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论文范文10篇

一、我国目前企业融资结构的情况

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将我国企业分为三大类：上市公司（包括国有上市公司及民营上市公司）、非上市国有企业及非上市民营企业。

1.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内源融资比例较低，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偏好明显。从上市公司来看，它们的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比例偏小，资产负债比率偏低，尤其是长期负债比例极小，股权融资偏好明显。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课题组（2001）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表现为：其一，所有者权益比重高，超过50%，而G-7国家都在42%以下，相应地长期负债水平相当低；其二，偏爱股权融资。中国上市公司比大多数G-7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加权外部融资比重为61%，比G-7中对外融资比重最高的日本还高（56%）。

2.非上市国有企业。内源融资的比重较低，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比重过高。未能上市的国有企业的内源融资在整个资金来源中占有的比重普遍较低，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占有过高比重。因为他们大多效益较差，甚至无内源资金可融，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和可用金融工具较少前提下，向银行借贷几乎成为仅有的融资渠道。资料表明，至2004年底，全国3.17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仍然达到59.17%。

3.非上市民营企业：严重依赖内源融资渠道。所有制改革之后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极为旺盛，但由于金融制度因素的制约，除了极少数竞争力强大的著名民营企业既是银行青睐的对象，在证券市场上融资也有机会之外，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不容乐观。据调查统计，在中小民营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内源融资的比重平均约占90.5%，目前，中国股票市场上1400多家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只占7%左右。可见，民营企业严重依赖自我融资渠道。

二、企业融资结构的金融制度约束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是整个金融危机救助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独有的威慑力可以有效地防范危机救助中的不规范性、随意性、道德风险性和浪费性，避免救助中权力的滥用，从而保障金融危机的有效治理。为此，我国应未雨绸缪，在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中努力构建完善的危机救助惩罚制度。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

我国已经颁布了不少金融法律法规，也明确了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问题。如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对存款人或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贪污、侵占以及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责任人违法违规的纪律处分与刑事责任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根据情节对直接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警告、罚款、取消或限制其任职资格等惩罚措施，也明确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明确了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管理规定时，监管机构可以对该金融机构处以罚款、停业整顿、吊销金融业经营许可证的处罚，并且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还会受到记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惩罚制度看似完备，但却很难在金融危机救助中发挥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模糊性

1．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惩罚制度。我国现有惩罚制度大多是针对金融监管过程和金融业务过程中金融监管机构员工、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其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并没有考虑金融危机救助的特殊性，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也就使得制度适用上产生模糊。

2．现行惩罚制度对具体的惩罚措施常常只做原则性规定。如当商业银行违反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取消其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这一规范虽然表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分不同情形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任职资格进行限制或禁止，但是未明确“一定期限”，显然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劣化的过程，探讨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适应效率问题。昭和银行危机和战时金融管制决定了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行体系为中心，银行体系受到政府严格保护。政府严格保护下的银行体系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旧金融制度下的制度租金导致了银行业的贷款扩张冲动，从而助长了经济成熟期后泡沫的形成和膨胀。当泡沫经济破灭后，金融制度自身的危机也就在所难免。日本金融制度危机对转轨经济的一个重要教训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变革必须考虑到该制度对未来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效率，而市场竞争程度是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

根据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经济制度更具有经济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废除这一由历史性事件的先行发生而形成的经济制度，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对于各个经济主体，对新形成的经济制度适应得越快，越能从中获得制度租金，从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有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由于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变革，使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劣化，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效率(adaptiveefficiency)问题。既得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的抵制越强烈，制度的适应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来的经济制度在原来的经济环境下具有经济合理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制度就不再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灵活的、能很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经济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而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僵化的、适应效率低下的经济制度会在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日趋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而此时国民经济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从金融制度结构的层面看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关系。从金融管制的层面看，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而在3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对银行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银行制度)。决定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关键因素，一是1927年的银行危机，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银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论文关键词]金融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内容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制度学派的金融制度创新的主要观点,利用金融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在一体化进程中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和内容安排。

一、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

20世纪初,奥裔美籍着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的质量;引进一种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提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非技术概念。创新可以模仿和推广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来理解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金融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信息、交易和支付方式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组织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出现。”

不同的金融制度提供了不同的降低交易成本、处理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管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空间。适应经济增长要求的金融制度能够较好地实现储蓄动员和投资转化,从而决定了良好的金融发展态势。落后的金融制度必将导致金融发展的停滞或畸形状态,使经济增长受到来自金融因素的制约。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无疑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就是一个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过程,转型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事实上就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问题。

