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10篇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论文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摘要：本文对我国会计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述评，研究发现会计哲学在我国发展滞后，究其原因缺乏研究范式。范式是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体系、模式或框架，它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文章结合库恩的范式理论，根据现实和会计哲学发展的需要，构建了一个由宏观研究范式、中观研究范式和微观研究范式组成的三级层次模型，并简要阐述了构建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本文所构建的研究范式模型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会计哲学的发展现状，把握研究重心，推动会计哲学的发展，进而促进会计的发展。

关键词：会计哲学;研究现状;研究范式;模型;述评

一、文献回顾

西方国家研究会计哲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会计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会计哲学，从那时起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会计哲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会计哲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会计哲学在我国已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历程中，会计哲学的研究现状如何，值得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的会计哲学至少要包括三个要素：会计哲学的内涵，即会计哲学的研究对象；会计哲学的学科框架，即研究内容；会计哲学的研究方法，即研究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和研究相关文献，会计哲学的国内研究现状如下：（一）会计哲学的内涵。要研究会计哲学必然要问什么是会计哲学。会计哲学是“什么”属于会计哲学的内核部分，是会计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所在。比较典型的观点有，王正德认为会计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会计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应用科学。[1]汪平和费良成认为会计哲学是会计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的一系列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或观点。[2]顾飞认为会计哲学是对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和最本质的观点，是运用哲学原理和方法对会计活动的一般问题和方法做出的哲学概括，是介于哲学与会计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3]杨俊亮会计哲学是关于资金运动记录和反映方法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会计学与哲学相结合形成的边缘学科。[4]于玉林认为会计哲学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会计应用哲学；二是研究会计活动一般规律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科。[5]刘泉军认为会计哲学是对会计本质和规律的最高抽象，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关于会计活动本质和规律的科学。[6]唐守朋认为会计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是对会计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和看法，是运用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对整个会计活动做出哲学概括的学说。[7]以上学者对会计哲学内涵的表述不尽相同，多数学者把会计哲学作为了一门学科或者研究领域。但是，陈庆杰和柯大钢等人认为部分学者对会计哲学内涵的界定难以成立并提出了质疑，认为所谓的会计哲学观点在本质上都是哲学思维对实证思维的指导及实证思维对哲学思维的运用。[8]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会计哲学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学者们对会计哲学内涵“是什么”的观点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正如张以宽教授所言，会计哲学是国内外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公认的难题，还应继续研究才能取得更加广泛共识。[9]因此，只有解决了会计哲学的内涵问题并达成最大共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会计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二）会计哲学的学科框架。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自己的学科框架，即学科的研究内容，这属于会计哲学的外延部分。外延的大小决定了会计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景。外延小无发展前景，外延太大无发展必要。因此，部分学者们勾勒了会计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具有的学科内容框架。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于玉林认为会计哲学的内容包括会计本体论、会计主客体论、会计系统论、资金运动论、会计时空论、会计目标论、会计关系论、会计控制论、会计信息论、会计决策论、会计发展论、会计方法论、会计职业道德论等方面。[10]顾飞将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分为会计哲学导论、会计本体论、会计价值论、会计结构论、会计实践论、会计认识论、会计功能论和会计方法论等方面。[3]张继勋认为会计哲学至少应该包括会计哲学的形成、会计的本质、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规律和特点、会计的社会作用、社会对会计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会计与科技、会计中的伦理道德、会计与未来等方面。[11]刘泉军认为会计哲学的结构体系包括会计本体论、会计实践论、会计功能论、会计结构论、会计认识论和会计方法论等几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部分。[6]李颖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认识论、会计实践论、会计系统论、会计时空论、会计发展论、会计关系论、会计矛盾论、会计信息论、会计控制论和会计方法论等多个方面。[12]从以上观点可知，学者们对会计哲学包含的学科内容的表述有同亦有异。相同共识说明学者对会计哲学的学科研究内容框架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这是研究范式和科学研究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比如多数学者都认为会计哲学的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会计本体论、会计功能论、会计系统论和会计方法论等几个方面。学者们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是学术争论的碰撞点，这也是学术研究允许的。正如库恩所言，范式的形成必然允许后续研究空间的存在，只要大家在一个共有范式下解决问题就能被接受。同一学科之下不同理论之间的碰撞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三）会计哲学的研究方法。一门学科需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里指的研究方法既包括宏观层次的研究方法论，也包括微观层次的具体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关于会计哲学方法的研究尚不多见，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顾飞认为会计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在会计工作者意识中的集中体现，是会计工作者认识会计和改造会计世界的方法模式，构成观察和思考会计现实的视野，最终固化为某种理论的思维习惯；同时认为会计哲学应该借鉴经济哲学和管理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构建会计哲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比如抽象法、分析法、归纳法、结构法、实验法、演绎法、控制论法和灰色理论法等。[13]刘泉军认为会计哲学方法论在会计哲学方法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影响会计工作的结果；会计哲学方法论广义上包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等，狭义上主要是指会计研究方法。[6]张以宽认为当前国内会计哲学方法论过于偏重实证研究，忽视了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会计哲学的方法论应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和底蕴，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和研究会计哲学。[9]刘念齐认为会计哲学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会计哲学研究方法的第一层次；一般科学研究方法是各种科学研究、认识事物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具体方法，属于第二层次。[14]于玉林认为会计方法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研究，它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会计世界应遵循的原则、方式和手段。在会计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分为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一般方法有抽象法、系统法、决策法、逻辑法和控制法等；专门方法包括会计核算法、会计计划法、会计预测法、会计分析法和会计控制法等。[15]以上学者关于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观点不尽一致。有的学者对会计哲学方法论阐述的比较详尽，甚至涉及到了具体的研究方法，但是仅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笔者认为对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要置于统一的研究范式之下，不仅要研究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是什么”，还应探讨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为什么”。此外，社会科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才具有真正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由于会计哲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国内会计哲学方法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指导，同时兼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精髓。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会计哲学的特色。由于会计哲学的社会科学的属性，会计哲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可以采用社会科学共性的研究方法。会计哲学是会计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因其应用性、跨学科性和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创造一种“独一无二”的具体研究方法或许很困难，还要继续探究。会计哲学不仅可以拓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范围，而且还可以充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厦。

