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论文范文10篇

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最有力的来自于布鲁尔，以他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就是要用社会建构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历程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

评价具有导向性，期刊评价也不例外，而且期刊评价对于期刊本身的导向性影响可能还在其次，更突出的影响体现在以在相应期刊为主要任务的研究人员及其研究取向上面，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一些具体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工作。由于对科技期刊所知不多，这里只就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及影响略谈一二。

目前针对国内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体系，大致主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导研制并公开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般简称“北大核心”，或统称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推出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一般简称“南大核心”，或直接采用英文首字母缩略语“CSSCI”指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制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这三大评价体系，是遴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的期刊时，要求必须同时具备的一项基本条件，因而其认可度更高一些。其他的期刊评价体系，虽或有所闻，但其影响力有限。而像SSCI这类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期刊评价体系，尽管在国内受到热捧，甚至有不少期刊觊觎已久，跃跃欲试，但即便有国内期刊入围，终究不过是个位数，加之受到语种的限制，中文期刊也不可能大范围获选，因而其影响更多地指向于人文社科研究者的投稿冲动方面。三大期刊评价体系中，“北大核心”的历史较为悠久，影响范围更加宽广一些，既包括人文社科期刊，也包括科技期刊，正如其新版扉页所标示的“中国期刊订阅指南”字样，作为一种期刊评价体系，它主要是为各图书馆了解、订购期刊提供便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除了对评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有硬性要求外，其介入实务的程度尚有限；而“南大核心”，由于其数据近年来陆续被众多高校和科研单位采纳，作为评价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客观指标，因而围绕着CSSCI来源期刊的进进出出，每一次公布入围的期刊名单，都会在期刊界和人文社科界掀起一番热议，显示出其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南大核心”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影响，远不止于相关期刊在显著位置所标注的“CSSCI来源期刊”这几个英文字母和汉字的组合这么简单，而是影响到期刊所刊载的论文是否属于各高校、科研单位的统计成果，进而影响到论文作者能否顺利地通过认定乃至晋级，这也就间接地影响到相关学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对期刊所抱持的态度。能够得到认定，有助于个人晋级的期刊，理所当然受到青睐；而无助于个人晋级，得不到认定的期刊，事实上形同鸡肋。这种重“椟”轻“珠”的做法，导致教师和研究人员为了自己的论文能够获得录用，必然要迎合CSSCI来源期刊的要求来撰写和修改。对于相关期刊来说，如何能够在以后的CSSCI来源期刊评定中站稳脚跟，不仅事涉期刊声誉，更关系到期刊自身能否顺利吸引优质稿源，继续保持高的学术质量。这就必然影响到期刊方面在稿件的选择上，会更加倾向于选用那些有助于提升自身影响因子的论文。像《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由于人文学科稿件的影响因子一直不高，后来就不得不转而刊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以图挽回颓势，可惜为时已晚。教育学科期刊面临的问题，同样如此。有些二级学科、有的研究领域，很少甚或没有相应的高水平的CSSCI来源期刊，而一些综合性期刊如果刊登这方面的论文，自然会有牺牲一定影响因子的风险。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某些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人员，为了论文能够顺利发表，必须适当变通乃至转换自己的研究兴趣。这对于弱势学科和相关的研究领域，不啻于雪上加霜。这一状况，对整体学术生态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愈发重视对科研项目的投入，设立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科学研究基金，如有纵向科研基金和横向科研基金。“基金论文是指某期刊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基金组织、企事业单位提供资助而产生的论文。”[1]基金项目资助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是评价基金使用效率、量化基金项目绩效的重要参数之一，同时也是评价期刊学术质量、评选优秀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2]《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第十一条（9）项就指出：“凡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义发表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成果，不得同时标注多家基金项目资助字样。”[3]本文试从期刊编辑的视角出发，从八所“211”师范大学社科版学报中抽样343篇论文，对其标注的基金项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科研人员、编辑以及基金管理部门在解决基金项目标注不端问题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调查对象，这八种学报都入选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版）》来源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7—2018）》，且都是双月刊，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比性。笔者选择了这八种学报2017年第1期和2018年第1期所刊载的343篇论文，统计以下数据：第一，标注基金项目的论文及基金项目的数量、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的篇数及其标注的项目数、收稿日期或刊发日期等。第二，登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查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项目编号、项目名称、立项日期、项目负责人等信息，核实项目的真实性，判断论文内容与项目研究内容的相关性，检查论文收稿日期与项目研究期限是否相符。第三，在中国知网输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项目编号”进行检索，对每个项目所标注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判断其基金项目是否被滥标，并对学报中标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存在的编号有误、虚构捏造、长期滥用、收稿日期与项目研究期限不符等问题进行实例解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分析社科期刊基金项目标注不端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一）八种学报基金项目基本情况。为便于表述，本文省略了学报名称括号内的文字“哲学社会科学版”或“社会科学版”等，简称为《××师大学报》。八种学报基金项目情况调查结果详见表1。