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立法论文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媛工作单位：湖北工程学院图书馆

自2009年以来，两会委员不断提出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2011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明确指出，当年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目前列入目录的“有名有姓”的职业病共有115个，其中与图书馆职业相关但未明确提及的职业病仅有18种，更多的尚未提及。而正在组织编写立法草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更未明确提及图书馆职业病。

国内外图书馆法发展情况

自19世纪以来，图书馆法研究在国际发达国家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尤其在美国和欧洲，图书馆法都已形成颇为成熟的成法形式，美国早在1956年就通过了第一部国家级的图书馆法，即《图书馆服务条例》（libraryService-sAct）；在亚洲的印度、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图书馆法的研究也已经走在前列。而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一部成型的整体的图书馆法律草案。我国图书馆历史悠久，但在图书馆法方面，除了清宣统年间的《京师图书馆条例》对政府责任、图书馆运行方式提出了要求，1916年借鉴欧美经验颁布了正式出版物图书馆缴送制度外，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覆盖全行业的完整的“图书馆法”。从整个立法体系来看，仅1981年教育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修订后改名《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1982年文化部颁布《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以及2011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1987年中国科学院颁发《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对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科技图书馆进行分别管理。由于缺少对全行业进行整体规划管理的全国性图书馆法，图书馆整体事业发展缺乏法律和政策保障，处于与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无法可依的状态，各级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投入随意性比较强，图书馆事业发展缺乏连续性和长效性。制定并加强全国性图书馆法立法，是保障图书馆文化事业整体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我国图书馆法立法启动经过

2001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郭凤莲等34位代表联名，首次提出制定图书馆管理法的议案（第54号）。其后，文化部于同年正式启动了首轮图书馆法立法工作。从2001年开始，在广泛征求业界内外意见的基础上，有关法律草案已几易其稿，立法思路和框架日渐清晰。国务院自2007年起连续4年将公共图书馆法作为“需要抓紧研究、待条件成熟时提出的立法项目”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议：应尽快加强以“图书馆法”为代表的文化立法，得到众多委员的响应，引起社会和国家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图书馆法》）提上议程，列入规划，文化部正式启动了我国图书馆法的立法工作。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郝萍等31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图书馆法的议案（第179号），同时王瑛、叶倩、王明雯、姜健等124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的议案4件（第155、201、344、516号），2011年12月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些议案都未提及图书馆职业病防治。4我国图书馆法中职业病相关研究现状笔者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CNKI），对其收录的1980-2012年5月间的论文以“图书馆法”进行题名检索，去除重复项、无关项和研讨外国及台港澳地区的图书馆法的论文后共得到学术期刊有效篇数207篇，其中核心期刊有82篇；此外还有研究生论文1篇、基金论文5篇、会议记录6篇、报纸消息8篇；这些论文作者主要是来自于高校和社会的图书馆。可见：我国在图书馆法研究方面有一定基础，总数不够多，但是处在迅速上升期，图书馆法的研究主力来自图书馆专职人员和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论文多发表于高质量的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占全部论文数量的39．6％。20世纪80-90年代图书馆法相关的研究论文数量与2000年后至今的数量比较相对较少，只有2000年后论文总数量的35．2％；2000-2012年中论文数量大幅增长，占32年间总数量的73．9％（见表1）。但是所有这些论文中，对图书馆法各方面都有涉及，却无一处提及图书馆职业病有效防治措施。不管是以主题、篇名、摘要、关键词任一选项进行“图书馆法”并且包含“职业病”的检索，都是显示结果为零。以全文选项进行“图书馆法”并且包含“职业病”的检索，去除重复项、无关项，仅有一篇论文《关于保障图书馆员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的建议案》，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懿，该文发表于图书情报界核心期刊《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6期（见表2）。

摘要:当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着形式单一、考核标准不明确、论文质量普遍不高、抄袭现象严重、毕业论文标准存在不足以及答辩规则不明确等问题，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势在必行，应当扩大毕业论文形式，明确毕业论文考核标准，加强对毕业论文题目的审查，改革毕业论文标准，完善答辩规则，以实现法学本科毕业论文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契合，遏制毕业论文造假现象，彰显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

