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化范文10篇

“文化线路”是最近几年，为切实满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实践需求而形成和涌现的全新学理概念，其本身在具体组织开展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研究工作，以及保护工作过程中，占据和发挥着影响深远且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代表和揭示了世界文化遗产研究工作，以及保护工作在特定历史实践发展阶段的最新动向。“文化线路”的基本具体内涵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引入融合物质性文化遗产要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且同时具备跨时空特点、跨文化的特点，以及跨学科特点的人类文化遗产群组。鉴于此，本文将会对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进行简要阐释。

一、“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关系

1994年，在西班牙中央政府主导召开的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会议过程中，参会者在围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相关研究问题展开讨论和表述实践的过程中，最早提及和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基本概念，并且在该次会议结束后具体形成的《专家报告》文本中明确引入了关于“文化线路”的有关理论表述，并且在此基础上具体针对“文化线路”的基本定义展开了全面且系统的分析。文献性研究资料梳理总结成果显示，也有部分学者将“文化线路”的最早形成时点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世界遗产报告”运动实践行为。从1972年开始，全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国家接连签订和执行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98，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以官方主导的方式，建设了具备专门性工作职能的“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彰显了“文化线路”学理概念，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实践领域所获取到的广泛接纳和确认，并且逐步发展演化为当前历史发展阶段背景下，世界文化保护事业领域的全新工作方向和全新工作范围。2001年，“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组织编写并公开出版的独立著作《无形遗产与文化线路的多元性》一书，明确针对“文化线路”的基本理论学说、基本事业发展原则、基础性研究工作指导理念，以及相关性科学研究项目，展开了全面且系统的研究分析，为世界各国学者切实实现对“文化线路”相关问题基础性理论研究现状的全面认识，构筑和提供了充分的支持条件。在2002年12月4日制定生成并且通过的《马德里宣言》官方性指导文件，明确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学理概念的官方性定义，并且在针对“文化线路”的基础性学理研究问题展开系统化分论述背景之下，明确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问题的三个认知共识：第一，“文化线路”学理概念在具体发展演化过程中，全面且充分地揭示和彰显了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具备的、非物质的且极富生机的动态性属性表现特征，因而在根本性观念认知层次上，超越和突破了文化遗产项目原本具备的物质性内容层次；第二，“文化线路”通常会长期处于动态生成和极富生机的历史性发展演化背景下，其基础性的动态特质和历史文脉通常都会展现出较为完整的表现形式，且在未来发展演化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形成和展现出更多的文化要素；第三，在具体理解“文化线路”的基本内涵过程中，不应当将其单纯认定或者是理解为具备“线性特征”，或者是“非线性特征”的文化遗产项目形态。

二、关于中国苗族（蚩尤）的历史文化线路

苗族是我国现存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我国苗族民众在绵延五千余年的古典文明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本身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空间迁徙，在古典文献和神话传说故事中留下了较大数量规模的有据可查的档案文献记载分析资料。从宏观性学习分析视角展开阐释，现阶段，我国苗族民众主要集中居住在我国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南等省区，以及上述省区的空间地域性交界地带。从族源分析角度展开具体阐释，我国现有苗族民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具备极其悠久的历史性发展演进传承的三苗、九黎及蚩尤。在针对我国苗族民众群体中已经发展形成的神话传说、信仰观念认知结构、古代历史文化分析资料、文物古迹实物，以及考古学研究论述成果，展开全面且系统的梳理分析的背景下，通常能够基于物质性历史文化元素遗存，以及非物质性历史文化元素遗存等，实现对我国苗族基础性历史文化发展演进路径的全面、充分的认识。《战国策•魏策二》中曾经明确记载：“苗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列传》曾经记载：“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韩诗外传》第三卷中曾经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从上述基础性历史文献记载的信息可以知道，我国古典文明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的三苗族和三苗国，其大致活跃的空间地带应分布在现今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的空间地域。我国当代历史学者俞伟超先生曾经明确阐释，遵照对中国苗民族历史发展演进路径的梳理分析，通常应当将以江汉平原空间地域为中心而发展形成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具体划归到三苗文化的历史发展体系之中。针对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本文择取“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苗族（蚩尤）的历史文化线路两个方面展开简要分析论述，旨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借鉴。