金融制度与其他范围宽泛的制度体系一样,金融制度体现为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政治乃至道德、习俗的约束。所有合法的金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金融制度框架下展开的。也可以说,一个金融体系的本质与特征完全取决于其制度架构。金融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对社会金融活动进行规范、支配和约束,以减少金融行为中的不可预见性与投机欺诈,协调和保障金融行为当事人的利益,润滑金融交易过程,从而降低金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协调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进程。显然,金融制度作为所有合法金融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具有十分复杂和广泛的内涵。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金融制度上来考察创新,则金融制度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对原金融制度进行重构。这包括:(1)金融组织变革或引进;(2)新金融商品被引入;(3)拓展新市场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销量或市场结构的变化;(4)金融管理的组织形式创新;(5)金融文化领域的创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金融制度创新的范畴是比较广泛的。

摘要：本文重点讨论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潜在危机，特别是制度性腐败带来的危机。并分析腐败与危机产生的原因。同时，也讨论了入世五年保护期过后，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所带来的竞争、机遇与出路。

关键词金融业危机扩大开放机遇出路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IO)已经五周年了,这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中国也对世界承诺：当对内经济五年保护期满时，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领域，包括金融、汽车、农业、电信等诸多行业，都将集中大幅度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无疑这是对中国经济的再次考验和机遇，可以促进企业改革，学习国际先进管理制度与经验。

其中，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对国民经济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危机，甚至崩溃。

金融危机来自多方面，主要包括制度弊端、市场危机、随机因素等。其中经济与管理制度弊端更为严重，它将导致银行腐败案件、银行坏帐、经济`泡沫、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

当前，银行腐败案件严重是制度与监管弊端，不可忽视。

一、我国目前企业融资结构的情况

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将我国企业分为三大类：上市公司（包括国有上市公司及民营上市公司）、非上市国有企业及非上市民营企业。

1.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内源融资比例较低，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偏好明显。从上市公司来看，它们的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比例偏小，资产负债比率偏低，尤其是长期负债比例极小，股权融资偏好明显。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课题组（2001）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表现为：其一，所有者权益比重高，超过50%，而G-7国家都在42%以下，相应地长期负债水平相当低；其二，偏爱股权融资。中国上市公司比大多数G-7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加权外部融资比重为61%，比G-7中对外融资比重最高的日本还高（56%）。

2.非上市国有企业。内源融资的比重较低，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比重过高。未能上市的国有企业的内源融资在整个资金来源中占有的比重普遍较低，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占有过高比重。因为他们大多效益较差，甚至无内源资金可融，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和可用金融工具较少前提下，向银行借贷几乎成为仅有的融资渠道。资料表明，至2004年底，全国3.17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仍然达到59.17%。

3.非上市民营企业：严重依赖内源融资渠道。所有制改革之后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极为旺盛，但由于金融制度因素的制约，除了极少数竞争力强大的著名民营企业既是银行青睐的对象，在证券市场上融资也有机会之外，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不容乐观。据调查统计，在中小民营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内源融资的比重平均约占90.5%，目前，中国股票市场上1400多家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只占7%左右。可见，民营企业严重依赖自我融资渠道。

二、企业融资结构的金融制度约束

【相关摘要】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法律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法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运用国际金融法学理论和比较法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监管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除导言外,全文共分八章,约22万字。上世纪国际金融创新的一个主要标志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大量国际衍生产品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也对传统国际金融法的演变和发展带来了影响。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研究通常可以从合同法、侵权法、信托法、公司法等私法角度展开,而本文则主要是从公法角度来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繁多、金融创新持续正在进行等原因,本文主要是对现行国际监管立法中的重点问题,如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和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金融衍生交易中的客户保护、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管理制度等。第一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演变的基本介绍。在该章内容中,本人首先对金融衍生产品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概括了其基本含义,并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分类和新出现的复杂品种做了介绍;其次,文章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做了简要介绍,重点是对参与衍生交易的资格、交易目的,以及不同种类衍生产品的法律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分析。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也促进了金融衍生交易相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的改革。在本章中,本人分析了各国金融衍生监管立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并概括出金融衍生产品国际监管法律制度的五大法律特点。第三章研究了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及其非互助化改革的法律问题,包括场所设立、产品设计、市场监管和非互助化改革所产生的法律问题等。第四章论述了金融衍生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重点是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行为的法律监管、交易透明度,以及禁止的业务行为等。第五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交易中客户保护的法律研究。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性和创新特点,因此对客户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重要内容。本章从金融衍生交易的适合性和风险揭示原则入手,对衍生交易的行为规范、投资者赔偿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金融衍生场外交易市场及其法律监管制度的研究。本章主要从合同发的角度对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合同的成立、法律性质、合同转让与变更、合同违约与法律救济、合同法律适用与法院管辖等问题进行分析。此外,对场外衍生交易市场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确立提出了本人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制度的分析。首先本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衡量做了论述,其次是对风险管理的法律框架,以及交易场所和场外市场的风险管理重点法律制度做了比较研究和阐述。第八章是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实践和监管立法的思考。在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失败实践的法律原因进行分析归纳以后,文章论述了中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必要性、衍生交易法律制度建设、国债期货交易法律制度重建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文章的最后部分还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理念的更新做了一定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信用合作社国际比较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信用合作社国际比较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

