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技术范文10篇

摘要:当前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的规制模式是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进而形成以“部门规章”为规范基础的宽松型行政法规制模式。这一规制模式预设权利从属于集体目标，在规制程序设计和违法惩治方式上倾向于放纵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由，忽视对克隆胚胎和克隆人生命与尊严的制度保障，导致在法规范体系内部对侵害“生命与尊严”行为的评价上的矛盾，有违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展望未来，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应当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保障”，确立生命与尊严的价值基础地位，在对相互冲突的价值进行适度平衡的基础上建构以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法律”为规范基础的刑法与行政法规制相结合的法律规制体系。

关键词:克隆人技术立法;功利主义;生命和人的尊严;刑法规制;行政法规制;新兴权利

21世纪，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生命科学技术便是克隆人技术。克隆人技术的实施过程涉及对人类基因的复制和胚胎生命的损毁，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尤其是克隆羊多利诞生以后，克隆人技术已经具有现实可能性，国际社会和各国相继通过立法对克隆人技术予以禁止。在通过立法对克隆人技术进行规制的过程中，学界围绕是否应当禁止克隆人技术、应当如何规制克隆人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宪法视角对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规制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以宪法为最高法的法律秩序中，所有的立法行为都必须接受宪法的拘束，并寻求与宪法价值的协调，克隆人技术立法当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克隆人技术本身涉及重要的宪法价值，对其进行立法规制需要协调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克隆人技术对生命权和人的尊严等宪法价值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威胁。生殖性克隆只需要复制一方的基因，不需要男女精卵的结合，这完全改变了宪法上“人”的概念的生物学基础，给人的主体价值带来了根本性冲击。

治疗性克隆需要克隆人类的胚胎，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用于研究，而提取胚胎干细胞的过程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胚胎的损毁，这对宪法保护胚胎的生命构成致命威胁。但同时，克隆人技术可以被不孕不育的夫妇用于产生与其基因相关的孩子，其成果还可以用于治疗人类面临的诸多疾病，从这一角度分析，克隆人技术属于宪法上生育权和科研自由的保护范围，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规制就会涉及对生育权和科研自由的限制。这样一来，克隆人技术立法要面对如何在上述冲突的宪法价值中进行选择和平衡的问题。基于上述宪法视角审视我国克隆人技术的相关立法笔者发现，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是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在规制程序设计和违法惩治方式上倾向于放纵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由，忽视对克隆胚胎和克隆人生命与尊严的制度保障，进而导致在法规范体系内部对侵害“生命与尊严”行为的评价上的矛盾。通过宪法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进行合宪性控制，确保克隆人技术立法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宪法精神，并在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合理的平衡，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也是本文的核心命题。

一、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功利主义”逻辑

在道德哲学中，功利主义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功利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相关联。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意味着，法律———包括法律规则、法律制度以及法律程序———被人们和各种团体看作是达到某种目标的工具或手段。边沁是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的重要先驱，他提出了一种立法的功利主义科学，认为制定和执行法律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功利主义”逻辑强调克隆人技术带来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这一技术运用中涉及的相关权利保障则处于从属地位。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秉持“功利主义”逻辑，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形成以“部门规章”为规范基础的宽松型行政法规制模式。

摘要：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客体得到了拓展，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为适应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要求，必须揭示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加强和完善保护措施，以保证权利人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

关键词：网络知识产权；网络侵权行为；法律救济

一、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针对现状提出保护措施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信息网络技术文化建设和管理力度，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推进网络版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2006年7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国际承诺付诸实施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两个互联网国际条约也在中国正式生效，这两个条约更新和补充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现有关于版权和邻接权的主要条约《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是自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通过以来，新的作品形式、新的市场以及新的传播形式。1997年，美国国会又先后通过了《1997年网络着作权责任限制法案》、《199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着作权实施法案》以及《1997年数字着作权和科技教育法案》。在此基础上，1998年10月，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的规定，美国制定并颁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从民事和刑事两个方面，对数字化网络传输所涉及到的技术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的侵权和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样，使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网上着作权的保护在法律上有了严格具体明晰的界定。我国200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利国着作权法》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着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着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着作权”。尽管我国着作权法没有直接提到数据库的着作权保护，但可以把符合作品要求的数据库归入汇编作品予以着作权保护，新《着作权法》第14条就是数据库着作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二、我国网络技术安全立法现状

1过分强化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而漠视相关网络主体权利的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法律的阶级统治传统功能逐渐弱化，而现代法律的社会组织管理功能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功能逐渐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立法选择并确立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本文拟对此进行必要的探究。