作者:胥思省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邹城市位于山东省文化名城济宁市，1994年入选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市”等荣誉称号。邹城市得山水之灵气，仰圣哲之光辉，承耕读以传家，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之美誉。这里不仅诞生了儒家“亚圣”孟子、“凿壁偷光”的匡衡等一众历史名人，同时还保留了珍贵的考古文化遗产。白寿彝先生曾指出，“邾国（邹国），一直保留邦国时代的余晖，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邹城市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科研价值、城市美学价值和教育价值。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样也带来了保护历史文化以传承子孙后代的重要课题。保护和开发好邹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片，对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提升邹城市的城市品位和树立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先进案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邹城市的特色文化风貌

（一）历史悠久，底蕴厚重。邹城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从城南峄山镇野店遗址发掘的房址、陶窑、石斧、石锛等文物来看，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邹城市古称“邹鲁圣地”，系中国儒家学说的发源地。夏代时，按《禹贡》所称，此地属九州中的“徐州”之域。商代属奄国。西周克商灭奄，封颛顼玄孙陆终第五子晏安之苗裔曹侠于此，国号邾，附庸于鲁国。鲁文公十三年（前614），邾文公卜迁于峄，在峄山之阳建都。此地已发现商代遗址14处，周代遗址51处，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铜器，可证明此地在商周时期经济文化已有所发展。秦朝开始设置“驺县”，历汉、晋、南北朝，至唐初改“驺”为“邹”，称“邹县”，隶兖州鲁郡上都督府。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至元丰六年（1083）曾将邹县设置为镇，元丰七年（1084）复设邹县。金代设邹县，隶山东西路滕州。元代设邹县，隶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益都路滕州。明代设邹县。洪武初隶济宁府。清代，设邹县，隶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兖州府。至1992年10月，撤县设市，称邹城市。（二）遗产众多，文物丰富。邹城市的历史文物资源十分丰富。在6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其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且见诸典籍记载的历史有三千多年。邹城市文化灿烂，古老的伏羲文化，凄美的梁祝文化，尤其是孟子思想、孟母教子文化更是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邹城市文物遗存丰富，全市境内各类历史文化遗存300余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7处，各类珍贵馆藏文物15000余件。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孟庙、孟府、孟子林和汉鲁王墓、明鲁王墓、邾国故城等，还有白莲教起义军遗址、寺顶子遗址、斗鸡台遗址、黄山十八罗汉汉洞造像、峄山摩崖石刻群等。（三）名人辈出，别具一格。邹城市自古人杰地灵，还具有迷人的自然景观。邹城市不仅是儒家学派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诞生地，也是韦贤、韦玄成这一对“父子丞相”，“凿壁偷光”的匡衡和“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等名人的诞生地。邹城市的历史名人还有春秋邾国国君邾文公、战国“贤良三母”之一的孟母、东汉荆州刺史刘表等。邹城市有佛教文化及书法艺术精品“四山”———铁山、岗山、葛山、尖山的摩崖刻石，京南江北最大的地下宫殿———明鲁荒王陵，被誉为“邹鲁秀灵”、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东山即峄山）、“天下奇山第一”“岱南奇观”的历史文化名山———峄山等。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邹城市独具特色的“山•水•圣人”综合旅游区，是研究中国与东方文化的“历史博物馆”和著名的文化旅游胜地。（四）民俗文化，异彩纷呈邹城市还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孟母教子传说、峄山传说、平派鼓吹乐、峄山道乐、阴阳板、尚寨竹马、火虎、山头花鼓、吹糖人、滚磨成亲的故事、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漆女的传说等等，为邹城市积累了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

二、邹城市面临的保护与开发的问题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在当前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诸多类似邹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存在着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的问题。一些城市景观结构与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协调，部分城市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盲目建设国际大都市，“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城市的自然和文化个性被破坏。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地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在城镇化进程中，保护与传承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文化，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也是国家良好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邹城市的保护与开发主要面临如下问题。（一）保护与传承意识薄弱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缺乏科学认知，保护意识淡薄。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视不够，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重发现、轻保护和重开发、轻管理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在政绩焦虑、利益冲动和形式主义驱使下，许多高楼林立的城镇往往是以割断文脉和弃置乡愁为代价的。典型的表现是，不加区别地搞拆旧建新、拆毁重建、“全面改造”等破坏性开发，使大批古旧建筑、历史街区、人文景观、名人故居等毁于一旦。拆掉真文物、建造假古董的现象时有发生，原有的城市风貌、文化遗存、地方风情的完整性、真实性不复存在。（二）人工化、同质化痕迹明显，逐利化运作、超负荷利用倾向严重保护与传承路径不畅通，对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管理还远未到位，相应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传统文化与城镇化规划的融合度不高，推进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广泛。相关立法欠缺滞后。正如王全书《在城镇化进程中保护与传承好传统文化》所言，尚没有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也不多，对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缺乏立法层面的刚性约束和规范性指导。（三）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被忽略缺乏对历史名城名镇名村整体风貌的价值认知，破坏了遗产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关系，整体历史风貌不复存在，遗产价值大大下降。或者以旅游开发来代替名城保护。正如仇保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形势、问题及对策》所言，在一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出现将整个名镇名村承包给旅游公司的行为，将这些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能持续不断增值的资产廉价地承包给旅游公司，而旅游公司又缺乏这方面的眼光、技术、认识和机制，以掠夺方式进行开发，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造成了巨大破坏。