调查显示：16期样刊共刊发论文343篇，其中标注基金项目的论文有261篇，占总篇数的76.10%；基金论文占比在45.10%～96.55%之间，基金论文占比最高是《东北师大学报》，最低的是《华南师大学报》；基金项目数量在36～90项之间，基金项目数最少的是《北京师大学报》，最多的是《东北师大学报》；基金论文的篇均基金项目数在1.41～1.73项之间，篇均基金项目数最低是《陕西师大学报》，最高的是《华东师大学报》。总篇均基金项目数是1.56项，且八种学报篇均基金项目数都大于1项，也就是说，一文多项目是普遍现象。（二）八种学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情况。根据表2可知，148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共标注16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篇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约为1.1项/篇，低于篇均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数（1.2项/篇）；国家社科基金论文篇数占总篇数的43.15%，远高于国家自科基金论文篇数占调查总篇数的比例（20.84%）。[4]八种学报国家社科基金论文占比在5.71%～63.16%之间，占比最低的是《北京师大学报》，最高的是《南京师大学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在3～38项之间，最少的是《北京师大学报》，最多的是《东北师大学报》；篇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在1.0～1.5项之间，《华南师大学报》和《华中师大学报》都为1项，这两种学报没有一篇论文标注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现象。在这八种学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论文中，共有13篇论文标注了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篇论文标注了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体来说，国家社科基金论文也存在一文多项目的现象，但1.1项/篇低于表1中篇均基金项目数1.56项/篇。也就是说，非国家社科基金论文中的一文多项目现象更为严重。此外，在标注的16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3个项目编号重复使用，有8个项目编号标错，有10个项目编号不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或编辑的笔误，也可能是因为论文本不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但作者为了使自己的论文易于发表，或者迎合某些编辑提高国家社科基金论文比的需要而虚构捏造。（三）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标注不全。由表3可知，八种学报基金项目没有标注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的情况较多。在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有92个基金项目没有标注项目名称，其中最多的是《东北师大学报》，最少的是《陕西师大学报》；共有28个基金项目没有项目编号，其中最多的是《华中师大学报》，最少的是《南京师大学报》。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八种学报都有项目编号，有44项基金项目没有项目名称，其中《东北师大学报》最多。在本次调查的406项基金项目中，共有136项基金项目没标注项目名称，占总数的33.50%；共有28项基金项目没标注项目编号，占总数的6.90%。（四）论文刊发日期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期限不符情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完成时限，基础理论研究一般为3至5年，应用对策研究一般为2至3年。由于这八种学报的基金项目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因此本文没有细分项目研究类型，将研究期限统一视为5年。笔者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批时间和项目研究期限，推算项目正常结题时间。八种学报中有三种学报没有收稿日期，为便于比较，统一以刊发日期为标准。由表4可见，论文刊发日期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期限不符有三种情况：第一，17篇论文刊发日期晚于正常结题时间较长；第二，8篇论文刊发日期晚于但接近项目获批日期，看似没有问题，但核心期刊审稿周期一般都较长，投稿后往往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表，或可推测，论文投稿时间可能早于立项时间，立项后再补上基金项目；第三，3篇论文收稿日期早于项目获批日期，说明确实存在论文本不是项目论文，项目获批后再添加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的情况。因此，编辑要禁止作者投稿后添加项目，且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坚决贯彻落实。（五）同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多篇论文情况分析。在本次调查标注的16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10项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未能查到，实有15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表5显示：15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发表1～10篇论文的项目有66项，发表11～20篇、21～30篇、31～40篇、41～50篇论文的项目分别有27项、23项、13项、5项，发表51～100篇、201～300篇论文的项目分别有14项、5项。40篇以上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24项，占15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15.69%，远高于40篇以上的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占比（3.9%）[4]，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滥标现象比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滥标现象严重。其中，有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200多篇论文，有几十位甚至上百位作者，貌似团队庞大，科研力量强大，实际未必如此，有的论文内容跟项目研究内容并不相关，给论文标上基金项目只是为了使论文易于发表或者增加期刊的基金论文比。（六）。其他由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具体研究内容需要查看项目申报书，但项目申报书难以获得，因此笔者通过比较项目名称与论文名称的相似性，来判断论文内容与基金项目研究内容是否相符。比较发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基本与基金项目研究内容相符，而在178篇国家自科基金项目论文中，至少有51篇论文与标注的国家基金项目研究内容严重不符[4]。可见，社科期刊作者在标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比自科期刊作者更关注内容和项目的相关性。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期限无法全部获知，但是，从能查到研究期限的项目来看，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存在滥标现象。与此同时，还存在同一项目或相近项目名称重复申报等问题，如“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跨学科文艺思想研究”有两个项目编号，分别是（2016WTSCX011）和（15JNQM021）；“中华民国新闻史”（13&ZD154）和“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13AXW003）、“碳排放权市场化分配机制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实验研究”（13YJC790039）和“碳排放权市场分配机制选择：基于经济学实验的研究”（2012WYB32）的项目名称相近。

