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学论文范文10篇

摘要:当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着形式单一、考核标准不明确、论文质量普遍不高、抄袭现象严重、毕业论文标准存在不足以及答辩规则不明确等问题，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势在必行，应当扩大毕业论文形式，明确毕业论文考核标准，加强对毕业论文题目的审查，改革毕业论文标准，完善答辩规则，以实现法学本科毕业论文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契合，遏制毕业论文造假现象，彰显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

关键词:毕业论文;法学本科;;答辩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一）毕业论文形式单一。以传统论文形式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是绝大部分高校对法学毕业生的要求。传统论文要求围绕着某一个问题提出论点并展开一定深度的论述，论述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理论层面，一个是实践层面，从理论层面来看，绝大部分法学学生理论功底不够深厚，论述缺乏创新和深度，从实践层面展开，很多学生又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闭门造车，提出一些想当然、人云亦云的观点但论证不足。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锻炼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而非科研能力。所以，采取传统论文的形式来考核法学学生显得不够科学和合理。（二）毕业论文考核标准不清晰很多高校的毕业论文考核标准过于模糊，用“选题合理”、“结构清楚”、“论述充分”、“格式规范”等字眼来要求毕业论文，且不区分专业。模糊的标准不能反映法学这一学科的专业特点，也未对法学论文应当体现的法律知识功底、分析能力、应用能力等提出具体要求。（三）毕业论文质量普遍不高。调查发现，近年来法学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普遍不高，主要表现在毕业论文选题问题多、论文结构不合理及对观点的论证不够深入等方面。从选题来看，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选题被动。很多学生平时积累不够，往往临时抱佛脚，要么从网上搜索他人提供的论文题目，要么依赖指导教师指定论文题目，选题的被动性导致很多学生对所选题目缺乏自身的思考，论文的写作思路很容易受到网络论文或指导教师的影响，变得缺乏独创性。第二，选题或陈旧或过于激进。如“未成年人犯罪”、“精神损害赔偿”、“个人破产”等词语经常出现在毕业生的论文选题中，这些题目并非没有写的价值，而是多年来被历届学生选为毕业论文题目，重复率过高，且后来的论述并没有超过前人，多是老生常谈，或是泛泛而谈。根据笔者所在高校的调查发现，法学学生以“同性婚姻合法化”、“代孕合法化”作为论文题目的比较多，从我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现状和公众的接受度来看，起码未来很多年都不可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当前，同性婚姻、代孕的合法化探讨过于激进，况且从法学本科生的社会经验、理论水平来看，很难驾驭如此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题目。第三，题目过大。有些毕业论文题目所涉内容过于广泛，导致论文虽面面俱到，但如蜻蜓点水，流于形式，缺乏论证。论文结构不合理是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常见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对概念的介绍过多。论文可以对重要的概念进行介绍分析，但很多学生对概念的介绍过多且没有价值。第二，对国外立法规定的介绍篇幅过大。很多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用较大的篇幅介绍国外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但很少谈到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有凑毕业论文字数的嫌疑，或虽有涉及但仅仅是泛泛之谈，对完善我国的立法规定很难起到借鉴意义。论证不够深入也是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普遍存在的问题。临近毕业，很多学生心态浮躁，加之考研、就业的压力，很难将心思放在毕业论文上，有些论文对观点的论证浅尝辄止，有些论证只是观点的重复和堆砌，有些只是重复他人的论证而缺乏创新。（四）毕业论文标准不够科学。近几年，为了保障毕业论文质量，防止抄袭，高校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重复率检测，重复率检测对于减少论文抄袭，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的检测机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机构的标准存在缺陷。现在高校主要使用的是中国知网、维普这样的数据库网站，从这些网站提供的检测报告来看，标准不够科学和合理。比如，法学论文需要引用法律条文的规定来表达和论证某些观点，只要引用是必要的，字数不多，都应该是合理的，但检测网站直接将引用的法条视为重复。再如，某些通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会由于在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出现过而不能再被其他论文作者使用，导致后来者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观点。（五）毕业论文答辩规则不够严格。有些高校的毕业论文答辩规则不够严格，主要表现为：第一，欠缺对学生的答辩准备监督。学生在准备回答答辩组问题期间，答辩组缺乏对学生的约束和监督，学生可以随意上网搜索答案，或与其他同学讨论答案，甚至找论文指导教师询问答案，结果学生可以轻松地回答答辩组问题，导致答辩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核学生的能力。第二，给予学生的答辩机会过多。对于论文有严重问题不能参加答辩或通过答辩的，答辩组把关不严，多次给予答辩机会的情况时有存在，导致学生普遍认为毕业论文最终必然能通过答辩，从而不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和修改，毕业论文质量堪忧。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意义

