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调查报告范文10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干部人事档案建设，做好档案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为组织（人事）部门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干部和正确选拔使用人才提供依据，为国家积累档案史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以及党和国家组织（人事）工作的有关政策、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适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收集反映干部德、能、勤、绩、廉等情况的材料充实档案，做到及时、规范、真实、条理、精炼、实用，有效地为组织（人事）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条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工作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的组织（人事）工作的政策，并受有关法律、法规的保护和监督。

第四条干部人事档案材料形成部门要主动送交应归档材料，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部门按规定负责审核归档。

第二章收集范围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医学中的应用推广，面向来华医学留学生开展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也面临改革的迫切需要。本文根据南京医科大学2012级—2014级留学生为期三年的入学计算机水平的问卷调查数据与结果，了解目前医学留学生的生源概况、入学计算机水平，为制定计算机教学内容、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有助于提高留学生的计算机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关键词：医学留学生；教学改革；计算机水平；调查报告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来华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是文化软实力输出的切入点，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化与改革[1]。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截至2013年，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00个国家和地区有来华留学生，占比为89.3%[2]。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计算机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计算机基础课程是国内本科生的基础必修课之一。然而，由于留学生群体的复杂性，其计算机素养与国内本科生相比差异明显[3]。为此，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期望通过对留学生计算机应用水平的调查，调整教学模式，为提高留学生的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提供依据。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南京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12—2014级全体留学生，共242名，其中男生106名，占总人数的43.8%，女生136名，占总人数的56.2%。他们分别来自15个国家，除去一名美籍华裔，其余都来自非洲、亚洲，其国籍情况如图表1所示。2.调查方法：采用书面问卷调查，随机抽样，三年间共发放纸质问卷216份，收回216份，其中2012级79名、2013级78名、2014级59名。数据录入Excel，有效问卷210份，有效回收率为97.2％，再运用SPSS进行相关统计分析。3.调查内容。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三方面：（1）学生使用计算机频率及上网情况；（2）学生入学前已学习计算机理论及常用软件技能掌握情况[1]；（3）学生学习计算机知识兴趣及需求情况。调查内容涵盖了学生的计算机理论和应用能力、学生对计算机课程的需求等等，确保调查内容全面具体[2]，条理清晰简练。

摘要：本文从国家政府、高校和社会三个层面比较分析了我国和英国对留学生安全管理的现状，借鉴英国国际教育的优点和有效方法，结合我国留学生安全管理的特点和问题，为制定合理有效的留学生安全管理体系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安全管理;对策方法

一、引言

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正逐渐转变着角色，由以前的进口国发展为输出国。特别是随着我国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影响力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与日俱增。据教育部统计显示，2015年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397,63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来华学习，与2014年相比增幅5.46%。接收留学生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学机构比2014年的775个增加36个。教育部在2010年10月制定了《留学中国计划》，要求大力推动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在2020年时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在此背景下，来华留学生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群体。来华留学生的安全管理，不仅是高校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反映了我国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然而，目前我国对来华留学生的安全管理，滞后于其留学生规模的增长速度及其教育的发展速度，亟需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完善。留学生安全管理的建设和提升，不仅是提高我国高校留学生教育服务质量的必经之路，也是增加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与吸引力的重要一环。发达国家对留学生的安全管理起步早、成效好，对我国现阶段提升留学生安全管理水平有借鉴的意义，能启发和帮助我们解决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特别是国际教育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它将国际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看待和发展。英国高校的留学生不仅数量多，而且其对留学生管理要求严格。在2012-2013年度有近30万非欧盟留学生到英国学习，另有12.5万学生来自其他欧盟国家，分别占英国学生总数的约12.8%和5.4%。本文以客观事实为基础，通过多种途径收集相关资料进行比较，主要包括中英两国相关的政府报告和公开信息、正规教育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高校年度报告以及网络信息等，并保证资料的权威性和客观性。通过国家政府、高等院校和社会力量三个层面，对中英两国留学生安全管理的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规律，从而正确认识我国现有的留学生安全管理水平，探讨制定来华留学生管理政策的依据，从而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二、中英高校留学生安全管理比较的范围和内容

1.国家政府

一、我国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现状

自从20世纪90年代国家推出“211工程”，尤其是“985工程”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批重点大学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作为基本人才培养目标，国内高校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专业也陆续采取了各种措施推进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进程。