二、回到库恩———对库恩“范式”理论的解读

通过对会计哲学研究现状的描述，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内会计哲学发展的困境。会计哲学在国内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会计哲学发展迅速，会计工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颇感兴趣，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是进入新世纪后，会计哲学发展几近停滞，科研成果比较匮乏。新世纪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相关学科蓬勃发展，特别是管理哲学不但成为一个学科，而且在某些大学成为一个专业，甚至有了博士点。纵观会计哲学却发展的如此缓慢，甚至学者们对会计哲学是否是个学科尚未完全达成共识。这种现象值得会计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深思。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归纳、整理及现状描述，会计哲学的困境主要源于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会计哲学的研究范式。要探讨会计哲学的研究范式，非常有必要对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范式”理论进行回顾和解读。“范式”指的是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体系、模式或框架。库恩认为已有的科学成就已经吸引了一批坚定的追随者；同时还有一些新问题加入该领域有待研究者后续解决，凡是具备以上两个特征的成就，就可以称为范式。[16]库恩指出科学共同体形成范式就具有了选择问题的模式和标准，在该范式下那些被选择的问题多数都能够得到解答。[16]因此，范式是一个学科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库恩同时指出科学共同体是有层次的，科学共同体是享有同一范式的团体，科学共同体与范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范式”概念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16]因此，笔者认为学科的研究范式也具有层次性。库恩也指出范式必然不同于规则，科学共同体可以在同一范式下遵循不同的规则各行其是。[16]因此，规则源于范式，即使不存在规则，范式仍可以指导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研究活动。要了解会计哲学在国内的发展现状，非常关键的一步是看会计哲学是否具有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形成是会计哲学向纵深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标志。如果通过研究能揭示或构建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研究者将能更好地理解会计哲学，把握会计哲学发展的脉络，了解会计哲学的研究重心，推动会计哲学的发展。

科学心理学自1879年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实验科学作为其特征和标志的。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论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JamesP.Chaplin)曾指出：“任何科学发现或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达到该发现或概念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1](P13)。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在实质上就是科学方法论的演化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由于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心理科学的实践有着决定性意义，因而有必要对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回顾、比较和分析。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科学心理学自1879年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实验科学作为其特征和标志的。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论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JamesP.Chaplin)曾指出：“任何科学发现或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达到该发现或概念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1](P13)。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在实质上就是科学方法论的演化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由于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心理科学的实践有着决定性意义，因而有必要对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回顾、比较和分析。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科学心理学自1879年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实验科学作为其特征和标志的。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论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JamesP.Chaplin)曾指出：“任何科学发现或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达到该发现或概念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1](P13)。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在实质上就是科学方法论的演化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由于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心理科学的实践有着决定性意义，因而有必要对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回顾、比较和分析。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笛卡尔哲学新探】〓笛卡尔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山鼻祖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1999年关于笛卡尔哲学研究的论文虽然不多，但却十分厚重而新颖。

