利益冲突。如审稿人出于利益关系，给与具有倾向性的审稿意见，造成审稿意见非中立。(2)审稿工作不到位。如审稿时敷衍了事，缺少全面系统或立足于学术角度的审稿意见，或将审稿工作转移至他人，且未进行后续跟进，造成审稿意见质量低下。(3)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将其据为己有。3．编辑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编辑过程中工作态度不严谨，未做到“有错必改、改必有据。(2)对于编辑的角色认知错误，存有高人一等的心理，在编辑过程无视作者的沟通需求或对作者提出不合理的强制性修改意见。(3)对于个别“特殊稿”降低质量要求。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其他作者、审稿人、读者的失责，更是对期刊品牌和我国学术影响力水平的抹黑。(4)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据为己有。4．出版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期刊定位失职。如在录用稿件时，对稿件政治倾向、涉密情况、学术水平把关不足或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未对来稿进行筛选剔除，以上行为不仅未完成学术期刊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责任，还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2)出版行为不规范，出版单位未落实三审三校和匿名送审的工作流程。(3)对出版物编校、印刷复制质量把控不严，严重浪费社会资源。(4)为提高期刊评等级，根据现有评价体系漏洞，采用特殊手段，主观性地“做数据”。(5)在出版物发行与营销过程中，采用不良营销手段强制性销售，诋毁、排挤其他刊物。(6)在版权贸易过程中，对作者或授权方提出不平等的强制性条款。以上出版伦理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活动正常、有序、健康地开展，因此，本文拟从出版伦理的研究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出版伦理的本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出版伦理建设方案进行研究，以求加快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建设的脚步，使其更好的满足本国及世界范围的发展需求。

二、出版伦理研究现状

1．国际范围。在欧美发达国家，对出版伦理的研究根植于传播和传媒伦理学。其传媒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约20年后，西方传媒伦理研究逐步进入繁荣期。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传媒伦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不仅有一批著名的传媒学、新闻传播学者及组织团体对传媒理论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的传媒理论教材和理论专著［1～3］，而且不少大学开设了传媒伦理相关课程，对相关学生进行专业的伦理教育。在亚洲范围，日本及韩国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表现得更为积极。从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出版学研究文献可看出，日本学者们对出版与出版业面临的伦理价值冲突有着深刻的认识与见解［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1997年英国的一个医学期刊编辑小组建立了一个关于出版伦理的组织，后发展成为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该组织旨在应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及出版规则的伦理事件，其主要目标是探讨和寻找处理这些问题的实用方法和良好对策，尝试制定科学出版伦理方面的规范指南，为编辑、出版商等出版伦理相关参与者提供行为和流程指导。该组织不仅向其成员单位提供认识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培训和帮助、远程教育课件，还定期和组织成员召开电话会议，为处理复杂案例提供咨询，并定期出版相关内容的电子刊物;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作为出版伦理失范事件的仲裁者［5］。该组织截止2015年11月，成员总数已经超过9000名，遍布全球，涉及所有学术领域。国际上几家大的出版集团，如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Francis，PalgraveMacmillan和WoltersKluwer等均为其会员。2．国内范围。自1990年以来，学术失范现象在中国逐渐显露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据此，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研究也应运而生。根据中国知网可查数据显示，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最早研究为1993年雷鸣撰写的《论市场经济与出版伦理》［6］，他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提出了商品作为出版物的内在属性须遵循出版伦理才能实现出版物商品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的理论。随后，相关关注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有关学术出版伦理的研究论文多达两三百篇，而《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大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媒体，自2000年至2014年也分别累计刊发了130余篇和200余篇相关的评论报道，并带动了全国其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7］。在出版伦理体系建设方面，谢文亮［8］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未得到重视，虽然中国科协•42•早在2007年就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约。在个人研究方面，胡虹霞对我国出版伦理的定义、研究现状、兴起原因、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出版伦理研究的推进方向。宋官龙［9］分析总结当下存在的作者违背出版伦理现象的类型，结合实例分析原因，并从行业管理和编辑过程的角度提出的应对措施。徐海丽［10］采用文献法与逻辑推理法，阐述国际新型学术不端案例及现状，分析了国际期刊及相关机构对学术不端的预防措施，并从编辑角度提出了建议。姚青群［11］提出数字化发展、行业体制改革、服务意识转变和社会转型等因素是导致当前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并从行业自律和他律等方面对如何解决出版伦理困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及建议。