关键词:毕业论文;法学本科;;答辩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一）毕业论文形式单一。以传统论文形式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是绝大部分高校对法学毕业生的要求。传统论文要求围绕着某一个问题提出论点并展开一定深度的论述，论述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理论层面，一个是实践层面，从理论层面来看，绝大部分法学学生理论功底不够深厚，论述缺乏创新和深度，从实践层面展开，很多学生又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闭门造车，提出一些想当然、人云亦云的观点但论证不足。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锻炼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而非科研能力。所以，采取传统论文的形式来考核法学学生显得不够科学和合理。（二）毕业论文考核标准不清晰很多高校的毕业论文考核标准过于模糊，用“选题合理”、“结构清楚”、“论述充分”、“格式规范”等字眼来要求毕业论文，且不区分专业。模糊的标准不能反映法学这一学科的专业特点，也未对法学论文应当体现的法律知识功底、分析能力、应用能力等提出具体要求。（三）毕业论文质量普遍不高。调查发现，近年来法学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普遍不高，主要表现在毕业论文选题问题多、论文结构不合理及对观点的论证不够深入等方面。从选题来看，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选题被动。很多学生平时积累不够，往往临时抱佛脚，要么从网上搜索他人提供的论文题目，要么依赖指导教师指定论文题目，选题的被动性导致很多学生对所选题目缺乏自身的思考，论文的写作思路很容易受到网络论文或指导教师的影响，变得缺乏独创性。第二，选题或陈旧或过于激进。如“未成年人犯罪”、“精神损害赔偿”、“个人破产”等词语经常出现在毕业生的论文选题中，这些题目并非没有写的价值，而是多年来被历届学生选为毕业论文题目，重复率过高，且后来的论述并没有超过前人，多是老生常谈，或是泛泛而谈。根据笔者所在高校的调查发现，法学学生以“同性婚姻合法化”、“代孕合法化”作为论文题目的比较多，从我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现状和公众的接受度来看，起码未来很多年都不可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当前，同性婚姻、代孕的合法化探讨过于激进，况且从法学本科生的社会经验、理论水平来看，很难驾驭如此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题目。第三，题目过大。有些毕业论文题目所涉内容过于广泛，导致论文虽面面俱到，但如蜻蜓点水，流于形式，缺乏论证。论文结构不合理是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常见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对概念的介绍过多。论文可以对重要的概念进行介绍分析，但很多学生对概念的介绍过多且没有价值。第二，对国外立法规定的介绍篇幅过大。很多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用较大的篇幅介绍国外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但很少谈到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有凑毕业论文字数的嫌疑，或虽有涉及但仅仅是泛泛之谈，对完善我国的立法规定很难起到借鉴意义。论证不够深入也是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普遍存在的问题。临近毕业，很多学生心态浮躁，加之考研、就业的压力，很难将心思放在毕业论文上，有些论文对观点的论证浅尝辄止，有些论证只是观点的重复和堆砌，有些只是重复他人的论证而缺乏创新。（四）毕业论文标准不够科学。近几年，为了保障毕业论文质量，防止抄袭，高校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重复率检测，重复率检测对于减少论文抄袭，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的检测机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机构的标准存在缺陷。现在高校主要使用的是中国知网、维普这样的数据库网站，从这些网站提供的检测报告来看，标准不够科学和合理。比如，法学论文需要引用法律条文的规定来表达和论证某些观点，只要引用是必要的，字数不多，都应该是合理的，但检测网站直接将引用的法条视为重复。再如，某些通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会由于在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出现过而不能再被其他论文作者使用，导致后来者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观点。（五）毕业论文答辩规则不够严格。有些高校的毕业论文答辩规则不够严格，主要表现为：第一，欠缺对学生的答辩准备监督。学生在准备回答答辩组问题期间，答辩组缺乏对学生的约束和监督，学生可以随意上网搜索答案，或与其他同学讨论答案，甚至找论文指导教师询问答案，结果学生可以轻松地回答答辩组问题，导致答辩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核学生的能力。第二，给予学生的答辩机会过多。对于论文有严重问题不能参加答辩或通过答辩的，答辩组把关不严，多次给予答辩机会的情况时有存在，导致学生普遍认为毕业论文最终必然能通过答辩，从而不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和修改，毕业论文质量堪忧。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意义