倪粱康认为，欧洲中心论观点的理论内涵可以概括为“理性中心”和“本我中心”这两个范畴，也可扼要地标识为“究虚理”和“求自识”。理性中心的代表人物是伽利略，而本我中心的代表则是笛卡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则是本我中心论的代表命题。它是自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的基本趋向，它与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的形成有关，也与近代自我形而上学和主体形而上学的形成有关。自笛卡尔以降，自我才作为绝对的本原，以理论理性的姿态踏上了自我认识之途，故而人们在这里将“求自识”视作西方近代思维的一个根本特征。自笛卡尔起，究虚理(理性中心)与求自识(自我中心)在欧洲思想史上达到体系的、逻辑的统一。这个统一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得到最浓缩的表达。

倪梁康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被视为在两方面开现代形而上学思维之先河：一是它在理性中心之确立上所起的作用，二是在自我中心之确立上所起的作用。然而对该命题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解释的可能性：笛卡尔确定的所谓思想之阿基米德点究竟是个体自我的存在，还是思维一般的存在?而这两种解释无疑会导致原则的不同的结论的产生。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第一种解释的路线进行的。那么笛卡尔的原初意图是如何呢?现象学又是如何解构这个原初意图的呢?笛卡尔本人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解释，而明确区分自我和思维活动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的分析而得到普遍的承认。(《“我思故我在”及其现象学的解析与重构》，《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杨福祥指出，笛卡尔不仅是哲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方法论家，而且同时又是数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数学家。他所制定的方法论带有明显的数学方法的痕迹，深受他所热心的数学研究方式的影响。笛卡尔在考察近代以及近代以前流传下来的各种学问时发现，只有数学才是精确可靠的，稳步前进的，而其他一切学问，包括哲学和各门科学，则是意见纷呈，停滞不前。因为在这些学问中，只有数学才具有令人信服的可靠方法，而哲学和各门科学则不然。因此，笛卡尔为自己规定的使命，就是要为哲学和科学制定一套能使它们与数学一样确定的可靠方法。因此，研究笛卡尔的数学方法，乃是把握他所制定的方法论的起点。而且笛卡尔相信，数学、哲学和科学三者方法论的统一性，他所制定的方法论是适用于这三大领域的统一的方法论，其实质则是把数学方法论移植到哲学和科学研究之中。因此，笛卡尔依据数学、哲学和科学在真理观、科学观、自然观和因果观这四个方面统一性的观点，制定了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直观演绎法为核心的数学方法论。在把数学方法移植到哲学研究的过程中，笛卡尔的方法论的经验成分进一步减少，而寻求确定性的愿望与要求得到增强和提高。即方法论的理性主义特征在哲学方法论中被放大与强化。而在把数学方法论移植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则出现相反的情况：方法论的理性主义特征在科学方法论中被淡化，被重视经验的大海所淹没。(《论笛卡尔数学方法论及其在哲学与科学中的移植问题》，《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跳离治学误区

体育科研专题讲座，人们习惯以“体育科研方法”称之。这种称谓本来并无大错，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常常引起极大误解。来听“方法”讲座的人，多急于学得一个二个甚至更多个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科研方法；而讲授科研方法专题的人，也总是尽力地按自己的理解对有关教材资料巧加增删扩简，以图满足学员的所需。这样的供需心态，似乎亦属正常，然而，如此运作的结果每每却是，学员越来越没有耐心去听那些初看上去与“方法”系列似无关联的内容，越来越率直地要求教员立即给出现成的、实用的、甚至“拿来就能用，一用就见效”的具体可见的方法；而敢来讲授科研方法的教员，也都自称备有速成的、可靠的、并且适合于每一位学员或大多数学员也适合于每一个体育项目或许多体育项目的具体可摸的科研方法。——这里的破绽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一遭遭期待落空和承诺无效，并没有使人发觉是认识偏差在做崇，大家仍旧不知灰心地一回回重新期待和承诺下去。