（一）有助于实现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契合大学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对学生的研究能力要求不高，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应当符合该目标，重在通过毕业论文检验学生的法律知识功底、法律应用能力，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改变毕业论文单一的理论性论文的模式，通过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形式检验学生的应用能力，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更契合。（二）有助于遏制毕业论文造假现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如果采用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毕业论文（设计）模式，对学生毕业论文创作的主动性就会提出很高要求，学生只有通过亲自参与实践调查或案件处理，对法律问题或案例进行分析，才能完成报告，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学生闭门造车、抄袭加少量修改的论文写作状态，有助于遏制当前比较严重的论文造假现象。（三）有助于彰显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法学毕业论文改革力图减少毕业论文抄袭，鼓励学生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自身能力完成毕业论文，体现了学生之间的公平和正义。法学毕业论文通过严格规范答辩制度，鼓励学生对自己原创的论文进行陈述和答辩，减少答辩作弊现象，也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

摘要：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最常用的三种研究方法是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但在目前的研究运用中都存在一定的误区：比较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为了拼凑字数而选取重复比较对象的情况；实证研究中，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缺位的情况也值得关注；而这两个问题均与缺乏扎实的文献研究有关。在以上三种方法之外，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关键词：国际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

翻开任何一份国际法领域的科研项目申报书，在“研究方法”这一栏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方法罗列：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国际法学学科的问题研究中，甚至是整个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的主流研究方法。虽然是老生常谈，写各种报告、申请时总挂在嘴边、写在纸上，但是对于这三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内涵和实际使用，事实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和盲区。本文旨趣在于在笔者日常的研究学习的体会之基础上，讨论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方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在研究及写作过程中的运用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误区，并探究是否还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一、三种传统方法在运用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盲区