三、出版伦理的内涵

统计国内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出版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辑人员识别失范现象和防范处理的应对方案上，这类研究或多或少的将出版伦理与学术不端划了等号，因此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难免呈现单调、片面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对于出版伦理还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因此，若单从字面理解，“出版伦理”可为“出版”与“伦理”的融合。即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各主体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出版伦理约束的主体应该是参与出版活动各环节的人员及团体，其约束的内容不仅包括行为原则，还应该包括道德规范，甚至是更高远的价值追求［12］。具体来说，对于主编，出版伦理主要涉及促使期刊完成承担社会责任并积极应对不良诱惑，其中包括明确办刊理念、办刊宗旨，积极开展的栏目策划、学术创新等活动等;对于编辑，主要涉及与作者围绕编辑出版工作进行双向沟通时应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守则，编辑过程中应严谨编校过程的编辑伦理;对于作者，主要涉及在学术论文创作过程中应持有原创观念并做好利益申明，自觉摒弃学术不端等行为，执行作品编著伦理;对于审读者，主要涉及在论文审理时应客观、公正，不掺杂个人情感和利益考量，准学术性至上，同时注重保证审稿质量。对于出版团体，主要涉及单位内部的印刷复制伦理、出版伦理、发行与营销伦理及版权贸易伦理。对于读者和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前出版工作参与者，还可能涉及到阅读伦理。

摘要：近30年来，港台的荀子研究方兴未艾，以对性恶论的不同理解区分道学论和文学论；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己突破并超越唯物唯心的二维思维模式，与人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而创新迭出。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学界更侧重于荀子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道德教化、应用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从而使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然而，现阶段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学界去克服。

关键词：港台；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摘要]关于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问题，在国内学术界一直是一个存在着各种不同看法的重要问题。近几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伦理学界对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关键词]经济活动互利原则伦理学

一、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的提出及意义

互利是一个伦理含义及其丰富的概念，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的伦理基石，它规定和制约着经济活动的伦理范畴，决定和影响着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具体道德规范，对中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互利是经济活动的本质要求，互利原则是集体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作用。大力倡导互利原则是我国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外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互利原则伦理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学者从20世纪末才开始关注互利原则这一问题，而且研究的层面也比较浅。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互利原则是指在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过程中，经营主体从交易中获得好处。伦理互利原则是指各经营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正当手段去追求自己合理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利益，使之均能受惠获益达到公正和谐，互促共进的目的。既如此，互利原则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原则是符合时展要求的，是解决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的理论，无疑，研究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研究互利原则有助于提高经济管理理论水平；从互利原则这一视角把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揭示经济的发展趋势，将丰富、发展、完善经济理论；在继承、超越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经济理论，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从而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与发展。

研究思考经济伦理学，必须有一个切入的视角，或者说一个研究纬度。近几年来，不少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角度，包括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来研究；还有从经济与伦理相整合的社会生态文化学方面来探索。这些成果推动了我国经济伦理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建立与生长。本文拟从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出发，就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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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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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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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1]。意见指出，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把传统出版的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是出版业巩固壮大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迫切需要，是履行文化职责的迫切需要，是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作为展示科技学术成果的文化阵地，科技期刊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是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趋势，也是科技期刊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媒体出版浪潮滚滚而来，近10年间，科技期刊着力加强新兴媒体融合出版，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App等的数量、质量均显著提升[2-3]。官方网站是期刊树立品牌形象的重要窗口，是读者、作者、编辑和审稿人交流的主要平台，是期刊为读者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重要媒介。近年来，围绕科技期刊网站建设的分析与研讨也越来越多，如就期刊网站建设的整体情况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2]，或者就某区域内或专业领域内期刊网站的不同侧面进行相关研究[4]。本文拟调研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中药学类期刊网站建设情况，并分析《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杂志网站的改版情况，提出药学类期刊网站建设的优化策略。