（一）有助于实现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契合大学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对学生的研究能力要求不高，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应当符合该目标，重在通过毕业论文检验学生的法律知识功底、法律应用能力，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改变毕业论文单一的理论性论文的模式，通过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形式检验学生的应用能力，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更契合。（二）有助于遏制毕业论文造假现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如果采用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毕业论文（设计）模式，对学生毕业论文创作的主动性就会提出很高要求，学生只有通过亲自参与实践调查或案件处理，对法律问题或案例进行分析，才能完成报告，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学生闭门造车、抄袭加少量修改的论文写作状态，有助于遏制当前比较严重的论文造假现象。（三）有助于彰显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法学毕业论文改革力图减少毕业论文抄袭，鼓励学生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自身能力完成毕业论文，体现了学生之间的公平和正义。法学毕业论文通过严格规范答辩制度，鼓励学生对自己原创的论文进行陈述和答辩，减少答辩作弊现象，也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废止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摘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是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业务的重要阵地。作为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亟待进一步发展，目前存在科研成果管理欠缺、指标体系不平衡、激励机制缺位的问题。基于SaaS模式建立信息化的绩效管理评价体系，同步管理科研项目进程，全面汇总科研成果产出，定量分析科研产出指标。通过对不同类型科研产出的分类评估，得出实际的产出指标数据，以此为据构建科研院所的绩效评价信息化框架，对各个指标体系细化评分，完善科研成果绩效评价体系，对科研管理与科技产出给予及时并且准确的鉴定，为下一步开拓科研方向奠定基础。

[关键词]绩效评价；科研院所；SaaS

1研究的背景、意义及目标

1.1研究背景

总书记指出，“政府的钱不能乱花，所以要控制好支出”，并反复强调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举措，也是把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要求落到实处的重要抓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十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被称为“新公共管理”改革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推进政府再造，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二是强化受托责任,增强政府的回应性和有效性；三是完善公共管理模式，建立竞争性的公共管理提供机制；四是运用现代技术提高政府绩效。总体上看，新公共管理是一个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果）目标的改革运动,其核心是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满足公众多元化的需求，“以经济的成本、有效率的方式办成有效果的事”；对使用公共资源的部门来说,就是要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当前，部分科研院所对于科研绩效评价重视程度不够，设置绩效评价指标时，套用模糊指标，量化程度不足，产出指标较多，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比较少，存在部分“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在绩效分配过程中，也存在“重分配，轻效果”的问题。

1.2研究意义

科技期刊既是学术信息和学术成果主要的交流与平台，更是引导学术研究方向、培育学术新人、促进科技进步、引领行业发展的重要媒介。因此，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担负着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对学术与文化的责任、对读者与作者的责任，只有充分、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这些责任，并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才能更好地履行这些职责。

1科技期刊编辑应具备的职业素养

1．1恪守职业道德

学术期刊在申报课题与结题、职称评聘以及单位要求完成科研目标考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求编辑自身必须自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无视学术文章发表的原则，发表一些关系稿、人情稿，从而影响期刊的整体质量，弱化作为科技期刊的社会功能与职责。因此，期刊编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恪守职业道德，倡导学术正气，对那些功利主义及实用主义的人予以抵制，做一名合格的把关人。

1．2努力培养自身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创造性思维需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以及广博的相关知识为基础，因此，编辑要不间断学习各类新技术、新知识，才能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培养创造性思维要做到：遇到问题独立思考，大胆质疑，不盲从；培养自信心，认为对的要坚持，反之坚决反对；培养自己坚强的意志力，为实现目标不懈努力；勇于开拓创新，保持强烈的进取心。编辑要努力做到并践行，才会有助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形成，有利于期刊独特风格的形成。

【论文摘要】知识产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法权和无形资产，也是经济主体的一种强有力的竞争武器，在经济生活中不仅作为无形资产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还有巨大的商业竞争价值，是一种重要的竞争资源，也是企业参与竞争、求得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注重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所存在的问题及实施策略，从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经济效益

企业是市场经济主体，在当代全球激烈竞争下，企业已经进入了战略制胜时代。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属于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的关键，单纯地运用知识产权战略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因此，企业应将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利用做为连体机制，再融入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中，才能保证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效益的最大化。

一、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现状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全和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活跃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专利方面，企业专利申请量逐年增长；在商标方面，许多企业纷纷意识到企业商标与企业兴衰成败息息相关，通过商标树立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虽然前景美好，但是仍旧存在以下相关问题：

(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知识不够充分了解，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首先，在商标保护方面，企业不重视商标权的获得，商标注册意识淡薄，致使商标被他人抢注；企业不及时续展、变更注册，导致商标权流失；企业商标保护意识不强，商标侵权造成企业商标权的流失；企业在合资、合作中商标权流失严重。其次，在专利保护方面，企业专利意识不强，大多数发明创造没有申请专利，而在获得授权的专利中，企业职务发明专利比例过低。另外由于缺乏必要的奖金条件、规章制度，致使获得的专利权被搁置。

