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筑论文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太原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的编制；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影响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在春秋时代，太原已建有城邑，称晋阳城、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兴起，在旧城改造中，开发商片面追求土地及经济效益、依据“先急后缓”的原则，明确主城区的紫线控制范围、从历史遗存的集中度、风貌的整体性以及规模的完整性方面进行了初步评价、将历史街区紫线保护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的编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通过贯彻“有效保护”的原则、通过具体实施措施的提出，转变了观念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分析了太原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详细阐述了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的编制，探讨了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影响，以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紫线规划，历史文化遗产，风貌

1太原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在春秋时代，太原已建有城邑，称晋阳城。后相继为赵国都城、秦汉重镇、北齐别都、盛唐北京，以及后唐、后汉、北汉的宫阙之地，素有“龙城”之称，太原有史可考的历史已有2500年。从宋朝初年毁晋阳城而重建，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这1000年城市发展的空间就在于旧城。历史赋予旧城丰富的遗产，纯阳宫、文庙、督军府等文物古迹众多，传统民居和宁化府、清和元、开化寺等老字号，记录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城西水系、拱极门遗址等古迹传承着历史的记忆。这些文化遗存完整地展现了太原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反映出地方文明的进步历程，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对现代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后代也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兴起，在旧城改造中，开发商片面追求土地及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大拆大建已造成反映太原特色的居民区几乎消失殆尽；见缝插针现象屡禁不止，使原保护规划中的视线走廊造成阻碍；城内部分文保文物历史建筑仍被一些单位占有，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周边建筑在高度、体量、色彩方面，从不考虑协调；部分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因旧城改造的需要而被当做破旧建筑拆除，如八路军办事处、裕德里民居、上肖墙民居等。清代的开化寺民居被数十户居民当做住宅；古关帝庙、圆通寺、以及散布在市区大量寺庙都处于无人问津的废弃状态，年久失修，日益破损，绿化建设严重缺乏。在太原旧城出现的大规模改造热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旧城居民的居住水平，对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城市建设在某些方面的短期性致使名城保护处于被动和消极的状态。不仅给城市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且对旧城的历史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作为省会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其发展速度较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对旧城改造的进程也加速了，在这种背景下，旧城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就变得尤为紧迫。

摘要：当历史建筑的价值被承认，它们就应该受到相应的保护。然而保护工作仅仅是简单复原与修补还是可以运用恰当的创新手段去实现？保护与创新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本文中，本人将具体结合上海展览中心的改造说说我对历史建筑改造的观点。

关键词：历史建筑建筑改造建筑保护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改造和其不断拓展绘就了一幅恒久变幻的建筑史画卷，随时间的脉搏……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了风格各异的种种建筑形态。历史的变迁促使文化不断的趋于成熟，建筑当然也就随之不断出现新的时代风格，而曾经的时代产品就成了所谓“历史建筑”。它们跨越时空，饱含着逝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类凝固的历史。就建筑这个概念而言，与新建筑相比，显然，他们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因而关注维护和改造已保留历史建筑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上海展览中心就是其中一例。

一、背景情况

上海展览中心原名“中苏友好大厦”，建成于1954年，是市中心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80年至1990年代初，上海展览中心在其北面建造了当时上海的高度之最——上海展览中心北馆（建成后一般称“上海商城”）。

机缘巧合，我搬到上展中心附近，频繁的接触使我对这个建筑产生浓厚兴趣，并有更深入了解他的冲动。古典味十足，高挑的塔顶，温和的土黄色调，端庄的外观，是我对这个建筑的第一感觉。但毕竟随着岁月的流逝，上展中心的沉降、倾斜、裂缝等现象已十分不均匀，且日趋严重。情况最不乐观的要属序馆，沉降达1.9米。另外，由于上展中心承担了繁重的会务和展出业务，原来的停车场地已经不堪重负，根本不能满足场馆的要求。

1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背景简介

五大道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称号。整个历史文化片区的面积128hm2，包含全长共17km的22条街道，其中以成都道、重庆道、大理道、睦南道以及马场道最为著名，街区内共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花园洋房2000余幢，包含了当时各个殖民国家的建筑风格，目前最具代表性的300余幢建筑中，包含英式建筑89所、意式建筑41所、法式建筑6所、德式建筑4所、西班牙建筑3所，还有众多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古典主义建筑、折衷主义建筑、巴洛克式建筑、庭院式建筑以及中西合璧式建筑等[1]。

2PPIS建筑保护利用模式及其实践

2.1PPIS模式的内涵

PPIS建筑保护利用模式是在四个试点项目改造过程中逐渐完善形成的标准模式，作为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导则保证了试验区建筑策划设计、保护修缮、腾迁整理、招商运营、后期管理和服务等过程的实施，是结合历史建筑、社会人文、未来发展潜能等多方面的综合保护利用模式。推模式（Push）：基于《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等级确认原则》对历史建筑做出的等级评定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针对不同类别保护建筑的修缮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对试验区内的建筑资源形成统一的认识，使得资源得以高效整合。拉模式（Pul）：与“推动模式”相对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通过对每一栋建筑简历信息档案保证建筑历史的原真性，合理确定每一栋建筑的详细整修方案，从而保证试验区整体功能和历史价值的回归。交互模式（Interact）：通过建立交互信息平台，并使区域内功能布局、品牌落户进行双向交互选择，打造高端商业文化和社区文化。服务模式（Service）：是指服务区能够为周边居民、市民、游客等多种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提升试验区的社会功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2]。