为什么“体育科研方法”这个称谓会导致认识偏差？对“体育科研”一词暂无须究诘，因为它只是指一个待发之矢。问题的症结只在于“方法”一语。以往至今，无论将“方法”释为门路、程序，还是将“方法”说成方式、手段，只要是挂在嘴上或印在纸上的方法，无论是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方法，还是现成的、实用的、普适的方法，其实均属预先给定的方法，而任何预先给定的方法，毫无例外地都是未赋生机活力的方法，需有人的参与才能予以激活，也恰恰就在“需有人的参与才能予以激活”这一关键环节近前。人们止步了。这并不奇怪，这是相对论思想尚未普及而经典时空观仍居主导的社会环境中的必然现象。既然看不到人的参与在方法激活上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此类讲座的主题醒目标明是讲方法，那就怪不得在科研方法讲座中大家一同“炒买炒卖”具体方法，尽管紧接着的就是无从兑现的怨尤。

那么，回避使用“方法”一词是不是可以纠偏矫枉呢？有人做过尝试，例如用“体育科研新论”、“体育科研元理论”来取代“体育科研方法”作为讲座标题。但是，讲座标题中若没有“方法”两字，讲座主题的属性还能算是明确的吗？所谓新论，能维持多久？讲过1、2次之后的内容还能算是新论吗？所谓元理论，原是指以研究现象世界的科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虽然“体育科研方法”本身也具有体育科学无理论的意义，但若启用这样一个更为概括更为抽象的术语，是不是会徒劳地增加一层理解负担呢？而且，元理论概念的引入，还会激发无限上溯的意识，元元理论，元元元理论会相继提出，这于基础建设时期的体育科研理论的基础构建又何益之有呢？所以，思辨磋磨再三，回避使用“方法”一词，并非上策。

方法讲座确实容易产生治学误导，但细细忖度，误导产生的根源却不在“方法”词语本身，那是一个更为深层的理论课题，我们将另文专论。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不论如何称谓体育科研专题内容，其真实内含只能是对一般科研方法的深入认识，而一切具体方法均不过是无可原样重复但可供适当参考的实例。作为教员，一般都无暇真正了解众多的学员，即便达到真正了解的程度，真正负责的作法，也只能是讲清楚他本人对体育科研方法的认识，用以启发学员，以有助于学员最终也能形成属于学员自己的方法认识体系，然后再由学员自己去运思筹划其独自的具体方法的操作。在讲述方法认识的时候，作为教员，理当列举他自己具体运用特定方法而成功完结科研课题的实例，其目的仍在于启发学员的思路而不是提供成熟方法的模板。特殊情况下，作为教员，也可能一对一地帮助学员从事科研活动，例如导师与研究生，但只要不是包办代替的作法，那么，教员也只能更多地在某些具体方法的运作方面提供更加细微的参考意见；假如学员自己尚不具备相应的认识水平和方法积累，这种帮助或任何帮助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如此强调对于方法的认识，其实已经进入方法论的语境。在体育科研讲座中，方法一词既回避不掉又易致误解，如果将讲座主题改称体育科研方法论，很有可能，这个两难问题即刻迎刃而解。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体育科研方法连同一切其它方法，都只能是最终产生于求学者的自身而不是从外部被给予，正如吃进食物长出肌肤而不是贴上馒头人可变胖。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每一个体育工作者连同其它领域的人士都自有或将有一个属于个体的方法库，库中的所存不论是盈多还是匮乏，均不可让与他人，不是风格之高下所致，恰是存在于个人知识结构中的方法储备的不可让与性使然。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在方法求索道路上的大块误区便晰然在目，略转位向便不难跳离。当然，虽说不难跳离治学误区，但若干必要前提的思考功夫还是不可缺少的。

摘要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进步的基本单元是“最大的理论”，为此，他们提出了“科学范式”等概念思想。本文认为，科学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观念包括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最基本的理论假设、研究主题以及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这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有序的整体。范式与具体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文认为，将范式的思想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1跳离治学误区

