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法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袁全工作单位：福建工商管理学院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与高层次的金融创新只能存在于普通法系的国家。事实上也确实以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最为发达。但是，如果仅以此作为上述观点的论据是缺乏力度的。因为健康发达的资本市场离不开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多以制定法的形式出现，这与中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是一致的。因此，美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制定技术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次贷危机更是揭露了美国金融监管的致命缺陷，这对我国如何建设金融监管制度也是极有研究价值的。

一、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演变

美国虽是普通法系国家，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成文法，相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去监管化”开始，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再到今天奥巴马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强化，无不伴随着大量的法案的诞生，可以说，正是这众多的法案扮演着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起到了推波助澜和亡羊补牢的作用。与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不一样的是，经济犯罪或金融犯罪不属于自然犯，并不是随着社会发展与道德规范逐步形成的。刑法的特点要求其具有预测性和稳定性，并不能以民法的原则———公平、公证来进行审判。即使是美国刑法典的理论基础———功利主义原则———保护大多数人的福利，也不能仅以此作为判案的法源。所以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制定法来规范公民和法人的行为，尤其是在金融监管方面。

(一)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到“去监管化”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出台了三部奠定随后40年金融业稳定发展基石的三部法案。《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立了银行分业原则，明确商业银行与证券分业经营，有效保证了银行资金的稳定性。《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颁布使得银行监管得到了革命性的强化。《1933证券法》和《1934证券交易法》对一、二级市场的证券买卖进行了联邦立法规范，前者保证了证券发行者披露公司的重要信息，而后者将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延伸到二级市场。罗斯福政府在这一时期创立的金融监管制度，虽然在满足借贷双方需求上显得创新不足，但是，随后40年美国经济相对稳定并稳健增长。70年代后期，卡特总统签署了《1980存款机构去监管化和货币管制法》，这一法案标志着金融业“去监管化”运动的兴起。1986年12月，美联储顶着违反法律解释原则的风险，第一次对《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进行了重新解释。美联储认为，该法允许银行将小于收入总额5%的资本用于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从此，美联储加大了金融监管放松的力度，允许银行在不违反10%净资产比率法则前提下参与各种证券和保险的承销业务。随后美联储又允许银行从事商业票据、政府债券和按揭证券等各种业务。最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联储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此时，监管银行业半个多世纪的《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已名存实亡。

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它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常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面对频繁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角度挖掘原因，但许多学者认为现行法律制度的缺欠与漏洞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缺失则是危机快速蔓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制度化建设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法律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功能

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引入法治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使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从一种松散无序的行为转变为一种在具体制度框架下有序的金融活动。法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手段。法律制度以其规范性、确定性、强制性特点有助于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目标，法律可以作为实现变革的一种手段。由于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秩序的象征，同时也被视为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一方面，法律通过明确的规则来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强制性的惩罚规定对行为主体起到威慑作用，使其不敢做出有违法律制度的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的透明、公开、稳定、权威等特性，使其成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效果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有效保障。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的成果，不仅为当事人从事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从而具有保障国际金融交易安全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国际金融监管主体行使金融权力以及防止金融权力滥用的基本依据，而法制本身贯穿其始终的稳定、公平、效率精神有利于生成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松散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并不可靠，要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须踏上合作法治化的道路。首先，金融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为金融机构和相关个人的行为确定了一种“秩序”，金融业的各种金融行为必须遵守此“秩序”。这种秩序是强制性的，它明确规定了行为方式、法律后果，对任何机会主义金融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宏观角度保证了金融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这种秩序就是法制。其次，国际金融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为国际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的发展，不仅仅包括数量上的扩张，更应当追求发展的健康性与协调性，只有既注重“量”的扩张又注重“质”的提高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国际金融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为维护国际金融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从而起到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的功效。因为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和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国际金融发展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次，国际金融法有助于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统一，促进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必须承认，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金融监管的标准、方式和方法上不尽一致，容易造成监管冲突。仅以银行业为例，对风险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各国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监管标准的差异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造成金融机构间国际竞争的不平等，严重扭曲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金融法是国际社会在金融领域通过协调与合作达成的法律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国金融法制的统一化和金融监管标准的趋同化，从而有利于避免各国之间的监管竞争，有利于生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机制。最后，国际金融法能够起到约束金融霸权的作用。国际金融合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金融霸权，借助制度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霸权。金融监管领域中公平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在金融领域中的“恃强凌弱”。因为公平的制度或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霸权或强权是对立的和格格不入的。另外，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制度规则是基于国家间抵御金融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即便是霸权国也需要参与国际合作，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作为国家之间意志的妥协，制度一旦建立，参与建立这种制度的国家就必须遵从他们亲自建立起来的制度，因而，制度可以对金融霸权起到限制的作用［1］。国际金融监管的有效进行需要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国际金融法有助于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真正平等的发展权，有助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化解，有助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民主、公平