三、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对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在曾经孕育了灿烂丝路文明的中国西部大地上崛起过一个新诗群———新边塞诗，它像彗星一般划过了中国诗坛的天空。如果我们的当代文学史遗漏了新边塞诗，那么其呈现出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图景必定是不完整的。然而，要准确叙述新边塞诗，科学评估其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反思的起点则是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及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

论及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全民族性的浪漫激情。对新生政权的崇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政治宣传的信从，甚至稍后的个人崇拜风气，引发了文学界的浪漫激情。此外，在战火中燃烧了一个世纪的、“一穷二白”的九州大地所面临的“重建”重任，使拓垦边疆成为迫切的使命。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方言的干部、工人、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的激情和创造新生活的渴望，伴随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的优美旋律，从四面八方奔赴遥远的新疆———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地方;与此同时，大量“红色”作家带着他们火热的激情纷纷入疆，体验生活，追寻艺术的圣境，他们所倡导、擅长的“追求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富于亮度”①的创作模式与新疆独特的民族风情、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产生了一批独具风貌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铺染了西部文学的底色，而且为新疆本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范本。一些学者注意到新边塞诗与“十七年文学”中闻捷等人诗歌创作的关联性。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等诗人的旅疆诗作无疑为新边塞诗的发轫提供了原始积累。“闻捷的诗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一代诗风，是新边塞诗的第一座里程碑，诗人无可争议地成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和开拓者。”②另一个对新边塞诗的形成功不可没的人物是郭小川。“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

总体而言，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张志民、李瑛、田间、严辰、柯岩等老一辈旅疆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艺术奠基和方向性引导，洋雨、伊萍、雷霆、孙涛、东虹、郭维东等新疆本土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实际的探索和开拓。但由于旅疆诗人的光环效应及时代氛围等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本土诗人多在旅疆诗人的既成道路上前行，并未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实力型诗人，其创作一直被统一在全国宏大的和声之中，笼罩在旅疆诗人的光环之下，新边塞诗的喷发期尚未到来。20世纪50至60年代，周涛、杨牧、章德益等陆续迁居新疆，70年代中期之后渐见其作品。然而走上诗坛伊始，三人仍拘泥于前人的创作路线与模式，“杨牧是以政治抒情诗出名的”;周涛早期则沿袭“郭小川式”的诗歌创作模式，“数年之间，随波逐流，不知诗为何物”;章德益的诗亦“幼稚和粗糙，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④。不过三人不愿做“前人脚下香客”，而有志于做“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⑤。周涛于1982年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文章虽短，却经过深思熟虑、周详规划，为日后新边塞诗的崛起与发展描绘了一幅简明的蓝图，故而人们多将此文作为新边塞诗及新边塞诗派成立的标志。随杨牧的《野玫瑰》、《复活的海》、《边魂》，周涛的《神山》、《鹰笛》、《野马群》，章德益的《大漠和我》、《黑色戈壁石》、《西部太阳》等诗集接踵问世，极大拓展了人们对诗歌的想象，斩断了捆缚新边塞诗发展的时代锁链，开辟了连通新边塞诗历史血脉的崭新通道，使新边塞诗走上了历史感与时代感兼具的全新道路。对新边塞诗的崛起另有一种解释，认为乃是源自“追赶内地的疲劳”和“标举个性的迫切”。“边疆写作”其实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不被主流认可或向主流讨巧都极有可能丧失发展空间⑥，抵御这种“边缘化的危险”，“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⑦就显得至关重要。新边塞诗正是要开辟出一条适合于边疆又不会被中心话语牵引的写作方式。新边塞诗的迅速起飞，不可忽视其背后文学批评的助推⑧。文学批评分为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和滞后性的文学批评两种，前者侧重于对“潜力股”的发现与开垦，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1980年代的批评界一如当时的创作界一样活跃，敏感的批评家们及时捕捉到新边塞诗崛起的信息，并及时对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置身话语中心的诗评家，如杨匡满、唐祈、罗振亚、谢冕等，先后发表《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丝绸路上新乐音》、《新边塞诗的时空概念》、《崭新的地平线》等文章，不但从社会和文学的双重视角对新边塞诗的价值给予肯定，并且对新边塞诗派的历史渊源作了初步梳理，对其整体风格作出了奠基性评估。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但其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真正倾力研究新边塞诗的则是新疆本土批评家，如周政保、余开伟、浩明、韩子勇等，以及孙克恒、燎原等其他西部省区的学者。其实，在周涛发表《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的近四年前，陈柏中与郑兴富合作撰写的《诗坛新花迎春开》，“可以说最早预示了‘新边塞诗’的崛起与繁荣。”