2.2“民园西里”项目改造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四合院历史风貌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已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焦点和难点，在“十五”期间，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应当认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紧迫性，确立保护原则，利用市场机制，探索新的保护方法，同时对现存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调查，以便为夸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依据，为后人留下资料

1面对“第四次浪潮”的挑战

半个世纪以来，北京的历史风貌保护工作走过曲折而艰辛的历程，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受到过四次大的冲击。虽然在50多年前北京的和平解放使这座古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但由于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缺乏文物保护的观念，没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意识，北京的文物古迹和历史风貌一度遭到较大的破坏期间，为大炼钢铁形成冲击金属文物的浪潮，许多珍贵文物消失在冶炼炉中。初期掀起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文字的和图案的文物、街景受到巨大冲击，大量碑刻、雕刻、经卷、书画毁于一旦，许多重要的文物建筑受到极不合理的使用，形成以破坏文化标志物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浪潮”。在此期间被当作封建帝都标志的城墙被最后拆除，北京的历史风貌受到很大破坏。“”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城市发展速度的加快，出现了以破坏文物建筑本身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浪潮”，王府大院内见缝插针式的建设和各处对文物建筑的拆改，破坏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从9o年代初期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城市的开发方式发生变革，由对单座文物建筑的拆改破坏演变成对成片街区的剃头式改造，许多文物建筑被拆除，一些很有保留价值的街区化为乌有，“第三次浪潮”演变成为“第四次浪潮”，即破坏历史文化区域的浪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受到严重挑战。

在北京的历史风貌经历一次次破坏的同时，人们为保护文物和历史风貌的努力也在加强从1957年北京确定了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作为对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许多重要的古迹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越来越多的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尤其是在80年代，保护历史区域的观念开始流行，1982年北京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90年北京公布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并在2000年完成了保护区的详细控规。人们不再满足于文物的点状保护，而要实现历史文化区域的面状保护，历史风貌保护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如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任务却仍然十分艰巨，“第四次浪潮”正袭面而来，严峻的挑战并未结束。

2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紧迫性

摘要：历史文化村落的建筑文脉是村落保护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中，历史文化村落安置区的规划建设会产生文脉断裂的问题。本文对杭州东梓关历史文化村落搬迁安置区的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梳理其建筑文脉，探讨安置区建筑文脉延续的基本做法。

关键词：历史文化村落;东梓关;安置区;建筑文脉

一、东梓关村基本概况

东梓关，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宋王朝，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三十二年《富春县志》载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朝廷在东梓浦设立巡检司，并派有军队驻守，为东梓塞，因此改名东梓关，是杭州境内颇有名气的古埠名镇。2015年，东梓关村被列入浙江省重点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重点村，同时还是杭州市“新杭派民居”示范点。东梓关现存清末民国初的历史建筑约百余幢。具有代表性的像许家三房的“许家大院”、“许春和大药房”，安雅堂，许家二房、四房、五房、六房，越石庙、朱家三房堂楼和长塘厅等，都是留存下来知名的历史建筑（如图1）。

二、建筑文脉定义

关于文脉，学术界有各种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文脉，是指介于各种元素之间对话的内在联系，更确切点，是指在局部与整体之间对话的内在联系[1]。对于建筑文脉，邹德侬认为“建筑文脉是指建筑与周围事物的外在和内在的时空承接关系。这里所说的周围事物包括通常所说的环境及相关的种种文化因素”[2]。通过检索知网30篇的专业论文，笔者认为，建筑文脉可以理解成是人自然、社会之间的一种联系，个体与整体的一种联系。对于历史文化村落搬迁安置区而言，建筑文脉更多地表现在安置区与传统建筑的关系（如表1）。

摘要：中国建筑史作为建筑学专业核心课程，其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对毕业要求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根据江苏科技大学课程建设的原则并针对该课程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点，文章围绕“学生中心，文化自信”理念不断对教学模式、手段、资源、效果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通过对该课程教学资料的分级重构，对学生课程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延伸，对课程相关课群进行联动，将劳动实践和文化自信等课程思政内容有机结合融于专业教育，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构建“课前初识，课中精讲，课后提升”三位一体的课程培养体系。在具体教学中，在保证向学生传授建筑史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注重建筑历史知识的实践和应用性，紧密联系现代建筑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联系中国建筑师自身民族文化的修养，同时密切配合学校服务地方的指导思想，拓展了有关地方建筑历史文化和建筑历史知识的实践与应用方面的内容。文章抛砖引玉，探讨切实提高学时不足情况下大容量理论课程教育实效的途径，激发课程教学“活力”。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文化；教学方法；教学改革