三、基金项目标注不端行为原因

本文作者：李静许淳熙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出版领域学术不端现象分析

从科技出版领域不端行为的表现上分析，可归纳出如下一些主要类型［2-3］。一是抄袭与剽窃：尽管从词义上理解，抄袭与剽窃有一定差别。抄袭指直接将别人的文章或段落搬过来而不注明出处；剽窃指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将别人的文章或段落偷来而不注明出处。但在著作权法上所称的抄袭、剽窃是同一概念，均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二是造假：造假可分为编造、篡改、拼凑等。编造指无中生有，如虚构一个例子以“证明”结论。篡改指蓄意改变原事实，以达到某种目的，如篡改数据使之符合某种规律。拼凑指将不同文献中的东西抽取出来拼接在一起，如运用SP软件，将多个图拼为一个图，来“说明”某种性质。此外还有一种被动造假的情况，如作者之一造假，其余合作者不知情；再如，受到造假“研究成果”的误导，继续跟进研究、写论文。三是人情稿件：即通过各种关系试图发表平庸稿件。如找有特殊关系的编辑帮忙；找编辑部的上级单位出面；要求熟人评审稿件；通过请客吃饭、送礼等方式发表文章等。四是论文：其常常打着“论文”的旗号，但除做的业务外还可为缴纳费用者“并”五是挂名：在论文中挂名的现象五花八门，如利用某种利害关系或权力强行在文章中署名；出钱“购买”署名权；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将知名学者列为作者之一；在文章即将发表时，要求增加作者；夫妻、兄弟、亲友在同一篇文章中署名等等。六是重复发表：将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改头换面重复发表。七是如同买卖：征收高额版面费、发表费等，致使刊物变厚，文章变差。八是超越办刊宗旨：某些专业期刊或科普类期刊也纷纷开办学术版，征稿范围几无限制。纵观目前科技编辑应对学术不端的方法，几无行之有效的方法。无论是利用反剽窃软件和网络数据库进行检测；或是根据作者资历、行文水平以及参考文献等进行分析判断；也或通过与作者的沟通交流判断等方法，虽然具有可操作性，但多属于间接推断，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尤其是对于那些隐蔽性较强或学术地位较高者的学术不端现象，其效果甚微。例如，分析行文水平的依据为：质量高的论文往往构思缜密、脉络清晰、结构合理、衔接自然、论述充分、有理有据。低劣之作和伪作品则表现为明显的拼凑，或出现概念性低级错误，或思路混乱、衔接不畅、文理或语言风格不统一。然而实际上，有不少作伪的论文，表面看似十分完美，行文水平很高。如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2005年5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轰动全球的论文，宣布攻克了利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这篇论文后来被揭发为造假。黄禹锡曾在法庭当庭承认，他告诉手下研究人员修改数据，使之看上去像是得自于他们培育的11组克隆胚胎干细胞，事实上是培育的2组克隆胚胎干细胞。这样的造假，照样使得论文看起来“论述充分、有理有据”，而且“合理完美”［4］。