1药学类科技核心期刊网站的建设情况调研

1.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出版的《2020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的药学类期刊，共47本。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搜索期刊名，搜寻其官网，并识别其官网是否属于官方认证。调研时间为2020年12月，调研内容包括，是否有官网、服务商、网站类型、期刊基本信息、在线投稿系统及投稿服务、论文资源及开放获取、扩展内容和用户服务等。

1.2基本情况

在所调研的47本期刊，有42本（89.4%）期刊有官方网站，其中41本期刊的官方网站为百度认证网站，即百度搜索词条后有蓝标“官方”二字，官方认证给网站的真实性以保障，有效防止各类钓鱼网站假借期刊之名骗钱、骗稿；另有1本期刊虽有网站，但无百度认证。故调研样本为42本有官网的期刊，其官网的服务商包括玛格泰克（31%）、勤云（15%）、中国知网（15%）、北京仁和汇智（11.5%）、AME Publishing Company（4%）、自主研发（4%）等。1.3网站类型调研样本中，绝大多数（92.3%）为期刊网站，即该网站主要为该期刊的读者、作者、编辑、审稿人提供投稿、审稿、查稿、了解期刊相关资讯的服务。另有少部分（7.7%）的网站兼具行业网站的功能，该类网站能给网站访客提供更全面、前沿的行业知识、新闻、信息、数据等，同时网站的建设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经济、人力 成本。

作者、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与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出版活动，在出版活动的链条中，互为影响，互有责任。出版活动中的伦理涉及作者开展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及发表()、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过程，完整的出版伦理学规范和准则应该关照到出版机构、作者、编委会成员、编辑、审稿人、传播者、期刊及媒体评价等各方各类行为。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不同层面的出版伦理规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整合《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1］，指导和帮助出版商、研究机构、期刊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大多数国际出版机构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伦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对自己期刊的出版行为进行了伦理规范。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作者伦理方面的编辑学研究文献发表，关注作者的学术诚信与学术不端、关注生物医学期刊涉及人的研究伦理审查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玉乐等［4］分析文献发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与建议、对出版伦理的思考与建议、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伦理问题等。但国内有关出版伦理的研究对于出版机构、除作者外的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及媒体评价等)的关注和实践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关者，鉴于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作者层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关者不包含作者。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提出了审稿专家和编辑者的学术不端［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中，除科研规范、伦理审批、作者署名外，应加强对整个出版领域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利益冲突、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更多相关内容的关注［4］。鉴于编委会多由期刊的学术领域相关的顶尖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既是作者、读者、审稿人，或作为单本期刊的学术领导者参与期刊出版机构的部分管理性质的决策性工作，或带领编辑做一些出版环节中的终审工作，编委会专家个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转换，涵盖在其他出版相关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单独表述。以下从不同角度探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及各相关角色的伦理责任。