（一）比较研究。典型的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在两类国家中分别选取几个样本与我国进行对比。一类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英美、欧盟、德国、日本等国中选取），另一类是和中国类似的起步较晚、国情相近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印度、韩国等国中选取），有时还会选取在这一问题上未有动作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如在自贸区战略研究中，选取未发展自贸区战略的国家）。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实践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中国的实践存在的问题，借鉴他国的长处，整理出可取的发展经验。1.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比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法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1]的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论文撰写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两大优点而受到作者欢迎。首先，充实文章内容。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决思路，但在具体实践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无论想写多长篇幅的文章，亦无论作者在能力上对于每一种实践能做到多详细的分析，只要选取足够数量的样本，总是能够在字数上达到要求。其次，丰富表现形式。两方或多方经一番比较之后，在小结部分列出一张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论证成果，又给文章增添了图表的表现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块，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化。2.比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从以上对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的描述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误区：选取的对象缺乏代表性，或者，为了凑字数而选取多个雷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导致某一部分的比较研究缺乏学术价值。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比较研究被普遍当做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选取比较对象的时候，想当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传统上认为法律制度更先进的国家的怀抱；殊不知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广泛的阅读和收集，继而在大量比对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一个或几个对象。另外，在选取了合适的比较对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将二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做得透彻。目前大量的比较分析都停留在表层的现象面，比如将美国的规定与中国的规定分别罗列，篇幅长者可能再附上一两个案例，之后总结美国与中国有什么不同、中国应当向美国多多学习，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中国在立法时为什么没有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这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环境、民众接受程度都分别有哪些关系，对以上的问题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较研究方法虽然在国际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出镜率颇高，但真正对其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较研究方法不应当只是作为拼凑字数的法宝被使用，广泛的阅读、涉猎才是支撑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二）实证研究。1.所谓“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日渐受到关注的新热点，众多教授学者也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宋连斌教授指出，脱离了实证研究的国际法学研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国际法之法学性质，而更偏向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其二，没有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使得研究成果之说服力欠佳[2]。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证研究的影子。为什么说是实证研究的“影子”？我们来看国际法学科研项目申报书中在研究方法一栏关于“实证研究”的常见阐述：在现状解读、困境分析、对策思考的多个层面上，注意结合各国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发生的最新案例，从实践角度发现问题、着手研究、解决问题。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确与实证研究致力于回答“实际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点落在对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说事实上是将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不可否认，这的确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观察、描述的基础上对现象尝试进行解剖和分析，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缺乏数据和图表的支持。2.对白建军教授实证研究的分析学习如果拜读国内法学界致力于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作品，便不难发现，一份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及多角度的数据分析统计结果支持，质言之，实证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3]一文为例，白建军教授以刑法学的学术论文选题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中国大陆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学、犯罪学的博士论文共351篇作为研究的数据样本，探讨的主题是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统计学意义上，样本数量大于30即可被视为“大样本”[4]；白建军教授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已达到351个，且限制在了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内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取样，可以说取样过程考虑了多个因素，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军教授仍旧不厌其烦地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取样的科学性：（1）能否用论文题目代替选题；（2）博士论文能否作为整个学术科研界的代表；（3）对刑法学、犯罪学论文选题的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法学其他学科、甚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在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白建军教授首先从问题类型、学科领域、问题容量三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再将三个角度两两组合，排列出三个新的角度再进行分类统计及排序；在基础数据分析之后，白建军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选题与创新性的关系这一主题出发，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引入新的变量，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分割和统计。暂且撇去文章的具体分析与结论不看，单就这一步一步对一个较为庞大数量的样本的逐步切割、分类和统计而言，白建军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一个分析方法，而事实上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和论证。这可能与我们惯常的对法学论文的印象大相径庭，但这才是实证研究应该学习和前进的方向。（三）文献研究。无论是以上提及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还是其他的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文献研究是国际法学研究、甚至于法学学科和整个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献研究所给予的关注是少之又少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所谓“文献研究”等同于“阅读文献”；而“阅读”这件事对于做研究的学者、研究生而言已经做了十几甚至几十年，又有何特别值得讨论之处呢？首先应当明确，“文献研究”不等于“阅读文献”，或者说，“文献研究”之范畴应当远远大于“阅读文献”。“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事实上涵盖了从检索文献、搜集资料开始，至阅读文献、摘抄笔记，再到整理汇总、提炼升华的整个过程。这一误区导致了两个盲区：在以往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阅读”上，而忽视了在检索搜集和汇总梳理这两个环节。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环节被忽视，才更有可能导致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1）在比较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对象选取不当，因为部分可能更适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整理；（2）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础———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缺乏对数据的归纳、分类和总结。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不仅是其他研究方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在日常的学习和科研写作中，也是对作者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汇总能力的训练和提升；而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对我们的检索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更具考验。

二、新方法引入之讨论

在应法律出版社要求撰写这篇自述性文字时，我无法掩饰自己对韩非这句名言的偏爱，将它录在了本文卷首的题记位置。毫无疑问，韩非的这一论断是十分深刻和大气的。当时，战国纷争，诸候称雄，秦王朝顺天时，立新法，励精图治，变法自强，最后终于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但秦朝统一后，却行独裁暴政，施苛刑峻法，终致激起民变，二世而亡。“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朝兴衰强弱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行良法之治，人人奋发；施恶法之治，人人自危，则无疑是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唯有崇尚和信奉集人民之智慧、聚民族之精神、合一国之力量的良法，才能万众一心，所向披靡，推动国家走向强盛。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关键词:研究范式/行政法学/政法法学/立法法学/社科法学

内容提要:文章借鉴苏力教授关于法学研究范式的分类，用“政法法学”、“立法法学”和“社科法学”三个范式来描述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的主要研究，并分析各自的趋势。其中，“立法法学”是文章作者创造的一个词汇。

