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论文范文10篇

论文摘要：人们对科学知识品质的认识和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一样是不断发展的。知识社会学从对传统的普遍、客观、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观的解构中，逐步走向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观。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观；嬗变

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尽管有社会起源，但这种起源是与科学知识的内容无关的。自然界是现实而客观的，科学就是致力于提供关于自然现象世界的客体、过程和关系的精确说明的事业。

科学知识是对自然世界真实特征的提示，并简约于系统的陈述之中。纯粹的、符合非个人的技术标准的科学知识，是独立于偏见、情感、自我利益等主观因素的。随着科学知识自身发展所日益显露出来的完整特征，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交融与互动，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视野中，科学知识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

1标准的科学知识观形成与发展

虽然科学知识观的形成有一个绵延的历史过程，但对知识进行系统论述始于实证主义的代表奥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在《实证哲学教程》著作中，他把人类知识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神学时期”、“玄学时期”和“实证时期”。“实证时期”的知识与虚构的知识不同，是基于经验方法论的、真实的、有用的、肯定而准确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典范是现代自然科学知识。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Science&Humanities:TheMeaningoftheCollisionbetweentheTwoCultures

Abstract:Thegloriousvictoriesthatsciencehasalreadyachievedhasneverbeendonebyanyotherknowledgesystembefore.ThesevictorieshasalsoproducedtheviewpointsofScientism.However,withthemoreandmoreauthorityscienceobtains,suspicionsonthiskindofauthoritybeginstoappearaswell.Thecollisionbetweenthetwocultures,whicharescienceandhumanity,hasgreatimpactandsignificance.

Keywords:Science;humanities;Scientism;Two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英国电信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开口有益"（Goodtotalk），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广为流传的中国传统格言："话不投机半句多。"将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是："只有话投机时才能愉快地交谈。"这正巧暗示着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个有些悖论性的对话局面。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我们的时代或不久的将来或许能成为一个有益的对话时代。不过，正如亨廷顿等人所预料的，它也很可能成为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不幸的很，诸如美国与一些中东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样危险的信号似乎比事情朝着好的方面转化的迹象要更多一些。"对话与冲突"（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和平与战争"的另一种说法）的问题，不过就是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抉择。人们想要选择的无疑是对话，因为它是生存的唯一途径。可是，真正的困惑在于，通向和平与对话的道路为什么总是那么坎坷不平、困难重重。尽管对话是人们特别需要的，但由于冲突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游戏中往往采取不合作的政策，这使得进行有效的对话步履维艰。我们知道，理性的不合作博弈最经常导致的是一种囚徒困境式的纳什均衡1，它不能够保证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在此，我拟简要地讨论的是，对话中的理解问题和接受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试图论证，接受的问题才是对话问题的真正关键之所在。（一）知识共同体内部的对话与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对话

在一个被认可的知识共同体内部进行的对话，远远有别于不同的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对话。但是这种区别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反思，其原因在于，人们一般都相信，由于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和理性，因此人们就全都属于人类这个总的知识共同体。根据这种形而上学理由，人们永远喜好并且鼓励对事物做出普遍性的解释，而且认为只有普遍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这种假定的普遍性，可以在早至苏格拉底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中找到。每一个传统的思想家都习惯于认为，所有的知识原理都适用于所有地方的所有的人，仿佛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可能的知识共同体。当然，确实存在这么一个，那就是形式逻辑所表述的世界。可那是一个单调抽象的世界，并不是人能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而在现实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知识共同体是个显然的事实。且不说涉及到深远的文化传统的知识共同体，就现在社会中新产生的那些多少有些含糊的共同体而论，诸如男人与女人、少年与成人、正常的与同性恋等等群体之间的互相理解就已经形成了许多难题。由于害怕别人指责不够开放甚或政治不正确，我们宁愿假装出非常理解对方的样子。在这个大量信息的时代，我们已经拥有了关于其他知识共同体的大量知识，但这种知识难道就意味着对该知识共同体的理解吗？