关键词科技立法科技效益效益优先

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日渐凸显，于是，科技立法的步伐逐渐加快。科技立法是以调整科技社会关系为对象的，其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工作实行法治，促进科技领域秩序的建立，最终实现科技发展的效益最大化。“效益既应是立法的出发点，也应是它的归宿。”

一、科技效益优先是科技立法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

如果说，传统的法律价值取向将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追求，那么，现代科技的立法则更加注重对科技效益的追求，这是由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从科技的性质来看，科学技术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本质属性在于其工具性，本身不具有任何阶级性，所以，它最直接反映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科技立法是通过直接调整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科技立法也不例外。但科技立法所调整的是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且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豎所以，科技的立法则应注重效益的立法追求。

科技立法具有促进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直接性，这是由其使命或任务决定的。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更确切地说，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器。经济分析法理学认为，任何法律现象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其经济根源，利益需求构成了立法的内在根据，其它立法如此，科技立法也强化这一诉求。

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克隆方式产生一个孩子，在很多情况下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克隆人技术可以作为生育孩子的方式，对于不孕不育的夫妇或想过单身生活的人，克隆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生育选择。对于一方具有基因遗传病的夫妇，若其不愿让孩子冒携带遗传病的风险，通过克隆人技术，可以克隆没有携带遗传病的一方，产生克隆孩子。克隆人也能被用于扩大非传统的家庭选择。克隆人是同性生育的重要突破，有助于实现同性恋者的生育权。比如，纽约的一个同性恋活动组织克隆权利联合战线(CloneRightsUnitedFront)反对纽约禁止克隆人的立法提议，认为克隆人是同性生育的重要突破。在有些情况下，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可能被用于产生一个孩子，以寄托父母对已故的孩子的思念之情。有些父母可能为了寄托对故人的怀念之情而希望克隆他们已故的孩子。［2］克隆人技术在医疗方面也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在治疗性克隆技术方面，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对人类克服诸多疾病带来希望，比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等历来难以克服的疾病有望得到缓解。并且，在当前诸多病人需要的人体器官极度短缺的情况，治疗性克隆技术通过对胚胎干细胞的引导，能够使其发育成人体所需要的器官。但正如有学者适切地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给宪法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宪法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冲击。［3］克隆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宪法保护的人的价值也构成强烈地冲击和威胁。而如何对迅速发展中的克隆人技术予以适切地法律规制便是本文的核心命题。

二、人类克隆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克隆是由一个个体通过无性繁殖方式产生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4］P283克隆是从英文的“clone”一词音译而来的，而英文的“clone”是源于希腊语的“Klon”。“Klon”在希腊语中意思是“细枝”，希腊人了解到折下有些树的枝条予以栽培，将会复制该树。［5］P17“克隆”这一最初与园艺学相关的概念后来被用于描述动物的“无性生殖”。克隆被用于描述人的无性生殖时，出现了“克隆人”、“生殖性克隆”等概念。人或动物的克隆有多种方法，主要包括卵裂球分离、胚胎分裂和细胞核置换。卵裂球分离是通过分裂细胞期胚胎(如2－8细胞期胚胎)，使其形成多组相同的卵裂球，进而发育成多个相同个体的一种克隆方法。胚胎分裂是通过将有性生殖产生的受精胚胎分裂为两个或多个胚胎以产下具有相同基因组的人工双胞或多胞胎。细胞核置换是指将成年供体细胞(体细胞含有完整的染色体)的细胞核转移到去核的卵子细胞(卵母细胞)。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进行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体细胞内取出细胞核置换到去核卵子中，通过电击使得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发育成胚胎、随后将胚胎移植到子宫发育成新的个体。克隆羊多莉便是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的。本文探讨的克隆人技术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克隆胚胎用于提取干细胞从事治疗研究或用于产生新的人类个体的技术。克隆一词运用于人类的时候，存在“克隆人”、“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等概念。“克隆人”是比较常用的概念，通常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作动词时指运用克隆技术产生人类个体的尝试，作名词时指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人。治疗性克隆是以治疗为目的，借助克隆技术产生胚胎干细胞。［6］生殖性克隆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一个新的人类个体，相当于动词意义上的“克隆人”。生殖性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人体细胞中取得细胞核，将妇女的卵母细胞去核，通过电击等方法使得体细胞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使其发育成人体胚胎，然后将该胚胎移植到妇女子宫内进一步发育成胎儿，进而产生克隆孩子。生殖性克隆与人类传统的有性生殖截然不同。有性生殖是通过精子与卵子结合为受精卵，发育成胚胎进而形成胎儿、产生孩子的过程。此种方式产生的孩子的基因来自提供精卵的男女双方。生殖性克隆是一种无性生殖，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克隆孩子的基因结构几乎完全复制了供体的基因结构。克隆人技术与动物克隆技术在技术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克隆人技术的最初发展体现为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1938年，德国生物学家汉斯•斯佩曼(HansSpemann)提出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进行动物克隆的设想。1952年，美国胚胎学家布利格斯和肯恩成功克隆青蛙早期胚胎细胞。1958年，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格登的研究团队成功克隆蝌蚪。1996年7月5日，英国的威尔慕特用成年羊体细胞克隆出克隆羊“多莉”，打破了科学界关于细胞分化不可逆的想法，很多其他的哺乳动物相继被成功克隆出来。2001年11月，美国一家先进细胞技术公司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7］P1－22015年12月，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已经掌握了最先进的克隆人技术，从事人的克隆已经在技术上完全可能。①