开放出版与预印本是科技期刊2种引人瞩目的新型出版模式。一方面，源自“开放获取”运动的开放出版，以革新科技期刊出版的著作权机制为特征，解决了研究人员基于公共资金资助出版的科研论文因传统出版著作权运营模式而不能使公众永久免费获取的问题。另一方面，近几年涌现的预印本，直击科研论文评审周期长、评议机制不透明、获取费用高昂的痼疾，为科研论文直接发表和免费获取提供平台，被视为学术交流模式的“破坏性创新”［1］，对发掘优质稿源、缩短评审周期、革新评审方式带来积极意义［2］，也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2017年十大科学突破”［3］。科技期刊出版领域出现的这2种新型出版模式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但也因为政策定位不清晰、政策机制不完善等原因［4］，使业界有所顾虑。鉴于2种出版模式均以改革著作权运营模式为核心特征，厘清其著作权机制对理解这2种新型出版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1OA期刊出版

1．1开放获取及其相关概念。根据《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开放获取”(OA)指“公众可以通过公共网络免费获取文献，并被允许阅读、下载、复制、发行、打印、搜索，对论文全文进行链接，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携带数据或其他任何合法用途。使用文献不受经费、法律或技术的限制(接入互联网除外)。版权对作品的复制和发行并没有限制，其所发挥的唯一作用是赋予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作品被正确引用、贡献承认的权利”［5］。开放获取与免费获取不同。免费获取是对订阅期刊中的文章，向非订阅者提供免费阅读;开放获取则是依据具体的许可协议，向公众提供文章。两者的核心区别有二:一是开放获取允许第三方在遵守许可协议的前提下重用作品，免费获取只提供免费阅读;二是开放获取没有时间限制，免费获取可以对免费访问设置时间段。开放获取分为“金色OA”和“绿色OA”。金色OA即开放出版，意味着论文的最终出版版本可以永久在线免费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获取。绿色OA即开放存储，也称为自存储(self-archiving)，意味着作者可以在数据库中存储论文的非最终出版版本，并向公众提供永久免费获取。金色OA通常会收取论文处理费(APC);绿色OA不需要支付论文处理费，但共享论文通常有时滞期(embargoperiod)限制。绿色OA是否设置时滞期，以及设置多长时滞期，取决于期刊政策。金色OA分为“完全OA”和“混合OA”。“完全OA”是指期刊中每一篇论文都是金色OA论文;“混合OA”是指期刊本身是订阅期刊，只是将其中一些论文制作成金色OA论文。制作方式有2种:一是在期刊决定录用论文后，由投稿人选择适用金色OA的许可协议，并支付APC;二是在论文作为订阅文章正式发表后，由投稿人联系期刊将论文回溯为金色OA论文并支付APC(图1)。回溯型金色OA论文与直接以金色OA出版的论文相比，投稿人所支付的APC计算标准不同，前者通常支付标准化的APC。对于以订阅模式出版的论文，即使不回溯为金色OA，也可依据期刊政策实现绿色OA。期刊是否支持绿色OA，以及以何种方式支持绿色OA，取决于期刊政策。1．2开放出版的著作权机制。1．2．1金色OA的著作权机制在科技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中，期刊往往要求作者将论文的著作权转让或排他性许可给期刊，期刊才能从事相应的出版活动。作者将论文的著作权转让或排他性许可给期刊后，期刊会主动管理论文的著作权，并在遭到侵权时主动维权。期刊同时也会制定政策允许投稿人保留一定的权利，例如保留署名权、保留非商业性使用论文的权利，以及保留在遵守期刊时滞期要求的前提下将论文手稿在个人网站、博客或机构知识库中等权利。在开放出版模式中，期刊不要求作者将论文的著作权转让或排他性许可给期刊，而是按照3个步骤来处理:1)作者保留论文的著作权，但与期刊签署出版协议，授予期刊出版发行该论文所需的权利。2)作者选择一种具体的著作权许可协议，并由该许可协议来规定论文出版后他人可以如何使用该论文。常用的许可协议是知识共享协议，即CC协议;也有出版商自行制定许可协议供作者选择，如爱思唯尔集团［6］。3)期刊以作者选择的许可协议向最终用户提供该论文的网络获取。在传统出版模式中，著作权运营是期刊的主要收益来源之一;而在金色OA模式中，由于作者保留著作权并提供开放获取，期刊便以收取APC的方式来弥补这部分的损失。当然，业界对金色OA模式下APC计算的依据与透明度仍有争议［7－9］，但这是审计问题，而非著作权本身的问题。