1出版机构的责任

1．1发表优质学术内容。《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6］。科技期刊在传播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机构应该:1)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期刊的出版应该以发表和传播精品内容为己任，不断推进期刊成为本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期刊。2)避免发表粗制滥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单纯以满足为目的来获取收入的逐利行为。SCI指挥棒造成的发表要求，大量到国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夺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夺性现象应运而生［7］。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或通过电子邮件寻找目标，或通过中介机构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时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无论是否严格进行同行评议，这些期刊多数在网站上都声明其遵循了国际同行评议标准，对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2020年2月，科技部的《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宣布:“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8］1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举了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9］。“掠夺性”期刊还催生了工厂的产生。“掠夺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夺现象需要通过行业治理、社会监督，不断促进优胜劣汰，改变低质量期刊滥发论文的局面。国际上，多个学会或出版平台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联手创建了网站ThinkCheckSubmit，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同样，中文“掠夺性”期刊是抛弃学术期刊质量性(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公正性、导向性办刊原则，忘记了学术期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10］。国内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网站，甚至期刊假网站或“”网站。3)避免为追求影响因子的不当自引或联盟引用，杜绝为追求经济利益或评价指标的各类不端行为。1．2注重学术、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学术期刊内容为王，除了学术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也是优秀出版物的重要标志。高质量的出版物读起来行云流水，给人耳目清新的感觉。国际期刊出版经验表明:1)出版机构应具备完整的编辑手册，指导和培训编辑以科学的精神认真进行文字加工，保证科学语言表述的严谨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杂芜;2)期刊出版机构还应该建立出刊后自审、年度审读等审查机制，文字质量奖惩措施，保证和加强期刊的文字质量不断提升;3)精美的构图、新颖的封面、高品质的印刷和装帧都是构成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数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创意，配合重点文章传播的短视频、网站头图等增强论文传播的设计［11］。这些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加强探索。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传播。让优秀的成果最先、广为传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责任。开设病毒肺炎(COVID-19)优秀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优先出版能力的一次应急实战，对适应优先出版而优化的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生产制作、上线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练，对各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备性进行了全面检验。2020年疫情初期的统计数字表明，文章从投稿到网上，平均用时6.2d，与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相差无几。不同于国外预印本未经同行评议上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平台的所有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刊出时滞大幅度缩减，缩小了与国外期刊的差异，吸引了国内一批优秀科研论文首选在国内优秀期刊平台投稿和优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视论文首发确权时间、发表流程时长、平台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有影响力的优先平台，就能吸引优质稿件回流，让更多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纸刊订阅，2021年转向持续出版模式(优先出版与正式出版整合为一次在线发表)。文章完成同行评议和文字编辑立即在线发表，研究人员可更快地发现和引用研究成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平台”，正是考虑在确保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稿件审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压缩各流程时滞，提高出版效率，构建快速交流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服务作者［12］。国内平台需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通过国际通行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加强数据的多平台交割、共享、互联，提升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13］。1．4全面的政策声明和管理制度。1)期刊出版机构管理制度应面向关联的各方，明确责任和权力的边界。内部出版管理制度主要面向编辑和出版人员，应实现编辑与经营分开，保证编辑独立。2)政策声明面向读者、作者、审稿人，其为科学出版的核心精神应该是一致的，编辑出版决策中公平、公正、开放、透明地对待每一位作者和每一篇稿件，重视阴性结果和负面成果的客观发表，鼓励交流与争鸣，保障作者权益。3)每本期刊创刊时都有明确的宗旨与目标，期刊应按既定方向制定出版定位与政策，向作者提供完整、翔实、清晰的投稿指南和常见问题说明，包括期刊的出版周期、接受的内容范围、写作规范、同行评审方式、稿件决策流程与标准、科研伦理及利益冲突表述与审查机制、版权与复制使用规则、数据共享机制、申诉与复议机制、勘误或撤稿程序、优质稿件绿色通道、必要的免责声明等。国内科技期刊在撤稿方面总体不够规范，或视而不见，或淡化处之，或网站一删了之。4)遵循论文缴存政策和数据支撑存储规定，规范提供数据，约定数据使用规则。5)对侵害作者、出版机构、期刊权益的行为严谨核实，妥善处理。包括侵犯他刊版权、一稿多投、不合理撤稿等行为。6)在更广义领域上，期刊出版机构的责任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对作者、审稿人、编辑的科学出版工作进行合理评估和评价，对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对认可和致谢。创建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社区等探讨文章科学价值的平台，举办学术交流活动。7)认真研究新兴技术，向编辑和审稿人提供必要的工具，助推智能辅助、科学评价、开放科学等新理念的实现。目前，一些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科学出版。例如丹麦高科技公司UNSILO利用基于人工智能“无监督概念提取”技术来分析稿件，提取结论与要点，总结研究内容，帮助编辑或审稿人做出决定［14］。8)期刊出版机构还应建好一体化出版平台，提升出版效率和展示效果。为体现社会责任和担当，应做好科学传播，积极开展科学普及。

