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10篇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体系构建最为重要的基本问题，也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并且一直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自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许涤新、王学文和方文和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主要代表的我国经济理论界对这一重要问题从两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一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生产关系是否还包括生产力；二是生产方式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70年代末期，由于“左”的思想和理论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的科学探讨长时期中断了，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一直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占据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和持续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成果是突破了以往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只局限于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述而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把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共识，但也存在着较为尖锐的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一是研究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的核心；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前者源自现代西方经济学，后者源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探讨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性，实质上就是探讨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性。许多同志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详细的论述。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和以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各自所著的《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进行比较，说明二者相近、相通或相同之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立性，以求达到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探讨之目的。

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摘要：对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进行梳理，能对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取得的进展大致领略，并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学习的重要途径，对深入理解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可以获得更多帮助与启示，对促进经济学研究与经济管理改善具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微观经济学;发展

通常微观经济学上的创始人被认为是亚当•斯密。自其以后，微观经济学有了十足的进展，至19世纪30年代，已经建立起微观众经济学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如马歇尔预言般达到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微观经济学有了更大突破，其中显著代表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诸多成就。从微观众经济学理论出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在管理经济学上挑战完全理性假设，公共经济学上进行理论突破，管制经济学上开辟实证研究，劳动经济学上进行理论修正与补充，福利经济学上深化不断。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开始，已有47年历史。通过分析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成果上看有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发展趋势更加综合、多元、交叉。

一、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微观经济学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应用创新。一是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作为数理经济学的一种重要创新，其从公理化角度研究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稳定性、有效性、存在性，被当作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基本方法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中都应用广泛。一般均衡体系由萨缪尔森提出，使其成为统一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一般方法，希克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建立，并将规模报酬因素引入，结合起资本与投资理论。二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应用。约翰•福布斯•纳什通过不动点定理，使均衡点的存在得到证明，奠定了博弈论一般化的基础，海萨尼对不完全信息博弈领域进行了新的开辟，让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得到发展，维克里与莫里斯开创了不对性信息条件经济激励理论研究，并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三是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应用。通常资源配置的完成依靠价格体系的调整，康托罗维奇首次提出解乘数法，在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中引入线性规划方法，将定性研究发展到现实计量阶段，赫克曼与麦克法登则建立了微观计量经济学理论，使统计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在个人、家庭、企业统计分析应用中广泛，使经济信息在反映社会本质上更深刻。四是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应用。该经济学研究领域新的开创依赖于卡纳曼与史密斯的研究，提供了克服西方主流经济分析方法关于基本方法论困难的解决出路，提出期望价值理论遵循条件，使实证经济学方法的缺陷得到弥补，推动了经济理论现展。

二、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摘要:实践证明,经济学研究与数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借助数学理论的模型建立能够使经济学研究更加清晰,数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应得到合理的运用.据此,就数学经济模型的构建重要性和构建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为经济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数学化;数学模型

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工具,数学中的函数、极限等理论都对经济的研究具有积极影响.研究数学理论,并正确将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数学主要是研究数量、结构以及空间变化的学科,这门古老的学科已经在人类发展历史的多个领域显示了其积极作用.

1经济数学化的特征

数学与经济学不同,在二者之间结合上,要找到合适的切合点,构建合理的数学模型来经济问题.研究者要立足于经济研究,从其中找到能够使用的数学理论,而不是将某些数学公式生硬的套用于经济研究.数学具有逻辑性强、思维缜密和精确简明等特点.而经济则具有多变性,同样经济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特征,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经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和不可预测性.借助数学理论来研究经济是将其数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注意经济所处的时期甚至是地域,并且要承认数学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的多种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数学就像一个有效的工具,经济研究的数学化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他与其他的存在形式一样,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能够说明客观道理,但不能盲目的使用,数学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笛卡尔理论说明数学本质在于他是一门通用的语言,具有多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因此应用广泛.也就是说,数学在应用于经济学中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2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摘要：辩证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认为两者之间除了对立之外，也存在着发展和传承的关系，同时认为只有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性与共性，才能在不违背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通过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规范找到促进我们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从而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摘要：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总结了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讨论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特点，并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经济学的目标；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走向规范和实际、走向开放和世界等，具体请详见。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摘要：数学，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门学科，一门并不简单的学科。而在现实生活之中，数学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人们经常借助数学方法进行研究。最常见的就是借助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利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经济发展趋势。数学与经济学这二者之间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文章将会针对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探讨。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方法问题

一、前言

经济学与数学这二者本身的性质还有其他的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但二者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首先在经济研究之中运用到了书算数的方法，这为之后经济问题借助数学手段解决问题开了先河。在这数百年之间，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羁绊越来越深，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然并不仅仅是好处，过度依赖数学使得经济研究之中出现了失误，有些数学理论并不适合经济研究。所以如何辩证地看待数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文章将对此展开研究探讨。

二、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经济学与数学本身的性质以及其他的一些方面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这二者之间并非没有联系，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二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经济学要不要用数学。经济学究竟要不要用数学，这是一个问题。前人过分依赖数学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使得人们似乎并不能信任数学了。那么经济学的发展究竟要不要用书学呢？数学是“数”与“形”相结合，是研究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科学。数学之中包含抽象的符号还有运算规则，将这些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对经济学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这样一来，就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充满了趣味性。抽象符号区别于文字本身，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得经济学研究并没有那么的枯燥乏味了。与此同时，语言文字本身具有多义性，表达不准确就会引发歧义。借助数学符号就可以有效减少这样的问题，减少不必要的争吵，提升了工作效率增强了科学性。还有注意的一点是借助数学符号只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方式，文字与数学符号这二者各有千秋，既有好处有坏处，二者互补，共同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二）为什么要用数学。数学与语文作为教学之中两大主科不是没有道理的。数学可以说是人类文化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从人类认识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话，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实数学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推动经济的繁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大概也就是经济学要模仿数学的缘由吧。在论证方面，经济学的理论论证是仿照数学的论证方式的。首先就是借助数学工具与数学方法来论证经济理论；或者是经济理论与数学方式方法、统计学的方式方法相结合，这两者都是经济学应用数学的成果。近年来，出现了金融数学这一新兴学科，这是经济学与数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专家们预测将会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一门学科。或者说在中国，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宽广的国家，这也在提醒我们要切实弄清楚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

【正文】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8—0037—07

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应保持在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基本稳定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又必须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转换其研究视角。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保持学科基本稳定性的前提下转换其研究视角，也是政治经济学说史变迁中的一条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本文将在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变迁规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基本路径。

一、经济社会变迁中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

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诞生以来，就一直服务于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其研究视角也随着该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和相关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发展、完成到1830年开始瓦解，在这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三次转换：一是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受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辩证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威廉·配第尝试用培根成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试图揭示、发掘经济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继承综合先人的观点，坚持自然秩序论，反对“人为秩序”，这意味着他们已了解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给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研究客观规律的任务。二是在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相对稳定而且有很大发展，于是，研究财富的增长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亚当·斯密的学说正是迎合了这一要求，其代表作《国富论》就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发展的条件，目的在于找出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三是在古典经济学完成阶段，李嘉图面对当时英国社会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激烈矛盾，从维护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把阐述分配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企图通过对各阶级之间分配问题的研究，来确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限制地主的勒索，捍卫资本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