三、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价值的冲击

作为20世纪末生命科学革命重要的突破之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能够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宪法保护的价值带来了巨大冲击。(一)克隆人技术对生命价值的冲击克隆人技术的研究首先给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带来巨大冲击。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会在医学研究领域带来突破，尤其面对当前用于器官移植的人体器官极度匮乏的状况，治疗性克隆技术的发展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治疗性克隆研究的过程需要从克隆胚胎中提取胚胎干细胞，必然要损害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的生命。在医学研究领域，科研工作者以治疗疾病和保障国民健康的名义故意损毁胚胎，对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构成侵害。在生殖性克隆领域，克隆人技术目前还不成熟，克隆孩子可能面临严重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方面风险。动物克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动物克隆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成功率很低。动物克隆技术尽管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但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便是其成功率很低、克隆出来的动物可能存在生理和免疫方面的缺陷。有学者指出，动物体细胞克隆的成功率很低，目前公认的成功率在1%－3%，克隆胚胎移植后的出生率平均不到10%。［8］在277只克隆羊实验中，只有一只羊(克隆羊多莉)得以存活。［9］P811第二，基因异常、疾病与畸形。动物克隆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疾病或遗传性畸形问题。20世纪50年代对于青蛙的克隆实验有时会出现遗传性畸形。在德克萨斯州的格林纳达公司曾经运用分化的胚胎细胞对牛进行克隆时，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异常大，有些出生时便重达180磅，比正常75磅的出生重量的两倍还多。并且，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伴随着疾病，比如糖尿病、心脏肥大，有18%－20%的克隆牛，出生后死亡了。克隆羊多莉诞生后，克隆多莉的科研团队利用胚胎细胞进行转基因动物克隆。这次试验中，团队将羊的胚胎细胞的DNA转移到425个去核卵子中，有14个成功受孕，最后只有6只羊成功被克隆出来，有些羊的重量是正常羊体重的两倍。实验中的高死亡率预示着克隆可能实际上会破坏细胞的DNA。此外，克隆人也可能面临分化细胞基因片段的重新排列，此类重新排列会使得克隆人产生问题。［10］P651－652第三，过早老化问题。当前科学界没有研究清楚细胞老化的过程，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克隆孩子很可能会遗传供体的年龄或基因钟，这可能导致克隆人是短命的。②克隆动物成功率低、畸形问题和早期死亡问题意味着通过克隆人技术生产人类个体也会面临同样的遭遇。而有意制造可能有缺陷的人，这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二)克隆人技术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冲击克隆人技术也对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带来了冲击。克隆人技术会改变“人”的生物学基础，对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概念带来冲击。对人类传统生育方式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由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传统生殖领域中性交生殖的基本模式，其最初的发展面临社会的重重阻力，随着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诞生，人们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的人工辅助生殖方式。而当前的克隆人技术将会更加深刻地改变生育观念中关于“人”的基本概念，［11］因为通过克隆人技术生育的孩子与传统生育方式和当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具有本质的差别，其不是基于精卵结合的产物，而是对已经存在的基因的复制。克隆人技术能否作为一种新型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已经不是一个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问题，因为哺乳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克隆人技术已经具有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尽管其安全性目前仍然被人们所担忧。克隆人技术能否被不孕不育的夫妇用于产生孩子已经成为一个在价值观念和法律规范领域应不应当允许的问题。这便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基本概念。宪法学必须要回答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的克隆人是不是宪法上的“人”，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一个孩子是否在传统宪法上生育权的保护范围。在宪法上是要坚持关于“人”和“生育”的传统观念，对克隆人技术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还是要随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对宪法概念的内涵作出适当地调整，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克隆人技术，这也是宪法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当前的宪法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宪法学并没有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对于什么是宪法上的“人”并没有形成稳固的宪法基础理论，对于宪法上生育概念的生物学基础也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另一方面，克隆人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一日新月异的技术做宪法学上的判断，需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并且判断的过程必然具有极大的推测性和不确定性，比如克隆人技术对克隆孩子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其实难以形成确定性的科学证据，对其进行判断必然是具有推测性的。