2编辑的责任

2．1承担出版机构的责任。作为出版机构工作人员的编辑，通过工作合同服务和服从于出版机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机构行使职权。编辑应遵守工作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指导方针，代表出版机构严格履行出版机构声明中承诺的出版、财务、版权、传播等方面的责任。对出版行为中的各种情况尽到合理注意和必要提醒，比如作者引用第三方图表是否涉及第三方版权，注意获得许可后合理引用;论文出版过程版权合同的合理签署与内容合法传播使用等。除承担出版机构的责任外，编辑直接面向作者、读者和审稿人，又有其特殊的个体责任。2．2面向作者的责任。1)面向作者和稿件，编辑需要初步审核作者身份和稿件是否存在学术不端。在稿件审理和发表阶段，编辑应对涉及人的研究进行严格伦理审查、关注基金标注的规范化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15］、进行高效的同行评审、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高质量的文字加工、合理安排出版时效、认真对待作者提出的申诉、客观对待阴性结果和负面成果、积极开展学术争鸣。2)在工作中时刻以作者利益为先，注重原创成果的首发确权。2008年，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向《Nature》投稿，《Nature》编辑要求修改，但同期有与该文结果部分相似的文章在《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发表，如果修改后再审将导致后续发表时间较晚，张辰宇的原创工作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承认。他带着《Nature》审稿意见改投《CellResearch》。收稿后，李党生主编带领编辑团队48h内审稿完毕，决定修改后立刻发表。该研究在生命科学中开辟了“细胞外RNA”的新领域［16］。3)避免侵害作者利益，审稿中保护作者的隐私和稿件信息，加强对审稿人的培训，避免审稿人在审稿中泄露或不合理使用信息，避免审稿延误时间。发表中保证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完整性。2．3面向读者的责任。1)保证学术质量，严谨执行审稿制度，对拟发表的内容优中选优，为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2)做好科学传播。科学传播中的内容会给不同维度读者多样的学习角度。认真审核并明确标识出版中涉及的作者信息、基金支持信息、利益冲突声明等信息。注意标明信息的版本和的时间节点，利于读者对溯源［11］。3)积极开展公众科普，让科学信息发挥最大的作用。4)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中，注重学术文章向科普转化中的内容多重审核。社交媒体时代，价值观多元化快速表达成为必然。在追求信息快速传播的情境下，要特别注意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重视保证学术质量的措施。顶级期刊也难免因为数据审核不严格造成撤稿事件［11］。正如生物伦理学家Turner指出:急于发表COVID-19相关论文暴露出欠缺严谨性，影响到“学术金字塔顶端的精英期刊”［17］。2．4面向审稿人的责任。1)与出版机构和编委会共同制定审稿指南、审稿模式和具体要求，开展好审稿和终审工作。2)建好审稿人数据库，详细分类;管理审稿人，有针对性分配稿件，审稿数量合理;确保审稿人明确潜在的利益冲突，避免评审偏见;定期催审，警示审稿时间过长的审稿人，无原因的拖延审稿既是对编辑部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作者的不负责任。3)积极发现、培育审稿人。定期开展审稿人培训，介绍科学评价(手段、方法、经验)的进展，坚持保密原则，避免审稿人不合理利用稿件相关信息。4)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中，存在着作者推荐伪造审稿人和操控审稿现象，这是编辑千方百计防范却终有疏漏的。编辑应尽到核实作者推荐的审稿人的责任，避免出现某些中介机构或不良作者钻编辑失察的空子。5)做好审稿人与作者之间的桥梁，及时、准确、全面地向作者转达合理的审稿意见，组织好涉及争议问题的往来沟通及答复。

3审稿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