未来需要探索如何从法律层面来规制不合理的APC，并建立合理、规范的标准，既保证对出版商具有一定的激励，也不会毫无限制地提高APC，使作者、机构难以负担，从而实现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金色OA的可持续发展。1．2．2绿色OA的著作权机制与金色OA不同，绿色OA针对的是以传统模式出版的论文，即订阅期刊论文。绿色OA的主要途径是将论文手稿存储在机构知识库或主题存储库中，以及将论文在作者博客等社交媒体上。与普通存储不同，绿色OA是作者在适用某一著作权许可协议的前提下进行存储与。绿色OA不需要向期刊支付APC。期刊一般通过设置时滞期，并在时滞期内禁止作者公开共享论文，来保护期刊的收益。目前，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均对其资助的科研成果有绿色OA的要求［10－12］。期刊支持绿色OA，将有利于作者遵守其工作单位或资助机构的政策要求。1．3开放出版的著作权问题与应对1．3．1不同版本的共享问题在写作和出版的不同阶段，论文有多个版本，每个版本涉及的著作权法律关系略有不同。因此，不区分论文版本对论文进行共享会有著作权侵权风险。根据NISO(NationalInformationStandardsOrgani-zation)和ALPSP(AssociationofLearnedandProfessionalSocietyPublishers)制定的《期刊论文版本指南》，期刊论文分为“作者的原始手稿”(AOM)、“最终审定稿”(AM)和“出版版本”(VoR)［13］。AOM是作者向期刊投稿的、尚未进行同行评议的原始手稿。此时，著作权在作者手中，作者完全能够决定是否共享、如何共享。AM是经过同行评议后被修改并被期刊编辑接受发表的版本。此时，作者往往已经与期刊签署了出版协议，论文的著作权受协议的约束，因此AM是否共享、如何共享需遵守协议约定。例如，期刊有时滞期要求的，作者将AM上传至机构知识库时，需注意在时滞期内不得公开共享。“出版版本”是经过编辑、排版、应用元数据，并分配了DOI的正式出版版本。对于“出版版本”，除了出版协议的约束外，期刊还对论文排版享有版式设计权。对于出版版本，如果论文以金色OA出版，则可以根据需要共享;如果论文以订阅模式出版，则即使期刊有支持绿色OA的政策，共享该版本也必须有期刊的授权。1．3．2绿色OA著作权处置的权限问题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对其资助产出的科研成果制定了OA政策，包括绿色OA政策。在我国，2014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基金委分别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1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15］，要求得到公共资助的科研论文在发表后12个月内实现绿色OA。然而，由于绿色OA针对的是订阅期刊论文，这类论文在录用时著作权往往已经转让或排他性许可给了期刊，作者对论文著作权的再次处置将受到出版协议的约束。由于机构政策对期刊与作者签署的合同并没有强制力，在期刊不支持绿色OA的情况下，如果作者依据机构的政策对论文进行绿色OA，则作者将面临违反出版协议，有违约责任的问题;如果作者依据出版协议不对论文进行绿色OA，则作者又将面临违反机构政策或资助协议，也有违规或违约的问题。为了避免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作者向期刊投稿之前，务必了解该论文的资助机构对有何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科技期刊支持绿色OA。1．3．3“CC协议”的冲突问题由于不同机构OA政策推荐使用的CC协议的类型可能不同，各个期刊的OA政策要求使用的CC协议的类型也可能不同，一篇论文因此可能会使用多个不同类型的CC协议，这就带来不同类型的CC协议相互冲突的问题。对此，建议期刊在作者选择CC协议时，提示作者核查其工作单位或资助机构是否有特定的许可协议要求，并提示作者哪些类型的CC协议相互之间不能兼容(表1)。1．3．4“CC协议”不可撤销的问题为保持著作权授权稳定，CC协议一经适用则不可撤销。如果作者因不了解CC协议的内容或对协议内容有误解，导致错误地选择适用了CC协议，或选择适用了错误的CC协议，则论文一旦以某种CC协议发表或共享，将不能再撤销协议。可见，CC协议关系到作者对其论文著作权的重大处分，期刊有必要在金色OA的出版协议或绿色OA的支持政策中，明确提示作者可选择的CC协议类型及其具体内容，并提示作者了解不同类型的CC协议对论文提供的重用权利和可能的影响。