“内部控制”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和完整概念，它的产生并不是太久。古人很早以前就知道内部牵制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到查错防弊，保全资产安全中去。而对内部控制的完整定义是在1949年才做出的，其后，随着会计、审计实践的发展，理论界对内部控制定义先后做出了多次重要的修订。美国COSO（“反对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所属的发起机构委员会的简称）报告指出：“内部控制是一个过程，受企业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员工影响，旨在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以及现行法规的遵循”。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商业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这是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作出的明确而科学的界定，同时也为各商业银行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提供了比较一致的标准。从该定义中，我们应该把握三个重点：1.内部控制是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的集合或者说是体系，仅仅满足于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以为各项制度建立或完善了，内部控制就确立或完善了的观念是错误的。不重视制度的执行与执行的方法，内控体系就是不完整的；2.内部控制应当涵盖业务的全过程，从事前、事中直到事后，防止因为在制度中没有规定而忽视对某些行为的控制与监督，这些行为有可能导致风险的失控。3.内部控制是连续动态过程与机制，至少包含这样两方面的意思：内部控制时时刻刻都必须执行，任何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控制的失效或无效；内部控制是动态变化的，它应当随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变化的要求，相应地做出调整，不能墨守陈规。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由五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即包括管理监督与控制文化、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活动与职责划分、信息与交流、监管活动和错误纠正。结合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可以通俗、简洁地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因素概括为五个，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监督管理。如果将内部控制视为一个“系统”，则更能真切地反映内部控制是有特定构成要素、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整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明确的目标，有特定功能的系统本质；同时，强调内部控制的系统性还在于防止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内部控制的各构成要素，将内部控制的各构成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内部控制的整体功能。

从组成内部控制系统各要素的关系看，（1）内部控制环境是整个系统的基础，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作用发挥的各种内部因素，表现为银行管理者对内部控制的态度以及经营风格、从决策层到作业层的每个层次都有明确职责分工的组织结构、独立于银行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监事会和审计稽核机关的机构、监管当局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及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支持程度的外部影响等方面；（2）风险识别与评估旨在发现和计量商业银行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为控制活动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内部控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此。所以，商业银行在构建内部控制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并将其纳入到有效的内部控制之中，保证有充分的程序和资源来进行风险评估。同时，还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及条件做出反应，包括对内部控制制度加以可能的修改，及时涵盖任何新的或以前未进行控制的风险。（3）控制活动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是具体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这些活动包括审批、授权、核实、会计控制、资产保全及其职责分工等。控制活动通常包括三个因素：制定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执行这些规章制度程序；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按照报告程序的规定及时反馈，并督促其采取纠正措施。（4）信息与交流为各个要素的沟通，引导内部控制系统有效运行，确保控制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商业银行内部信息系统包括反映经营管理状况、遵循相关法规制度的情况、财务报表资料的情况，也包括反映外部环境、提供决策支持的各种信息等。这些信息应当及时可靠并具有连续性，此外，有效的交流对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行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5）监督管理是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业务部门对内部控制的管理监督以及内部审计稽核部门或外部监管机构的再监督、再评价与纠正偏差活动的总称，处于内部控制系统的最顶层。一般在下列方面提供监督服务：评估管理制度的效率和效果，评估资产风险，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查验经济交易的合规性与合法性。

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越来越感到强化控制的重要性，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先后出台了许多内部管理措施和文件。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未得到很好的控制而引发的违法犯罪事件屡见不鲜，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估其数。而与此同时，内部控制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已经取得很大的发展。1992年，美国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199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框架建议的十三项原则；2004年，coso在1992年《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的基础上，结合《萨班斯—奥克斯法案》的相关要求，了《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的研究报告。这一国际化趋势引起了中国金融界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广泛关注，开始在银行业加大内部控制的推行力度，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规范性文件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办法》等，这些文件吸收了内部控制的国际先进理论成果，也充分考虑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现实状况。

尽管在相关法规的要求和指引下，我国商业银行在建立健全资金经营、信贷管理、财务核算、稽核监督等内部控制上逐渐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在制度设计和实施操作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内控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风险的需要，主要表现为：（1）内部控制的组织形式还不合理。从外部组织形式讲，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分支机构设置不经济等问题比较严重；就内部组织机构而言，机构设置重叠、部门和岗位职责不清、相互之间信息互动不畅等现象也比较突出。（2）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例如，有的商业银行还没有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要求建立健全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有的商业银行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重合，导致内部控制机制的丧失；有的股东大会及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3）内控制度不健全，不适应现代业务发展的需要。（4）内部控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有的商业银行作为对内部控制进行再控制的审计稽核部门直接接受行长的领导，工作不够超脱，独立性或权威性不够，经常监督大多流于形式，不能起到查错防漏、纠正违规、强化管理、控制风险的作用。（5）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对内部控制的评价与监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