“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governance)的事业”。［2］法治要求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和来源有一种判断标准，即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使人类服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社会中法律权威的确立。当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法律的最高(最终)权威来源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曾经表现为要不要有一个世界政府。就目前而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想法显然不具有现实性。法律的最终权威不仅仅来自于在强制性上的发展，也应该来自于公正性和公开性。来源于它自身是否是“良法”，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对此曾做过一个历经时间历史考验的界定:已制定的法律能得到公众的普遍遵守，而大家遵守的法律为良法。因此，良法性与规则的普遍遵守性是我们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既然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面临着有全球化的金融而没有全球化的政府这个严重而现实的问题，那么为了确保国际社会所形成的规则能如同国内法律一样得到普遍且有效的遵守，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必须是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利益的法则，其必须兼顾各国实力的不同、极尽可能地体现各成员方特殊的利益要求［3］。民族主权国家仍然是全球立法最重要的参与者，现实情况是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性立法上的不平等甚至缺席，这种现象本身是与法治主张相悖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在平衡主权者之间的利益以及体现参与者应有的国际立法话语权的基础之上。主权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缔约能力，也包括参与国际法制定的平等和参与国际组织的平等，唯此才能为国际法提供正当性来源。公平指法律的“公正”、“正当”、“合理”、“恰当”的适用。在确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是由大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主权国家构成的，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其法律权利上的平等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是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基于公平理念，基于实质平等要求，应该在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法律制度中建立双重法律规范，即需要有在普遍规范和国际行为守则的范围内的优惠和非互惠待遇。比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关系，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外汇管制立法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规定和专门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经济权利和发展空间，同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因为单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普遍性规范，是不可能解决合作中的公平问题的。公平“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不能独立存在，“它的适用总是与一项法律规则相联系的”，时而“符合法律”，时而“超越法律”，时而“违背法律”。

三、立法技术:“硬法”与“软法”融合兼用

【摘要】近年来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导致金融业的发展出现深入变化，混业经营现如今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业中发展的主要方式。并且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经济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带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和监管模式的改变。在我国金融业向混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设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探讨中，要注重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和原则，并且要充分的结合我国金融业现状以及混业经营发展阶段，实现金融监管机构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探讨

一、引言

近些年来说，世界上金融业中混业经营的发展越来越迅速，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会带来挑战和风险。一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会给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就是由于金融监管中存在问题。在现代金融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混业经营的普遍发展导致金融监管风险的提升，面对这样现象要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升重视程度。金融监管主要是指在金融管理中从金融规划出发对金融活动进行监管管理。

二、金融监管体制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分业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新型经营模式承担了重大的收益性，混业经营方式在我国也进行了实际性的应用，并且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相应的挑战。“混业经营”是金融业经营模式中分业经营的一种模式，目前国内外对混业经营的概念并不统一，并且缺少直接的概念含义。近年来国内外混业经营的模式已经成为有足够的经验，并且发展也逐渐成熟，但是对于模式的概念还缺少明确的界定。这样会对我国经营模式的理解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我国混业经营中金融机构监管模式的的探讨。

摘要：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推动了我国金融行业的深入改革，然而在对其实施改革的时候，也为金融行业赋予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在应对挑战的基础上，创新监管，是如今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要性，然后探讨了国内网络金融监管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最后提出了有效应对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问题；对策