2预印本出版

2．1期刊是否能出版预印本。2．1．1预印本论文的著作权法律关系与传统期刊出版模式不同，预印本模式下，预印本论文著作权通常由作者保留。arXiv、bioRxiv、ChemRxiv等知名预印本平台均不要求作者将预印本的著作权转让给平台，只要求作者授予平台存储和预印本的永久、非独占的著作权许可。这意味着作者仍可再向他人授予预印本著作权的非独占许可，如再许可其他平台使用、再以不同的协议后续版本，包括以CC协议等开放著作权许可协议对论文进行授权。这也意味着作者可以将著作财产权转让给付费/订阅期刊，只是期刊即使获得作者转让的著作财产权，也无法阻止他人依据预印本适用的CC协议规定的条件来使用该论文手稿。预印本平台支持预印本OA。建立预印本模式主要目的是向科研人员提供直接发表研究成果的渠道，以改善出版周期拉长科研成果时间的问题，加速科学研究的交流和OA。因此，arXiv、bioRxiv、ChemRxiv等知名预印本平台均支持以CC协议实现预印本的OA。CC协议是由6个基本元素进行不同组合而形成的一系列著作权许可协议，不同类型CC协议的开放程度各不同。开放程度越高，重用限制就越少。没有声明使用CC协议，且未对著作权作任何声明的预印本论文，在著作权法默认“保留所有权利”的立法模式下，只能推定该预印本论文不提供OA。由于文本与数据挖掘(TDM)需要海量的稿件，而CC协议的条款设计往往仅针对单篇稿件，因此bioRxiv、ChemRxiv等预印本平台均声明支持文本与数据挖掘，以消除这一方面的不确定性。2．1．2是否出版预印本取决于期刊的意愿期刊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作者以预印本论文投稿，以及是否出版预印本论文。在著作权法律关系上，预印本与传统期刊出版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预印本适用了某一著作权开放许可协议———目前大多数预印本使用的是CC协议。从调研来看，国外大多数科技期刊都愿意接受预印本投稿，很少因为许可协议而拒绝作者投稿［16］。当然，期刊接受预印本投稿，出版预印本论文，并不意味着只能遵循作者在预印本上使用的CC协议，相反，期刊可以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对接受投稿或拟出版的预印本的著作权许可协议提出要求。例如，基于保护市场销售的考虑，期刊可要求投稿本刊的预印本适用包含“NC”(禁止商业使用)、“ND”(禁止演绎)要素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以避免市场竞争对手对预印本进行商业利用。为了避免纠纷，对于接受预印本投稿的期刊，建议在著作权政策中声明本刊所接受的CC协议的类型，并提示作者向预印本平台提交论文前，先查阅本刊对CC协议的要求，避免与本刊支持的CC协议相冲突。此外，由于形成永久学术记录是预印本平台建设的目的之一，预印本平台一般不支持删除已提交并的预印本。又因为CC协议不可撤销，论文一旦以某一CC协议在预印本平台上，则期刊将无法阻止他人以该CC协议规定的条件使用在预印本平台上的该篇论文。因此，建议期刊在进行是否接受出版预印本的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是否能容忍这一情况。由于CC协议有多种类型，相互之间的条款可能不兼容，为避免同一篇论文上适用的CC协议发生冲突:一方面，建议作者将论文在预印本平台上发表之前，先核实计划投稿的期刊是否支持预印本投稿，并核实期刊具体支持的CC协议类型;另一方面，建议期刊在接受作者的预印本投稿时，要求作者明确告知期刊其在预印本上适用的许可协议。如果同一篇论文上存在着相互冲突的2种以上的CC协议，则意味着他人可选择该论文上任何一种CC协议约定的方式来重用论文。期刊在作出预印本论文出版决策时，需充分考虑是否能容忍这一情况。2．2期刊对其出版的预印本是否享有著作权。2．2．1对出版版本的著作权由于预印本论文的著作权由作者保留，预印本平台只需获得作者有关存储和预印本的永久、非独占的著作权许可，因此期刊完全可以要求作者将被期刊录用出版的预印本论文的著作财产权转让给期刊或将独占许可给期刊，预印本论文的作者也完全有权这样做。除了著作权之外，期刊还可以通过与作者签署出版协议约定期刊对拟出版的预印本论文是否享有专有出版权、享有何种专有出版权，以避免其他期刊、出版商重复出版。此外，对于期刊出版版本的论文，期刊还享有为期10年的版式设计权。版式设计权可阻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载有该期刊版式设计的论文版本。需要注意的是，CC协议不可撤销，一旦以某一CC协议预印本，则正式出版该论文时，即使期刊通过签订协议获得了论文著作权的独占性许可，甚至获得了论文的著作权，都不能再阻止他人依照CC协议来使用预印本(即未经期刊编辑的作者手稿)。例如，不能撤回或阻止他人根据CC协议的授权对论文进行复制、汇编、改编等。2．2．2对更新版本的著作权预印本论文在被期刊正式接受发表前，作者可以随时在预印本平台上对预印本论文进行修订。