时至1981年，周政保更是大胆断言:“……他们(周涛、杨牧、章德益———引者注)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与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正在形成……”⑩后来证明，周政保作出的判断是准确的。此外，1982年在新疆大学举办的“边塞新诗”学术研讨会及会后编选的《边塞新诗选》的问世，对新边塞诗“形成队伍”、“鲜明旗帜”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在进行阅读之时，“读者头脑中已经存在一种‘前结构’，即读者心理上已经预先形成一种‘结构图式’，用姚斯的术语说，叫做‘审美经验期待视野’。这种‘审美经验期待视野’将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瑏瑡1979年4月《广州日报》刊登文章，认为此前具有“揭露”性质的文艺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瑏瑢。1981年主持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用文学哭天喊地或进行尖锐批评的创作倾向开始受到抑制”瑏瑣，加之整个民族急需自尊与振兴的迫切心情，新边塞诗生机勃勃、积极奋斗的格调，以及其中“既有历史使命感又包含着对未来的信心”的西部形象，自然十分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另外，初离“红色叙事”的民众并不了解其他形式与风格的文学，随后产生的朦胧诗一时也难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况且当时文学“拨乱反正”最初确实定位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与恢复瑏瑤，因而，脱下了“十七年”外衣却仍残留些许“十七年”体味的新边塞诗无疑是广大受众最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这也是新边塞诗诞生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新边塞诗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摘要]山西历史文化名村的数量居全国第一，但在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急需保护与修缮。本文从完善村落管理工作机制、统筹古村保护与新村开发、整合规划周边资源、“微更新”与“慢行系统”古村设计、小众化旅游、乡村养老与分时度假产业融合、文化创意街区建设等八个方面研究山西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与复兴问题。

[关键词]山西；历史文化名村；修缮；复兴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2003年始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能比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保存文物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村，先后公布七批名录，山西共有96个村入选，集中在晋中南古村落群，数量居全国第一位。但山西历史文化名村在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村落文化日渐衰竭，村民缺乏文化自信，对村落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导致没有人去保护、传承乡村文化，整个村落也破败不堪；传统手工艺濒临灭绝，非遗传承人断层，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艺术创意融合的人才极度缺乏，旅游文创产品单一且没有突出特色，整体村落缺乏激发村落活力与生机的方式；也存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折旧建新所导致的自建性破坏，没有很好地处理历史文化名村与周边资源有机融合所导致的扩张性破坏，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导致的开发性破坏等问题。因此，山西历史文化名村急需保护与修缮、复兴与再造。本文从完善村落管理工作机制、统筹古村保护与新村开发、整合规划周边资源、“微更新”与“慢行系统”古村设计、小众化旅游、乡村养老与分时度假产业融合等八个方面探究山西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复兴问题。