一、学情分析

结合多年教学总结与学生实际情况，江苏科技大学中国建筑史课程主要面临“教师讲授全与精的矛盾”“理科生文学素养欠缺”“学生培养扁平化”三个方面的实际难点。

（一）课内教学时数难以支撑知识全覆盖

中国建筑史课程共40学时，教学内容多、知识点繁杂，在压缩学时背景下，课内学时不足，仅靠课堂教学难以完整覆盖各知识点。横向观察多数院校，该课程在48～56学时仍感时间紧迫，教师一般选择传统讲课模式，力求通过课内高强度灌输，实现知识点全覆盖。这种模式既难以激发学生内在求知欲望和兴趣，又使得课程教学扁平化，重点知识不够精，教学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古都是古代君王起居和理政的朝廷所在地，是特殊的历史城市，特殊在“都”、“有宗庙先君之主”。古都文化是以古都为载体的历史城市文化，又是一定地域历史文化的集中代表。要了解汉、唐盛世，不能不到长安（西安）、洛阳；要体察两宋风韵，不能不到汴京（开封）、临安（杭州）；要品味元、明、清文化，不能不到北京、南京；要研究中原殷商，不能不到安阳、郑州。我国古都文化是立体的，多元的，涵盖的文化内容与形态，十分丰富多彩。那么多个古都，遍布神州大地。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视为一个整体，我国古都文化就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缩影，这也是我国古都文化的整体价值所在。中国有5000多年文明史，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政权更迭。据中国古都学会前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朱士光教授研究，则有220多座古都（含陪都）。这么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古都当中，大古都有八个：西安、北京、南京、洛阳四大古都，是在解放前认定的；开封是在解放后不久认定的。1980年初，中科院侯仁之院士派遣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胡晓谦从北京专程到杭，请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先生主编一部《中国五大古都》。陈先生复信：杭州是吴越国、南宋的都城，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六大古都》，杭州包括在内。提议得到时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侯仁之院士同意，并经中国古都学会确认，我国第一部《中国六大古都》于199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杭州也就成了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后来，安阳、郑州也先后进入了“大古都”的行列。

1杭州两大古都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

杭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5000多年文明史，有2200多年建城史（公元前221年秦置钱唐县），杭州称“大古都”，因为杭州是纳土归宋的吴越国与偏安一隅的南宋两朝的都城。五代吴越国与南宋定都杭州期间，是古代杭州城市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时期。在清代，杭州还是康熙、乾隆二帝南巡驻跸的行宫地。从良渚文化一直下来，到近代革命文化，杭州文脉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丰厚。诸文化中，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是杭州两大古都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它是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研究的重中之重。

1.1吴越国首府杭州

杭州作为帝王之都，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唐朝末期，军阀混战，北方出现五个小王朝，南方建立十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钱镠（杭州临安县人）建立的吴越国，便是十国之一。唐光启二年（887年），唐禧宗任命钱镠为杭州刺史。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钱镠任镇海、镇东军节度使“还治钱塘”，升杭州为都督府。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钱镠被册封为吴越王。到梁龙德三年（923年），又被封为雄踞江浙的吴越国王，定杭州为吴越国首府。钱镠只认“王”，不称“帝”，不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经过三世五帝，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王钱弘俶“归宋”，至此，吴越国历时72年（从钱镠任节度使算起有86年）。吴越国地分十三州一军，定都杭州，加名西府，或称西都。当时杭州成为全国经济繁荣、文化荟萃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有美堂记》评价：“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杭州有个钱王祠，祭祀吴越国几代君王。钱镠是一位对杭州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吴越国时期，主要功绩：①治西湖：912年，梁朝皇帝朱友珪加封钱镠为尚父，允许杭州扩建牙城（王城），当时有术士（风水先生）向钱镠进言：“王若安居城中，有国仅只百年，若填掉西湖而筑城，有国可千年。”钱镠答：“西湖乃天下名胜，安可填平？百姓藉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无民哪有我王；历史上五百年必有王起，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有国百年，事愿足矣！”这一明智决定，为杭州保留了一个美丽的西湖！②筑海塘：为消除钱塘江潮对杭州城的危害，钱镠组织民工用石笸法兴建一条从六和塔至艮山门的江堤，称“钱氏捍海塘”，“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③造佛寺（塔）：当时有300多座佛寺，号称“东南佛国”，还建六和塔、白塔、保俶塔（1933年重建，用的是实心塔）、雷峰塔（系钱弘俶庆贺王妃黄氏生子，称黄妃塔，1924年坍，现已复建）。④筑城池：先筑新夹城，后扩建罗城（外廊），周围七十里，成腰鼓城，城门十座，不是现在十门，东到盐桥河，有盐桥门、北关门（在夹城巷）等。吴越时期，奠定了杭州发展的基础。唐末，陈桥兵变，赵匡胤立宋，要统一国家，请钱俶到京朝见，款待几日，临走时，封了一箱东西，叫钱俶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开一看，箱里所装的都是大臣们的建议，要赵扣留或杀了钱俶，但赵不扣不杀，叫他安心回去。其意是要他老老实实奉献吴越国，乖乖归顺，钱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当时的情势，后来他学范蠡功成身退，奉表称臣，史称“纳土归宋”。之后，北宋将杭州改置钱塘、仁和两县。到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梅挚出任杭州知府，宋仁宋赠诗：赞杭州“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1.2南宋都城临安