运用科技编辑方法论判别学术不端

以上分析表明，在科技出版领域学术不端现象错综复杂，需要科技编辑认真应对，特别需要建立一些行之有效的判别方法。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学问，科技编辑方法论是关于如何建立科技编辑方法的一项探索。它是以科技哲学方法为基本原理而进行的第二层次的方法论探讨。换言之，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借鉴相关科学的方法论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总结科技编辑工作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指导科技编辑工作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般规律或理论。它既包含质与量的辩证统一，亦兼顾形式和内容，同时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该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创始以来，针对科技编辑工作的实际需要而总结规律，紧紧抓住“科技”、“编辑”和“方法”三个关键点，逐渐形成了体系。其可分成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以“从形式到内容，由一般管个别，变外行为内行”等三条基本原理为核心的总论层面；第二层面是由系统方法、信息方法、逻辑方法、数学方法、范畴方法、心理方法、直觉方法等构成的元方法层面；第三层面为由“检序法”、“对应法”、“对称法”、“平衡法”等构成的具体方法层面。运用科技编辑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寻求判别学术不端的一些方法。实事求是，辩证分析实事求是和辩证分析是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对待学术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而“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6］。科技编辑方法论致力于探寻自己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般规律或理论”，就是在一系列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事物中，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学术腐败、学术失范与学术不端现象联系密切，看起来也有类似的地方，但实际上属于不同的类别。因而要有效遏制学术不端现象，首先要区分“学术腐败”、“学术失范”与“学术不端”三个概念，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对这些概念不加区分，如将引注不规范或过量引用的“学术失范”问题上升为学术不端或学术腐败，而对那些抄袭、窃取他人学术成果的造假、重复发表等行为，以及超越办刊宗旨发表文章、高额收费、放弃对论文审查的权力而交与所谓“”处理等的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甚至那些超越编辑能力范围的利用权力谋取课题经费、学术成果，以及用金钱和权力谋取学术地位的“学术腐败”，则反而视而不见，势必会伤害真正的学术研究者，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而这三者的界定，理论上似乎易于把握，而对于现实工作中的编辑人员来说，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实际操作有时正可谓“难辨是非，莫衷一是”。此时，科技编辑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科技编辑方法论，以“实事求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定不移地从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出发，分析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探求其发展的规律性，用以明辨是非，明确学术不端的范围和目标。如对于学术失范问题，建议作者修订即可；而对于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问题，科技编辑则应客观、公正地分析作品，探究其内部的联系，即规律性，从而作出正确判别，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和公正性。从量变到质变由于学术不端最常见的问题是在“引用”上做文章，将抄袭说成是引用，或引用不规范、引用不当等。故编辑需要熟悉有关引用的法规，并运用科技编辑方法论依据法规进行判断。对于引用问题，需要运用“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进行判别。一般的文章对于“引用”易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引用过量，其引用部分已构成论文的主体或实质部分，即由量变引起了质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或是不熟悉引用法规，或是有意抄袭，但无论哪种原因都说明该论文缺乏创见，没有新意；其二，引用了别人的文章但未注明出处。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仅是个别句子，且与文章的主题、创见无关，则属于漏注，即量变尚未引起质变，故不宜因此而否定整篇文章，反之，如果引用部分占有较大比例，且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即可视为抄袭之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7］。从形式到内容目前，通过反剽窃软件如CNKI［4-5］、CrossCheck以及利用网络搜索引擎Baidu、Google结合数字数据库查询等检测方式，虽然使用简单易行，但随着学术不端现象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的不断加深，仅以机械的文字比对方法判断学术不端显然不够有效，甚至还会酿成错误，导致学术公正与公平的缺失。因为反剽窃软件发现的问题主要是文字表达形式上的相似，而文字表达形式上的相似并不等于文字表达的内容相同或相似，有可能其内容大相径庭。因此，是否真正构成抄袭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判别。科技编辑方法论中关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探讨，及“从形式到内容”的认识途径［8-9］，对于认识抄袭问题有较大的帮助。“形式”不能脱离“内容”，如果忽视“内容”来看“文字形式”的相同或相似，那么就走上了形式主义的误区。在“内容”与“形式”之间，是“内容”决定“形式”，而非“形式”决定“内容”。有一种观点认为：“抄袭”思想不算抄袭，只有抄袭表述形式才是抄袭［10］。这里僵化地看待“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为同样的表述形式必定表达同样的内容，而表述形式不同则内容不同。前者会导致判别失误，而后者则恰恰使许多学术不端行为有机可乘。实际上，“文字形式”与“文字内容”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而是存在着多种情况，如“两段相似的文字形式可以表达相同的内容，也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完全不同的两段文字，可以表达完全相同的内容”；“两段完全相同的文字，根据上下文的不同，也可能表达有所差别的内容”；“相同的内容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字形式表达出来”等。例如，a3，…，a6与a3…a6两种形式看起来很相似，前者仅比后者多两个逗号，但意义全然不同。前者指a3，a4，a5，a6这样一个序列；后者则是指连乘a3×a4×a5×a6。这种文字表达形式相似的情况在科技编辑领域并不鲜见。因此，判别抄袭的首要依据或原则是“内容”，其次才是“形式”。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判别抄袭的方法：即“从形式到内容”的判别方法。即先考察“文字形式”，如果“文字形式”相似，则进一步考察内容。运用该方法一般有以下一些结果：其一，仅仅“文字形式”相似，但“内容”不同，这种情况不仅与抄袭无关，还可能蕴涵着创新，因为用同样的形式概括更多的内容是科学家追求的目标之一；其二，文字表达形式仅为简单变换，如同义词的代换、语序的调整、外文翻成中文等情况，其内容完全相同，且未注明出处，这种情况可立即判定为抄袭；其三，对于第二种情况，但注明了出处，且在全文中所占比重较小，则不构成抄袭。