一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修缮

（一）建立和完善村落管理工作机制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的老建筑多数属于村民私人所有，村民既无力承担修缮所需的大量资金，也没有对老建筑保护与修缮的动力，致使不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成为空心村。虽有安徽西递古镇首创村民自治管理机制，以村办公司的形式自主经营；浙江慈城采用国有企业投资经营、政府参与协调管理的工作机制；但目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开发的主体是政府。一方面，中国大量古村落的老建筑均需要修缮，政府很难担负巨额资金；另一方面，多数宅院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用国家公共资源修缮私人民宅，在现实中也很难开展。因而，在对历史文化名村进行复兴与再造的过程中，政府应重在顶层设计与规划，起到监督与服务的作用，在尊重村民自身的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借助各类企业或投资机构、民间组织或贤达人士来经营和发展古村落，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村民间的利益关系，保护与开发并重，通过“延续—发掘—创新”三步走的方式，妥善解决古村落生存与发展问题，使之融入周边乡镇经济发展中，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实现乡村复兴[1]。

一，隋唐营州的历史地理方面研究。

主要侧重于隋唐营州地域的地理环境、路线交通、城市形态等方向的考证与研究。中最为主要的收获就是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一书中纠正了柳城为河北昌黎的错误观点，为日后隋唐营州的地理位置确定了正确的历史坐标。尤是与之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地理、民族分布、历史事件、古代交通等问题得到了解决。

二，隋唐营州的建置与职能研究。

主要探讨了隋唐在营州地域建立管辖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这些机构的具体职能，包括政治、军事、民族、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与发表的文章，在隋唐营州研究方面的比例较大，可以看出学术界在隋唐营州历史问题研究上，一直偏重于中央政权与边疆政权关系的制度史领域。尤是吉林大学宋卿博士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并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学术观点。例如她的《唐代营州研究》、《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的文章对唐代营州的管辖机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并总结归纳营州政府的各项职能。可以看出，宋卿博士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三，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研究。

营州是隋唐两朝东北边疆重镇，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关于营州地域内的靺鞨人、高句丽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动、迁徙、叛乱、融合、多元文化，以及隋唐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反应与措施，也成为这一学术领域饶有兴趣的话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于契丹人李尽忠主导的“营州之乱”的研究尤为关注。因为，营州之乱几乎影响了此后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形成，尤是唐朝对高句丽故地的控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并且对唐代东北边防的稳定及原有防御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得营州成为幽州东北方向上的从属配合力量。除此之外，学术界对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讨论，往往把研究焦点投放到契丹人、突厥人、靺鞨人或高句丽人等单一民族问题上，缺乏对多元民族融合与互动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分析。

摘要:延安的历史文化遗产特色优势显明，种类较多，时代跨越较大，上至年代距今约3.5~5万年的黄龙人，下至明清，各个时期都有人类在此活动。文物资源不可再生，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只有提高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大家共管齐下，才能有效地保护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实现文化遗产传承，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重任。

关键词:延安；文化；特点；物馆建设

延安是著名的中华民族圣地和中国革命圣地，是全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黄帝部落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物遗迹,其品位和存量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延安又是闻名遐迩的中国革命圣地，中共中央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年之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党中央2015年两次来陕西，高度评价陕西文物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重要作用，他说“黄帝陵、兵马俑、延安宝塔、秦岭、华山等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陕西是“天然历史博物馆”，文物点密度大、数量多、等级高，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并对文物安全工作提出了“严格制度、严格把关、严加防范、严厉打击”的要求。因此，我们要有更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大力宣传，保护好历史文物，让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文物资源不可再生，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只有提高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大家共管齐下，才能有效地保护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实现文化遗产传承，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重任。延安历史文化深厚，经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全市13个县区共普查登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点8545处。其中有古遗址4900处，古墓葬960处，古建筑769处，石窟寺及石刻335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其中革命文物点445处）及近现代代表性建筑1502处，其他文物点79处。可移动文物62008件，其中等级藏品15814件，一级品231件，二级品2988件，三级品12595件。延安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优势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延安是“黄龙人”的故乡和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故乡，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20世纪40年代，在陕甘高原北端发现了“河套人”及其文化。70年代，又在陕北高原南端发现了“黄龙人”化石。其年代距今约3.5~5万年。近年来，在壶口瀑布附近发现的龙王辿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群，出土2000余件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发现石磨盘和有使用痕迹的石铲，与黄龙人的年代一脉相承，距今1.5~2万年，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填补了陕北原始社会进化中的一个缺环，对研究黄土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细石器文化的谱系、黄河中游地区古人类的生存形态和自然环境变迁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演进关系、中国北方旱地农业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延安还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的故乡，延河、无定河、洛河两岸星罗棋布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00多处，平均每24平方公里就有一处，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大批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以及丰富多彩的彩绘变形鸟纹、堆塑鸟纹的装饰形式，使得黄帝部落在延安的活动踪迹更加清晰、详实可靠，被认为是黄帝时代的文化遗存。位于延安宝塔区李渠镇的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20世纪80、90年代，在这个水土流失、破坏十分严重的遗址内，陆续出土了几十件只有当时部落首领们才可能拥有并使用的玉刀、玉琮、玉璧等大型祭祀所用玉器。其玉材经过有关专家检测，有的来自江南的良渚文化（浙江杭州余杭,良渚文化存续之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的来自青藏高原。这些精美“高贵”的玉器是否和黄帝部族有关？黄帝部落联盟北逐猃狁，沿黄河向东发展，融合了蚩尤、炎帝等部落集团，地域也由陕北高原发展到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对黄帝文化的研究和华夏文明的起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延安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地，戎风狄韵，民族融合，是其显著特色