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缘起的时代背景及其模式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始于1982年。30多年来坎坎坷坷的实践探索，既抢救了一大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保护了各类文化遗产，也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1.1文物领域拨乱反正催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我国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比较晚，缘自文物保护单位向历史遗存的古城的扩展。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主席就亲自起草中央军委电报，要求各攻城部队必须做出精密计划保护这座古都，并把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执行。解放军代表还特地登门拜访了梁思成先生。不仅如此，又将梁思成拟出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中央人民政府刚一成立，1950年很快政令，作出《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国家在组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础上，先是于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继而于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我国古代和近代遗存的古城，却远没有文物那么幸运。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弃城到保城的长期阵痛过程。由于意识形态桎梏和认识方面的原因，最初这些古城被视为统治阶级聚集的“消费城市”，具有剥削性质，被打入另册“彻底革除”。建国后30多年，大张旗鼓掀起的拆城墙、改旧城的风潮曾经席卷全国，直到“”结束，邓小平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拨乱反正”中，组织全国政协对劫后余生的各地文物破坏状况进行了调查，随即通过政协提案，建议抢救文物，加强文物保护，并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从而促成了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发出保护我国历史文名城的通知。同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由此可见，没有文物保护，就没有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1.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延用文物保护思维模式。《文物保护法》赋予了历史文化名城法律地位和法定概念，也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顺理成章纳入了文物保护范畴，采用了文物保护的模式。《文物保护法》公布以后曾经做过6次修正。其中1982初版和1991修正版均在法律第八条把历史文化名城界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的修正版均在第十四条又将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保护单位并列为不可移动文物。迄今历史文化名城始终沿用着文物的概念。既然属于文物，就应当适用《文物保护法》“原状保护”的原则，无论古城本体，还是依存环境，都要保持原汁原味。这对以人群为主体、满足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和起居生活需要、活态传承历史文化的物质综合体，显然根本无法做到。因为“原状保护”不符合历史文化名城存续演化的内在规律。对于文物保护采取原状保护无可厚非，非如此不能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及其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为充分彰显文物的价值特色，使其物有所值，古为今用，近些年来文物保护思维也从守成封闭模式向多元开放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切实加强保护的基础上，探索文物合理利用，创新发展取得了丰富经验。最具影响力的故宫保护就是杰出的范例。但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却未形成清晰的思路。一直以来，受文物保护思维支配，历史文化名城被当作静态保护的对象，采取和文物保护单位同样的模式，在历史城区划地为牢，通过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定禁区和限制区实施管理监控。即使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行政法规也只能在《文物保护法》的架构下对法条规定略微调整，适度深化，不能与行政法抵触。组织编制保护规划，核心内容不外乎三部曲：一是明确保护内容，确定保护重点；二是划定保护范围和控制范围；三是对保护范围的现状建筑实施分类保护整治。这种在平面二维空间上实施的静态保护的规划措施，虽然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作用，防止出现更大破坏，不过由于保护规划对分类保护整治的措施仅限于提供范式化导向，达不到导则深度，遑论针对具体现状建筑和环境进行详细设计，故而实操性差，常被诟病为隔靴搔痒，不接地气。加之规划编制内容对于研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具体明确要求，缺乏功能业态更新和环境生态提升的规划引导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撑，因此很难使历史文化名城既能保下来，又能活起来。毋庸讳言，三十多年来我国所有历史文化名城都曾不止一次编制和修订过保护规划，却未能行之有效地遏制发生在保护范围内的违法破坏，千城一面的趋势仍旧继续蔓延。于是保护规划变成了敷衍检查的应对之策，束之高阁弃而不用。1.3长期以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存在理念缺失。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主要依靠编制和实施保护规划。这固然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保障，舍此不可。通过保护规划将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挖掘出来，确定为保护对象，按照本体及其遗存环境合理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对在保护范围内的建设行为和活动加以规范，根据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现状不协调建筑，分类实施保护、保留、修缮、改善、更新等不同的整治措施，达到整体保护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的目的。特别是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管控，保护规划的作用不可替代。同时也应看到，保护规划落实在各类建筑的保护整治上，成效并不乐观。需要指出，保护规划作为一项专业技术手段，并非名城保护工作的全部，不是说只要编制一个好的保护规划，就一定能够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毕竟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关系传承文化遗产，而且关乎改善社会民生，不能将名城保护等同于文物保护，不宜机械地照搬封闭的文物保护模式和套路，仅靠划定几条“高压线”就能管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旨在传承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不是单纯为了保护原状形态，更不是把形态保护恢复到某个历史年代。审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程，保护制度建立30多年，思想理念隐含两大缺失。一方面在宏观上，过于专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形态与实物形态，划地监管，忽视攸关改善社会民生的功能更新，没有意识到妥善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才是问题的根本；另一方面在微观上，编制保护规划止于范式化导向，确定规划措施空泛通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缺少了过渡到落地实施阶段的有机衔接，结果为偏离保护规划，重新委托保护整治设计和建筑设计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念缺失给城市设计介入设置了藩篱。众所周知，文物保护思维的基本模式是守成。秉持守成思维模式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自然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外在因素干预，保护和维持原状。因而似乎没有必要运用城市设计手段，担心城市设计属于创作性思维，会追求审美景观的形象塑造，给历史文化名城带来破坏。这是城市设计较少介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症结所在，也是导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理念偏见。孰不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正因为在守成封闭的惯性思维支配下，停滞在粗放模式，摒弃了精细雕琢，才随着城市发展的趋同化，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个性化特征，变得千城一面。如今除了平遥、丽江、苏州、绍兴、阆中等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比较完整外，绝大部分名城整体格局、历史风貌已不复存，只能由保城退守到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最后防线，不得不令人深刻反思。