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或者西方的标准逻辑论争想当然地假定，人类共享着一种我思（Cogito），因此属于一个有着同样理性的共同体，于是心灵是类似的。这样一来，"他者"在西方哲学中所指的就不过是他人的心思（theother’smind），一种拥有与我们相同的思维模式的另一个心思。可是从中国的思路去看，证明他人心思的存在居然会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传统难题，这实在是件稍微有点多此一举的事情。事实上根本没有必要去论证他人心思的存在，因为它就确实存在着，这应该是足够明显的事情。假如一定有必要论证的话，那么不妨有这样一个简单的先验论证：任意给定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中的每一个句子都在逻辑上必定能够得?quot;肯定"或"否定"的响应，这就意味着语言具有一种内在的或先验的对话形式，它分析地注定了提视牖卮鹫饬礁鱿忍欤╝priori）角色。其中应答性的角色就是他人心思的逻辑位置之所在，它是摆在那里的空位，无论它是否作出实际上的回答，无论实际上是否有个真实的心思来填空，它都已经逻辑地存在着了。这就是说，纯粹的逻辑上的我性（I-ness）总是预定了其逻辑上的他性（other-ness）。这个在语言自身结构里形成的先验论证应该比通常的那种经验论和心理学的移情推论要更有效。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他人的心思的问题本来就不成问题，它是明显的。"他人"这个重要问题的要害是在别的事情上。

与西方对他人"心思"（mind）的关注形成对比，中国哲学将他者的问题看作是他人"心事"（heart）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他者的"心事/心思"综合体问题）。关于心思的哲学足以解释我们的智性行为，但是我们似乎需要发展一种关于心事的哲学，以说明我们的价值观、情感与实践生活--当然，心事与心思的截然划分并不是事物的真实状态，只不过在此用来从理论上说明思想中存在的不同倾向与模式。中西哲学在人类精神的问题上侧重点不同，这虽然没有造成事物本身的改变，但却表明它们对事物的不同理解。

要说明对话与交往的重要性，知识论就必须转向他人心事问题。我们只有用他人心事去理解他者，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另外一个知识共同体，否则就只是理解了我与他人共有的思维方式（cogito）而不能理解我与他人各异的思想内容（cogitatum）。而且，如果不在本质上将他者落实为他人心事，他者就不成其为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因为人们虽然在精神上有很大差别，但是在知识形式上却没有太大差异。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但是却喜欢不同的事物。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西方式的对话与中国式的对话之间的基本区别现在更清楚了：在典型的西方式对话中，人们认为被假定能够生产真理的逻辑论证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澄清"谁对谁错"；而在中国式的对话中，更注重的是取得一种双方都喜欢的或至少是都能接受的互利结果，假如在双方现成的想法中不能有共同接受的结果，那么就共同发明一个新的想法，它无所谓谁对谁错，或者说，对错在这里是不重要的，大家都喜欢才重要。不难看到，只要考虑谁对谁错，就等于承认了有个绝对的标准是存在于对话之外的，不管那个标准是在自然那里还是在上帝那里，总之是高过了对话、高过了人心的标准。而假如不考虑对错，思想的标准就被内化在对话这件事情本身中，也就是落实在人心与人心之间的互相期待中，心与心的和谐而不是知识与对象的一致就变成了绝对的要求。

有必要注意到，在对话中形成的心与心的和谐与现代西方哲学所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其实貌合神离（尽管在西方现代哲学中主体间性似乎被认为是对话的一个条件）。主体间性仍然是心灵在理性方面的一致，而并不能保证心灵在价值观或生活方面的一致。严格说来，主体间性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其实有些多余，因为人们在理性层面上本来就一致而且不可能不一致（既然所有人被假定都能够理性地思考并且能够有共同知识），因此，主体间性是预先成立了的，它只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2，它并不比原来仅仅谈论人类抽象的我思时多出什么决定性的东西，也许可以说，我思是从人类心灵作为一个抽象的匿名的整体概念来规定心灵的，而主体间性（相当于"思与思"）只不过是从每一个心灵都分有着作为心灵的主体性的角度去讨论心灵的，它并不是对于我思概念的理论突破。但是，"心与心"（hearttoheart）的和谐则真正是个另外的难题，因为它不是预先成立了的事情，而是需要努力才可能达成而且还不一定达到的结果，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可能达成的和谐结果不可能是某个心的单方面预期的完全实现，而是众心在对话的自然发展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它是不可预料和不可强求的。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Science&Humanities:TheMeaningoftheCollisionbetweentheTwoCultures

Abstract:Thegloriousvictoriesthatsciencehasalreadyachievedhasneverbeendonebyanyotherknowledgesystembefore.ThesevictorieshasalsoproducedtheviewpointsofScientism.However,withthemoreandmoreauthorityscienceobtains,suspicionsonthiskindofauthoritybeginstoappearaswell.Thecollisionbetweenthetwocultures,whicharescienceandhumanity,hasgreatimpactandsignificance.