摘要：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乡贤老者，以挖掘侯官村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示侯官千年古村历史风貌，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记得住乡愁，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乡村文化。

关键词：侯官村；历史文化；传承与变迁

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的侯官村，是千年古村落，古称“候官市”。她坐落于闽江畔，是闽江流域重要的交通要道。东、西、南被龙台山、华棣山、凤凰岭（赤塘山）三座青山环抱，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历史上侯官村曾作为古候官县的治所，长达160多年。城隍庙、汉镇闽将军庙、镇国宝塔、龙台石塔遗址等文物，见证了古候官县历史的兴衰。2019年，侯官村入选第一批福建省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镇（古村落）”名单，成为福州市唯一入围的古村落。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乡贤老者，以挖掘侯官村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示侯官千年古村历史风貌，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记得住乡愁，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乡村文化。

一、千年古村文脉相承

“侯官”原为“候官”（清朝时“候”均写作“侯”），为汉代时的官名，次于县令。汉朝无诸从诸侯灭秦，又佐汉击楚有功，汉高帝五年（前202）汉封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于东冶（今福州市屏山）。这是福建政区建置史上的第一个县，县治设在今福州鼓楼区屏山东南麓。冶县范围几乎包括了今天福建全境，甚至江西的铅山也在它辖管范围内。据《闽都记》载:“（汉）孝昭元始二年（公元前85年）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光武建武二年（26年）改冶县为候官都尉，仍隶会稽”。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冶县正式改名候官县，候官作为地名亦由此时开始。侯官作为古县，其管属区域和名称亦不断改变。南朝时，从候官分出的原丰与候官合并为东部候官。隋开皇九年（589年）改东部候官为原丰县，不久更名为闽县，县治在闽都坊内（今东大路省立医院附近）。唐武德六年（623年），再置候官县，县衙搬到现在的上街镇侯官村，地依县名。古代福州以水路交通为主，候官通临江滨，是福州西部的水陆交通和集市贸易中心，商贩云集，热闹非凡。故而，在侯官置县衙无可置疑。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候官因水而兴，也因水而毁。因为它地处闽江下游，是闽江、螺江、乌龙江三江交汇处，所以洪水到来时容易遭到灭顶之灾。据明王应山《闽都记》记载:“侯官市，古县治也。唐武德六年，置县螺江之北。贞元五年为洪水漂没，观察使郑叔则奏移入州城”。民国《闽侯县志》有更详细记载：“侯官故城，在府西北三十里。唐武德中，析闽县重置，治于此，通临江浒。贞元五年，为洪水漂没，八年，迁入郭内。故址侯官市。”从中得知唐贞元八年（792年），因水患严重，观察使郑叔奏请朝廷将县治迁入福州道山路，初名“候官坊”，故址改称为“候官市”。前后算来，唐代在侯官村设县达160多年。到了清代，“候官县”改为“侯官县”，原“候官市”也随之改为“侯官市”。“候官”建制地名究竟何时改为“侯官”？历史上无明文记载，但从方志等史籍载述看，从汉、吴至明代记述“候官”时均用“候”，闽侯县博物馆馆藏明万历间的墓葬“买地券”仍称候官，清初以后皆改称“侯官”。其改字（称）缘由，也无文字记载，只有《闽都记》卷六这样记述：“官贤坊，在候官县街口。旧名候官里，人以候阙日久，更今名。”据此说明，仕宦者忌讳“候官日久”，以为不吉利，故改里名候官为官贤，但并未说明县名“候官”改为“侯官”的缘由，理由应相同。民国元年（1912年），闽县、侯官县合并为闽侯府。民国2年，改为闽侯县，即民谚所说“闽县与侯官领（合并）好”一事。自此，“侯官市”改为“侯官村”至今。民国22年刊本的《闽侯县志》，对涉及闽地名“候”全以“侯”字替代。国家文字委员会与民政部曾联合发文认定：在福州地域的地名中“候、侯”通用，但“侯”仍循旧音读为“候”。《辞海》《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等辞书也增加了相应条目，如《辞海》（1999年缩印本）:“候官，旧县名，即侯官。……清以后“候”通作“侯”。侯官千年延续不断的地名传奇，是其成为福建省千年古村的重要依据，因此，有文史专家以“七代不变半毫音，千年只少一笔画”来赞誉这段历史佳话。