体育科研专题讲座，人们习惯以“体育科研方法”称之。这种称谓本来并无大错，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常常引起极大误解。来听“方法”讲座的人，多急于学得一个二个甚至更多个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科研方法；而讲授科研方法专题的人，也总是尽力地按自己的理解对有关教材资料巧加增删扩简，以图满足学员的所需。这样的供需心态，似乎亦属正常，然而，如此运作的结果每每却是，学员越来越没有耐心去听那些初看上去与“方法”系列似无关联的内容，越来越率直地要求教员立即给出现成的、实用的、甚至“拿来就能用，一用就见效”的具体可见的方法；而敢来讲授科研方法的教员，也都自称备有速成的、可靠的、并且适合于每一位学员或大多数学员也适合于每一个体育项目或许多体育项目的具体可摸的科研方法。——这里的破绽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一遭遭期待落空和承诺无效，并没有使人发觉是认识偏差在做崇，大家仍旧不知灰心地一回回重新期待和承诺下去。

为什么“体育科研方法”这个称谓会导致认识偏差？对“体育科研”一词暂无须究诘，因为它只是指一个待发之矢。问题的症结只在于“方法”一语。以往至今，无论将“方法”释为门路、程序，还是将“方法”说成方式、手段，只要是挂在嘴上或印在纸上的方法，无论是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方法，还是现成的、实用的、普适的方法，其实均属预先给定的方法，而任何预先给定的方法，毫无例外地都是未赋生机活力的方法，需有人的参与才能予以激活，也恰恰就在“需有人的参与才能予以激活”这一关键环节近前。人们止步了。这并不奇怪，这是相对论思想尚未普及而经典时空观仍居主导的社会环境中的必然现象。既然看不到人的参与在方法激活上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此类讲座的主题醒目标明是讲方法，那就怪不得在科研方法讲座中大家一同“炒买炒卖”具体方法，尽管紧接着的就是无从兑现的怨尤。

那么，回避使用“方法”一词是不是可以纠偏矫枉呢？有人做过尝试，例如用“体育科研新论”、“体育科研元理论”来取代“体育科研方法”作为讲座标题。但是，讲座标题中若没有“方法”两字，讲座主题的属性还能算是明确的吗？所谓新论，能维持多久？讲过1、2次之后的内容还能算是新论吗？所谓元理论，原是指以研究现象世界的科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虽然“体育科研方法”本身也具有体育科学无理论的意义，但若启用这样一个更为概括更为抽象的术语，是不是会徒劳地增加一层理解负担呢？而且，元理论概念的引入，还会激发无限上溯的意识，元元理论，元元元理论会相继提出，这于基础建设时期的体育科研理论的基础构建又何益之有呢？所以，思辨磋磨再三，回避使用“方法”一词，并非上策。

方法讲座确实容易产生治学误导，但细细忖度，误导产生的根源却不在“方法”词语本身，那是一个更为深层的理论课题，我们将另文专论。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不论如何称谓体育科研专题内容，其真实内含只能是对一般科研方法的深入认识，而一切具体方法均不过是无可原样重复但可供适当参考的实例。作为教员，一般都无暇真正了解众多的学员，即便达到真正了解的程度，真正负责的作法，也只能是讲清楚他本人对体育科研方法的认识，用以启发学员，以有助于学员最终也能形成属于学员自己的方法认识体系，然后再由学员自己去运思筹划其独自的具体方法的操作。在讲述方法认识的时候，作为教员，理当列举他自己具体运用特定方法而成功完结科研课题的实例，其目的仍在于启发学员的思路而不是提供成熟方法的模板。特殊情况下，作为教员，也可能一对一地帮助学员从事科研活动，例如导师与研究生，但只要不是包办代替的作法，那么，教员也只能更多地在某些具体方法的运作方面提供更加细微的参考意见；假如学员自己尚不具备相应的认识水平和方法积累，这种帮助或任何帮助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如此强调对于方法的认识，其实已经进入方法论的语境。在体育科研讲座中，方法一词既回避不掉又易致误解，如果将讲座主题改称体育科研方法论，很有可能，这个两难问题即刻迎刃而解。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体育科研方法连同一切其它方法，都只能是最终产生于求学者的自身而不是从外部被给予，正如吃进食物长出肌肤而不是贴上馒头人可变胖。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每一个体育工作者连同其它领域的人士都自有或将有一个属于个体的方法库，库中的所存不论是盈多还是匮乏，均不可让与他人，不是风格之高下所致，恰是存在于个人知识结构中的方法储备的不可让与性使然。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在方法求索道路上的大块误区便晰然在目，略转位向便不难跳离。当然，虽说不难跳离治学误区，但若干必要前提的思考功夫还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