生殖性克隆还涉嫌侵蚀人的自主与自由意志，侵犯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生殖性克隆方式产生的孩子会丧失掌控自己生活和个人信息的能力，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NBAC观察指出:细胞核置换的克隆，在某种程度上，为完全控制一个孩子的发展的重要方面(基因)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完全的控制，这种控制引发了根据一定的规格生产孩子的想象。如果克隆人是被创造出来满足被克隆者的虚荣心或满足已经存在的个体的需求，比如一个孩子需要骨髓，它可能会降低克隆人的人格。从死去的孩子上克隆的孩子，在获得自身内在价值方面，有相对少的机会。［12］P52－74我们在一个基因决定的时代，DNA的发现者之一JamesWatson和人类染色体工程主任指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命运在星球之中，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命运在我们的基因之中。”［13］P217大量的心理成长的研究说明，孩子需要一个自治的意识。这对于从其父母或死去的孩子那里克隆出来的克隆人来说非常困难。尽管克隆人可能不相信基因决定，被克隆的生活将会一直萦绕于克隆人，对于克隆人的生活造成不适当的影响，并以一种其他人不会遭遇的形式形塑克隆人。［14］P1686生殖性克隆通过复制他人的基因而克隆孩子，使得克隆孩子像工厂的产品一样，被有计划地设计与生产出来，故意创造一个基因与其他人相同的孩子涉嫌对宪法上关于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价值构成挑战。生殖性克隆还有影响克隆孩子的自我印象，涉嫌侵犯其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克隆人与天生的双胞胎非常不同。对于双胞胎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开始于未知，因此，与其他非双胞胎一样，保持着对于未来的选择。据此，一个人的基因组对其未来影响的未知，对于自发、自由而真实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和自身，是必不可少的。克隆人影响了孩子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15］P561－567宪法学必须要回答克隆人技术是否侵犯了宪法上人的尊严的问题。基因独特性是否是宪法上人的尊严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人的尊严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判定是否侵犯了人的尊严的方法有哪些，在宪法学上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即使在人的尊严价值得到广泛运用的德国，人的尊严也被批评囊括的内容过于宽泛。并且，在克隆人技术领域，伦理层面的人的尊严与宪法上的人的尊严交织在一起，而如何在宪法规范层面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关于人的尊严的判断标准也面临挑战。(三)克隆人技术对社会与家庭秩序的冲击克隆人技术还对宪法上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带来冲击。在社会秩序方面，克隆人技术可能会被滥用。生殖性克隆可能会带来人类个体的商品化。波士顿学院的神学家LisaSowhillCahill指出生殖性克隆可能会导致人的基因的商品化，也会导致对人类基因的操纵以生产社会期待的孩子。［16］P60生殖性克隆可能会让社会逐渐认为孩子是一种可批量制作的“产品”，克隆人可能成为“可被用于拆卸为备用零部件”被制造的目的仅仅在于医疗用途，比如要求其捐献其器官。［17］P65有些想追逐“长生不老”的人可能会通过克隆孩子寻求需要移植的人体器官，使得克隆孩子成为人类器官的储存器。此外，克隆人会被提前知道其基因构成，因此克隆人可能受到非难或歧视。比如，如果某人被克隆，年轻时便死于遗传性疾病，该年轻人的克隆人可能会被要求保险或遭受就业歧视。生殖性克隆对个体概念的侵蚀会影响整个社会关于“人”的观念的变革，进而会冲击传统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结构。有学者指出，对于自己或他人，具有被提前决定的基因身份，其隐私与自主可能会被严重削减。不顾及个人或公众知晓被克隆人。克隆技术可能会通过侵蚀个性的概念而扩大对社会的影响，而个性概念是隐私与自主观念的核心。克隆除了会削弱个体的自由意志外，还会削弱那些致力于培育个人自主及禁止对个体进行强制操纵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18/］P498生殖性克隆复制人类基因，可能会对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构成威胁。克隆人的前景引发了对社会整体影响的诸多严重关切。克隆可能会影响到进化，因为它会提升基因的单一性，由此会提升危险性，因为克隆人对于将来的某些疾病会没有抵抗力。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GeorgeJohnson教授反对克隆人，因为“基因多样性是我们应对不确定未来的首要防御。剥夺基因多样性，哪怕是部分的，也会威胁到我们的物种。”［19］遗传的适应性使得人类能够生存，生产基因相同的人会威胁到人类。尽管克隆羊已经怀孕了，克隆人能否怀孕也值得关切。尽管存在上述危险，也有评论者认为如何克隆人被限制在极少数情形下，那么人类的进化不会受到影响，其对人类的基因库的影响也不会高于自然生育的双胞胎对人类的基因库的影响。［20］在家庭秩序方面，在传统观念中，男女结合生育孩子、繁衍后代是他们缔结婚姻、构建家庭的核心目的之一，而克隆人对于婚姻与家庭在营造生育环境的重要地位上构成重要冲击。生殖性克隆会改变传统上父母子女关系的认定，因为克隆人是被克隆者的基因的复制，克隆人与被克隆者与自然性交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与其父母的关系不同，不具有在遗传学上的继承性，这样以来，可能会导致代际关系的混乱，对宪法保障的伦理秩序构成冲击。在家庭关系中，生殖性克隆产生的克隆孩子会更像物而不是人，因为克隆孩子是被设计和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礼物。此外，在有些特殊情况下，生殖性克隆产生的孩子可能会面临不合理的期待。比如，当克隆孩子的基因是源自于夫妇死去的孩子的基因，这时可能被这一夫妇视为第一个孩子的替代品，而对于第一个孩子的个性等特征的期待往往会被强加于第二个孩子之上。但实际上，由于后天环境的不同，克隆孩子与第一个孩子在基因上虽相同，但在性格特征等方面会有差异。由于经历了失去孩子的痛苦，夫妇可能对于克隆孩子会过度保护，并会将第一个孩子的喜好强加于克隆孩子身上。此外，对于克隆孩子基因是源于优秀运动员的情况，夫妇对克隆孩子往往具有一定的期待，但克隆孩子的发展可能会与夫妇的期待相背离，比如克隆孩子可能会摔伤了腿而不能做运动员。［21］P653宪法应当如何应对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保护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的冲击也是宪法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总之，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宪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也为宪法(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而如何通过宪法规制克隆人技术的立法，为克隆人技术的研究确立界限，保护生命和人的尊严价值，并在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合理的平衡是无法回避的宪法命题。