针对互联网金融来说，其对以前的金融行业开展了积极的改造。互联网公司需要全面利用电商以及有关的数据、信息，并且进入金融这一领域；由于以前的金融机构持续加快了物联网业务的创新，于是推动了与互联网公司之间的深入合作［1］。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创新，推动了国内经济金融的飞速发展，然而也对金融监管的一系列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解决网络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问题是应该深入分析的课题。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要性

基于如今的互联网金融模式，资金供需双方当面互动的机会被进一步缩减，于是，部分投资风险也常常被忽略。尽管我国已制定了部分金融监管规则，明确规定了互联网金融产品风险，可是其并未充分界定风险提示的充分性、完整性的标准以及形式。尽管在投资合约过程中，资金供需双方进一步规定了风险，可是如果销售人员夸大收益，也非常容易忽略投资风险。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很多人在投资过程中难免作出一些冲动的行为，导致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使金融市场愈发敏感。将金融市场的相关信息以及人们的冲动性投资进行结合，就会逐渐演变为集体恐慌，从而造成大范围的金融风险［2］。如果网络金融行业的保障条件不足，如存款准备资金等，就会使网络金融公司提供的担保体制缺乏可靠性，就算是明确规定投资者应该承担的风险，也不能实现互联网金融危机的合理化解。于是，我们一定要注重网络金融的相关监管工作，对有关的法律制度进行优化。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的法律问题

互联网金融肇始于传统金融，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运营模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从最初的支付向借贷、货币、证券、保险等传统领域渗透，对传统金融产生了重大冲击。2007年，P2P网络借贷引入后在我国飞速发展，成长为互联网金融领域一枝独秀；2013年随着余额宝的出现，我国互联网金融开始出现奔涌之势，被称为“网络金融元年”；2014年众筹交易进一步发展，互联网金融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一新生事物也被我国官方所重视并予以认可。2014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这一提法还于2015年11月被正式写入我国的“十三五规划”之中。可以说，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为旺盛的民间资金提供了理财途径，满足了多群体、多行业的资金需求，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但毋庸讳言，在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利用金融创新逃避监管的行为，使得在繁荣的表象下危机重重，风险频发，严重影响了金融稳定。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与互联网金融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地方政府监管的欠缺，因此本文拟对此展开研究。