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地回顾和反思。在中国行政法学会成立20周年这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年份，回顾和反思中国当代行政法学似乎有了特别的意义。可是，面对数以千计的著作、数以万计的论文和难以确切统计的学术研讨，我们如何去梳理其中的脉络呢？已经有多位学者从不同的方面，作过富有启发性的评述。本文打算从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角度，检讨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的路径，并试图对未来的发展作一点猜想。

自从科学史家库恩提出“研究范式”（paradigm）的概念[1]，它被人文、社科学者广泛借用来分析各自领域的研究状况。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史”的范式转变。[2]虽然研究范式概念的确切含义和它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至今仍饱受争议，库恩所开创的“研究范式”似乎已成为学术史研究的一种范式。2000年，中国法学界曾经发起一场关于法学研究范式的讨论。[3]北京大学的苏力教授以“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种范式概括了中国当代法学的面貌。[4]此后，在行政法学界内，宋华琳博士曾经讨论过中国行政法学的知识传统和学术背景，主要评论以“平衡论”为代表的一种行政法学研究范式。[5]石佑启和金自宁两位博士也分别讨论过行政法学范式的转变。[6]但是，石佑启博士着重谈的似乎是公共行政改革背景下行政法的变迁，而不在于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金自宁博士讨论了规范性研究在行政法学中的历史定位，并主张“开放的行政法学”；这一问题和观点与本文比较接近。但是，对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梳理，仍有待进行。

撇开关于概念的种种争论，本文将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研究范式”：当学术共同体中一定数量的研究形成比较固定的“套路”，即大体相同的问题领域、运用类似的方法和知识，就可以说有了一个研究范式。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关注行政法学研究中问题、方法和知识，而不在于立场和观点；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同于学术流派。例如，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讨论者在观点上可能针锋相对，各持一论，却属于一个大体相同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是对学术研究状况的一个概括和分类，研究者可以蹈循不同的研究范式，也可能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尤其是面临重大的学术创新）；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同于人人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本文准备借鉴苏力教授的观点，用政法法学、立法法学和社科法学三个范式来描述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的主要研究。与苏力教授明显不同的是，我用“立法法学”代替他说的“诠释法学”。这不表明行政法学研究不存在“诠释法学”，而是因为它从未主导过行政法学。即使是我所借用的“政法法学”和“社科法学”，它们的面貌与苏力对整个法学研究状况的描述也有所差异。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导向的转换

第一法科论文的写作价值目标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所谓立法建议导向指论文的论述结论是建议法律的立改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基本完备，法律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研究法律的立改废进入研究法律的解释适用规律应法建议导向的论文写作，难有价值。第二法科论文的训练能力目标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从培养法律适用能力导向上看，司法适用中找法、解释法律、事实辨认和法律说服能力等才是学生最为急缺进行系统训练的能力。第三法科论文的成果形式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要求仅仅进行了四年法学初步训练的法学本科生进行著书立说式的论文写作不仅高估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要求学生进行案例研析式的写作才更加符合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本文主张的案例研析型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大陆法系法科学生的传统做法德国、日本、韩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中教授将具体案例交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该案例写出分析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找法准确、解释合理、论证深入、符合司法习惯并且要考虑案件解决的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写作不仅要求学生翻阅查找大量法律法规、学术文献，还要求学生根据本案调查法官和律师的司法心理和判决习惯。本文主张在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中引入这种培养方式并就该方式具体的运作流程设计如下。

1.第一个环节案例材料的选取。

案例材料应该尽量遵循实例原则在教师自己从业的判例中选取适例为佳，因为这种案例第一手材料最为丰富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经过池能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文书肩利于训练学生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认定事实发现问题查找证据等能力。

毕业论文答辩

非常荣幸我的论文能够得到三位老师的指正。我大概占用5分钟的时间陈述。

（一）首先先向老师汇报一下选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样一个可以说被写烂了的题目的原因。

关于经典，有这样一种解释：“每个人都说好，但少有人看得懂。”我想这个论断运用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现状上是不是可以这样篡改一下：“这个规则每个人都知道，但细究起来，有没有几个人能够说的清晰，说的准确。”