【摘要】新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对当前我国的刑法体系与立法工作产生巨大冲击，刑法立法工作者在开展立法工作时应密切联系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的新特征，在立法思路上坚持以开放、多元、能动的原则立法，在具体的立法方法上可通过制订轻犯罪法、修订刑法典、利用新技术科学立法等途径来推进我国的刑法立法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思路；方法

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社会的大量应用无疑是本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事件，这预示人类将进入一个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它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各种机遇，另一发面也将伴随各种社会风险，犯罪趋向复杂化，这表现为涉及高科技的刑事犯罪犯罪主体模糊，刑事责任的归属具有争议。如何使得我国的刑法体系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需要新时期的刑法立法工作者在刑法立法思路与方法上主动求变，使我国的刑法立法事业走上一个新台阶。

1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的思路

1.1开放立法。人工智能时代，除技术变革迅速外，社会高度开放为其另一重要特征，这表现为社会资源与信息的共享。刑法的立法工作应紧跟时代特征，新时期的刑法立法工作者应持有开放的立法理念，以适应人工智能社会的新特征。首先，立法工作者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新时期出现的技术与观念，鼓励立法工作者多了解有关人工智能的知识，努力提高相关素养，积极探索如何将新时代的技术融入刑法的立法之中，打造适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体系；其次，立法的程序与过程应具有开放性，新时期的立法工作者应在立法过程中多考虑群众的刑法需求，同时吸收其合理建议，以使得新时期的刑法体系能更好为人民服务。1.2多元立法。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犯罪新特征，我国的刑事立法应采用多元化立法思路。这主要表现为对刑事犯罪的分层与立法模式的多元化。随着社会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犯罪的新型犯罪增多，未来刑法立法的趋势将是犯罪化范围的扩展，因此在当前刑法立法中引入犯罪分层的思维十分必要。犯罪分层意味着对犯罪行为依其严重程度进行轻重的层次划分，这有利于我国刑法体系在打击犯罪与维护民众法益间实现平衡。在立法模式上，用一部刑法典包揽所有刑事犯罪的一元模式已不适应新时期的立法形势，未来的刑法立法应坚持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共存的多元立法模式，这不仅有利于避免对刑法典的过多修订，降低立法难度，同时可使得刑法体系的定罪更加精确化。1.3能动立法。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犯罪，刑法立法工作者应采取能动的立法原则，及时地增添对应的新罪。目前我国主要沿袭的是苏联刑事立法理念，认为只有在某一新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达到较严重程度时，才考虑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刑法体系，此种刑法立法理念主要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1]但这样的立法思路使得我国的刑法立法工作在应对变化迅速的社会刑事环境时，反应滞缓，这制约了刑法的相关功能发挥。在人工智能时代，此种滞后的局面显得更加突出，这要求立法工作者要及时了解社会涌现的新形态，把握其特征，在立法工作方面具有前瞻性，主动增加新罪，灵活地使用刑罚手段来应付新局面。