一、互联网金融的基本说明

（一）互联网金融的界定。要探讨对互联网金融的地方政府监管，应当对何为“互联网金融”有一个基本的界定。然而关于如何界定互联网金融，目前还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就国外而言，其实并没有“互联网金融”这一提法，与之相似的概念为“数字金融”（DigtialFinance），包括了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网上银行、金融服务外包及网上贷款、网上基金等。而国内的研究则相对丰富：谢平和邹传伟（2012）最早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受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精神的影响实现资金的融通，既有别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又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交易模式。之后，经济学界还提出了许多的观点，但基本上都大同小异。法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则是由杨东教授提出的，他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众筹金融，是依据网络、大数据、云计算实现支付结算、资金融通、风险防范等金融本质的金融形式。这种观点显然比经济学家界定的范围要窄。目前，官方的定义来自《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该报告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的新兴金融模式；2015年《关于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进一步指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的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的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兴金融业务。从前述可知，虽然对于互联网金融有不同的界定，但一般都认为它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从事的资金融通业务，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金融的新型金融模式，是以“开放、平等、协作、共享”作为互联网的精神。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互联网金融界定为：互联网金融是在“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精神影响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实现资金的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如果以经营模式为标准，互联网金融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化，包括网上银行、证券和保险产品的网络销售、网上基金等形态；第二类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的金融服务，典型代表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类是全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这种模式与传统金融业务模式完全不同，其典型代表是P2P网络借贷和众筹融资。总之，广义的互联网金融包括前述的三种，而狭义的互联网金融只包括后面两种，本文采用狭义说。（二）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其一，服务对象不同。传统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型的企业，贷款的额度比较大，相较之下，互联网金融主要服务于传统金融业务服务不到或者重视不够的长尾客户，通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来防控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惠及这些长尾群体。例如，P2P网贷的出现能够在全国范围为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提供跨时空、跨地域的金融服务，满足了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资金需求，同时也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其二，交易方式不同。传统金融注重与客户面对面进行沟通，资金的结算也大多是以线下交易为主，比如银行的存贷款、证券公司中的金融产品买卖等。互联网金融具有虚拟性，在互联网环境下，交易方式变成双方当事人即时的在线沟通，资金的结算多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例如网购消费者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向电商经营者付款，甚至有的交易以虚拟货币的方式进行。其三，融资方式不同。传统金融的融资方式主要是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成本高并且周期长。互联网金融的融资方式有别于传统的金融，在取得融资牌照后，可以直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渠道对资金需求双方进行选择和匹配，融资成本低、周期短，极大提高了资金的融通效率。例如，国产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在制作前就采用股权众筹的方式融资了780万元。其四，金融风险不同。互联网金融除了具有传统金融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外，还存在技术风险、虚拟交易的业务风险、系统性风险、操作风险、信息安全风险等，这些风险内生于互联网环境，因为“高风险性的金融与涉众性的互联网结合，必然使互联网金融比传统金融更具涉众性风险，风险面更广，传染性更强”，而与传统金融相比，最为突出的两个风险则是信息科技风险和“长尾风险”，尤其后者，更是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独特风险。主要表现在：第一，互联网金融服务人群的金融知识、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相对欠缺，属于金融领域的弱势群体，容易遭受误导、欺诈等不公正待遇；第二，他们的投资额小而分散，作为个体投入精力监督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成本远高于收益，所以搭便车问题更突出，从而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纪律更容易失效；第三，个体非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更容易出现；第四，一旦互联网金融出现风险，从涉及人数上衡量涉及金额可能不大，但对社会的负外部性更大。（三）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监管的冲击。首先是技术革新带来的冲击。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建立起来的，而互联网技术的更新速度非常快，这就对监管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包括：第一，既有的监管技术难以跟上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步伐，从而产生监管漏洞。在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移动互联网等功能被应用到互联网金融业务中去，进行数据分析、客户追踪、风险评估等，然而既有监管技术的滞后难以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问题进行动态检测和精确的风险控制，从而使得监管出现漏洞。例如在支付领域，近年来出现了近场支付、声波支付等，但既有的监管难以跟上新型支付技术的步伐。第二，互联网金融平台具有开放性，其业务也主要是依托互联网进行，有的平台缺乏雄厚的技术支持，信息储存不安全、防火墙技术差，很容易受到黑客、病毒的攻击，造成平台信息泄露，技术损失。第三，互联网金融属于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和金融复合型人才对互联网平台的运营进行维护和监管，而这样的人才相对稀缺。其次是混业经营带来冲击。就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结构来看，遵循的是分业监管的理念，银监会负责对商业银行和信托业务的监管，保监会和证监会分别对口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的同时监管支付体系的运作。虽然本次机构改革中银保监会已合并，部分职能有所调整，但总体而言还是遵循分业监管。从目前金融发展的趋势来看，混业经营已经成为金融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混业经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则表现为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等具备创新性、交叉型的金融产品的出现，而对这些新兴的金融产品的监管也成为了难点。我们以“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的监管为例，货币基金的销售和运作属于证监会的监管范围，而作为技术核心的第三方网上支付原则上由人民银行发放牌照进行管理，但若第三方支付机构欲从事基金销售支付结算业务，还必须获得证监会的许可，至于作为这类金融交易模式构建者和主导者的互联网企业，则似乎不在任何金融监管部门的范围之内。所以，互联网金融的混业经营对当下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包括金融监管机构的职权分工与制衡问题、金融监管信息的征集与共享问题、金融监管行动的一致性问题等，甚至还包括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协调问题。最后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挑战。虽然自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泰勒在1995年提出的“双峰”理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这一问题则更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受众面更广，而且消费者多是长尾群体。这些消费者很少接受过金融专业知识和金融专业技能的教育，这就导致他们不具有网络理财产品风险识别的能力，其投资行为往往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因此也埋下了金融风险集聚的隐患。所以，一旦发生风险，极易引发群体性的事件。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本身的复杂性，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也难以跟上。例如，对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的非法集资、非法洗钱等突出问题，尚未建立起相应的金融风险监测机制和预警方案。而且，在互联网金融的网络环境中，如果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也难以找到适当的救济途径。