2城市设计之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作用

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只有秉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正确理念，才能客观认识历史文化名城存续规律，把管控和疏导有机结合，刚柔并济，展现出多元包容和适度弹性，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的鲜明品牌特色。2.1动态传承体现着历史文化名城存续的固有特征。历史文化名城较之文物，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空间和社会载体的概念，有着内在的属性特征，包括存在于一般城市的普遍共性，以及属于自身的鲜明个性。任何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在特定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从最初的古城形态渐变演化而来，经历了渺远的时空岁月雕琢。它们毫无例外地积淀叠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遗存，或多或少保留着逝去的印痕与记忆。无论古城始建于哪个地域或者哪个年代，都会随着时代变迁，生命体不可避免地出现式微衰败的老化现象，空间形态和实体形态也会发生变化，都要在不断代谢的新旧更替中，满足当时居住人群的生存与生活需要。但是物质形体的消长简繁，建筑材料及建筑技艺的改进，并不影响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纵观名城演化轨迹，大量重要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代有倾圮坍塌，却又不断重建完善。这是一个自我更新的动态传承过程，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进化提升过程。由此可见，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作为有机的生命载体，必然按照自身客观规律可持续发展，而不能一成不变地始终原状保存，也不能人为定格在某一历史时期或者历史阶段。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重在保护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域的历史遗存信息，通过各种物质化的形态载体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历史文化，延续历史文脉。认识历史文化名城存续规律及其固有属性特征，应当在真实保护、整体保护的基础上，实施动态传承。要善于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中，汲取适应现代社会的富有生命力的基因，不断为历史文化名城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2.2城市设计是历史文化名城动态传承的重要手段。城市设计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延伸和具体化，是促进历史文化名城动态传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城市规划建设从大规模的粗放型外延扩张转向集约化、精细化和人文化发展。随着土地增量利用向土地存量盘活转型，越来越注重提升城市的高品质，创造高效的活力环境和优美的景观环境，彰显和传承历史文化，也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摆到了突出位置。在这一转型发展中，运用城市设计的思维和方法，能把更多的历史文化保护下来。我国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时期。城市房地产的过度开发肢解了传统格局，撕碎了历史风貌，蚕食了文化遗产，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挑战。迄今真正完整保存着原状的历史文化名城已是凤毛麟角，其他整体保护状况大都不佳，空间网络碎片化，文化遗产零星散布。有鉴于此，保护规划将传承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相对较好、历史遗存建筑比较集中成片的地段作为保护对象，划定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其他需要保护、控制地区的保护范围，并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三个保护层次，确定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在整体保护控制的同时，重点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现状建筑实施分类保护整治。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绝大部分空间和地段，因空间网络碎片化，无法划入保护范围，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信息难免有所疏漏。针对历史文化名城这种普遍状况，城市设计大可用武，作为保护规划的最佳搭档。城市设计上可承接保护规划，下可指导建筑设计和塑造名城特色风貌。其重要性在于运用城市要素整合的思维，对古城和老街形态进行空间组织，在三维空间的坐标中化解各种矛盾，弥补因划定各种控制线对城市要素产生的分割。这与保护规划和详细规划有很大不同。保护规划划定管控范围，确定保护内容，规划保护整治措施。详细规划控制建筑的高度、密度、容积率等技术数据，针对建筑、道路和绿地空间布局、日照分析、交通组织、工程管线综合、投资效益分析等等。两个不同层次的规划都是在二维空间的平面范畴内所做的数据平衡。相比之下，现代城市设计是一种整合状态的系统设计，更强调三维性、整合性和创作性。它以视觉秩序为媒介，容纳历史积淀，可以把更多散落在保护范围以外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信息囊括在内，铺垫地域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在现代城市设计中，通过研究分析古城和老街的行为活动模式，围绕彰显历史价值与文化特色，处理建筑、街道广场、水系、绿化、环境景观等城市要素的空间组合关系，运用形体和色彩构思，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有机织补，塑造空间形态，修复易于识别的古城和老街意象，达到空间形式上和谐完美，社会生活上有机协调，综合效益获得最佳优化。