2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的方法

摘要：本文就如何提高甘肃省农业地方立法质量，让地方法规更好的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并通过分析农业地方立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地方立法；质量；实践；思考

近年来，甘肃省切实加强农业地方立法工作，立法步伐明显加快，立法质量明显提高。截止目前，共出台有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14部、政府规章14部，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出台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7部。农业地方立法有效填补了涉农立法空白，为依法行政、依法治农、依法兴农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提高农业地方立法质量的实践与体会

1.1加强立法调研，立足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是做好农业地方立法工作的关键地方立法要坚持问题导向，有的放矢，就必须找准问题、切好脉。深入基层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摸清省情，梳理问题是法规起草的必经程序。甘肃省是一个农业省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整体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据统计甘肃省现有农村劳动力1277.56万人，农业从业人员727.57万人。从业人员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1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0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4.4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4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7.2%。全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经营活动的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掌握和应用新技术、新品种的能力弱，创新生产方式的能力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影响产业升级；农村经营人才奇缺，经营理念、经营手段、经营方法落后，农产品经营效益不高；农民外出务工由于缺少技能，主要从事建筑业等体力劳动，工资收入低。要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把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把广大农民培养成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2010年，《甘肃省农民教育培训条例》草案起草组在省内开展了全省农村劳动力现状、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等多个专题调研。并赴广西、陕西等省区调研，借鉴外省有益经验。针对梳理出的农民教育培训“多口”管理，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不相适应，培训机构管理不规范，培训质量和效益不高等实际问题，创新性地设置法规条款，很好地解决了工作中的突出矛盾与瓶颈问题，体现了管住管好、发挥效用的立法主旨。1.2完善立法程序，积极创新和丰富立法形式是做好农业地方立法工作的重点一是建立逐层审查、征集意见的良性机制，确保质量。地方性法规提出立法建议或立项申请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各处室及下属业务单位负责起草；草稿形成后，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专业处室进行合法性审查，重点审查该项目是否列入计划、是否有相应的立法依据、是否与大法相一致等；审查通过后，先在省级农业部门内部和有关的专业会议上进行讨论，初步成熟后发送全省农牧系统征求意见，并邀请省法制办、省人大农委、法工委领导及有关农业、法律专家进行论证修改。几经修改完善的送审稿以正式文件的形势上报省政府法制办。二是邀请立法机构提前介入，提高效率。对于某些综合性较强、部门协调难度较大的立法项目，邀请省人大、省政府法制办的领导和长期从事立法审查工作的有关人员先期介入，可以有效缩短草案在政府、人大审议时的协调时间。《甘肃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从调研论证、起草草案到审议通过，都邀请省人大农委、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全程参与指导。《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更是由省人大农委直接提议并指导，当年列入计划当年调研起草当年出台的，是全国首部规范农膜回收利用的地方性法规。三是积极做好立法协调工作，消解阻力。农业地方立法涉及的部门多，协调难度较大。对于立法中遇到的问题，要主动向立法机关汇报，以取得支持；同时主动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以取得理解和认同，为法规顺利出台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条件。1.3引入社会资源，充分发挥专家与社会的参与作用是做好农业地方立法工作的保证近几年甘肃省的农业坚持开门立法，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特别是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加大公众参与互动的力度，把公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贯穿到立法的各个环节。《甘肃省能源建设管理条例》是2014年委托兰州大学法学院起草的修订方案，很好地发挥了本地法学智库的作用，为提升立法水平奠定了基础，成效明显。

2农业地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法是调整上级政府为均衡财力状况，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将所掌握的一部分财力转移给下级政府支配、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中国财政法的重要部门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本文拟就财政法定主义与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主要问题