Keywords:Science;humanities;Scientism;Two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摘要：库恩在科学论中实现了一场变革。这一变革的实质是用实践的科学观来取代表象主义的科学观。本文通过对认识论、权力与实践关系的阐释，对知识的构造及其与情境关系的探讨，为重新理解科学构筑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关键词：实践；认识论；权力；解释学

Abstract:Kuhnrealizedarevolutioninthetheoryofscience.Theessenceofthisrevolutionisreplacingrepresentism’sconceptionofsciencewithpracticalone.Throughinterpretingtherelationbetweenepistemelogy,powerandpractice,discussingtheconstructionofknowledgeanditsrelationwithcontext,thepaperconstituteavalidplatformforre-understandingscience.

Keywords:practice;epistemelogy;power;hermenutics

一

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于自然科学在理智与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技术创新的应用已使地球表面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摘要]以“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开始的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原本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本假定上。这样一种追问方式不仅注定会掉进将艺术“现成化”和“物化”的陷阱，而且压根儿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自欺欺人的把戏，它一开始就错认了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西方的艺术之思始终受制于以现成性思维方式为特征的知识论形态的美学和各种经验一实证科学的观念，而艺术在艺术存在中成其本质，用一种现成性的思维方式根本就不可能进行艺术本质的追问；使艺术成其为艺术的是“真理”而非“真实”，艺术中发生的真理乃是“存在者进入元蔽状态”，但从“再现论”、“表现论”到“象征论”的艺术现所持的都是一种“符合论”真理观，其实质是以“正确性”为根据的“真实”观念，从这种真理观出发同样会错认艺术的本质艺术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并因此而是我们人类的历史性此在的一个本源。惟有从存在问题出发，从艺术与人生此在以及艺术与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入手，方可思入艺术的本质问题；我们必须打破那种对象性一现成性思维方式的迷妄，将对“艺术本质”的追问视为一个直接关系人的存在意义的永元止境的求索过程，海德格尔的艺术本质之思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但他对追问入口的选择是独断的，也过分依赖于他自己特殊的“真理”概念，追问的又是艺术的本质之源而非艺术的本质本身。

[关键词]艺术本质追问方式海德格尔启示

追问“艺术的本质”原本是西方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如今却遭到了“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的彻底否定。然而，力图穿越现象乃是一切理论的天性，因此我看不出追问艺术本质本身有什么错；何况思想的诡异和奇妙之处恰恰在于：颠倒乃是对被颠倒者思维方式的继续。否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是寻找恰当的思维方式。黑格尔曾经说过：“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贵的东西。这就是说。追问的方式往往比追问的结果更加重要。事实上。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之所以长期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正在于：这些追问始终是以不恰当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当务之急乃是检讨我们追问艺术本质的方式，走出某些陷阱和误区。

一、艺术是什么：形而上学方式的陷阱

长期以来，对“艺术本质”的追问，总是以“艺术是什么(wasistdieKunst)”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的。“艺术是什么?”始终被当作诗学、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考量。而事实上，“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虽然是以往西方诗学史、美学史和艺术哲学史上的一个主导问题，但它是否真正构成诗学、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尚是大可怀疑和有待追问的。

毫无疑问，以“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开始的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其合法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艺术”是某种现成的具有某种既定本质的“存在者”或“存在之物”。因为，只有对于那些现成的具有既定本质的东西，我们才有正当理由进行这样一种追问。换句话说，一旦以“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开始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就意味着已经将“艺术”纳入了现成的具有既定本质的存在者之列。