二、地方政府参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弥补中央垂直监管的不足。我国金融机构复杂而庞大，各地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并不相同，中央基于信息传递等局限性，难以全面掌握地方的金融发展状况，这就导致中央金融监管容易出现盲区，难免出现监管不到的地方。从实践来看，在既有的垂直监管体系下，中央金融监管力量主要集中于省市两级，县级和县级以下出现监管空白。具体而言，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县级行政区内设有分支机构，保监会仅仅在苏州、烟台、汕头、温州、唐山五个地级市设立监管分局，除此之外，证监会在地级市以下没有分支机构，在县级无分支机构。中央监管的空白导致其在处理地方金融事务时鞭长莫及，容易引发潜在的金融风险，而地方政府能够凭借地理优势和信息优势，减少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从而覆盖中央垂直监管难以到达的真空地带。正如有学者所言：“在配置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时，必须对地方监管主体的配置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特定区域，如P2P平台、互联网金融门户公司较为集中的地区，应倾斜性地配备监管资源，配备更为专业化的监管主体，确保中央监管目标的实现。”此外，从实践来看，截至目前，全国有31个省级政府成立了金融办，在24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成立了金融办，金融办的设立标志着地方金融监管力量的增强，也为地方政府行使地方金融管理职能提供了组织保障。而且，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线下风控网点分布在各个地区，最新出台的有关互联网金融的各项意见和办法，都规定了互联网金融企业向地方金融机构报备和信息披露的义务，这说明地方政府已经从客观上弥补了中央监管的不足。（二）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迅猛发展，主要就是因为其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互联网金融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金融脱媒，资金的供给双方不通过传统的商业银行而直接进行资金的融通。正如有学者所言，“互联网金融通过金融脱媒，建立了直接面向小微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以直接金融为核心的竞争型金融业态，优化了金融的资金融通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然而，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采用针对传统商业银行的严格准入政策，即通过发放金融牌照来管理互联网金融。换言之，任何涉及社会公众资金的金融活动都必须以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为前提要件，这显然不利于互联网金融脱媒的创新。因为“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在于人人皆可参与的金融脱媒”，每个人都可以在P2P网络借贷平台上借款信息，或在众筹网站上公开创业项目，吸引社会公众的资金直接配置到自己这一端，而不再依赖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资金收放的媒介。“金融特许制”让互联网金融活动变得力不从心，从而降低了金融创新的活跃性。相对而言，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更有动力进行金融创新，所以在金融监管方面能够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从实践来看，各地在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金融创新的政策，例如，在江西上市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一次性获得500万奖励，挂牌新三板也可获得50万奖励；而陕西省则设立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基金，专项用于互联网金融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为企业提供房租补助、人才引进、专项奖励等。（三）阻止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蔓延。互联网金融的多变性，决定了监管主体对信息的掌握非常重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中央的监管多为事后监管，而地方政府基于地缘因素在信息的收集与掌握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金融监管中能够进行事前防范，从而“防患于未然”。从金融风险产生的规律看，互联网金融风险一般是先从小范围产生，然后向区域甚至全国蔓延，因此，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如何控制区域金融风险尤为关键。所谓“区域金融风险”（RegionalFinancialRisk）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由于部分金融机构或某些金融活动而形成的可能引起各种损失的可能性，其所涉及的范围介于个体金融风险和系统金融风险两者之间。在防范和控制区域金融风险方面，地方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地方政府熟悉本辖区内的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特点，也易于在其权限范围内对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监管。进一步分析，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综合性的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协调并调动当地的公安、司法、财政等部门的资源来防范金融风险的产生，尤其是在涉及打击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能够针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合理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金融风险向其他区域流动甚至向全国蔓延。总之，“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接近本地金融市场，掌握着本地民间金融体系的大量资料，有能力防控地方金融风险，有义务维护地方金融系统安全及稳定。”

三、地方政府参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困境分析

摘要：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理论上看，主要有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金融监管、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四大方面。从实践上看，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化；金融监管法制呈现趋同化；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