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对“创作完成”的界定，创作完成包括整体完成和局部完成，“只要完成的部分能够以某种形式完整表达作者的思想，可以认定该部分属于创作完成”。因此，预印本的著作权自作者完成论文之日起自动产生，作者后续进行修改并不影响预印本著作权的产生，但如果修改版构成了新的作品，则产生新的著作权。由于判断修改版本是否构成新的作品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预印本平台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判断论文修改版本是否构成新的作品。为了避免纠纷，预印本平台通常让作者自行判断修改版是否构成新论文:如果作者提交的修改版本与原版本相比，内容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并且作者希望将其视为与原版本不同的新论文，则作者可以选择将其作为新稿件提交，系统将对该稿件创建新的DOI;如果作者提交的修改版本与原版本相比，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并且作者也不希望将其视为与原版本不同的新论文，则作者可在作者操作区域勾选“提交修订”选项，提交修改版本，与原版本在同一DOI下，原版本同时可在新版本论文页面的“信息/历史记录”选项中访问。就期刊而言，为了避免纠纷，可以要求作者在预印本被期刊正式接受发表后，又对该预印本论文进行重大修改，使论文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以新的DOI修改版本，且以与期刊政策不相冲突的CC协议;作者在预印本论文被期刊正式接受发表后，仅对该预印本论文进行文字性修改，未使论文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以原版本在同一DOI下，且以与期刊政策不相冲突的CC协议。同时，出于对期刊出版工作的尊重和便于读者追溯出版版本，无论哪种情况，建议均附上该预印本论文正式出版版本的出版信息和出版版本的官方链接。2．3预印本投稿是否构成“一稿多投”“重复发表”从著作权的角度看，著作权中并没有一项专有权利可以禁止“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我国法院在“戴捷与复旦大学出版社退稿纠纷”［(2008)沪高民三(知)终字第38号］一案中指出，一稿多投的行为并不受我国法律禁止。有学者甚至对一稿多投的合理、合法性质进行了论证［17－18］。期刊界之所以抵制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主要因为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浪费了珍贵的期刊审稿资源与出版资源。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中(以下简称《界定》)也将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列为一类学术不端行为［19］。但是，从第2.5、2.6、3.5、3.6条对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的定义和列举来看，构成学术不端的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均以投稿人未作说明或违反约定为前提。如果投稿人已如实说明，不应被视为学术不端。可见，构成学术不端所指的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在主观上要求投稿人有隐瞒投稿、发表情况的恶意，在客观上投稿人有造成浪费期刊审稿资源与出版资源的结果。而以预印本向期刊投稿的投稿人，若投稿人已如实向期刊说明了该论文在预印本平台上的发表情况，则主观上投稿人并没有隐瞒投稿、发表情况的恶意;在投稿人如实告知，期刊能够充分知晓论文在预印本平台上发表的前提下，如果期刊仍决定接受该论文并进行审稿、出版，则表明期刊愿意付出相应的审稿资源和出版资源，在客观上投稿人也没有造成恶意浪费期刊审稿资源与出版资源的结果。因此，以预印本向期刊投稿时，若投稿人已如实向期刊说明预印本平台上的发表情况，不构成学术不端所指的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当然，为了避免纠纷，建议期刊在投稿政策中声明:作者以预印本投稿的论文，需说明该预印本的发表情况和所使用的著作权许可协议;并要求作者在期刊正式出版后，在相应的预印本平台上声明论文的正式出版情况，和/或添加指向论文正式出版版本的链接。如果期刊希望论文只发表在本刊上，也可以在投稿政策中要求作者告知论文是否已作为预印本发表，并声明本刊不接受预印本投稿，通过拒稿的方式拒绝预印本投稿。