一、引子：庄子的故事和解释学的问题

《庄子．天道篇》中有一个桓公与轮扁的故事。故事说，有一天桓公在堂上读书，工匠轮扁在堂下斫车轮。轮扁看见桓公读得津津有味，十分投入，就放下锥凿走上前来，问桓公读得是什么书，为何如此入迷？桓公答曰，读的是圣人之言。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桓公回答，圣人已死。听到这话，轮扁就说，主公，非也，你读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桓公听罢大怒，定要轮扁给一说法。于是，庄子就借轮扁之口，说出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印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子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1]

庄子的这一故事涉及到现代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关于我们所要理解和解释的文本的书写，言谈及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桓公看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随着圣人的死亡而消失。它通过圣人的言谈、书写保存下来，流传开去。今天我们理解圣人典籍的本义，就是要通过聆听圣人之言，阅读圣人之书来达到。换句话说，流传至今的圣人之言，圣人之书与作品本义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这些圣人之言和圣人之书乃是我们今天通向作品本义的唯一可靠桥梁。与桓公的这一立场相左，轮扁用他几十年斫车轮的经验说明，一个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能毫无妨碍地通过作者的言谈和书写保存下来，流传开去。作者之言、作者之书非但不能成为判断作品原义的最后根据，相反，它们往往成为阻碍我们达到文本的真实意义的屏障。

应当指出，尽管桓公与轮扁在关于语言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在关于文本的书写、言谈及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答案截然不同，他们所持的根本哲学立场可能却相差不远。例如，桓公似乎也认定每一文本都有一真实固定的意义，或许甚至并不反对轮扁关于这一意义可通过作者的“得之于手而印于心”的途径去达到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区别与争论仅仅在于认为这一意义是否以及如何“能言”，或者说，只在于认为这一意义能否以及如何通过语言被他人理解和传达。所以，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庄子及其后学在这里尽管涉及到了解释学的根本问题，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则似乎太过于简单和偏颇。

那末，真的存在着独立、客观的文本意义吗？在现代解释学哲学家的眼里，一个作品（文本）的“客观”意义与读者的“主观”理解和解释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作者、作品（文本）、读者间由于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历史、文化、地域而产生的间距究竟是理解和解释的障碍还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文本解释能达到“真理”吗？如果能，那么这种“真理”在什么意义上为“真”？本文以下将重点通过讨论法国现代解释学哲学家利科关于文本与解释的思想，以期能对上述诸问题的回答找到某些启示和线索。

摘要：儒家以求道、为学、致用最为根本。儒家的“道”为“天人合一”之道，因而需要研究天地自然；儒家的“学”具有知识论倾向，并不排斥自然知识；儒家讲“致用”，也讲运用科技知识。因此，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当然，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提要：道德金规则是伦理学中公正原理的一个浓缩表达。本文分析了传统的道德金规则的典型民间版本和学术版本，指出传统金规则要得以成立，在逻辑上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人际共识和价值共识。而在今天，价值共识已经不存在，所以传统金规则不再成立。作者试图通过从“主体观点”到“他者观点”的转换而提出一个关于道德金规则的新版本，即以“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代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试图论证其逻辑上的完美性。本文中的核心论点最早于2000年提出，由于该问题涉及到生活基本准则，事关重大，因此经过听取多方意见和反思，在这里进行了更严格的论证和修改。

1．问题背景

首先需要提及为什么要讨论道德金规则的问题背景。

一般地说，金规则指的是能够概括地表达一个伦理体系的总精神的一条道德原则，也就是能够“一以贯之”的普遍原则；如果在学术意义上说，它就是伦理体系的一个元定理，它是对伦理体系中各种具体规则的总指导和解释。金规则总是非常稳定的，除非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否则它不会变化，而现在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

全球化把以前不明显的许多问题变成了明显的问题，其中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各种文化/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点虽然有着根本性的错误，但它却揭开了“对话/交往”问题的真正底牌。自苏格拉底以来，理性对话就被认为是通向普遍承认的真理之路，到今天，哈贝马斯还坚持认为，完全合乎理性标准的正确对话必定能够产生一致认可的理解。但是哈贝马斯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底牌，这就是，理解不能保证接受[i]。理性对话有可能达到一致的理解，但是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被理解，而是被接受。接受才是“对话/交往”问题的终点，这一危险的底牌在以前的哲学分析中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达成共识和合作的充分理由不是互相理解，而是互相接受。可是互相接受的问题超出了知识论和理性所能够处理的范围。显然，“接受问题”迫使知识论上的“主体间”问题深化为实践或价值理论上的“人际”问题，如果扩大计算单位，则成为“文化间”问题。人们在考虑知识时必定同时考虑价值，知识问题和价值问题是共轭的。这样就回到了哲学的正宗模式上了，无论希腊还是中国先秦，知识问题都是从属于伦理/政治问题的。