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从关注资本制度的顺周期特征，到逐步引入反周期机制和相应的工具，完善反周期监管措施以提高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能力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自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发表了三个重要的监管指南，都与调整金融监管从顺周期监管向反周期监管转移有关。

扩大监管范围，减少监管豁免，强调全员监管为降低监管豁免对金融危机的深度和规模的影响，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已就加强金融监管、扩大金融监管范围达成了共识。美国政府认为，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监管。因此，应将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而欧盟则认为，混业经营的银行体系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自我膨胀，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必须强化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

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成为共识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来看，在2009年4月举行的G20伦敦峰会上，与会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将金融稳定论坛扩展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并赋予后者更强的制度基础以及促进金融稳定的更宽泛职能。同时国际国币基金组织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个以G20为重要平台，以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支柱，以国际证监会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八国集团等为主要辅助的国际监管合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而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危机爆发以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呼声高涨。欧盟和美国的改革方案都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加以强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密切协作成为各国的共识。

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金融监管也慢慢和国际接轨。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主要冲击在于外需下滑带来的出口需求下降，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金融监管没有问题，相反，为了履行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金融市场也需要逐步对外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审视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金融监管框架不完善虽然我国金融监管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但面对日新月异的金融环境，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调整自己的金融监管体系，何其相比，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显得不够完善。首先是宏观金融监管执行者的定位问题。央行的目标定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的规定是：央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对于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监督又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承担，这种目标与手段不平衡的现象不利于宏观监管目标的实现。其次是宏观金融监管在跨行业维度上的问题。这主要在于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大规模开展混业经营，同时又有很多金融机构经营业务同质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跟不上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三是宏观金融监管在跨时间维度上的问题。主要是我国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资本要求缺乏动态性监管和逆周期性监管。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及现状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一国对其金融市场实施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以及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划分和协调配合依据金融法律法规作出结构性体制安排。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依据本国国情、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所建立的金融监管体制各有所异。从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专门的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混业监管时期。1980年左右我国建立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之初，金融机构可同时经营多种金融业务，这时期我国金融经营体制实质是混业经营。与此相匹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采用了混业监管模式。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首次确认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除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外，在法律上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所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二）分业监管时期。九十年代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在建立后高速发展，但监管体制相对脱节，甚至造成局部金融混乱的局面，金融监管开始受到重视。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转换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并对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和银行业实行分业管理。”随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第二条“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法定监管地位。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成立、1998年《证券法》制定，将对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2002年《保险法》修订，从法律上明确了保监会对全国保险业进行统一管理的职责；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制定，授予银监会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管权，自此确立了沿用至今的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三）分业监管兼。顾协调监管时期2003年至今，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范围日趋扩大和日趋成熟，为顺应经营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是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开始从严格的分业监管开始向混业监管转变，并在此过程中有了制度创新——2013年8月“一行三会”会同中国外汇管理局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以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监管。2017年3月，“一行三会”会同多部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这被视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迈出的一大步”。此前，各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类业务因为监管主体和法律规章不一致，存在着极大的套利空间。此次通过联席会议，“一行三会”及外汇局在资管的统一监管上协调一致，再加之各部门接下来将会制定的细则，能有效防止各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不一进行监管套利并防止市场不公平竞争。