按照财政法定主义的精神，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规范性文件是1995年财政部颁发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核心是地区收支均衡问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办法”带有较深的旧体制的烙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事权是指各级政府基于其自身的地位和职能所享有的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财权是各级政府所享有的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权力。目前，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很多事项也是难以区分清楚，许多本应由地方财政负担的支出，却由中央政府承担，而许多本应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支出，却推给地方财政。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和财政支出范围的划分随意性很大，同样的事项，在一处由上级政府承担，在另一处则由下级政府承担，在一时由上级政府承担，在另一时则下放地方政府承担，它们之间区分的标准很模糊，或者根本没有标准可循。这种事权划分的模糊和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混乱，导致许多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也很难对其进行绩效审计和考核，由此导致了财政支出整体效益的低下。中国现行的分税制主要是划分了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但对事权界定不够明晰，财权和事权不统一。同时，对省、市、县分别有哪些财权，应对哪些事情负责，还规定不够明确，各级之间扯皮很多。

2.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不规范，缺乏合理的标准。中国地区间财政资金的横向转移是通过中央政府集中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实现的。但是，由于这种横向转移的过程是与中央政府直接增加可用财力相向而行的，因而对中央增加的财力是用于中央本身开支，还是用于补助某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在认识上难免不一致。另外，在财力转移上，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而完善的计算公式和测算办法，资金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要么根据基数法，要么就是根据主观判断，而不是依法根据一套规范的计算程序和公式来分配。

3.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各地不平衡状况难以有效解决。中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留了原有体制资金双向转移模式，即仍然存在资金由下级财政向上级流动现象，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大财政部门的工作量，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而税收返还是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的，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使得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基本未能解决，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还缺乏比较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此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很大。虽然政府支出中属于补助性质的转移支付种类很多，补助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但各项财政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

一、立法和谐的概念界定

当代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的调整相应地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利益格局变化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动无疑会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同时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和谐社会指的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这几个方面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容。其中民主法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而和谐社会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立法则是民主法治的基础，立法价值的良恶、状况的好坏、质量的高低，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实现立法上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立法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途径之一，也是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尤其是在和谐已成为我国法律基本价值的今天，立法和谐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我们的立法机关必须对立法目标、立法功能、立法技术等有更为理性的认识。因为，“一国的法律是否为良好的法律，不独为合理价值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而更主要的是合理的价值通过规范的形式化和制度化以及规范的运用，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在非和谐、非民主、非科学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法律必定是“劣法”或“恶法”。

二、立法和谐的具体内涵

本文认为立法和谐的具体内涵应体现在立法的内容、程序和技术三个方面，即立法内容的民主化、立法程序的正当化和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立法内容的民主化。立法内容的民主化是指在立法活动中要贯彻群众路线，体现人民共同利益，保障人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和监督立法活动。立法内容的民主化首先体现为立法利益的平衡性，让立法涉及的各方面利害关系人在彼此沟通的基础上，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其次体现为立法主体的广泛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立法的最基本主体。再次体现为立法内容的平等性。立法是权利和义务的产生阶段和分配阶段，也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主要阶段。

财政转移支付法是调整上级政府为均衡财力状况，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将所掌握的一部分财力转移给下级政府支配、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中国财政法的重要部门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本文拟就财政法定主义与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主要问题

按照财政法定主义的精神，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规范性文件是1995年财政部颁发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核心是地区收支均衡问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办法”带有较深的旧体制的烙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事权是指各级政府基于其自身的地位和职能所享有的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财权是各级政府所享有的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权力。目前，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很多事项也是难以区分清楚，许多本应由地方财政负担的支出，却由中央政府承担，而许多本应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支出，却推给地方财政。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和财政支出范围的划分随意性很大，同样的事项，在一处由上级政府承担，在另一处则由下级政府承担，在一时由上级政府承担，在另一时则下放地方政府承担，它们之间区分的标准很模糊，或者根本没有标准可循。这种事权划分的模糊和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混乱，导致许多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也很难对其进行绩效审计和考核，由此导致了财政支出整体效益的低下。中国现行的分税制主要是划分了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但对事权界定不够明晰，财权和事权不统一。同时，对省、市、县分别有哪些财权，应对哪些事情负责，还规定不够明确，各级之间扯皮很多。