3用现代城市设计方法提升历史文化名城活力

城市规划的方法是对土地使用的二维空间布局。主要体现在平面范畴合理使用城市建设用地和运用城市控制线，具有公共管理的属性。城市设计的方法注重城市空间要素三维形态整合，使城市机能更加合理高效，景观形象更具特色，营造聚合人气的氛围与审美效果，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补充。充分发挥现代城市设计的专业优势，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和活力提升至关重要。3.1城市设计着力历史文化名城三维空间要素整合。《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城市设计这样定义：“城市设计是指为达到人类的社会、经济、审美或者技术目标而在形体方面所做的构思。”说明艺术创造是城市设计的最主要特征。《中国大百科全书》则把最初多半是为景观设计或建筑设计提供指导的城市设计，上升到了针对城市整体空间形象和环境景观构思的现代城市设计阶段，指出：“城市设计的任务是为人们各种活动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形式的物质环境，内容包括各种建筑、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等方面，必须综合体现社会、经济、城市功能、审美等各方面的要求。”其目的在于改善城市的整体形象和环境美观，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历史文化名城也同其他城市一样，需要通过对城市空间、形体、环境和个性特色的塑造，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即使在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也不例外。虽然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但其营建过程并非随意所为，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儒道文化和建筑风水为魂，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和年代的生产力水平，经过匠心创意，整合自然人文资源，才造就出各式各样的城与街。这些城与街的形象有着空间性、形体性、序列性特征，结构严谨，疏密相间，高低错落，建筑婀娜多姿，在追求古典审美中使人们产生各种艺术感受，成为那个年代最具人气和活力的地区。实际上早在古代人们已经意识到并且运用了城市设计的思维方法，对于营城布局、街巷肌理、空间组合、体量比例、视觉对景等都进行过精心设计。这些具有历史文化属性的古城老街作为独立的空间单元遗存至今，和现代社区、商贸区、CBD、中心广场、绿地水系等相映成辉，更需要彰显出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文化空间载体的形象特色。这恰恰是现代城市设计的专业优势。尤其通过渐进式更新，在古代与现代历史文化脉络传承，织补残缺破碎化的空间网络，修复失去记忆的意象，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方面，非现代城市设计莫属。3.2现代城市设计为历史文化名城建构特色活力区。现代城市设计之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首先应当服务于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功能，在推进特色活力区建构，提升历史文化名城活力方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历史文化名城的活力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自我更新发展能力，也是衡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品质的一项主要标准。城的本质是人的集聚。其活力涵盖了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社会活力是历史文化名城活力提升的核心，主要表现在激发人的活动激情和构建良好互动的关系，包括通过公共空间精细化组织，营造多样的社会活动、开放的交流平台和良好的社区布局结构。经济活力表现在增强土地使用效益，促进经济空间的集聚和转型，包括物质、能量流的集聚和活动行为的集聚，构成了活力提升的基础和驱动力。如今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既要完善消费空间，也要重视空间消费，加快传统的购物消费向文化、休闲、健身、体验的转化。相较于社会活力和经济活力，文化活力能够激发人的思索、记忆和共鸣，感受到历史文化名城的可读性和识别性。借助现代城市设计的三维构思，比单一实施空间规划管控，更有可能达到提升历史文化名城活力的目的。美国著名的城市设计学者林奇在《好的城市形态》（GoodCityForm）一书中将“活力”作为评价城市形态质量的五个基本标准（活力、感受、适宜、可及性和管理）之首。设计者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忽视活力培养，追求形式的审美效果，必然步入偏爱视觉景观的误区。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尤其要避免出现这类问题。现代城市设计应当以保护规划为基础，运用新旧共生理念，从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中进行精心构思创意，适当融入现代建筑元素，提升城市活力，促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对于大量空间形态和实体形态破碎的历史城区和历史文化街区，采取有机织补修复，完善历史性标识以及古城和老街意象特征。运用现代城市设计，切忌急功近利，简单浮躁地堆砌仿古建筑，而应着眼于增强古城整体功能，建构特色活力区。特色活力区是由功能交混的城市要素紧凑集聚，以步行为脉络、公共空间为骨架组合而成，并且具有良好的可达性和环境特色，既是名城中的活力单元，又是名城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特色活力区根据公共空间的特征至少可分三类，一为广场型结构，即以广场将活力区的城市要素整合成有机体；二为自然生态型结构，即以绿地、水体等整合城市功能要素。三为步行街型结构，即以地面的步行街区和空中步行街作为公共空间有机整合。在这一方面，国外不乏成功的实例，我国在现代城市设计的探索过程中，结合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例如法国巴黎罗浮宫入口金字塔设计、日本东京惠比寿广场城市设计、新加坡河克拉码头城市设计、上海新天地和提篮桥中心、郑州二砂文创广场城市设计、大同古城小校场历史地段城市设计等等，从不同类型的历史城区和历史地段，体现了在历史名城中现代城市设计的趋势和特征。

1引言

中国城市规划正处在多规合一的发展时期，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就保护区论保护的措施，忽略了保护区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阻碍了二者之间历史文化脉络格局的交融，使得保护与发展出现失衡现象；由于城市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导致工作中各部门间频频发生纠纷，管理不善、过度开发、商业化严重等问题也随之产生；名城保护规划作为专项规划，往往与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之间相互脱节，不能很好的发挥指导作用。本文以历史文化名城济宁为例，探讨多重视角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路径与方法。