3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创造了世界奇迹，却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代价。据统计，2008年我国GDP占世界比重为7．3％，而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市场中所占比重为17．7％，居于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①。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严重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迫在眉睫。

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为主要功能的技术市场，也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

1中国技术市场的发展现状

我国技术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1978～1984年为技术市场形成的萌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完成了技术市场的观念转变、初步尝试的工作。1985～1991年为技术市场的形成时期。

在这一阶段，随着中央作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技术合同法》出台和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技术市场是社会主义生产要素市场的论断，我国完成了技术市场从萌芽到形成的过程。1992～2001年为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逐步由重点培育商品市场转移到重点培育要素市场，《科学技术进步法》出台，我国技术市场的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建立，管理日益法制化。加入WTO以后，技术市场进入深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任务主要是把我国的科技水平从纯学术研究、技术引进过渡到以提高自主原始创新能力和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的发展阶段。目前，技术市场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科技研发与经济发展的纽带。

1．1技术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1999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1]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2]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

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3]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4]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5]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6]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7]按照公私立标准来区别大学的不同地位，从而确定学校与学生的不同权利、义务关系及相应的救济途径，这一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挑战。在日本，1970年以后，认为将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对学生的法律关系加以区别，并不合理，并且与教育、研究之非权力性质发生矛盾，因此逐渐趋向于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其与学生间法律关系均属一种“在学契约关系”。[8]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将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来对待的，[9]这在前述引用的判决中已有清楚的表述。[10]更早一点是，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决书中有相同的表述。这一判决得到二审法院的维持，而且被最高人民法院将其选登于1999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1]这就实际上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件判决所作出的认可和支持。不过随着今后私立大学的增加，其地位是否与公立大学有所区别，以及公立大学（或者包括私立大学）所实施的哪些行为属于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这些问题都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以期在这类案件的处理上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

与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联的一个问题是：授予学位行为的性质。《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我们注意到，法律在这里使用的是“权利”这个词，而非“权力”。但是，第3项规定的招生权，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第6项规定的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等，无论是从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强制性，还是从对相对方的拘束力和权利、义务的巨大影响力来看，都更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今后法律中应明确划分“权利”与“权力”，一方面利于保障学校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便于针对权力的行使设置相应的监督与救济机制，从而预防并减少权力的滥用，更好地维护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20条第1款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3条规定“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第4、5、6条分别规定了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标准。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综上所述，我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高等学校颁发学位证书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从这一点上来讲，高等学校的学位授予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应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当然，高等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亦属类似情况，在此不再赘述。

与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生与高等学校的关系问题。德国行政法传统上将学生、公务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特别权力关系”，从而区别于“一般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法律后果是：无法律保留、无基本权利的适用和无权利保护。[12]可见，如果适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此种情形之下，学生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更多考虑的是学校管理的效率。但目前，德国行政法上，关于一般权力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特殊法律关系”。在教育关系、公务员关系等表现为紧密型持续法律关系的特殊设计的法律关系中，不仅存在基本的、涉及公民地位的决定，而且还存在大量的、日常性质的决定，其本身并不具有等同的重要性，不涉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原本的”法律关系，而只仅仅关乎机关的正常工作。因而，乌利教授从法律上将其分为基本关系与工作关系，其最重要的法律后果是：与基本权利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工作关系中的命令则不属于行政行为。[13]而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52年（1977年）的“富山大学不承认学分事件”中，则提出所谓的“部分社会说”，其判决认为，大学不论是国立或私立，基于其教育学生与研究之目的，即使在法令无特别规定时，大学具有以学校规则等付诸实施之自律性、概括性机能。故使大学形成与一般市民社会不同之特殊部分社会，对于其间所发生之争端，并非全部当然得成为法院司法审查之对象。[14]公法学者兼子仁教授则提出所谓的“教育法特有之契约关系说”。这两者都放弃了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15]我国目前在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侧重于管理和规范，对于学生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则相对薄弱，这是不争的事实。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国未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这对学生权利的保障实为不利，也不符合当今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今后立法中宜明确学校与学生之关系，既不宜定为“特别权力关系”，也不宜划入纯粹的“契约关系”，应充分考虑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特殊性和学校日常事务的复杂性，针对不同的事项确定不同的救济方式与途径，既给予学校以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又能对学生的权利予以充分有效的保障。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英国经济规制改革；对我国的政策启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源地、英国国有化改革与经济规制、英国的自然垄断性行业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地方政府会对其属下的企业进行保护、英国私有化改革与经济规制、政府经济规制导致政府过度干预国有经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高失业与高通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预算控制和贷款总量、英国近期规制改革的趋势、加强经济规制立法，明确规制机构的作用范围、改革我国经济规制管理体制、改进经济规制程序，加强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摘要】本文对英国经济规制改革的原因、过程与结果等进行了探讨，对英国经济规制改革进行了前瞻性展望。英国的经济规制改革对我国有若干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自然垄断性产业;加强规制;放松规制

1英国经济规制改革

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源地，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最先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20世纪40年代末直到今天，英国的经济规制改革经历了两个调整阶段，调整是逆向进行的。

1.1英国国有化改革与经济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