第一场答辩的时候，鲁老师对一位同学说，有的时候现有的中文资料多了，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我完全赞同。或者更近一步，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舶来品似的证据规则，现有的中文资料多了，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么，我的选题原因就是，三年之中，零零散散的，先是无意后是有意地看到该规则的有关资料相互抵触，各说各话，严重的甚至自相矛盾——这反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想通过自己写作，理解、梳理出一个对于现有材料去伪存真似的有关该规则的概况。

目前我国教育部已经明确教育改革方向，即今后中国将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突破口，对教育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而这一调整集中在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依照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4年《关于加快改革创新全民振兴教育的决定》，我区现阶段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全面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法学作为极其强调专业性和实践性的学科也正在全面推进本科教育职业化改革。而其中课程设置改革是影响法学本科教育改革成败的重要环节，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则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从长远而言，它还将会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未来，关系到我国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一、法学本科课程设置要务实，立足岗位需求，切合实际

各高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首先要充分了解法学本科毕业生将来的人生和职业需要。法学本科生毕业之后主要去向应该是从事法律实务；有部分法学本科生会通过公务员考试等直接进入党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在立法部门从事和立法相关的工作等；也有小部分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将来选择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此外，有一部分毕业生也会选择进入法律以外的行业就业，甚至“弃法从商”。对于不少非法律行业的用人单位而言，他们或许不要求员工拥有具体的法律职业技能，他们更看重员工具有比较扎实且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法律基础知识，以及法学本科教育给毕业生带来的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复杂事件的处理能力等基本素养。因此，针对多样化法律职业化需求，法学院校应以某一职业为主来培养、训练学生的相应能力，同时适当兼顾其他职业的需要，尤其要强化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高校还必须明确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根据本科教育职业化改革的要求，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应该是法学理论教育、法学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律职业技能训练三者的结合统一。这里所指的法学理论，既包括法学基础（一般）理论，也包括各部门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它是学生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基础。法学职业道德则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国外法学院一直都非常重视对未来法律人进行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这种教育近年来在我国政法院校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法学职业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法律信仰及职业理想。此外，法律职业技能训练则是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分析法律问题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在进行课程设置的时候必须涵盖这些内容。

二、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应设计有特色且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一）课程设置应努力凸显地方特色。针对目前法学专业毕业生普遍就业难、就业率低的问题，全国各高校都在积极的引导法学本科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鼓励学生多走向基层，多到西部地区寻找就业机会。以广西为例，我们广西高校培养出来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其实大部分还是要服务于本地区。因此，作为地处广西的高校则更应该结合广西沿海、沿边同时又属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特点，有针对性的调整和设计课程体系。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明确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方向；在专业主干课和选修课的设计方面，针对毕业生面对的岗位群继续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和整合；通过具体课程的开设与否、课时安排多少、是选修还是必修等，来凸显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重点。（二）学校的课程除了一部分是由国家规定开设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和高校自主决定设置的。哪些课该纳入课程体系，具体涉及哪些课该开、哪些课该减这些问题，高校有较大的自主权。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很多高校都交由各系部来申报，最后由学校主管部门来核准，当然也存在学校主管部门直接决定的情况。而系部包括具体的授课教师，更多的是从微观层面，例如系部利益、老师研究专长等方面考虑问题，更倾向于强调本系部课程的重要性，而缺乏从宏观的层面来讨论课程体系及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和比例等问题。这就需要主管部门从全局的角度进行协调和把控，既要兼顾学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也要考虑学科知识的多样性、专业特色的突出性等。总而言之，课程的开设与否、增加或删除是一个由系部、授课教师以及学校主管部门互相协作、讨论、决定的过程。而且，高校切勿在不具备开课条件的情况下匆忙开课；而课程一旦设置，就必须加强对教学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尤其对那些学校自主开设的特色课程，高校更应积极发挥学术机构、教学督导机构的指导、监督作用，加大申请审查、教学评价、宏观管理的力度。学校一方面要保证课程开设后教师授课行为的规范化，另一方面也要兼顾教师特长的发挥。此外，针对目前大量开设选修课的情况，高校还应重视对学生的指导，适时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兴趣爱好及未来的职业规划做适当配套的选修。（三）目前，在法学类课程的设置顺序上，各高校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先理论法学后应用法学、先公法后私法、先国内法后国际法、先普通法后特别法、先实体法后程序法，这些排课方式为各大高校普遍采用和认可，而且也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通过对学生意见的调研和教学效果的反馈，我们的开课顺序仍存在欠妥的地方，尤其集中体现在法学基础理论课程，特别是法理学的开课顺序上。法理学这类理论性极强的课程被普遍认为是学好其他科目的基础，因此，它们也是国家规定所有法学院必须开设的必修课程。根据传统，绝大部分的高校都按照以上原则，将法理学这类课程安排在低年级甚至是一年级就开设，但是往往这些课程内容又相当晦涩难懂，对于刚进校门、没有接触过法学的新生而言难度大且学习收获有限。通常是在学习具体部门法后，学生对这些理论法学课程才有较深入的理解。其实，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将法理学一类课程安排在高年级开设。例如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2013年版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法理学分成两部分，分别放在第一和第五学期作为必修课来开设，总共为80个课时。反观我们广西的高校，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实践。因此，在排课顺序上，我们在原有排课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先易后难、先具体后抽象的原则，并鼓励广西高校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改变墨守成规的传统做法，积极调研，及时反思和总结。排课要以学生为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法学课程设置顺序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三、继续深入推进职业技能课程教学改革，有效提高实训课程教学质量