2济宁市城市文化特点与现存问题

2.1简介。济宁市属于山东省内的一个城市，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是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同时济宁市还具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境内不仅有三府、国家森林，还有国家历史名城——邹城市，使得济宁市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旅游名城。2.2济宁市城市文化特点。2.2.1独具一格的古城风貌。济宁市称为“运河之都”，运河不仅对济宁的经济产生影响，还对济宁的精神、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北方城市中，济宁河流最多，为济宁带来了信息、技艺和人才，称之其为“江北小苏州”再合适不过。城区内任城河、洸河、府河等交错纵横。城区含有陆路和水路，使得居民楼和商业区联系更加紧密，也把济宁水乡城市风貌展现的淋漓尽致。济宁作为运河的中间枢纽，受到中国儒家文化、西华宗教文化的熏陶，使得不同的文化要素融入到城市建设中，展现出城市独特的风采。2.2.2积厚流光的京杭运河文化。济宁倚靠京杭运河，作为运河中段的交通枢纽，积极做航运事业、积极建设，从此不断走向繁荣。运河文化从此也成为济宁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显现出济宁市的整体精神面貌，更是使其成为城市文化的代表。运河文化在济宁市的兴盛，加之运河的航运作用，使城市逐渐沿着河道形态发展、扩大，街道沿着运河延伸，湿地也融入城市，构建出南北城市融合的风貌和富有特色的运河文化。2.2.3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的地理条件和浓厚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表现形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历史文化风景带。济宁又享有“曲乡艺海”的美誉，至今为止已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1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3现存问题。济宁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依旧存在以下几点问题：（1）古城中的建筑特色趋向模糊，城内存在的历史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吞噬；（2）过度进行城市开发，运河环境遭到破坏，历史城区附近也被居民楼所占据，使得水利工程受到破坏；（3）人们活动轨迹增多，部分文物受到损害；（4）缺乏保护措施，历史古巷与现代交通相冲突，古巷感日益消散。

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多重路径与方法探究

新时代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方式，应从区域着手，进行小背景契入，进而考虑整体发展与保护；而后运用全方位的视角，对历史名城进行合理规划；进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时，应制定合理、有效的实施方案，以确保规划顺利开展；对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应从建筑视角出发，进行合理规划与实施。3.1区域角度。3.1.1文化与环境特点。从大范围讲，济宁市处在中国东西文化不同的交汇点上，如西安到洛阳、北京经曲阜到杭州等，是中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站点。从整个山东省讲，我国儒家文化思想、炎黄先祖文化带以及运河文化带都汇集此处，使之成为富含优秀文化资源的地区。纵观历史长河，京杭运河已存在几千年，实属世上古老运河的其中之一。它流入济宁内，以此向外延伸，流入南四湖，形成东西、南北轴相结合的运河文化带。济宁作为儒家文化和运河文化的集结区，其目标为建设南北黄金水道之枢纽。3.1.2协调与保护共进分析。（1）从整体上保护文化环境。调和田地、林地和生态湿地等外围生态保护区与由运河、历史城区、古代街区而形成的历史风貌区和城市新城形成的现代城市风貌区的关系。保护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出入口、景观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广场等主要开放场所。（2）保护城市水系、合理利用水系。将市内内外水系相连，生态湿地镶嵌，融合城市整体水系，重点保护、强化市内梁济运河和古运河的整治，对沿河文化遗址、水利工程和两岸用地进行监管与保护，强化河道各自的主题、特色以及防护手段。（3）保护城市历史文化格局。建立两个不同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系统，依照运河文化设立历史文化格局。建设古运河文化带、梁济运河文化带，划定文保单位、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4）保护古树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化对古树的登记，强化对济宁市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3.2整体方面。3.2.1古城区的保护措施。3.2.1.1从整体范围进行保护。依据城区的道路建设、河流分布、建筑范围以及分布状况进行剖析，根城区形成“一带三区多点”的结构。加强对历史城区路网格局的保护，在保证城市干道通畅的基础上，尽可能保护历史城区的路网布局，维护原本城区的历史风貌。历史街区应保有原有古巷的建造方式及步行要求。可采用增建外围停车场不同的形式，减少进去历史街区的汽车数量，以此推动步行工具的发展。3.2.1.2维护水系、增强绿化。应注重疏通河道，还原原本的城河风光。而后不断增强流域间的连接，建造完整的水域体系。注重环境质量的改善，加强沿路绿化的建设，使道路林荫化。3.2.1.3建筑高度的控制。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街区控制建设总体高度。对处于历史街区的建筑物，高度应限制在12m之下，以此符合对视廊的要求。洸河、府河、越河滨河区沿岸新建建筑高度控制在18m以下。3.2.1.4景观视廊控制。按照地形分类，济宁属于平原地域。而对廊道视线的控制主要指的人工建造景观中的视线走廊。铁塔、太白楼、智照禅师塔、文化广场、东大寺之间都要留互为相等的视线廊道。3.2.1.5景观风貌控制。历史城区内主要有文化展览区和太白楼两条不同的景观线，交融形成历史区、文化区、景观区等不同的风貌。3.2.2保护古运河的方式。3.2.2.1划为不同区段。使运河整体划分为河西、古运河城区、古运河滨湖三段，对其进行保护。河西段以展现运河历史为核心，着重保护古运河的流经区域，河上的水利工程、以及区域内的历史文化古迹。古运河城区段，着重保护运河气韵、依附在运河两岸的建筑、小街小巷和古代遗迹。古运河滨湖段，着重保护运河生态环境、河道完整性，展现出济宁路段运河的魅力。3.2.2.2合理利用区段运河线。感知文化、体验文化主要放置老城区段，以古风建筑为核心，打造运河两岸自然风景；感知生活、休闲娱乐主要放置新城区段，绿化建设要融合周边环境，使现代城建中融入自然风光。参照文物部门划定的保护范围与建设进行相应管理；严控对大运河古迹周围的土地进行开采，加强对日常生活中用水概况的监测，并树立警示标识。3.3管理角度。对历史街区进行管理保护时，需有全面的管理体系，以致能够有效保护历史古迹。管理体系应主要从地域面积、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城区出入口、步行工具等不同角度制定，居住人口、建筑形式、建筑色彩等引导性方案，协助推动历史文化名城的管理。3.4建设角度。针对现存城市内的优秀文化、历史古迹、村落，应合理有效划出保护区域，提出相应的保护手段，且对城市内的建筑、绿化、路段、河道都进行相应的管理与布局。