二、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憾

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起算，我国分业监管体制至今只实行了十四年。我国金融业高速发展，但监管制度本身存有滞后性，导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金融业现状存在脱节。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缺憾造成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难以协调，并且对监管主体权责划分的不明确也造成对多种金融业务（尤其是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督管理活动中并存着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监管效力有限。1.监管协调难度大在现有体制下，金融监管体制之基础仍为分业监管，因此部门利益仍是协调监管的最大障碍。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监管部门在联席会议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工作目标，导致部门权责不清、监管效率低下。再者，联席会议只是金融监管相关部门的协调议事机制，并未形成统筹监管的权威性，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其监管地位。此次联席会议统一资产管理类业务监管标准，但该标准最终需在不改变现有监管体制、不违背现有金融法律法规、兼顾各机构职能差异下作出规定，其操作难度不言而喻。2.信息共享不充分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都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会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提出“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是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和任务之一，但这些规定仍属于引导性的要求，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监管部门之间仍未建立起系统、高效、权威的信息共享机制。（二）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有缺憾，存在法律真空。1.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由于法律制定本身的滞后性与金融业发展的快速性同时存在，致使对于当前的许多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的监管大多是由监管部门根据自身职责颁布规章或办法，这些法律规范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不能及时彻底理清监管规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的问题。再者，现有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处罚后果及量化标准，因此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也不强。2.相关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仍有许多金融监管相关制度尚未完善，主要有：一是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证券法》第三章“持续披露信息”一节，连同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对我国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做出总体上的规定。但这些规定相对简要，很多仍缺乏向公众披露的细则，并且披露标准相较于国际标准略宽松。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主要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业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颁布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等作为基本框架，但事实上这些规定仍较概括，适用性不强。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但未有利益冲突调整、处理机制。三是缺乏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门立法。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我国在此方面存在法律空白。2003年《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但其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权责划分做出具体规定，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难以有效，造成多处监管重叠或监管漏洞。3.地方金融监管有形无实随着地方经济和地方金融的发展，在我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金融监管体制下，地方（尤其是县级以下）的金融业出现监管空白，地方政府实际上承担了这部分监管职能。但从法律层面上看，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监管权利和风险处置责任不对等，其实行金融监管的职能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科学规范的监管原则和标准。权责分离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地方金融系统性风险，也难以保证事后处置效率。

三、我国金融业混业监管的法律对策

当前各界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具体如何改革，除应适应我国混业经营的经营体制相适应外，还应考虑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监管水平以及监管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1.提升部门监管协调性和有效性。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尚“年轻”，监管水平较低，金融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因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步到位不现实，短期内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提升部门监管协调性和有效性。有学者建议，当前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的授权，由国务院牵头将“联席会议”上升为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并在立法上确立其法律地位。此外，由金融监管委员会牵头建立并完善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以促进监管部门之间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进而消除监管真空、监管冲突，防止监管套利。2.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虽然短期内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适宜温和地转向协调监管，但当我国金融业全面形成混业经营，并且监管主体积累到足够的经验、监管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我国仍应选择混业监管模式，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更能在金融业混业经营下顺应金融业的发展需求，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二）修订和补充金融监管法律。1.推进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修订。当前应及时理清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中与金融业发展现状以及近期趋势不符部分的修订。例如，在正在审议的《证券法》修订稿中扩大“证券”的定义和范围，不仅包括原来的证券和股票，也应延伸到多种经济权益凭证（包括集合理财产品等），以适应混合经营的新形势。2.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针对当前金融监管制度的不足也应补充立法以填补法律空白。一是规范信息披露机制。有学者建议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则，尤其需要明确风险计算的标准以及信息披露人的责任。二是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首先，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法定监管目标；其次，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自律机制，规范金融机构行为，从源头上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补充金融控股公司立法。除整合现有金融法律法规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外，许多学者认为在条件成熟时我国应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以防范和化解作为混业经营主要表现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三）加强金融监管监督。从立法层面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固然重要，也不能忽视对监管行为的监督。当前金融反腐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折射出金融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在人员行为规范上存在诸多弊病。为防止监管人员行为扭曲，应根据权责相一致的原则，在立法上确定监管人员的责任及违法后果；同时应加大监管透明度，引导社会各界对监管行为进行监督。

