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化论文范文10篇

1、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2、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3、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rn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金融危机前提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金融危机前提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的固有特征和本企业的价值观念、缺乏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及执行力、价值观念定位不适应经济形势、道德规范问题较多、金融创新环境不理想、金融企业要全方位开展企业文化建设、重新定位作为金融服务型企业的价值观念、端正金融企业道德规范、营造良好的适合发展创新业务的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环境等，具体请详见。

一、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一)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

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通过自身经营管理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共同创造和遵循的金融精神、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创新能力的总和,是金融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以凝聚人心实现自我价值、提升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资本。

(二)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金融企业文化是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又是现代金融企业的管理模式,还是金融企业素质水平和竞争能力的综合体现,对金融企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金融企业文化是提高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保证。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的固有特征和本企业的价值观念,对本企业职工具有极高亲和力和凝聚力,内化于经营活动过程之中,为竞争对手难以学习和模仿,进而使本企业能够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能力。

摘要：文化，通常是指文治和教化，现在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中国文化，是以追求完美与和谐为特征，强调人本与和谐的思想观念；中国企业文化，是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以和谐进步为背景，根据企业的实际运作需求，经过严格提炼所形成的，为该企业全体成员共同尊奉的信念，工作中的行为规范和实现企业目标的准则；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企业文化是，至诚服务，有效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

其核心理念是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要至真至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效益和发展，要充分地发挥全行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共同营造金融企业以及全社会的和谐局面。在当前，如何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鼓舞人，用现代的道德观念来教育人，用严谨的行为规范来约束人呢？要加强政策金融企业的文化建设，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增强道德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行为管理策略。企业道德属于一种意识形态,是企业及其员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靠道德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以个人理想、信念为核心的自我约束机制。以此来规范员工的行为,调节企业员工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要在金融企业建立相应的道德操守，就要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全体金融员工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觉悟水平,使员工从内心深处树立起努力为金融企业作贡献的现代道德观念,并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金融企业道德操守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促进社会道德进步和人的道德完善为目的的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只是社会变革时期所产生的阵痛。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是“八荣八耻”,只有不断地增强企业员工的道德观念，才能使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道德是以人为载体而推行的一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规范，行为管理也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要求。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第一资源。金融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人。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用金融创业精神鼓舞人,用现代道德观念凝聚人,用先进管理机制激励人,用优良经营环境培育人,从而不断提升员工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和行为能力,提高员工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度，提高金融职工为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感以及在规范自身行为方面的自律能力。

2、强化道德意识，提倡“与人为善”的团队协作精神。加强企业道德建设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企业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因此，要明确企业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途径和方法等，以此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国有金融企业道德建设的基础是道德教育,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掌握符合社会主义金融企业经营活动要求的道德手段的同时,还需要金融企业的劳动纪律的配合,使道德观念得到强制性实现。同时,也需要以企业文化为依托提升社会主义金融道德建设的品位。

政策金融企业要把“至诚服务、有效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作为道德建设和行为规范的核心理念。在员工中大力倡导，在工作中认真践行。

一、企业文化概论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人们从家中得到的东西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单位，即人们以自己的能力贡献社会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及大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人生和家庭，是更大层次的载体，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特别是企业，如工业、商业、银行业，为亿万人们提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松下幸之助认为（广义上的）商业是“神圣的事业”。他曾说过，“我们产业界从事着维持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物质生产，因而是必不可缺的神圣事业。我们的工作是从无到有，是一项消除贫困创造财富的工作。俗话说，贫困比疾病更使人痛苦。摆脱贫困就是人生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

当前，建行提出家园文化这个命题，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意义和充分的人本关怀。通过家园文化使企业的从业人员树立进行神圣事业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使人们认识到通过事业不仅可以满足自我，更重要是的通过事业可以服务社会、消除贫困，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仅仅局限于自我满足的事业心是远远不够的，它无法产生足够的动力引领企业成功向前，只有具备社会使命和神圣事业的理想才能更好地经营企业和做好个人的事业，这是百年以来，一切成功的源动力和出发点。松下的让产品象自来水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想，比尔·盖茨的让每一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个人电脑的理想，加上他们艰苦不懈的努力，最终成就了他们伟大的事业。他们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责任，社会也给了他们巨大的回报。松下的口头蝉是：企业是社会义务的承担者，而利益是对社会贡献的回赐。反之，作为企业如果没有好的赢利，则说明了企业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是对社会资财的浪费，按松下的说法，是应该被送进监狱的。

银行作为金融企业，承担着为社会经济供应资金的职能，得益于天下之人，使用天下之钱，所具责任更大，资金的来源都是天下百姓的辛苦钱、养命钱，如果我们经营不好，就是践蹋了天下百姓的血汗，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加倍小心谨慎。一餐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没有这种文化底蕴，花钱大手大脚，经营不计成本，扩张不惜代价，势必造成巨大的经营包袱。