摘要：随着我国商业综合体建设量的急剧增长，千城一面的设计使本土文化大量缺失，景观设计作为文化体现的重要载体，文脉传承在其中的应用尤为重要。文章以深圳市深国际智慧港先期启动项目中的商业街区式综合体景观设计为例，融合当地特色文化，以链接、人文、弹性、品质为理念，从入口广场、植物营造、道路铺装、景观小品、标识系统五个方面对商业景观进行设计，为恢复地域文脉，提升适宜本土的商业综合体景观设计提供参考。在商业遍布的深圳打造富有特色的商业项目，体现前海首期项目的差异化，打造富有特色的前海生活，传达自然、人文、街区的生活价值观。

关键词：商业综合体；景观设计；地域文化；街区式

一、项目建设背景

21世纪以来，我国商业综合体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商业综合体的模式有着鲜明的功能特色和资源共享的优点，已经成为了实现城市各项功能的新型载体，一系列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商业综合体开始在一二线城市出现，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和城市的面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收益，腰包鼓起来的深圳人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的享受，商业综合体是否具有特色，能否吸引大量人流，成为商业综合体能否取得成功的重点。而商业综合体仅仅充斥着商业元素是文化品味缺失的体现，长此以往，对于建设人们对传统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播传统文化的使命感都不利。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片区被定位为中国的“曼哈顿”，其未来商业发展方向尤为重要，其竖向景观应当独具特色，结合前海合作区的特有环境资源和发展方向，创造现代化、生态化、宜人的山、海、河及都市景观形象，因此需通过对前海某地块的场地规划分析和政策解读，归纳城市商业街区式综合体景观设计的要点问题，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在设计中，为城市商业街区式综合体景观设计提供参考。

二、我国城市商业街区式综合体发展研究现状

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使城市建设容易忽略自身文化特色，从商业综合体的建筑设计到景观环境设计，都表现出千篇一律的现象，这种文化品质的缺失使整个商业空间充斥着空虚感。长此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会使人们失去文化认同感和地域归属感。对于传统商业空间的景观设计中的历史文脉的表达和传承，是城市历史文脉延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因此在景观设计的探索中，历史文脉的表现与传承成为了设计的重点。街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地域文化的表达中，街区的设计尤为重要。在近年的商业综合体景观设计中，也不乏对街区与文化融合的设计，其中以成都远洋太古里和上海新天地为代表，在商业综合体景观设计中将原有历史街区、地域文化符号与设计元素进行了完美结合。成都远洋太古里的设计保留了成都古老的街巷和部分原有历史建筑，实现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激活。在建筑设计中，通过保留古老街巷与历史建筑再融入2～3层川西民居风格的独栋建筑，以青瓦坡屋顶与格栅配以大面积的玻璃幕墙营造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城市空间。景观节点的设计上，满足了对传统寺观园林空间与现代时尚街区空间的结合，恰到好处的景观广场的设置，使之作为整个街区的中心景观，让这个广场在节庆活动之日成为良好的视觉中心，景观小品的设计也都充分结合了历史文化，通过这些小品的点缀，使商业空间中的艺术气息更为充足。上海新天地则是融合海派地域文化的城市商业项目，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与里弄文化的狭小空间形成新旧的强烈对比。石库门是上海的历史文化积淀。新天地为了延续这一文化，在旧石库门建筑老区内拆旧建旧、修旧如旧，赋予其餐饮、娱乐、休闲、历史、文化等内容，将石库门符号完美融入景观设计中，将旧材料使用于新的景观小品之上，利用水景的表达与景墙的设置，使传统的地域景观符号出现在景观节点设计中，利用传统建筑与现代材料的结合，使旧有的建筑与现代商业相互融合，使狭长的里弄空间呈现出多层次分布的效果，在保护历史文化的同时展示了上海包容、有活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