二、商贸重镇市井繁华

摘要：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一套会计管理理论，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趋势。会计文化的研究对于系统地、科学合理地建立和完善会计理论实务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会计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为探讨的出发点，简要阐述了会计文化每个时期的主要历史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会计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前景展望。

关键词：会计文化；历史发展；展望

会计文化是一种历史实践的沉淀和积累，研究我国会计文化，对建立与时俱进的会计管理理论和会计实务，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同时，对促进我国会计改革和企事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管理监督不当等事件的不断出现，意味着我们的会计诚信建设存在一定的隐患。中国的会计文化植根于博大精生、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对于它的研究将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一、会计文化概述

会计文化在《辞海》中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讲，会计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有关会计方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会计文化由三部分组成：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狭义的会计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从长期中外会计实践中创造或正在形成为全体或大多数会计人员所接受或共同享有的会计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措施。我国目前的研究基本是基于狭义的会计文化概念，将会计价值观和会计道德观作为核心，研究以此为主要内容的会计意识形态精神领域。

二、中国会计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特征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南江流域村落体育在南北朝时期的融合、明清时期的抗倭自守，民国时期的武馆运作、新中国成立后的机遇和磨难并存几个历史时期进行阐述，并结合双创的发展思路，针对目前存在的现状和特点，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思想上重视，行动上主动，经济上引进，并以东壁武术为个案进行实地调研，为传承南江流域村落武术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南江流域;村落体育;东壁武术;罗定

人类文明的起源大多依河而生，受地理位置和开发条件的限制，许多流域内仍保留着大量的原始村落，南江流域便是其中的一员。南江流域是古代百越族居住的地方，历史悠久，很久以前已有人类生息繁衍。目前在其流域内曾发现多处旧时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如：1983年11月下旬，罗定县文物普查队在罗平区沙头乡横垌村背夫山发现了一座土坑墓（编号M1）。[1]考古学家根据墓中器物的特征推断这是流行于两广地区的越人战国墓。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原始村落体育项目濒临消失。如何在当今环境下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深思。2014年9月总理提出的双创发展思路，为村落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南江流域村落武术文化的历史演变