当今是互联网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极为快速并且猛烈，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在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的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安全问题却时有发生。在互联网金融逐渐成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下，如何正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问题并对其相关法律体系进行完善，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尽快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何剑锋编著、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研究》一书，以当下的互联网金融高度发展时期为叙述背景，针对互联网金融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互联网金融监管研究》一书共分为5个章节。第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背景知识介绍，同时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第二章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可供后续研究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着重介绍了当下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模式，并详细分析了其监管原则；第四章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制度设计和绩效评估设计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五章立足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提出了合理化的发展建议。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新产物，其依托于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并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其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金融模式之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之快显而易见，但其在快速发展之中出现的监管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结合本书观点可以得知，涉及到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现有的监管模式不匹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然而相对应的监管却未能及时跟上，监管体系也不够健全。首先，互联网金融的广泛发展意味着金融业务的大规模繁荣，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体需顺应这种趋势而创新改变。这也就是说，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有着多样化、复杂化等特征，不同监管主体的权责有时候会出现边界模糊、重复甚至对立的情况，使得监管难度大大增强。例如，在广为人知的“e租宝”事件中，我国各监管部门和互联网金融协会都未明确相关的监管主导者和执行者，使监管漏洞被不法分子利用而进行非法集资。其次，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协同机制尚未形成，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因此当出现不良行为时，各监管部门无法及时发现并进行沟通，最终导致不良后果逐渐加剧。二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立法、修撰等各项工作的权限归属和具体分配还并未全部完成。例如，从立法主体上看，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制度、地方法规等；名称形式上有“细则”“规定”“办法”“意见”等。由此可见，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名目较为庞杂、层次较为繁多，这无疑是阻碍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良好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我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的整理编纂工作水平整体不高，部分旧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及时清理或修改，这也同样阻碍了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面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出现的新问题与新形势，大力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高效监管是我国的必走之路。首先，我国需重构适合互联网金融发展规律的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增强法律体系内部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例如，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能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准入、审查、批准、保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法律规定，而其他细化性问题多由地方、行政在与基本法不相冲突的标准下做出细化规定。其次，我国要改善原本太过宏观的法律条文，重点加强细则方面的落实。在进行立法工作时，我国需改革传统立法中存在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减少使用伸缩性强、意义不明确的条文，使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具备高度的明确性、细致性和可操作性。再次，我国要加强现有互联网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的整理编纂工作。我们需组织相关人员，针对既有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进行整理编纂，留下符合时展的法律条文，剔除落后且与现展不相符合的法律条文，时刻保持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法的先进性、有效性和时代适应性。最后，我们要加强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体制建设。我国需尽快转变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多头管理”模式，形成“一方主管，多方参与”的新型管理方式，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改变原来各部门相互隔离不通气的局面，有效地促进各部门和单位在金融监管中加强协调与配合。

总而言之，面对发展迅速的互联网金融业，长效的法律监管体系必不可少。《互联网金融监管研究》一书在使读者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重要性的同时，还结合各方理论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能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进步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

作者：何剑锋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迅速发展，金融衍生交易已成为金融市场上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金融产品。针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复杂性、高杠杆性、虚拟性、高风险性等特点，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改善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监管乏力的状况。虽然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尚处在发展初期，但市场监管问题却不可小觑，笔者认为，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应当选择统一监管模式。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监管模式

Abstract:Alongwiththeeconomicglobalizationandthefinancialinternationalization''''srapidlyexpand,thefinancialderivationtransactionhasbecomeinthemoneymarketmosttohavethevigorandtheinfluencefinancialproduct.Inviewoffinancialderivationcharacteristicsandsoontransaction''''scomplexity,highreleaselever,hypothesized,noblecharacterdanger,variouscountries''''governmentandtherelatedinternationalfinancesupervisionorganizationtakeseachmeasureinabundance,improvesthefinancialderivationmarketlawsupervisionastheniadiligentlythecondition.Althoughourcountry''''sfinancialderivationmarketstilloccupiedthedevelopmentinitialperiod,butthemarketsupervisionquestionactuallymaynotbelittle,theauthorbelievedthatdevelopsourcountryfinancederivationmarkettochoosetheunificationsupervision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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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监管模式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金融衍生品是对未来某个时期特定资产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安排的金融协议，按照其自身的交易方法和特点划分，其分为远期合约、期货、期权和互换四种形式。其产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降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基础资产的各种风险，在性质上属于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的工具。金融衍生品贡献巨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致于被美誉为"改变了金融的面目"[01]，促成了金融交易活动的日益虚拟化。然而，由于金融衍生品涉及多个金融领域，系运用多种技术的"金融合成物"，因此，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就必然具备跨市场、跨行业的综合特征，那些将"混合物"分拆成"基本元素"分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法必然会损耗金融监管效率。对"基本元素"实施监管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合成物"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它们不是机械地拼合在一起，而是发生了合成作用的"化学反应"，事物的本质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