1.逐步确定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我国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确定了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如清华大学培养“面向世界的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和北京大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各行各业起引领作用的、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型人才”等。不仅部属重点大学而且也包括地方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也逐步形成了国际化培养目标。如表所示，各高校对于工商管理专业培养目标中都含有国际化、国际视野、全球化等的规定。

表1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资料来源：根据各高校网站公开信息整理

2.逐步形成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各高校采用了“引进来”、“走出去”的师资队伍建设战略。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外学者到本校授课和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将本校教师派遣到国外进修、访问、讲学、从事科学研究等，回国后从事国际化的人才培养，这样快速提高师资的国际化水平。

3.逐步增设了国际化的课程体系。首先，积极开展双语教学和全英文授课，工商管理专业多以本专业的专业课或专业选修课进行双语或全英文授课。其次，引进外文原版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进《哈佛商学案例精选集(英文影印版)》、《全球化管理经典英文教材》等一系列原版教材，重点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利用引进的外文原版教材进行授课，这成为缩短我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的措施之一。最后，在国际化理念指导下，淘汰陈旧落后的课程，增开了具有国际化内容的课程，如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跨国公司管理、跨文化交流等。

摘要：随着社会对员工任职要求的英语水平逐渐提高，以及国家教育部对双语教学的日益重视，双语教学成为高校教育中的焦点。以《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双语教学为例，双语教学中的输入变量、情景变量和过程变量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教学效果，且应以卢因的三阶段变革模型为基础，进行系统性的变革，才能在针对性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实现双语教学改革的成功。

关键词：双语教学;人力资源管理;三阶段变革模型

中国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首次要求在本科教育中适当创造条件对公共课和专业课使用英语教学，且在2007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强调，为促进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切实推动高校建立网络环境下的英语教学新模式，鼓励和支持留学归国人员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程。我国各大高校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陆续掀起了双语教学的高潮。根据前程无忧的2015年《职场英语调查报告》中显示，英语水平已经成为各企业雇主招聘过程中评估人才的基本标准之一，评估标准已不再局限于四、六级证书；且工作场所中使用英语的现象也不再局限于跨国企业，在国企、民企和政府机关也日益普遍，使用比例分别为47.3%、42.6%和40.6%。因此，社会形势的变化也使得高校对提升学生英语水平显得尤为重要。现以《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为例，结合自身双语教学经验分析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对策方案。

一、双语教学的内涵

根据《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双语教学即在学校对学科内容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授课，其内涵因国家和地区而不同。在我国，双语教学的范畴属于外语而非第二语言，且外语一般是指英语。双语教学的实施模式主要有沉浸式、保持式和过渡式三种形式。沉浸式是指在学校完全地对学生实施非母语的外语教学的模式。保持式是指学生刚入校学习时使用母语教学，然后逐步对部分学科进行外语教学，但依旧有部分学科保留母语教学的模式。过渡式是指学生入学后全部或部分地进行母语教学，然后逐渐转变为由外语单一教学模式。我国高校目前大多属于保持式双语教学。

二、双语教学影响因素的现状

[摘要]：本文以《中国地质力学的奠基人李四光》一课三个典型教学案例的对比研究为例，对“专横牵牛式”、“趣味领羊式”、“科学策马式”三种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了三种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优劣，并对有效体现新课程标准和要求的的“科学策马式”教学模式作了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牵牛领羊策马个性

一、三种课堂教学模式的对比及策马式教学的理论依据

近三年来，在新教材的实施过程中，笔者除了自己钻研教材外，还听取了各地区、各校不同教师的公开课，参加了课后的交流研讨，经研究比对，目前的课堂教学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教学模式：专横牵牛式——基本不变的硬性灌输模式：牵着牛鼻子，硬拽着牛儿跟主人往前走。趣味领羊式——应用艺术引导的趣味灌输模式：引导着羊儿们跟主人往前走。科学策马式——充分体现新课程理念的新颖教学模式：鞭策马儿们自由驰骋。

牵牛式教学模式下的学生没有自主性，也无主观能动性，只是一味的盲目地跟着教师走；领羊式作为有一定改革的引导型教学模式，学生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自主性体现不够充分，总体上依赖教师的引导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只有策马式教学模式，是在新的理念指导下，通过设计不同的教学预案，以求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挖掘学生的潜力、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张扬学生的个性，推动学生向着自己设定的学习目标奋勇前进的新模式。牵牛式和领羊式教学模式，属于某个时期的产物，实际也顺应了高考恢复初的应考和改革开放深入后的应用需求。本着21世纪世界协作创新发展的需求，分析现有教学模式，探讨实施体现新课程理念的“策马式”则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新课标对历史课程的基本理念明确规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有利于教学方式的转变，倡导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必要的前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①在实施建议中提出“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历史教学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教学中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逐步推进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的多样化与现代化。学生要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在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切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②正是这样的课程理念促使笔者不断的实践、反思、探索教学的方式。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干部档案工作，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更好地为干部工作服务，为国家积累档案史料，根据党的干部工作方针、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条例。