南江起源于信宜、高州、阳春三市的分界岭，流经信宜市、罗定市、郁南等地，最后在南江口注入西江。南江流域处于热带地区，东南面有海拔一千多米的云雾山，西北面有天然屏障云开大山，使这里形成了适宜人类居住的山谷盆地。受地域、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南江流域内还保存着大量风格独特的古村落体育项目。南江曾被称为蛮荒之地，自古以来多灾多难。俗话说，寒门出贵子，逆境出人才。南江流域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有关历史故事和建筑物，为当地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1.1南北朝时期与汉族文化融合。说道南北朝时期百越与汉文化的融合，不得不提起一位英雄人物——冼夫人。冼夫人又称冼太夫人和谯国夫人，广东高凉人氏（今广东高州人）。她出生在一个俚族首领家庭。《隋书•列女传》载，夫人幼贤明，多筹略，能行军用师……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冯宝）聘以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冯弘之投高丽，遣融大父（祖父）业（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刘）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冯冼联姻后，两家联手开发岭南、传播文明、收复海南、平定叛乱、安抚黎庶，岭南终成富庶文明之邦。[2]唐代之后俚人逐渐融合了南迁的中原人，形成了独树一格的岭南俚文化。1.2明朝时期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明朝时期，倭寇猖獗，他们烧杀抢夺，祸害相邻。许多仁人志士，投身疆场，抗击倭寇，张元勋便是其中的一员。张元勋自幼爱好武艺，其父张恺抗倭阵亡，他立誓杀倭报仇。1569年，吴平海盗遗党曾一本引导倭寇入侵，千艘战舰直逼广东、福建沿海，他跟随福建总兵李锡会同俞大猷，与敌大小六战，擒斩1700余级，缴获战船360余艘，从而歼灭此股海盗。[3]张元勋因抗倭有功升至广东总兵，镇守广东。明朝中叶，罗旁（郁南县境内）大山一带发生土著人叛乱，长达数十年。张元勋领兵平叛，战功卓著，被明朝万历皇帝敕封为“护国庇民”大将军。陈璘是一位抗倭援朝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有勇有谋，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曾参加了两次。在平定罗旁叛乱后，陈璘因功升副总兵，驻守罗旁东山地区。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之役”。陈璘因熟悉倭情，被调往边境。他率水师与日本水师决战露梁海，全歼日军，功居首位；“播州平乱”，他率部出偏桥，智取海龙囤，居功至伟。[4]为此万历皇帝赐匾“开拓第一功”，赐联“辟土开疆功盖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1.3明清时期为了生计结寨自守。南江流域经常发生战乱，当地人民自卫强身。明万历建立直隶州，实行“募民占籍”政策，不少武士入籍建家立业。明末，南明政权覆灭，跟着“三藩之乱”又起，罗定陷于战火中近半个世纪，官兵攻城夺地，乡间盗贼众多，乡民多结寨自守…。[5]一直到康熙以后，武术在当地乡村十分盛行，明清两代有武进士7人，武举人47人，单是罗镜便有武举8人，担任把总以上武官28人。[5]1.4民国时期以武馆形式运营。清末民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一些产业相继破产，盗贼再起，再次掀起武术强身健体的热潮，很多乡村请人教习武艺，武馆应运而生。罗定人梁贵荣在罗城创办了东壁跌打武馆。1928年在同盟会会员黄元白倡议下，召集罗定各区的族老和有名望的人开会，由各区推荐选手表演，选出梁贵荣为会长，其他优秀者作为会员，成立了罗定县（今罗定市）国术协会。国术协会分为甲、乙两馆，甲馆由梁贵荣主持，乙馆由陈乔山主持。1933年梁方伍被邀回到罗定传授武艺，他主持的武馆成为丙馆。梁方伍不仅武德高尚，还擅于思考，将蔡家、李家、佛家等所学拳术相结合。抗日战争期间，有些著名武师流落到罗定。为了生计，他们在罗定开馆授徒，引入不少外地流派的武功，如：著名的拳师叶敬亭、吴瑞松、铁海龙等。与当时罗定著名的拳师双方相互借鉴，相得益彰。1.5新中国成立后机遇与磨难并存。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生机勃勃，作为保家护院存在的具有强身健体性质的村落武术的价值反而降低了。长年征战，人口剧减，发展生产，迫在眉睫。随后又经历了十年，不少武术前辈遭受侮辱、迫害。收藏在群众中的武术史料、书籍被抄被毁，武术传承的基础遭受严重破坏[6]，中国武术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或遏制。例如，河北沧州的王子平、朱国福、姜玉和等武术名家先后遭到迫害，甚至被抄家；著名宣武体校教练郭双凤老师的师傅宋志平先生的器械及习武资料全部被红卫兵拿走，陈氏太极拳名家雷慕尼当时去了西厂拉煤。很多民间武术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7]乡村武术项目也是如此。1952年之后一个时期，部分领导把练武术和打群架划等号，罗定不准民间开馆习武，“功夫佬”多回乡务农。[8]结束后，武术步入复苏期。1979年1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的重要文件，并组织武术调查组分赴山西、陕西、四川等13个省、市、地区开展考察，在1982年12月，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并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于是国家体委成立了武术挖掘、整理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部署全国武术挖整工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相应成立了挖整办公室，专门负责当地的挖整工作。[9]习武之风再次席卷南江流域。改革开放后国外的一些观念也随之传入我国，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投向经济市场。在这种社会变更下，武术真正的经济价值尚未得到体现，加上村民娱乐方式的增多，村落武术的发展每况日下。

2“双创”视角下南江流域村落武术发展的途径

拜读了容若先生的大作：《也谈孙中山之五大罪——评袁伟时关于护法的‘翻案’文章》（《明报月刊》2001年十月号；以下凡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出处）后，感触良多。此文不仅涉及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表明一种曾经为祸多年的文化现象尚未消失。

（一）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