一、法学教育的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应当向何处去？官方和学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却并没有在大的方面形成共识，中国法学教育在方法和路径上，仍然还处于艰难的摸索和赶路当中。官方对于法学教育模式及方法的改革和探索，最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莫过于1996年开始实行的法律硕士教育，其目标很明确，即培养法律实务人才，这明显地移植了美国的JD模式①。但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却与法学硕士教育没有太大区别。使得很多人有理由去质疑法律硕士教育存在的必要性，这些质疑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排除，将进一步加深中国法学教育在方法和路径选择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极大地制约着法学教育的发展步伐。就理论研究而言，现实的情况是，法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在临近论文开题的前夕，还在为自己的论文题目苦苦发愁，最后为了交差只能粗制滥造。还有很多法学院对于硕士研究生有的要求，这一条要求其实初衷是非常好的，即督促学生加强学术训练，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但后来很多法学院都把这条要求取消了，而只是在博士阶段继续维持。但现在论文“发表市场”太过火爆，导致学生简直轻而易举，所以是否能已经无法考察一个学生的学术研究水平了，还是取消为好②。但取消了论文的发表要求之后，却没有相应的替代机制来加以补充。这种做法的奇怪之处在于：法学院不从本身的教学质量管理去对现状进行反思，而是屈从于“火爆的市场”这个现实，而使得本身就很松散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管理比以前更不尽人意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市场问题”给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带来的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学院对于法学教育的质量管理需要反思。其次，至于各大法学院所宣扬的法学硕士的另一个培养目标，即：培养实务性人才，也大体上属于“虚假宣传”。在教学管理体制上，抛开的要求，衡量学生是否能够毕业并获得学位主要是两点要求：一是修满各门课程的学分；二是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这两条要求，其实都是针对论文写作的，即都以论文质量作为考核标准③。但问题在于，考核标准中并没有对论文的内容做任何限制，现实的情况是，学生的论文很少是以现实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出发来做调查研究，然后谋篇布局，而基本上是在屋子里“整”出来的，没有问题意识，更遑论实务精神和训练了。综上所述，一方面，法律硕士教育有着明确的目标，但却没有在教学方法上进行革新，实际上使得法律硕士教育培养法律实务人才的目标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另一方面法学硕士的教育致力于理论与实务这一双重的目标，也是困难重重，这两个目标由于本身在性质上的冲突，而表现出相互掣肘，实际上使得法学硕士教育的目标更加混乱了。