当把“接受问题”计算在内，“对话”就变成了“对待”，伦理学就成为第一哲学的一个部分（列维纳斯甚至相信第一哲学只能是伦理学[ii]），另一个部分非常可能是政治哲学（施米特相信政治生活是最基本的生活形式，而政治问题就是区分敌友[iii]）。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他人”。列维纳斯非常正确地论证了他人的绝对性，他人是一个无论如何无法被“我”的主观性所消化的外在绝对存在，主观性（subjectivity）化不掉他者性（otherness），所以他人超越了我的主观性，是我的生存条件和外在环境。他人会反抗，他可以不合作，所以超越了我，所以他人是我需要对待的最严肃的问题。今天人们特别感兴趣的全球合作、全球共识、全球价值之类，在学理上都依赖着关于“他人”的理论。对待他人的总原则在伦理体系中就表现为所谓的“金规则”。

提要：道德金规则是伦理学中公正原理的一个浓缩表达。本文分析了传统的道德金规则的典型民间版本和学术版本，指出传统金规则要得以成立，在逻辑上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人际共识和价值共识。而在今天，价值共识已经不存在，所以传统金规则不再成立。作者试图通过从“主体观点”到“他者观点”的转换而提出一个关于道德金规则的新版本，即以“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代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试图论证其逻辑上的完美性。本文中的核心论点最早于2000年提出，由于该问题涉及到生活基本准则，事关重大，因此经过听取多方意见和反思，在这里进行了更严格的论证和修改。

1．问题背景

首先需要提及为什么要讨论道德金规则的问题背景。

一般地说，金规则指的是能够概括地表达一个伦理体系的总精神的一条道德原则，也就是能够“一以贯之”的普遍原则；如果在学术意义上说，它就是伦理体系的一个元定理，它是对伦理体系中各种具体规则的总指导和解释。金规则总是非常稳定的，除非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否则它不会变化，而现在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

全球化把以前不明显的许多问题变成了明显的问题，其中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各种文化/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点虽然有着根本性的错误，但它却揭开了“对话/交往”问题的真正底牌。自苏格拉底以来，理性对话就被认为是通向普遍承认的真理之路，到今天，哈贝马斯还坚持认为，完全合乎理性标准的正确对话必定能够产生一致认可的理解。但是哈贝马斯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底牌，这就是，理解不能保证接受[i]。理性对话有可能达到一致的理解，但是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被理解，而是被接受。接受才是“对话/交往”问题的终点，这一危险的底牌在以前的哲学分析中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达成共识和合作的充分理由不是互相理解，而是互相接受。可是互相接受的问题超出了知识论和理性所能够处理的范围。显然，“接受问题”迫使知识论上的“主体间”问题深化为实践或价值理论上的“人际”问题，如果扩大计算单位，则成为“文化间”问题。人们在考虑知识时必定同时考虑价值，知识问题和价值问题是共轭的。这样就回到了哲学的正宗模式上了，无论希腊还是中国先秦，知识问题都是从属于伦理/政治问题的。

当把“接受问题”计算在内，“对话”就变成了“对待”，伦理学就成为第一哲学的一个部分（列维纳斯甚至相信第一哲学只能是伦理学[ii]），另一个部分非常可能是政治哲学（施米特相信政治生活是最基本的生活形式，而政治问题就是区分敌友[iii]）。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他人”。列维纳斯非常正确地论证了他人的绝对性，他人是一个无论如何无法被“我”的主观性所消化的外在绝对存在，主观性（subjectivity）化不掉他者性（otherness），所以他人超越了我的主观性，是我的生存条件和外在环境。他人会反抗，他可以不合作，所以超越了我，所以他人是我需要对待的最严肃的问题。今天人们特别感兴趣的全球合作、全球共识、全球价值之类，在学理上都依赖着关于“他人”的理论。对待他人的总原则在伦理体系中就表现为所谓的“金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