面对当下层出不穷、禁而不止的学术不端之风，科技编辑方法论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述问题。因而，科技编辑方法论的探索，正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越来越依托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正确导向与把关科技信息，辨识真伪、防止学术不端是科技编辑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仅仅依靠科技编辑充当“学术法官”来判别学术不端行为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怎样才能真正有利于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每个学术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并探讨的当务之急。

摘要：根据技术过程论,技术目的的实现与技术形态的转化都是一个过程,完整的技术活动包括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两部分内容。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内部,揭示其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被理解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从而形成了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并构成了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的方法论基础。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研究者就技术创新的本质、主体、模式、历史阶段性以及技术创新同管理创新、知识创新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艺术与科学一直是专业设计领域内的一对矛盾体。传统的手工艺受到工厂机械化生产的冲击后产生的对艺术性的破坏，是现代艺术领域受到诟病的主要方面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在损害或否定传统形式和传统艺术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艺术领域。也许艺术本身并不保守，保守的是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而已。针对这样一个基本思维和理念，文章尝试从本不应该存在矛盾的角度看待平面设计问题，用实际分析验证平面设计应用与未来发展的关系，突出展现艺术的未来发展，希望以平面设计为点，带动艺术的整体发展。

一、平面设计的应用

PS的应用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很多平面设计问题都可以通过PS解决。PS强大的功能设置让平面设计这门专业艺术类别看上去与艺术关系不大，似乎完全是现代化社会的产物，更加符合机械制造和互联网时代的需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定，平面设计已经不再需要艺术作为基础和指导？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平面设计基于的并不是PS这款软件的功能，而是基于这些功能对艺术设计的满足。社会不断变化发展，计算机艺术取代了部分传统艺术形式，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艺术的本质要求，包括美学的内容、艺术的本质、艺术感受等，都需要艺术思想和理论作为指导。现代社会更需要专业门类的不断综合实践，不能因为学科划分而忽视了专业之间的共性。具体从应用方面说，平面设计的应用已经深入各个行业，很多基础性工作，包括整体设计工作，都需要利用平面设计来完成。要了解平面设计的应用，实际上了解下面这些设计软件就可见一斑了：Photoshop、CorelDraw、Illustrator、InDesign、PageMaker、Freehand等。这些软件主要应用在设计领域，如广告公司、宣传公司、文化传播公司等。当然，现实的应用不等同于全部的艺术内涵，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平面设计的应用中应该不断增强艺术的思维，借鉴其他艺术设计形式，如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和服装设计等。