第二条干部档案是组织人事等有关部门，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在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等工作中，形成的记载干部经历、政治思想、品德作风、业务能力、工作表现、工作实绩等内容的文件材料，是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和正确选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干部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档案工作的组成部分。它是为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选贤举能，知人善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第四条干部档案工作，在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宏观管理、组织协调下，由干部主管部门领导与指导，实行分级管理，同时接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第五条在干部档案管理工作中，必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保密的法规和制度，严密保管，确保干部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编写新的宣化县志,笔者翻检了事涉宣化县的旧志书和地方史料,接触到一些旧中国时代宣化县财政税收方面的材料,兹据以整理成文,以见当时该县财政税收情况的概貌。

一、财政机构与财政管理体制

宣化自康熙年间改卫为县,迄于清末,知县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处理诸般公务,财政税收归户房主办。民国建元,改县衙门为县公署,于县知事下设一、二、三、四科,分掌内务、司法、教育、实业诸务。民国二年,又并为一、二两科,第二科掌理财政、教育、实业等事,设有科长1人,科员2人。另有财政所,设所长1人,会计、文牍、事务各1人。到民国十七年,县公署改称县政府,设有财务局(民国二十年改称财政局),局长之下设文牍、会计、庶务各1人。民国二十二年裁局并科,将财政局改为第二科,设科长1人、科员1人、事务员2人。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据宣化,以伪“治安维持会”委员长县长,至1938年1月正式开设伪县公署,内设三科一局,财政科为其中之一,设有税务股、理财股,定员十三,科长一,股长二,雇员实有20余人。各镇、村公所则设有“财务系”(后归“经济系”)主任及事务员,主管镇村税及其他财务。

至于财政管理体制,清代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之前为“实银征收,悉数留为养廉、办公”,自嘉庆十六年始,“改解司库兑收,留支养廉办公银两,全数赴司请领”。民初时期未见明确记载。日伪统治时期,先后于“成纪七三五年”(公元1940年)和“成纪七三六年”(公元1941年)公布“会计法令”和“地方税法”,实行预算制度。“县预算之编造,于每年十二月中旬遵令办理,呈准政厅核准后,来年之预算即行确定,并每年五月及十二月,前后两期追加更正,以备支出之不敷。”①

二、财政收入———田赋与税捐

抗战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来到云南的学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纷纷加入到边疆的调查研究中，边疆研究的风气日渐深厚，与此同时，国内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相互竞长”。在当时众多的刊物中，《边疆人文》是最为集中刊登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少有的刊物，为民众了解少数民族民俗开启了一扇窗。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四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一）民歌与《边疆人文》。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为加强干部档案业务建设，提高干部档案工作水平，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档案局颁布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和《干部档案整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干部档案工作情况，特制订本细则。

一、干部档案管理体制、机构和职责

（一）干部档案管理体制：

干部档案管理实行集中统一和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省直单位，对直属单位的干部档案，实行厅局集中管理。地市直单位，管理干部档案不足100卷的要集中到地市委组织部管理或组织部、人事局管理。县（市、区）以下机关单位的子部档案，实行由县委组织部集中管理或由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县教委相对集中管理。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档案，具备保管条件的，由组织或人事部门一家集中管理；不具备保管条件或干部档案很少的单位，其干部档案由上一级单位管理干部档案被纳入综合档案室管理的单位，其干部档案要固定专人、专库管理，业务工作要接受本单位组织部门的领导和上级有关业务部门的检查指导。

（二）干部档案工作机构：

地、市、县（市、区）委组织部和省直单位要建立干部档案工作机构，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干部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每管理一千人的档案配备一名专职干部，地、市委组织部要配备业务指导人员，县（市、区）委组织部和省直有业务指导任务的单位，也要配备相应的业务指导人员。县以下实行集中或相对集中管理干部档案的单位和企事业管理干部档案的单位，根据上述原则要配备专职人员。不需要建立机构的单位，必须配备专职或以干部档案工作为主的兼职档案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