2.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不规范，缺乏合理的标准。中国地区间财政资金的横向转移是通过中央政府集中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实现的。但是，由于这种横向转移的过程是与中央政府直接增加可用财力相向而行的，因而对中央增加的财力是用于中央本身开支，还是用于补助某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在认识上难免不一致。另外，在财力转移上，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而完善的计算公式和测算办法，资金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要么根据基数法，要么就是根据主观判断，而不是依法根据一套规范的计算程序和公式来分配。

3.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各地不平衡状况难以有效解决。中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留了原有体制资金双向转移模式，即仍然存在资金由下级财政向上级流动现象，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大财政部门的工作量，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而税收返还是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的，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使得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基本未能解决，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还缺乏比较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此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很大。虽然政府支出中属于补助性质的转移支付种类很多，补助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但各项财政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

摘要:立法评估的目的在于实现良法之治。西方三大主流法学学派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良法的内涵，如法的价值要素、形式要素和事实要素。三者都具有可借鉴之处，依次从价值维度、规范维度和效果维度为视角确立地方行政立法评估的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行政立法;立法评估;评估标准;地方行政

立法评估是立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手段。2015年《立法法》修订扩大了地方立法主体，同时确立了立法评估的法律地位，明确了立法评估的具体要求。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开展和地方立法权的扩大，广泛地开展立法评估工作是必然趋势，其重要性也将越来越突出。立法评估的目的在于实现良法善治，充分发挥法律的功能，形成良好的秩序和状态，满足公平、正义等价值需求，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但何为良法？对此，不同的法学学派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形式法治派认为只要是按照民主程序得到全体国民一致同意的法律就是良法；实质法治派认为，只有法律的内容体现了民主精神，体现了公平正义、维护了人的尊严的法律才是良法，那些反人类、反人道、反民意的法不能叫良法。”功能法治派认为，能够关注社会问题，促进和保护利益，发挥实际社会效果，促进社会发展之目的的法律才是良法。上述三种观点分别阐明了法的价值要素、形式要素和事实要素，都有其合理性。因此，从价值、规范和效果三个维度确立立法评估的标准对于提高立法的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价值维度

（一）理论基础。价值理论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价值问题是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价值既有客观的存在形式即客观价值，又有其主观的反映形式即主观价值。一方面，客观价值决定和制约着主观价值，主观价值是对客观价值的反映，是以客观价值为基础，并围绕客观价值上下波动；另一方面，主观价值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对客观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对客观价值的诱导、强化或限制。自然法学派强调法的主观价值，认为“恶法非法”，“真正的法律离不开道德，必须具有道德性，法律必须与道德保持一致，否则不能成为真正的法律。”尽管19世纪开始，自然法的观念遭受到实证分析主义法学派“恶法亦法”的冲击，丧失了其理论权威的地位，但由于其思想所包含的正义、公平、权利等观念已经深深根植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之中，不可能消失。二战中德国纳粹战犯及其辩护人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以遵守现有的法律、服务于自己的国家作为无罪或罪轻的辩解理由。这促使了法律界人士开始对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的“恶法亦法”的观点提出了反思和批判，注重法的价值。法的价值要素最为重要，是衡量“良法”“恶法”的重要标准，“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像一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去吸允法律机体的血液。”（二）确立内容。1.秩序价值。无规矩不成方圆，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即使在今天看来比较野蛮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同态复仇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追求并保持一定的社会有序状态。秩序是法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价值，是实现其他法的价值的基础，公平、自由、效率、民主等价值如果没有了秩序的保障就难以实现。但在现代社会，秩序本身又必须以合乎人性、常理，不得以牺牲自由、公平等为代价，否则秩序就是非正义的秩序。评价良法与否，要看该法制定能否改善现有的不良的秩序、促进未来良好秩序的形成，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实现人们的自由、公平等法的价值。立法中存在的“一刀切”往往会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应当予以摒弃。2.公平价值。“人们都希望法律能够保障社会秩序，但人们同时还希望法律能够促进公平。”不能促进社会公平的法律难以维持长久稳定的秩序，最终会导致秩序的混乱。公平是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但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对公平的界定是社会科学存在的难题。公平可分为形式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理想的状态是追求两者的统一，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确保两者同时实现，这就需要立法者在立法时作出取舍。在立法中，公平可以表现为权利义务设定的一致性，参与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适用的平等性等。3.自由价值。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的公平，往往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对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定，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平等，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然而，权力有可能被用来不恰当限制个人的自由。过分地强调秩序和公平等价值，留给人们选择的余地较少，个性和创造力受到束缚和压抑，不仅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而且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一方面基于社会控制理论，对不当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在立法中要简化行政许可的程序，减少不当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的设定等，给人们更多的自由，以便发挥人们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立法评估标准中的规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