二、平面设计存在的问题

当前，平面设计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学科与专业建设的缺失。一些高校的平面设计专业过于注重相关软件课程，如PS等，虽然这些课程可以让学生了解并熟练使用软件，却缺失了相关理论的配套，如相关艺术理论等课程。这样的课程设计缺失表面上看是教学缺失，实际上却是艺术缺失。学生学习了软件，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说一切学科来源于哲学，原因就是如果某种学习不能上升到思想层面，那么这样的学习也就失去了知识储备的最本质意义。没有哲学层面的思考，PS就仅仅是一个设计工具而已。平面设计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短时间内被忽略了，这些平面设计问题导致了现实中的一些矛盾与困惑。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一味从软件入手，更多的是要坚持平面设计的内涵和各种要素意义，真正将平面设计作为问题的存在和出发点，在艺术领域内解决问题。二是平面设计软件对动手能力的无形损害。如同依赖使用电脑输入文字，导致一些人难以写出一手好字。设计者不要过于依赖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便捷性，必须认清一点：有时候便捷性是以损失艺术性为代价的。

三、平面设计的未来发展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四川省教育厅主管、西华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本刊辟有EMDR与心理创伤、蜀学研究、地方文化与文化遗产、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语言文字、历史研究、外语研究、法学研究、社会与政治、经济与管理、教育与心理等栏目。热忱欢迎哲学社会科学界同仁不吝赐稿。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对期刊管理和编辑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的规定，本刊对作者稿件的结构、格式及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题名。题名应概括文章的要旨，简明、具体、确切，一般不超过20个字。

(二)作者。题名下标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所在省市自治区名称和邮政编码。每篇文章都应有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职称、学位、研究方向。

(三)摘要。1．中文摘要:摘要应提供文章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字数为200字左右;2．英文摘要:凡理论与应用研究类学术论文都应有与中文摘要相对应的英文摘要(含文章题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

(四)关键词。每篇文章应选3～8个能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名词性术语作关键词。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五)正文。正文要求观点明确、立论新颖、论据可靠、语言规范通顺，未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字数以10000字以内为宜。

(六)基金项目。若文章的产出有资助背景，应标明基金项目名称(含编号)。

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学术会议述要

[2]在2006年10月，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于南京大学举行，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逻辑学会、江苏省逻辑学会主办，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承办，由南京大学张建军教授负责，参与学者百数十余人，规模盛大。会后并将论文与大陆顶尖至学术刊物《哲学研究》专刊发表，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会议。2006年10月28-30日,“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逻辑学会及江苏省逻辑学会联合主办、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承办、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与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协办。这是继2002年6月在台湾大学召开“首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后第二次两岸三地逻辑学盛会,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6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130余位老中青逻辑学者出席会议。在大会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江苏省逻辑学会会长张桂岳、台湾哲学会创会会长林正弘、南京大学逻辑所所长张建军先后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两岸三地逻辑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和本次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会学者围绕如下主题展开了热烈、融洽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第三届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学术会议述要

2006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后第三次两岸三地逻辑学盛会，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28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60余位老中青逻辑学者出席了会议。台湾哲学会创会会长林正弘教授、阳明大学心智哲学研究所所长洪裕宏教授、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教授、南开大学崔清田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两岸逻辑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振兴中华逻辑事业。中国逻辑思想史的考察和研究在我国学界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本次会议上，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元理论与方法论问题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南开大学崔清田教授在题为“关于张东荪的‘逻辑与文化’”的主题演讲中，揭示了张东荪“逻辑与文化”思想的核心：“把逻辑当作文化的产物，用文化来解释逻辑”，探讨了张东荪围绕这一核心思想所阐发的四个问题：研究和说明包括中国逻辑思想在内的中国思想特性的方法、制约逻辑发展的基本要素、逻辑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以及中西逻辑的差异。

第四届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学术会议述要

2009年7月30日，“第四届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学术会议”在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通识科及伦理学文学硕士课程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和中国逻辑学会协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3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60余位老中青逻辑学者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