在当前形势下，塑造银行的企业文化，显得特别重要。这是一项重塑企业灵魂的行动，规定着企业的最终发展方向。家园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经营观念、价值体系、历史传统、工作作风。表现为企业成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统一行为准则，习惯的沉淀，职业习惯，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文化素质。它作为企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企业的基本哲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灵魂，是一种无形的管理方式。

1、

金融危机又被称为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价下挫，出口放缓，消费滞涨，失业率增加。危机现在依然在持续，其破坏力及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消费观念带来了什么启示？

2、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摘要：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2008年金秋时节，万载人民敢闯敢拼，克服困难，成功举行首届中国万载花炮文化节，在利用大事件传播花炮文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当前，为克服金融危机给万载花炮文化传播带来的影响，在当今如此复杂的媒体环境和竞争环境下，创新花炮文化传播手段显得尤为重要，科学运用媒介组合策略，长期不问断传播推广“万载花炮”这一证明商标，同时加强与其他花炮主产区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打造万载花炮“时尚、安全、美丽、响亮”的新形象。

关键词：万载；花炮文化；金融危机；传播策略

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给我国花炮出口企业带来重大影响，湖南、上栗不少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据了解，上栗某花炮厂2008年底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来自欧美地区的订单减少70％。万载也不例外，花炮产业是万载经济支柱产业，出口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在突然而来的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花炮产区当前是如何传播其花炮文化的?在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万载该如何解决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本文将就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看法和建议。

1金融危机背景下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

自2007年8月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并没有放松其花炮文化传播活动，近两年来，宜春中秋时节的月亮文化节上都可以看到万载花炮的精彩表演，特别是2008年中秋万载更是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外界极大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1成功举办彩天情2008中国·万载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国内外展示万载花炮文化。

近年来，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吉林省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大举措，通过抢抓先机，深化改革，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培育形成了一大批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勃勃生机。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发展，吉林省金融业加快了介入文化产业的步伐。

创新金融产品

着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能力。一是量身定做适应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政策，将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列入支持类，在担保条件、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对文化企业设置有别于工商企业的信用评级模块，制定版权质押贷款指引和并购贷款指引等等，为文化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二是通过创新信贷模式实现担保形式多样化。商业银行应结合文化企业运营方式和特点，弱化财务指标考核，转变以机器设备、厂房有形资产为抵押品的传统担保思路，积极试办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电影制作权、著作权、版权等无形资产抵押贷款、企业联保互保贷款等，并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为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融资扩大抵（质）押范围，丰富融资品种，解决文化产业普遍缺失抵（质）押物的问题。三是制定针对文化企业的授信制度，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四是加强与产权交易、信托、证券等相关机构合作，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资金结算、机构理财、供应链融资、并购贷款、国际业务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特别是针对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部分文化企业正在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现实，建立相应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措施，支持重点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来源于/

完善文化产业直接融资支持机制

以完善文化产业直接融资支持机制为切入点，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对符合条件的重点文化企业，应做好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的培训、辅导和推介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积极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集合债等方式融资，支持文化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迅速成长。推动文化企业引进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境内外资本以BOT等形式参与文化项目建设；积极探索信托计划、融资租赁以及文化产业项目未来收益证券化等融资方式。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拓宽利用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方式和空间，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大力发展中介组织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文化

如今，文化软实力在提升国家整体实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通过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成为中国转型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然而，一场发端于美国金融业的危机正逐步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危还是机？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如何在本次危机中面对挑战，抓住机遇，持续有效地推进“走出去”战略？等等，是目前中国文化相关业界亟需思考的问题。

一、现状：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影响概述

文化“走出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文化理念，展示具体的文化形态，其二是指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包括广播影视、信息服务、演艺剧目、文化用品等方面。而文化理念的传播，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载体，并且最有效的实现方式是受者自觉的文化消费，因此，文化出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部分。

自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这场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金融业到各行业，正逐步蔓延。文化贸易方面，文化出口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文化市场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从而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造成一定影响。

由于文化产业多侧重于创意型经济，介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中国文化出口总量较小，因此金融危机初始，产业链上尚未显现出大规模的受影响状况。目前波动较大的出口部分在文化相关类，如文化产品制造业。由于欧美市场萎缩，江浙一带的工艺品制造商均表示今年圣诞礼品的欧美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原本抱了较大希望的广交会也未能如预期带来大量订单。这对国内部分资本储备不足、产品单一的中小型企业是严重的打击。其次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在海外拍卖会上表现均不如从前。在11月初结束的伦敦苏富比秋拍会中，中国当代艺术品共成交203件，平均每件成交价107万港元，较春拍的每件158万港元降低了32%，成交总额已萎缩至最近三季最低。[1]海外演出方面，杨丽萍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原计划年底赴日本进行的巡演临时取消；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出品的舞台剧《功夫传奇》，原计划明年4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的几十场演出，如今也生出许多不确定因素。[2]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扩散，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必然受到波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rn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