二、教育出路

上述谈到的有关法学硕士教育和法律硕士教育有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的选择问题，尽管很多的法学院已经在着手进行改革，但成效目前并不明显，也未能独树一帜。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脱节的方法在于突破原有体制的框架，重新确立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培养方案。笔者以为，理论与实务都是法学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只不过，这两项目标不能被糅合在一起，而是应当在阶段上有所区分④。而现有的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这两大目标不加区别地糅合在一起，企图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但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建议：法学本科、法律硕士这两种学位的目标应当是以培养实务性人才无疑。至于法学硕士，应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实务性人才来培养，另一部分作为研究性人才来培养，并直接成为法学博士的后备资源，取消法律硕士以及其他专业的人报考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资格。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从体制上厘清了理论与实务两大培养目标的界限。在厘清目标的前提之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具体的实施方案了。就实务性人才培养而言，可以说，目前各个法学院还尚未找到合适的培养方法，但在部分法学院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客观地讲，普通法在实务性人才培养方面（尤其是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方面）的确比大陆法更胜一筹。那么，以上这些方式都可以借鉴。另外，法学教育在教学管理上的松散，也是影响法学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检索国际法学教材和专著的数据库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是检索国际法学教材和专著的很好的平台，目前自建数字资源内容涉及中文电子图书、博士论文、期刊、报纸、音像资源等，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类型。我们可以在线检索相关的国际法学资源。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检索文献资料，只需要在线注册申请就可以分享海量的资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检索国际法学教材和专著，在进入首页后点击“图书”的标签，其首页显示“图书.数据库”的标签，点击进入到“馆藏中文图书”的界面，在其界面选择“D政治、法律”的标签，只需要所知道的信息就可以在线阅读该数目。

二、检索国内国际法学期刊论文的数据库

中国知网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概念，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中国知网是集期刊、博硕士论文、报纸、外文文献、年鉴等于一身的广大的数据库，但是对我们最有作用的是其海量的期刊论文。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全面、更新快。在该数据库检索期刊论文，你只需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检索到你需要的论文，你可以筛选出最符合要求的论文进行下载。以检索“国际能源合作”为例，登陆中国知网，键入“国际能源合作”点击“文献搜索”就会出现于关键词相关的期刊论文。

三、检索国际法学外文文献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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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兼系主任，福建省重点学科民商法学学科带头人，学术兼职中国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福建省法学会民法研究会会长。社会兼职有福建省**市思明区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强律师事务所律师、所长，曾当选取为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委员。

**同志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在导师＊＊教授（第6、7、8届全国人大代表，生前为中国消费者协会理事，1983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指导下，积极从事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研究，是我国最早从事该领域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先后与*教授合作或独立完成、发表了"论消费者权利"、"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立法刍议"（主要观点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转载）、"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对象"、"论消费合同"、"民法通则与消费者保护"、"市场经济呼吁消费大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工商管理机关的重要任务"等学术论文。在上述研究论文的基础上，1992年出版了研究专著《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同志的上述研究涉及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对象、立法体制、消费者权利、消费合同、政府在消费者保护中的地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经济原因等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理论界的充分肯定。

**同志还积极参与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的讨论。1992年，消协系统征求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的意见，**同志应**市消费者委员会的邀请，就消法草案提出了十多条建议，其中不少富有建设性的立法意见。例如，他主张在消法中加进"国家在消费者保护中的地位"，强化国家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责任，以推动我国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

在消费者保护法的宣传和教学方面，**同志早在1987年即开设面向**大学全体学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选修课，这是我国高校最早开设的消费者保护法课程。现在，"消费者保护法"课程已成为**大学法律系本科生的主要选修课之一。1998年**主编了《消费与权益》一书（老百姓法律顾问丛书，**大学出版社），该书采取问答式，结合实例，介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关法律知识，为广大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帮助。1999年，他应中国消费者协会邀请，参与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培训教材《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理论与实务》一书的编写，担任统稿。这也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实务的理论教材。

近年来，**同志还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为社会各界开设法律讲座或提供咨询，积极参与**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活动，介绍和宣传消费者保护法，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998年曾为**工商行政管理局处以上干部开设"消费者保护理论问题"的讲座，*年又为**市"12315"投诉站的人员开设"消费者保护法"知识讲座；为宣传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以及相关法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